父权系统下的自证清白——阿里数赛事件中的不公正

文摘 2024-06-28 20:17 广东

“正确的应对就是，从一开始就拒绝自证清白，拒绝别人翻书包。如果有人强行翻你书包，你就报警”。

—— 田松《科学史的起跳板》

自证清白的陷阱

自6月13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公布决赛名单以来，中专生姜萍突然成为了舆论争议的焦点，数以千计的名侦探与数学家在各种社交平台上争先恐后的分析姜萍是否造假，呼吁姜萍露面接受他们的考核，互联网上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没有人有责任，无论从法律还是道德层面，去达成任何一个陌生人的非分之想。日益高涨的要求一个普通人，尤其是一名未成年人自证清白的舆论走向，背后是隐形的不公正，其中一些男性以“网络炒作”之名把帽子扣一名女性身上，有着强烈的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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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萍的数学水平，未来会有答案。如果她是真才实学，自然经得起时间检验，如果弄虚作假，则并非一名17岁学生能做到的，达摩院也不会动用资源只独为一人作弊撑腰。

“清白”一词有多重含义，用于人时最常见的用法往往是指女性品行“纯洁”，如作家叶圣陶在《倪焕之》中写道“那是没廉耻的行径，清白的女子不应该那样想的。”特指官员廉洁，比如《明史·温纯传》“纯清白奉公”，这类真正掌握公权力的人，有着面对舆论质疑做出答复的责任。“他是个清白男子”这类用法当代已很少见到。

面对“清白”的指控，一名女学生证明与否，都是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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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数学家撰写长文写道“她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他很清楚，对青年女性的质疑，无需面对真实的法庭，道德法庭一直以“还数学界一个清白”的名义等着从地底出现。我邀请你访问，讨论数学和你将来的职业发展，费用由我来承担——这些和人家父亲一样年纪甚至还要大的男人，平日对一个比他自己学生年纪还要小的十几岁陌生晚辈女性，会这么说话吗？

有些人说这一事件被“恶意”上升到了年龄、性别、学历歧视的高度，这一个个“他”都“只”要求姜萍以个人的身份在网民面前出镜，或在专家评审团前面试就可“清白”，请人跳入自证陷阱（self-fulfilling prophe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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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热点中，哪些事件被人视为公共事务，哪些事件变成了话题，话题如何命名，事件中的哪些人与组织成为了主导角色，哪些人在舆论场表达“专业性”，哪些人承担“真相”的重量，这并非偶然。有些“公共”事务在转换了地域、性别、阶层这些外延之后，它的“公共性”内涵可能会发生彻底的变化。

真相或许是存在的，但除非全知全能者，否则不可能关注所有事件的所有角度。

姜萍自己掀不起什么“事件”，她也从未想掀起什么事件，在公共讨论中，不把个体，一个仅仅是考了个试的普通人当作软柿子捏的话题命名可以是“阿里数赛事件”。

父权系统下的不公正

在人际关系系统中，有权“就事论事”者拥有确定事件边界的特殊地位，情绪稳定的定义权，“合理”但不一定合法的“开箱”优先权。

心理咨询中的系统治疗（systemic therapy）流派关注系统中人与人的之间的互动模式，权力的流动。

它从50年代美国兴起的家庭治疗流派发展而来，经过三十多年理论与实践的丰富，系统治疗的理念与视角逐渐走出家庭，走进学校中的师生系统、企业的职场系统，乃至走出心理治疗专业，走进社会工作领域。

以家庭系统为例，有助于理解父权系统这种广泛存在的社会人际关系系统。

在一个家庭中，常常“加班”是一件事，是不去积极关注家人需要的“合法”理由；“家务”不是一件事，“一个闲人干点家务事还值得说吗？”。有时候只有一个特定的人拥有愤怒的权力，即使这种愤怒隐藏在面无表情的“讲理”背后，“我养了你，我最了解你，你应该去考个女生好就业的专业”；有时候一个人连笑的自由都会丧失，“这么贱的事也配提，你也好意思笑？”。在系统中，被卷入澄清“谁对谁错”，会进入理解权力的误区，更为重要的是，谁主动代表他人立法，谁惯于沉默，谁被迫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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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背后是他所代表和服务的整个评价体系，而猫无论被愿意与否，都只有接受被开箱的命运。薛定谔与盒子里的猫之间没有平等的关系可言。开箱的理由可能只是数学家“需要清静才能潜心地做学问”，某些“知识分子”肩负为公众“监督与澄清”的大义，而猫在其中等着生死判决。

这种要求、这些理由背后是父权系统一贯的议程设置套路。当薛定谔的猫表面上被剥离了所谓“阶级、性别、学历……”的标签后，她是孤独无助的，因为她实质上还得以非学术共同体出身的未成年女性身份去面对父权系统的死亡凝视，而箱子已经隔离了支持她的舆论道义性和专业合法性。当议程设置完成后，她就唯有作猫，而不是薛定谔共同体的一份子。猫只有死路一条，区别在于是开箱即死，还是被拉到系统中解剖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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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数赛事件中，存在着几个重叠而有区别的人际系统。这些父权系统具象化的子系统共同把“网红”身份与“专业”声誉压在了姜萍身上，借此赋予了自己给猫“开箱”的权利。

未成年人在网络上被要求扮演成年人“自证”的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人际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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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心理学认为，19-25岁是现代人的成年初显期，处于人类完成社会化的过渡阶段，而17岁还处于青春期晚期，无论是法律、心理以及社会功能上都无法以成年人身份为自己的决定与行为负完全责任。

清华大学劳东燕教授认为：“公共领域的发言，尤其是针对特定未成年人的，难道不应该保持起码的善意吗？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涉嫌考试违规的确凿证据，在网上对一名未成年人展开大鸣大放式的批判，这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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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社会中，一个四五十岁，甚至二三十岁的成年人如果在街头搭讪一个他之前只见过视频截图的未成年人，表示想要对方去自己的工作场所“证明”任何事，都会引来周围群众的警惕、监护人的叱责甚至警方的询问。

网络社会是一个人人皆可以以成年人姿态出现，并与对方对话的社会系统。在网络上，一些成年人眼睁睁的忽略竞赛主办方、监护人等成年人，直接对一位未成年人发出“证明自己非常容易”的邀请，而一名缺乏社会经验、社会资源的中学生，甚至算上她的监护人，一旦离开了她成长的“小镇”，在这样的“著名”人士面前也是无助的。

这些成年人，他们是有“阶级、学历、性别”系统加成的，只是作为“大学”“研究院”的一份子，有着无需自证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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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并非主动在网络上“早熟”，她们是被软硬兼施的拉进成年人的领地，脱离同龄人的圈子，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接受审视，因而提前被“成年”。

女性的“清白”问题中女性与男性人际系统。

一些人对女性的态度还停留在十九世纪，这种态度跨越了学历、年龄，甚至性别。在一系列真相没有或者难以得到权威澄清的热点事件中，只要有大于10岁，小于60岁的女性出现，对她们的形容词组是高度一致的。

在阿里数赛事件中，姜萍被造黄谣，索要旺仔牛奶，色诱老师。一些所谓“意见领袖”，以“真相求解”为名展开了两三个小时的网络辩论直播。个别年龄是人家三倍的中老年男性，用手指打起来手势，相互间笑着去讨论姜萍未来要怎么变现。这种态度中有些隐含性暗示的故作幽默或者文雅的言谈举止，也被支持者描绘成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发表观点涉及点“风花雪月”不行吗？试想如果面对一个未成年男学生，他们在打着公共表达旗帜时，有些表情，有些言谈会不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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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到女性的议程中，相比男性，女性过“清白”关要经过三重门，第一重门是证明没有用“性”贿赂得到“爹”的庇护，第二重门是证明没有借助女性“弱势”身份占便宜拿限量版门票，第三重门才是对自身真实经历与能力的检验考察。

1998年菲尔茨奖得主、英国数学家蒂莫西·高尔斯在《牛津通识读本·数学》中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女性在数学中所能达到的成就会有上限。”从社会表象看，第三重门是第一重门，女性只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就行，实际上如果第一重、第二重门通不过，女性会在发挥自己能力的路上遇到无数藤蔓，几乎不可能有真正到达第三重门的机会。

弟子们享有隐身权的学术圈人际系统。

阿里数赛自2018年举办以来，已经到了第六届，吸引了超过25万人参赛。围绕他的比赛形式，已有一些关于考试公正性的议论，但是在涉及作弊的争议中，“好学生”是隐身于热点外的。公众号作者“南洋富商”认为“精英云集的名校学生，他们作弊的机会其实远超姜萍，因为他们人多，集中，背后还有很多教授当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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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普及最大的影响也许是“民科”学术，但今天的优质师生们却对民间竞赛如临大敌。在优绩主义漫长的塑造下，学习（而不是学术）精英已经形成一个共同体，他们占据了社会资源的空间，但又在可见光下是隐身的。

这些人不会积极论证如何要达摩院证明竞赛的“清白”，这其中可能牵涉到精英子弟的成绩真实性问题；也难得见到他们关于哪些部门与社会组织有权力和有责任审查竞赛的合规性的讨论，因为对他们来说，对这些团体或者系统发问，需要谨慎选择语言，系统了解规则，规避得罪同行，考量潜在的舆论纷扰或者法律风险，而经过这一番辛苦后，可能反而把自身暴露在聚光灯下。

尊重人的公共讨论

命名，是行使权力的需要。姜萍只是通过了一次初赛考试，还有之后的比赛等着她，她并没有去炒作自己。当一些“意见领袖”以“姜萍事件”命名阿里数赛中的争议视频时，他们就给不在场的姜萍带上享受了公众舆论好处的铁王冠，同时也把姜萍标记为了他们觊觎的猎物。

当人们希望公正的讨论一件公共事务，以改善社会，而不是伤害弱势个体，有两个视角可供参考：

面对系统。对一个人自证清白的要求，往往是由隐藏自我的群体组成的道德法庭发出的。发出要求的这些“意见领袖”与“专家”似乎以没有经过精致美颜的个性形象出现，但是实际上他们安全的把自己真身的绝大部分隐藏在父权系统中。个人在系统面前是弱小的。公正的呼声应该是系统对系统的调查，这是舆论应该要求有关部门、研究机构与大赛组织方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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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人。无论是阿里数赛事件、粉红发女研究生事件、胖猫事件还是无数的热点事件中，女性都缺乏根据的被污名化，被标签化，被消费。现实生活中，不仅女性、未成年人，男性甚至“知识分子”，都可能变成孤立无助的个体。“仁者爱人”，人们在遇到热点话题时，如果不先入为主的立“爹味”道德审判，而能够对人稍抱有“母性”爱的善意，尊重人做出人生选择的主体性，那么公众会逐渐迎来一个个人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舆论场。

排版视觉/对影

类人描写

描写这个时代青年的心理困惑。我们是人却又不像真正的人，努力模仿活着，向成人世界要一朵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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