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花絮：生物医学篇

自1901年创立至今，诺贝尔科学奖已走过124个春秋。在那些至高的荣耀背后，诺奖得主们也曾尝遍生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经历过鲜为人知的彷徨挣扎、坎坷磨难。在他们改变世界的征程中，他们自己也在被这个世界塑造。

在平日的阅读和写作中，我常常会遇到一些令人难忘的诺奖或诺奖得主的逸闻趣事。由于篇幅或主题的限制，这些故事未能纳入已发表的文章中。值此诺奖季来临之际，我将这些花絮特此整理成文，与读者分享。

每年12月初，诺奖颁奖典礼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由于斯德哥尔摩的地理位置，那里12月份的日照时间非常短暂。上午9点多才会完全天亮，下午2点多就开始日落。喜欢睡懒觉或晚上爱在酒吧里贪杯的人一不留神就会错过了白天。因此，几乎所有与诺奖有关的重大活动都会在晚上或天黑后举行。也就是说，诺奖得主和他们的家人们在斯德哥尔摩体验的主要是“夜生活”。

有几位诺奖获得者的获奖成果并非他们科研生涯中最为瞩目的成就。伊万·巴普洛夫（Ivan Pavlov）因为在消化系统研究上做出的众多贡献而获得了190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他更广为人知的成就其实是建立了条件反射理论。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爱因斯坦。他因为发现光电效应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提起他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论。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 Hodgkin）因为用X射线晶体衍射技术阐明了青霉素和维生素B12的化学结构而获得了196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但她更重要的成就或许是破解了胰岛素（1969）的结构。

巴普洛夫于1904年获得的诺奖并不是他第一次收到来自诺贝尔家族的资金。早在1893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的侄子伊曼纽尔·诺贝尔（Emmanuel Nobel）就为巴普洛夫实验室提供了一万卢布的资助（相当于今天的20万美金）。伊曼纽尔·诺贝尔负责家族的石油业务，他在1896—1898年执行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并建立诺贝尔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经历了沙俄和苏联政权交替的巴普洛夫对美国一直很向往，但他首次美国之行却是一场噩梦。1923年6月，74岁的巴普洛夫在长子弗拉基米尔·巴甫洛夫（Vladimir Pavlov）的陪伴下，漂洋过海来到纽约市。他应耶鲁大学的一名教授的邀请，计划前往耶鲁大学做一场报告。6月21日，星期六的清晨，父子二人从纽约中央车站搭乘前往纽黑文的火车。就在弗拉基米尔将行李放在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时，两名小偷突然袭击了巴甫洛夫，翻找了他的外套内袋，抢走了他的重要文件和所有现金，大约20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4万美元）。父子俩迫不得已下了车，离开车站，用弗拉基米尔随身携带的现金雇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朋友家。 到达时，他们才发现装着西装的行李已从出租车车顶掉落，不知遗失在哪里。他们随即取消了耶鲁的行程安排。 巴甫洛夫决定借钱返回苏联。整个经历让巴甫洛夫十分沮丧。

第一次美国之行给这位心理学家留下的心理阴影，直到几年后才得以消散。1929年，他再次来到美国。这一次的旅行平安无事。他终于在耶鲁大学进行了演讲，完成了6年前的未竟之约。

1923年10月，32岁的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从朋友的电话中首次得知自己因发现胰岛素而获得诺贝尔奖时，不禁勃然大怒。他对朋友大喊“去死吧”，然后猛地把话筒砸到了电话底座上。让班廷愤怒的并不是他认为朋友在恶作剧，而是得知他的老板、多伦多大学生理学教授约翰·麦克劳德（John Macleod）也获得了该奖项。在班廷看来，麦克劳德获奖完全是一个笑话。首次从狗的胰腺中粗提胰岛素并证明其有降血糖的工作是他和一名医学生查尔斯·贝斯特（Charles Best）在1921年夏天、麦克劳德度假时完成的。班廷在过去两年中积累的对麦克劳德的不满和怨恨，在诺奖宣布的那天全面爆发。从此两人更加水火不容。

班廷随后宣布将他获得的诺奖奖金平分给贝斯特。麦克劳德也将他的奖金平分给在他实验室里作访问学者、对改善胰岛素提纯起了关键作用的生化学家詹姆斯·科利普（James Collip）。正是：一段宿怨，两名得主，四分奖金，八方受益。

6.  被纳粹禁止接受的诺奖

1939年10月，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授予德国的格哈德·多马克（Gerhard Domagk）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表彰他发现了磺胺类抗生素。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在1937年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德国公民接受诺贝尔奖。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多马克立即向德国政府申请解除这一禁令，并回信感谢诺奖委员会对他科研工作的认可。因为这封信，纳粹政权在一个月后将其逮捕，并监禁了一个星期。当狱友问起他入狱的原因时，他回答说：“因为我被授予了诺贝尔奖”。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诺贝尔基金会于1947年向多马克补发了诺贝尔奖奖章和证书。然而，由于诺奖奖金已被退还给基金会，多马克并没有领到应得的14万瑞典克朗。被希特勒禁止领奖的另外两名德国科学家是分获1938、1939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理查德·库恩（Richard Kuhn）和阿道夫·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然而，在1947年，三人中只有多马克受邀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诺奖颁奖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并发表了迟到了8年的诺贝尔演讲。其他两位则未获得同样的待遇，他们只是收到了邮寄过来的诺贝尔奖奖章和证书。

7.  做过战俘的福斯曼

多马克不是唯一一位经历过牢狱之灾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因发明心导管术而获得1956年诺奖的沃纳·福斯曼（Werner Forssmann），在二战期间曾担任德军的随军医生。1945年，他成为美军的战俘，并在战俘营中被关押了六个月。

因为开发青霉素而于194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霍华德•弗洛里 (Howard Florey)和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在二战期间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1940年夏天，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几个月后，德军对英国的轰炸愈发频繁，攻占英国的可能性日益增加。此时，弗洛里领导的牛津团队正在努力扩大青霉素的产量。他们意识到，一旦德军入侵，他们必须销毁自己的研究成果，以防落入敌人之手，但他们又需要保留特定的青霉菌株，以便将来在安全的地方恢复实验和生产。后来错失诺奖的团队成员诺曼·希特利（Norman Heatley）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他们可以将霉菌的孢子擦进外套的衣料中，隐藏在衣服条纹中的暗棕色斑点孢子能够休眠多年。这样，只要有一个人能够逃离敌占区，之前的科研成果就不会浪费掉。幸运的是，德军不久后把战略重心转向了苏联，英国没有被入侵，这个方案也从未实施过。

美国生化学家卡里·穆利斯（Kary Mullis）是PCR技术的发明者，并因此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我有幸在2014年现场聆听了他的TEDx演讲。在演讲中，他回忆了自己少年时的一段经历：1957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这一事件让美国上上下下受到了强烈的刺激。（斯普特尼克1号不仅是苏联历史上的里程碑，也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它间接促进了美国众多工业的发展，包括航天和半导体。）像当年许多受到刺激的少年一样，13岁的穆利斯开始在家里收集原料，制造土火箭。他的讲述妙趣横生，引得会场笑声不断。

但TEDx有严格的时间限制，每个演讲不能超过18分钟。18分钟到了，穆利斯还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20分钟过去了。主持人不好意思直接打断他，就搬了一个凳子坐在台边，希望穆利斯能注意到他并意识到他超时了。但穆利斯丝毫不受影响，仍滔滔不绝。每隔一分钟，主持人就把凳子挪到更靠近穆利斯的地方坐下。到了第24分钟时，主持人已经坐到了穆利斯的身边。这时，穆利斯终于注意到了他，用“我觉得我讲得够多了”结束语中断了演讲。在全场的笑声、掌声中，他挥手致意，微笑着走下舞台。

1998年10月，正在欧洲旅行和讲学的美国药理学家路易斯·伊格纳罗（Louis J. Ignarro）得知自己和罗伯特·福奇戈特（Robert Furchgott）、费里德·穆拉德（Ferid Murad）因为阐明一氧化氮（NO）在心血管系统中的生理作用而共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在意大利的讲学因此升级为一系列庆祝活动。在活动结束后，伊格纳罗踏上返美行程，计划从那不勒斯飞往米兰，然后从米兰飞往洛杉矶。他需要在米兰及时转机，否则将错过去到洛杉矶的航班。

在那不勒斯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伊格纳罗被告知航班定于上午10点准时起飞，登机时间为9点30分。9点30分他到达登机口时，却发现还没有工作人员出现。10点到了，仍然没有人现身。伊格纳罗开始有些担心，便询问一位路过的机场工作人员：“这班飞机晚点了吗？为什么还没有开始登机？”那位工作人员用不太流利的英语问：“航班应该几点起飞？” 伊格纳罗告诉他是上午10点。他看了看手表，对伊格纳罗说：“10点，9点，12点……有什么区别？我们差不多快起飞了。”

伊格纳罗可不想因为错过航班而在米兰滞留24小时。他决定动用他刚刚获得的特权。他手里正好拿着前一天的意大利报纸，头版上清晰地刊登着他抵达那不勒斯机场的照片，新闻标题是“诺贝尔奖授予路易斯·伊格纳罗教授”。他把那份报纸递到那位对时间比较佛系的绅士面前。他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伊格纳罗，然后又看了看照片，惊呼道： “我的天啊！这是你！”  伊格纳罗赶紧向他解释，这趟航班需要尽快登机并起飞，否则他将错过从米兰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听到这话，他立刻跳起来，迅速组织其他机场工作人员安排登机。飞机在十五分钟后起飞了。坐在飞机上的伊格纳罗终于松了口气。他很庆幸自己带了那份报纸！

11.  杜德纳的中年危机

因开发CRISPR和基因编辑工作而获得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在2008至2009年期间经历了一场中年危机。2008年底，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的她想从基础科学研究转向应用前沿。她接受了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 Inc.）的聘函，并于2009年1月份开始在基因泰克工作。作为首家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那时已经成长为市值近1千亿美元的制药企业。几乎从任职的第一天起，杜德纳就后悔了。她陷入了抑郁而不能自拔，白天恍惚，晚上失眠。1月底的一天晚上，杜德纳再次无法入睡，独自走到后院，茫然地坐着，任雨水将她浇透。后来她先生出来，发现了坐在雨中一动不动的杜德纳，急忙把她劝回屋里。

第二天，她与邻居、加州大学化学系主任迈克尔·马莱塔（Michael Marletta）进行了一番长谈后，决定返回伯克利。她的心情几乎立刻好转，当晚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3月初，在离开伯克利2个月后，杜德纳重新恢复了在伯克利的实验室。这段经历使她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在大公司工作。杜德纳继续在基础科研上耕耘，同时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初创企业，尝试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和应用。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