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下旬的一天，项英、陈毅和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同志开会研究下步行动。大家都认为这么多人集中在一起，绕着村庄打圈子，不是好办法，必须进一步精简机关，分散队伍，把机关人员和直属队分散出去，以缩小目标，利于隐蔽，便于与敌周旋。为此，决定抽出直属队和机关人员，组成一支游击队，由徐赤民率领转移到南雄、仁化、大余、崇义四县边境活动。另组成一个工作团，由刘建华带领随这支游击队行动。任务是开辟新的游击区，并设法与蔡会文部队取得联系，打通湘赣边游击区。
离开特委后，游击队和随队工作团就向指定的区域转移。这时国民党粤军部队对北山地区很注意。虽然他们还不知道项英和陈毅在这里，但知道有红军游击队，派出军队在北山不停地穿插，寻找目标。一个多月时间内就打了几次遭遇战，牺牲了一位同志。在大余内良、河洞之间活动时，只能在山上隐蔽。粮食物资靠来山上做土纸、放香菇的老表代买。
刘建华
1935年5月，摆脱了敌人的追踪，转移到内良与河洞之间的一座山上，有一处长时间没人住过的香菇棚子，不少战士一进棚躺下就睡着了。徐赤民与刘建华商量，考虑到这段时间大家都疲倦极了，每人背的米袋子已补充了粮食，打算在此地休整两天。不料第二天一早，哨兵就发出了报警枪声，大家从梦中惊醒，立即冲出香菇棚，往下面沟谷跑。那里有很多砍下放香菇的树，横卧直躺，战士们很灵活地从香菇树底下钻过去。敌人从山顶冲下来，很快就到了香菇棚旁边，刘建华跟着两个战士从横排路上冲出去，刚钻到香菇树底下，距敌人只有十几米，就听见敌人在大声叫喊：“不要打死，要抓活的。”刘建华钻出香菇树用手枪向几个追来的敌人开了几枪。这种打驳壳子弹的手枪性能很好，目睹有个敌人倒下去了。这时敌人又叫喊道：“不要活的，打死他。”刘建华一个箭步翻过小山坡，钻进一片树林，跳出了敌人的射程范围，敌人没再追来。可是部队已被打散了，刘建华和警卫员叶满德也失去了联系，一个人只好转移到另一个山头隐蔽起来。由于敌人天天追击这支部队，战斗不断，部队随时都可能被打散，所以每天都约定一个山头为联络点。待到黄昏时刻，刘建华走出树林，握着手枪边走边听动静。通过一段山路，安全到达指定联络山头。他轻轻拍了三下巴掌，可是久久没有回应。他心里不觉纳闷起来，难道战友们都牺牲了吗？他打定主意在树林里等待失散的同志。可是直到深夜仍不见一人。这一夜都没有睡觉，背靠大树坐着听动静。黑夜的山林并不平静，它是野兽的世界，山牛、野猪等各种野兽互相追逐，林中回荡着阵阵野兽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为免遭野兽伤害，刘建华爬上一棵大树，坐在树枝上，果然野兽就在树下来来往往，厮打嚎叫。他坐在树枝上，两眼在黑暗中搜寻，双耳细听动静，企望能遇到战友。直到天色微明，野兽都跑到别处去了，他跳下树来，舒展四肢，向山林外走去。还没有走百米远，突然看见一个人头从树背伸出。不免心中一惊，难道是敌人，仔细一想，敌人不可能这么早来。再定睛细瞧，不由大喜，脱口叫道：“满德，是你呀！”叶满德闻声跑了过来。两人抱在一起，非常兴奋，喜悦之情难以形容。谈起昨晚情况，才知道两人隐蔽处靠得很近，彼此都把对方的响声误为野兽。
刘建华和叶满德两人会合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人来，便决定去找特委。但特委在哪里，只知道在帽子峰山区，具体地点并不清楚，只能向帽子峰方向找去。这里距帽子峰还很远，还须经过许多村庄，由于情况不明，打算不走村庄，而是对着帽子峰方向一个一个山头翻过去。进入大余县内良乡山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屋场。估计这样的大山中敌人不会这么早来，两人已有两天没吃饭了，饥肠辘辘，很想先找个地方吃饭。刘建华在草丛中观察了片刻，见无异常情况，两人便向屋场走去。有个四十岁左右的老表正坐在门前编织篾器，刘建华上前询问他贵姓，这个老表见两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似乎看出是游击队的人，便和气地回答说姓李，并说这里只有两户人家，地名叫李树下。又问道：“同志，你们要到哪里去？”刘建华也坦言相答：“去找游击队。”这个老表听了，又说：“你们没有吃饭吧？这里常有白军来抄山，你们先到牛栏楼上去休息，我去做饭。”
刘建华（左）1950年与杨尚奎（中）、陈丕显（右）的合影
刘建华和叶满德两人在这位老表家吃了一顿饭，还给了两三斤炒米带到路上吃。刘建华给他七八毛银毫子，他不肯收。刘建华便说：“红军游击队有纪律，吃饭要给钱。我们很感谢你，这点钱一定要收下。”他才勉强收下。两人告辞出门时，他好像知道他们要去帽子峰，给他们指点上山的方向。这时天空开始下小雨，还没有走出一百米，这位老表又呼喊：“同志，等一等。”回头一看，只见他拿着两顶斗笠，交给两人并关心地说：“送给你俩遮遮风雨。”刘建华二人戴上斗笠，心头涌上一股暖流，由衷地感激这位李老表。解放之后，刘建华曾去了李树下这个地方，想找到这位李老表，表达他的谢意。可是那里已变了样，原来的房子没有了，只有一个木工房。听说那位老表已外迁了，此后一直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
告别李老表，刘建华两人朝着帽子峰方向，翻过一个又一个山头，走呀走呀，饿了吃口炒米，渴了喝口泉水，倦了就在树丛中背靠大树打个盹。在帽子峰大森林里辗转了三天三夜，仍没有找到特委。这时，炒米已经吃完了，就摘野果吃。很凑巧，偶然发现了一只刚死去的小麂子，可能是野兽打架咬死的，身上还有热气。叶满德把麂子背到一座无人的烂纸棚里。满德身上还有一把小刀，刘建华有一盒火柴。把麂子皮剥了，用一只烂钵子煮熟，饱饱地吃了一顿。
吃过麂子肉继续上路，走到一处三岔路口，估计特委在这一带，总会有人往来。两人就躲藏在密林中观察等候。果然有人经过。分析在这大森林里，本地人不会单独一人来此，敌人单独一人也不敢来，估计来人是自已人。两人拦住他，刘建华说：“你是我们的同志吧？我们两人是前几天战斗中失散的，来这里找特委。”这位同志不承认是游击队的人，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纸的。刘建华一再向他解释，说明战斗经过，如何失去联络，知道特委在这一带，才来这里找。这样一说，他才有点半信半疑，他说确实不知道特委在哪里，只听说附近有个后方医院。刘建华心中明白，在游击环境下，为了保密，是不允许把我们直接带到特委去的。便要求他带二人去后方医院，他终于答应试试看。经过一段山间小道，到了一处竹棚子，这就是后方医院，有几个伤病员。这位带路人就是医院的管理员，到了后方医院就安全了。刘建华写了一封信请他设法转给特委。果然第二天特委就派了一个交通员来接他们两人回去。此时，刘建华的心情十分激动，好像与家庭失散而漂泊四方的儿子，又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那样温暖，那样舒畅。
5月中旬，刘建华二人终于回到了特委机关。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同志都来看望。陈毅拉着刘建华的手，亲切地说：“你们辛苦了，回来了就好，好好休息一下。”杨尚奎不等刘建华二人汇报情况就说：“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全队都先后会合了，你可以放心，人没有损失，只是行装弄掉了。”后来，杨尚奎安排刘建华在特委机关休息了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