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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给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财富、名气和权势，还是精神、品行、格局和气质？
梁启超，1873年生，戊戌变法领袖之一，师从康有为，清末戊戌年维新变法领袖之一，新文化运动驱动者，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在政界，担任过民国司法总长、币制局长、财政总长等职务；在学界，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有多种作品集行世，《饮冰室合集》有148卷，1000余万字。梁启超共有15个子女，9个成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其中，他的三个儿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其他的子女也几乎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号称“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次子：梁思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其妻为林徽因。三子：梁思永，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四子：梁思忠，留学先后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驻防上海任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因腹膜炎误医身亡。三女：梁思庄，著名图书馆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八子：梁思礼，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与两位夫人共生育了9个子女。
长孙：梁从诫，梁思成子，致力环保，创自然之友协会。甚至，他的弟弟梁启勋、梁启雄和侄子梁廷灿在其引导和指点下也成为了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同济大学教授张文江在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秉元对谈时表示，家庭教育有上中下“三策”：下策是注重知识技能的学习，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最常见的方式；中策是以身作则，即古人说的身教重于言教，家长做儿女的表率，侧重于德育；上策是提升家庭的天花板，最好还能开一扇天窗，引领子女走上一条精神的超越之路。毫无疑问，梁启超在家庭教育方面，有意识地走了上策之路，所谓“九子皆才俊”的根本在精神层面，这也促成了后代各自在知识技能方面成为了专门人才。梁启超不仅个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大人物，他对子女的教育和爱也是无微不至。梁启超写的六百多封家书中，给子女教育的就有四百余封信，总数有百余万字。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都含着深沉的父爱和浸润着儒家文化的言传身教。梁启超希望把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传达给孩子。他写信的频率经常是前信刚发出，就开始写下一封。信中除了嘘寒问暖以外，他还不厌其详地与儿女们谈论自己的近况、经历的大小事情、自己的所思所感，如同亲密朋友之间的谈心，甚至还不时夹杂着诙谐的玩笑。![]()
▲ 梁启超写给长女思顺的家书手迹。1912年，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后，梁启超让女儿梁思顺在日本继续完成学业，自己则归国参与国事。心中感到烦闷时，他常常给思顺写信，表示“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吾得汝书为惟一乐事”，直接表达对女儿的思念，充满了拳拳父爱。当听说思顺因想要尽快完成学业太过用功时，他又赶紧写信，告诫其绝不可因欲速以致病，直呼女儿为其命根。若按术业划分，思顺并未进过正规学校，而是随父亲接受“家教”；思成、思永、思庄受教于西方，所学大抵属文史科，文人气质浓厚；思达从南开经济研究所毕业，而经济学这门学问要到他退休若干年后才登堂入室成为“显学”；思懿、思宁投奔革命；出生于1924年的思礼是9位子女中唯一的工科毕业生。梁启超教育孩子对待学习的态度是平和的，学无止境，故而千万不要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一厌倦即退步。“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梁启超也充分尊重孩子的兴趣和天分，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孩子中学习自然科学的较少，梁启超本希望女儿能学生物学，但思庄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还是不感兴趣。听闻此消息，梁启超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后来思庄成为了一代图书馆学家。梁启超一边细致地为孩子们做好人生规划，一边又得意地对别人开玩笑：“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 梁启超为寄给梁思成的照片所题诗词。
梁启超对孩子的悉心培养，来自他非常细致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对每位子女都有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从学业、人生、情感到健康与理财观念，细细叮咛，反复讨论。并且，以自己努力生活的身影与爱，为孩子建立信心，既有生命大方向感，又有生活细腻感的胸怀。1928年，在致思成夫妇信中梁启超又说：“你们既已成学，组织新家庭，立刻须找职业，求自立，自是正办。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做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梁启超在《教育趣味与趣味教育》中说：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与如今不少父母极力为子女提供优裕的生活环境不同，梁启超最为重视培养子女的忧患意识，时刻教导孩子们要在忧患和挫折中成长，以此磨炼意志，砥砺人格。1916年，梁启超与蔡锷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时，内心非常清楚有可能失败，从而使家庭陷入困顿。但他也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对思顺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能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
▲ 梁启超楷书七言联。他还表示，即使运动成功了自己也不再做官，以免子女易成为纨绔子弟，丧失了个人志向与自立能力。在这样的言传身教和精神指引之下，梁家的孩子们都刻苦求知，极为节俭，最后倒要梁启超劝说他们“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同时，他也倡导清贫其生活，丰富其精神：“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生命也就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梁启超说过“上学是为了求学问，而不是求文凭！”他认为，无论教师还是家长都要“务实”，不应该拘泥于培养多少徒有虚名的博士、学士，而应该把精力放在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上。梁启超尤其反对填鸭式教学，家长和老师都不应把课本里面的知识像喂饭一样灌给孩子，好像知识都“喂饱”了，但孩子学习兴趣却全然没有了。“学习不必太求猛进，像装罐头一样，塞得越多越急，不见得会受益。”他曾经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学习而过于劳累，星期天必须休息，多游戏、多运动。对待在国外留学的梁思成，梁启超也一度担心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于是致信对他说希望思成能像从前一样“活泼有春气”，他就心满意足了。![]()
▲ 梁启超谕梁思成信。
梁启超对于子女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关注。梁思庄一次考试得了第十六名，大大伤了自尊心。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十六名，真不简单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在写给梁思庄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他也曾忧心忡忡地叮嘱梁思成，努力学习固然是好事，但不可“用力过猛”，若是“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作为中国近代百科全书的学者，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对知识性学问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他让思顺留在日本求学，不但专门为其请了几位家庭教师，学习内容遍涉西方社会学科的主要门类——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这是梁启超给思成的引导。他用自己的感悟现身说法教导儿子。“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精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梁启超曾劝告思成在大学三年里不要猛着读书，不能心浮气躁，应该“悠游涵饮，使自得之”；他还写信给准备提前一年考大学的二女儿梁思庄说：“你看见别的同学进大学而自己着急，这不行的，学问应该要日积月累，把墙筑的越厚越好，日子还长的呢。”![]()
▲ 梁启超与梁思忠（右）、梁思庄（左）合影。
梁思忠在留学子女中政治热情最高，1927年初他一度想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被梁启超劝阻：“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来，就会抵不住。”1924年，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由于建筑学是融合工程技术和艺术的学科，所以他3年来成天伏案绘图，思成担心自己以后会成为只知绘图的画匠，离当初的建筑理想越来越远，所以他写信向父亲抱怨了一番，并愁苦自己所学的知识到底有用无用。“你觉得这几年只做呆板功夫，这便是学问正在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欢喜极了”。“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作甚?着急他作甚?”他告诉思成，求学的过程就像是登楼，如果没有踏上初级的楼梯就想要飞升到楼顶，那一定会在中途跌落下来。梁启超对于这些经典书籍的观点是：早早熟背牢记，继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能够时时体验，受益一生。梁启超的长女思顺，生于广东新会，她自幼爱好诗词和音乐，从小梁启超就在家中教她读书，后来，她利用家中丰富的藏书选编有《艺蘅馆词选》。此书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也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梁启超在1912年11月9日写给思顺的信中，说自己获得一本仿宋本《四书》，并特别交代，如果思成学习进步就作为明年二月份他的生日礼物奖励给他。“吾尚得仿宋本《四书》一部（王文敏公旧藏本）。吾留以自养矣。思成学课归汝监督试验，若至明年二月，汝出报告谓其有进益者，吾则于其生日时以此赉之。”接着，梁思成在1912年12月5日给思顺的信中，重述这本《四书》的珍贵和重要，要求思成熟读《四书》直至可以背诵。“思成所得《四书》乃最贵之品也。可令其熟诵，明年侍我时，必须能背诵，始不辜此大赉也。”（“赉”意为 赠送）他也注重发挥孩子们“传帮带”的作用，比如在1912年11月9日、10日写给思顺的信中，就特别交代了思顺要监督思成的学业，如有进步，则奖励仿宋本《四书》一部。梁启超常常寻购旧书、字画，一方面自己读赏，一方面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和奖励，这也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引导。![]()
▲ 梁启超临魏碑四屏。1923年，梁思成去美国留学前不幸因腿骨折住进了医院，正当他因为要推迟一年入学而心烦焦虑时，梁启超写信开解：“你的生平处境不顺，但这种小挫折正是磨练德性的好机会，趁这个时间多读些书准备一下，这也未尝是一个损失呀”。翻阅梁启超家书，我们能看到他教育子女读书的逻辑和技巧。书可以大致分为知识性或修身性的书籍，不同类型的书要对应不同的学习方法。知识性的内容会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因此重在理解，以便应用。修身性的内容属于基础的经典，需要诵读、阐释、体悟和践行，用一生去体悟。在梁思成11岁时，梁启超就要求他熟背《孟子》，并在他22岁时车祸住院期间，要求他再把《论语》和《孟子》重新结合自身体验，去实践感悟。在1923年5月梁启超写给思成的信中他不仅要求儿子读书，而且把三种书的不同读法和侧重点清晰地说明。梁思成在医院的病床上，在自己的人生低谷，经历病痛中能否感受到父亲的良苦用心，静心读书。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各书可向二叔处求取。《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可令张明去藻玉堂老王处取一部来。
梁启超认为，读书是修身的机会，人人都要做读书的修养功夫，我们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不会差。他对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对人格、道德修养的重视使他认为这些乃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先打定了”，才能接下来谈做学问。![]()
▲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梁启超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修身之道，做到了如是说、如是行，修身即生活即教育。1923年，梁启超在致思顺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1925至1929年初，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北京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在此阶段，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对孩子们总结出了“得做且做”主义：“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孩子们在幼小时，梁启超虽然很忙，但还是常常抽空陪伴孩子们玩耍。夏天带他们到海边游泳、钓鱼，冬天组织“群童”去赏梅。他在信中说：“近来和阿时、忠忠三个人合作做点小玩意，把他们做得兴高采烈。”大儿子梁思成一门心思研究建筑，梁启超怕儿子学得太投入，变成一个只知钻研、不懂生活趣味的人。“你所学太专门了，生活也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就有苦恼，这是堕落的根源。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他总是告诉儿女，除了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娱乐的学问”，因为“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 梁启超旧居——饮冰室侧面全景。在他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梁氏子女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梁思成除了绘画功底极好，还会钢琴、小提琴、小号等数种乐器，还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跳高第一名；梁思永能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诗；梁思庄能歌善舞；梁思达擅画画；梁思礼则酷爱古典音乐，在大学参加过古典式摔跤队，游泳非常好，还喜爱下象棋。一家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得益于梁启超的严格要求，每个人都写得一手好字。“最低限度”很好理解就是必读的意思，以下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它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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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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