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作协】周祥龙：看电影

文摘 2024-06-14 10:29 湖北

高中时，是三毛的忠实拥趸，并且有位女同学与我惺惺相惜。那一年三毛编剧的《滚滚红尘》在小城上映，机缘难逢，她与我商量，即使逃课也不能放过。

我是走读生，回家吃了晚饭不入校即可。但女生是住读生，重点高中的保安不好糊弄，出门必凭老师批的假条，捂着肚子脸色装得再凄惨也无用。

教职工家属区后的一段矮墙，翻过去就是菜市场。女生说，天色擦黑时，你就去墙外接应我。

我在墙外一直守到电影开场，也没能等到她。我甚至还在菜市场找到一张废弃的旧桌子，搬到墙下，方便她落脚。

失望的我气喘吁吁奔向电影院，一头扎进黑暗里。电影里的张曼玉恰好拿着手电筒一通乱照，爽朗地大笑，像极了该女生调皮的样子。我撅起嘴冷笑，被放鸽子的感觉，很不爽。

电影我是分两截儿看完的。看了尾巴再看开头，观感极差。第二场开场前的间歇，我还要躲进厕所逃避清场的工作人员，正看得投入时，又快到了下晚自习的时间，只得中途悻悻离场。一场以兵荒马乱为时代背景的电影，与我观影中兵荒马乱的感受“相得益彰”，两两相较，着实让人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翌日出早操碰见女生，我黑着脸不说话。她问我电影好看不，我勉强从鼻子里挤出个冷哼。早操结束是例行的校长训话，他再次强调晚自习纪律，并点了一些“坏学生”的名，女生的名字赫然在列。原来，昨晚她刚鬼鬼祟祟地进入教职工宿舍院子时就已经光荣“被捕”了。而自始至终，她并未供出我这漏网之鱼。

后来我与她讲到电影里的场景，林青霞饰演的女主将最后的船票送给了秦汉饰演的男主，从此天涯永隔。她听后怅怅地叹了一口气，“这么荡气回肠的悲剧，可惜我没有看到，真令人悲伤！”在说这段话时，她油油的手正捧着一个浑圆的肉包子。我突然想起昨晚她未能顺利逃课的情节，若将船票换做电影票，似乎也能讲一个悲伤的故事。她又哈哈大笑起来，此前一瞬间无可名状的悲伤是多么虚空呀，尤其在青春年少的时候。

当年我们都还不知道张爱玲，更不知这荡气回肠的爱情改编自她的故事。只是《滚滚红尘》在金马奖斩获一众奖项，独缺了最佳编剧奖，而三毛也在这个档口决绝离世，始终让人意难平。

张爱玲说，“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廉价的王宫，全部是玻璃，丝绒，仿云石的伟大结构。”在电视时代来临之前，电影院的确是每一座县城最伟大的建筑。

传统电影院大多是巨型银幕，一千多张座椅，所有人只能同时观看同一部电影，不能满足观众的个性化需求。而有线电视的兴起，电影市场的萎靡，也是电影院消失的重要原因。

当阳剧院矗立在繁华的子龙路，空阔的前广场，宽而平的台阶，正立面门廊是一排粗壮的欧式古典风格立柱——如果将它想象成人民大会堂的样子，也不算过分。当然这只是它留在我记忆中的模样，已消逝的事物总因回忆在暗处打着高光。

老剧院内部宽敞大气，大跨度，穹顶，从二楼看台往下看，视野十分开阔。一直认为能买到二楼第一排的票是一件幸运的事，没有人头遮挡，也有足够的空间伸展腿脚。

座椅实木黑漆，因为年代久远，漆面斑驳，但不失厚重。其实，整个剧场都没有多余的装饰，通顶悬垂的枣红色金丝绒窗帘、金色壁灯和墙上的石膏浮雕画，极为庄重肃穆。

剧院不仅放电影，也是大型集会的最佳场所。从小到大，从儿童节到国庆节，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那里登台演出。印象深刻的是国庆50周年前夕，各政府机关分战线轮番组织文艺汇演，我所在的建委也排演了一整台高水准节目。记得我前后共参演了4支大型舞蹈，整台戏都在不停地赶场中。猩红色的大幕徐徐拉开，前台一派井然有序。有谁知道幕后的我们正手忙脚乱地换服装，取道具，我踩到你的裙子，你挡了我的路，叽叽喳喳地闹作一团呢？

在剧院演出或看演出，感受皆宜。音乐声是震撼的，宏大的，有史诗般的庄严。灯光是明亮、热情的，加上数千观众的互动气氛加持，演员也演得格外有劲儿。这与其他小礼堂、宴会厅的效果不可同日而语。

大约在2007年的时候，古老的当阳剧院被拆除，不久之后，当阳电影院也被改作了超市。影剧院的拆除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院线电影到来前的那几年，当阳没有电影可看。

当年我骑车路过那片废墟时伫立良久，感慨万千，似乎在与我的青春时代道别。

1980年代，是电影黄金时代。

逢年过节、休闲娱乐、朋友聚会、亲子互动都可以看电影；单位工会活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多半要看电影；就连年轻男女谈恋爱，也会去电影院。

早期还没有贺岁档这一概念，春节期间恰好有什么电影上映，大伙儿就看什么电影。

还是很小的时候，正月初一下午被爸妈带去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剧情早已记不清，只记得是部哭戏。散场出来天色尚早，众人顶着肿得像桃子般的眼睑涌出电影院，抬首确认一下是熟人，连忙尴尬地互道新年好，那情景极富喜感。过年有很多禁忌，不吉利的话不许说，小孩子也不能哭闹，但对看电影却很包容，算是个例外。

有一阵子，炮制催泪弹似乎成了电影人的流量密码，哭戏一部接一部，一部比一部卖惨。比如初中时学校包场去看的《妈妈再爱我一次》，被誉为年度眼泪收割机。现在回想起来，那部电影情节老套，颇多瑕疵，一味地煽情，并没有多高级。但是想起坐在我旁边涕泪肆流的班主任老师，如此真情流露，又觉得这电影十分美好。班主任姓姚，平素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爱穿灰色西服套装，眼神犀利，批评起人来毫不留情，同学们都有些怕她。看电影时她坐我旁边，让我格外紧张。以至于电影开场很久，我都难以入戏，只留心观察着她。姚老师倒是看得投入，肩膀一抖一抖地，不时抽泣，擤着鼻涕。电影结束时灯光大亮，她已借完了我所有的卫生纸。她很不好意思地从包里掏出一颗苹果递给我，算作对我的补偿。我发现她红红的鼻子秀气而坚挺，湿润的眼睫毛十分温柔，从此便再不怕她了。

年轻时总认为，哭泣对一个男人是件丢脸的事，所以抗拒在大庭广众之下落泪。若是一个人坐在黑暗里，隐藏在陌生人之间，心理上又能接受一些。所以一群人去看哭戏我是十分抗拒的，碰见煽情的镜头，往往只能强迫自己转移注意力，尽量出戏，忍得十分辛苦。

人至中年，经过打磨的心反而更加柔软了，登上长城迎着塞外的风，俯瞰壮美风景都会将自己感动到落泪，更不用说那些与父母、孩子有关的催泪瞬间。终于明白，能够放肆地流泪也是一种松弛感。因此无论看什么电影，都要先备上一包纸巾。

小时候的我还是更喜欢看喜剧，不喜欢哭哭啼啼。

每逢有新片上映，有人提议去看时，我第一句话总是问：“是悲剧还是喜剧？”

同龄人回答倒也爽快：“是喜剧，武打片，好笑得很！”

但问起父亲，他却要结合剧情反复思考，有时候甚至不能给我一个答案。这多奇怪！世上分好人和坏人，哭为悲，笑为喜，不是很好区分嘛？

父亲常年订有《大众电影》杂志，我从那里了解到最新影讯。影评看得多了，也对电影有了新的认知。

鲁迅先生这样定义悲剧和喜剧：“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一般来说，悲剧的戏剧冲突，以主人公的受挫、失败或牺牲为主要内容。《罗密欧与朱丽叶》、《泰塔尼克》都是悲剧。但这种理论显然是建立在西方美学架构上的，中国的传统戏剧，悲剧往往又要给人一个圆满的尾巴，例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牡丹亭》的还魂等。

八十年代末上映的《南北少林》，是李连杰少林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部，其中吕方演唱的插曲《小河在我心中流过》十分唯美抒情，直到今天我还记着那旋律。这是一部由大陆演员出演的港味动作片，片中很多搞笑情节，李连杰扮作牧羊女逃避官兵追捕那场戏笑料百出，令人捧腹。最后主人公们大仇得报，十分圆满。而李连杰饰演的男主因为坚守做一个好和尚的初心，强按捺驿动的心，将订了娃娃亲的美人拱手相让，分手时那一个决然的转身，令年幼的我已能觉出感伤的滋味。

后来电影看得多了，对那些笑中有泪、泪中带笑的情感领会得越深入，对悲喜的区分也越模糊。人生复杂得如一团灰色，悲得不纯粹，喜得不彻底，越来越多的电影反映出复杂的人性。终于明白，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是简单粗暴的，而用悲喜来划分电影也是一件幼稚的事。

过去在剧场看电影，有仪式感。

全家要换上体面的衣服，提前入场落座，观影时切忌交头接耳，尽量不要频繁进出。暑热天晚上看电影，父母还会督促我们洗澡换衣后再去。想来观影时临座人身体散发的异味，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

我以为看电影前要沐浴更衣只是我家的个例，后来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如此。有次傍晚去大伯家，正碰见堂姐穿着俏丽的小碎花连衣裙从楼梯下来，一阵香气在鼻翼间拂过，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她摆摆手急冲冲地出门去了。随即听见堂哥在楼上抱怨：“洗澡水都不倒，看个电影有啥可着急的！”我上楼帮堂哥把澡盆抬到洗手池边，堂哥说：“你看这洗澡水像没洗过一样清亮，倒了多浪费，留着咱未来姐夫回来喝可好？”逗得我哈哈大笑。他又和我讲古，当年蒋介石就喝过宋美龄的洗澡水，所以才抱得美人归，云云。不知道是真事还是他的杜撰。

零食也是看电影的必备佐料。最常见的是五香瓜子，大家齐心协力嗑得满剧场都是八角茴香味儿。就数影剧院门口的小摊贩最多，爆米花、炸豌豆、山楂条、卤豆干应有尽有，饮料通常是酸梅汤和三皮罐，如果是堂哥领我去看电影，他会给我买一罐健力宝，在当年可谓豪奢。

看电影虽然需要仪式感，也不必正襟危坐，严肃拘谨。随剧情放声大笑，也不会招来侧目。但看话剧就不一样了。

早年在小城也上演过话剧、歌剧和舞剧，但我印象都不深。只记得剧场里安静异常，仿佛观众都屏着呼吸。从小我就有了这样的认知：只要是真人表演，无论演员表现如何，都不能吝啬掌声，更不能喝倒彩。这是对舞台艺术最起码的尊重。

我看过最经典话剧当属在北京人艺剧场上演的《雷雨》。诞生于1934年的《雷雨》，是曹禺将中西方戏剧写作技法融会贯通，打造出的第一部民族性的、反映人民生活的作品。从1954年人艺版《雷雨》首演，到我二十一世纪初亲身坐到人艺剧场观看时，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上高中时，曾在语文课上与同学搭档朗诵《雷雨》，我试读的角色就是周萍。因此在观看《雷雨》时，对濮存昕饰演的周萍十分关注。记得我读台词时频频有同学笑场，没想到连濮存昕这类大咖在人艺剧场也会遭遇观众笑场的“事故”，这份共情让我替他直冒冷汗。我后来想，观众发笑，一方面是创作团队对老套的表演方式和节奏没有及时根据时代审美的变化做出调整，另一方面也说明观众对《雷雨》的理解还不够深刻。

90年代校园民谣最红火的时期，与我的大学时代基本重合。几乎在每一个高校的草坪上，都有一位文艺青年拨动六弦琴，用沙哑的嗓音唱着伤感的歌。比如郁冬的这首《露天电影院》，声调平缓，平铺直叙，几乎没有高潮。但它意蕴深沉，仿佛一杯清茶的氤氲水汽，直扑上我的脸颊，湿润了我内心。

那一年，阿峰、兵哥和老汪，我们都还是少年。在食堂吃一顿饭只要三块五，学校露天电影院的门票要五毛钱。

露天电影院已垂垂老矣，银幕都撑得不太平整，一阵风起让画中人跳起了迪斯科。水泥看台斑驳破损，缝隙间蔓草横生。几十个学生三三俩俩散落地坐着，看中文字幕模糊不清的英文原声片。也许是《魂断蓝桥》，也许是别的什么旧片子，当然这不重要。兵哥既来之则安之，盘腿坐着一脸沉默地看。老汪推了推他八百度的眼镜，努力辨认着字幕。只有阿峰眼神飘忽，他的目光投射到前排不远处的披肩长发上：“你看那个姑娘伢，发卡上别朵栀子花的。”我故意学他的武汉话：“么斯栀子花茉莉花？”阿峰白我一眼，意思是我这个玩笑开得不合时宜。彼时，我对学武汉话有浓厚的兴趣，武汉话干脆爽利，还有一股子呛人的烟火气。这“栀子花茉莉花”说起来也别有深意，一是比喻某人穷讲究；二是比喻言语中爱东扯西拉，不着调。风又起了，女孩头上的栀子花在闪烁的银幕光影中发出幽白的光，那些饱满的花瓣，是青春才有的丰盈模样。如今的阿峰专心于练习书法，闲暇寄托在钓鱼竿上，与他见面吃饭，他早已修炼到对过路美女视若不见的程度。我也忘了问他，是否还记得那夜露天电影院的星光。

珞狮路街道口附近有一家镭射影厅，大约是用旧仓库改建，规模不大，片子却更新极快，虽然3元一张的票价高出露天电影院一大截，仍引得众同学趋之若鹜。

影厅其实相当简陋，临街搭个小铁皮棚就是售票处，一块小木板上写着今日上映、电影名若干，旁边配一行小字，某届奥斯卡提名奖演员新作等等，往往虚张声势。细看那字迹潦草粗陋，与电影院精美的海报完全没有可比性。甚至在以前小地方的电影院，也会有一位画电影海报的专职人员，隆重一点的，画上巨幅剧照，简约的也要写上漂亮的美术字。阿峰呛声道：我的拐子！正咱看的是盗版电影，你还要个么斯“栀子花茉莉花”咧。

作者简介：周祥龙，湖北当阳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专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宜昌市散文学会理事，当阳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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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周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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