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阳作协】周祥龙：惘然记

文摘 2024-08-01 17:38 湖北

数罗汉

1991年，玉泉寺的罗汉堂并不在现址，而是在大雄宝殿背后台阶上去的毗卢殿里。与现在中规中矩的罗汉堂不同，毗卢殿的罗汉造像很有一些俏皮的味道：末尾501号罗汉衣衫褴褛，手持破扇，那是大名鼎鼎的济公；抬眼再看横梁之上，无拘无束潇洒不羁的那位，不正是斗战胜佛孙悟空嘛！

放暑假，我们老周家一帮孩子，由大人们领着去数罗汉。数罗汉的规矩是，随便走到某个合眼缘的罗汉面前，定下起点，依次按顺序往右数过去，数到你虚岁年龄的数字停下来，那个罗汉代表的就是你的命运。

这事儿太玄幻了。玉泉寺我估摸去过上百次，若每次随机选择，命运的齿轮就会随机转动。即便我记得那打头的罗汉，未必我的运数也年年右移到下一个罗汉手中么？

所以我对数罗汉一点儿也不虔诚，草草选一个了事。回到大殿正中，有个面色红润的胖和尚正与游客侃侃而谈。见到我们一帮小孩，来了兴致，主动要给我们看相。

他的目光从我们脸上依次扫过，停留在兰姐姐身上，说：“你们这群孩子里，就她最会读书。”我不服气地打断他，“我数到的罗汉还手捧一卷书呢！”那和尚也不恼，慈眉善目地冲我笑：“兴许你看的都是闲书吧？”

果然。数十年后，只有兰姐姐读到博士，而我们都较为庸碌。到现在，我也不相信数罗汉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看相人的灵验，一是观者从举止神态去推测，二是听者的心理暗示夸大了巧合。然而我没有告诉胖和尚的细节是，我数的罗汉手捧书卷，却斜眼望向别处。那表情是清冷的，目光又是慈悲的；微扬起的下巴是桀骜的，含胸的姿态又是谦卑的，竟和我本人一样矛盾。

八月理发店

那几年，漫长的暑假总是倏忽即逝，头发也像心中荒草，恣意凌乱。我妈说，开学前一定要理个发。

南正街中段有家国营理发店，老式的剪发椅，黑皮坐垫龟裂成花瓣状，水磨石地面灰扑扑的，无论什么时候踏进门，地上总是堆积着一卷卷剪下来的头发。吊扇和理发椅一样古老，叶片结满了蛛网，像个神志不清的老人，摇头晃脑、支支吾吾地讲着语焉不详的故事；又像是悬垂在头上的一把剑，很怕它会毫无征兆地掉下来。洗头发在里面的小黑屋，蜂窝煤炉上的大锑锅里炖着热水，墙上挂个大水桶连着出水管，一瓢热水兑几瓢凉水，理发员阿姨的手指就是温度计。

其实那会儿，满大街各式新潮理发店如雨后春笋，温州发廊、广州美发、甚至“一剪梅”这类稀奇古怪的店招牌都有。温州发廊里的小姐姐温柔又健谈，一张巧嘴把每个顾客都夸成了一朵花。可我妈说，还是国营理发店好，你看你去发廊剪的头发，和没剪过又有何区别。

的确，新发廊注重造型，摩丝一打锃亮体面，发丝硬得风都吹不动。但若论及剪发的手艺，却不如从业数十年的老阿姨，头发一沾水恢复到软塌塌，长不到半个月发型又乱了。我还懂得我妈没明说的关键因素：发廊要价高，是国营理发店的好几倍，很不实惠。

国营理发店的阿姨有好几个，后来慢慢退休，有印象的只剩两位。皮肤白的阿姨长相秀气，说话温柔，满脸笑意。黑脸的那位粗嗓门，身形高大，手劲儿又足，洗头发时用力按着我的脖子，很怕被她拧断了。

我每次剪发先在街对面留心观察一番，白脸阿姨手上空着，我就赶紧溜进去。但往往是，两人都不得闲的时候居多。万不得已坐在长条椅上等，像接受命运的审判，不知道下一个轮到的会是谁。黑脸阿姨手脚又快，不一会儿就拿剪子重重地敲打椅扶手，大声喊着：“下一个来！”我免不了心里一咯噔。

中午的时候比较闲，看白脸阿姨送走了上午最后一个客人，我瞅准机会跑过去，一屁股坐到她的剪发椅上。黑脸阿姨说话凶巴巴地：“这孩子真会掐时间！你不吃饭还不许我们吃吗？”我吓得噤声不敢看她，白脸阿姨还是好脾气地笑，招呼我坐好，抖开已叠好的围布。这时一个怯怯的声音在门外说：“阿姨，能给点吃的吗？”

我循声望去，一个和我年岁相仿的男孩，又黑又瘦，穿一件破背心，不合季节的厚长裤，解放鞋，肩上挎着个大大的蛇皮口袋，呆呆地立在阳光下。他的头发可能一个月都没洗了，黏腻地堆在头上，也许还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黑脸阿姨朝他招手，让他进来坐，并把自己早上带的饭盒找出来，拨出一大半饭菜到他碗里。我坐在剪发椅上闭着眼睛，耳边虽有电推剪的嗡嗡声，头顶电扇的吱吱声，但竖起耳朵还是能清晰地辨认出男孩急促的吞咽声。在黑脸阿姨的盘问下我也听出个大概：这男孩从四川出来，跟着叔叔一起去江苏打工，叔叔在建筑工地摔死了，他只得独自返乡。火车坐到武汉钱被偷了，他打算一路走回家去。

白脸阿姨已听得不胜唏嘘，我抬眼看她，眼圈红红像噙着泪。吃完饭男孩千恩万谢地要走，黑脸阿姨却拉住他，非要给他理个发。

男孩无力拒绝，手足无措地进了小黑屋，又顶着湿漉漉的头发坐到我旁边。我记得以前，黑脸阿姨是最爱絮叨的，谁的头油多难洗，谁的胡茬硬得剃刀都刮钝了......这次居然没有嫌弃男孩脏，电推剪的嗡嗡声也变得格外温柔。男孩乌黑的发卷像花瓣一样飘落，黑脸阿姨几乎是讨好他一般地说：“你看剪个头发多好，收拾利落了，回家才好见妈妈呀！”

我看见他长满茧子的手撑着坐垫，紧张的身体微微前倾，低头闭目，好像肩膀上承着万钧重。他的鼻尖悬着一颗小小的，晶莹的水珠。忽尔那水珠沉重跌落，消失在洁白的围布上。很快，鼻尖又形成了一颗新的水珠。我这才意识到，那是他的眼泪。

多年以后，我还时常想起那个八月的理发店，陌生男孩的眼泪无声流淌。有的人坚硬外壳下往往藏有柔软的心，黑脸阿姨用一件小事颠覆了我对她的偏见，并让我感到羞愧不已。黑白美丑从来定义不了一个人的好坏，只有骨子里流露出来的善良，才是人真实的底色。

一颗红豆

我妈说，我是幺叔和幺婶的媒人。

幺婶在成为我婶婶之前，是我幼儿园里的老师。幺叔常被婆婆指派去接我放学，一来二去，两人搭上线，成就了一段姻缘。

其实，我一个小孩子家懵里懵懂的，哪会保媒拉纤这活儿。无知无觉间做了好事，也要有个名头。叫“红娘”性别不符，叫“月老”更不搭界，那就叫“一颗红豆”吧！

可能是小时候的我将顽劣的本性隐藏得很好，一般来说还是很讨姐姐们欢喜的。院里单身宿舍楼里的芳芳姐，就特别喜欢我。

芳芳姐武汉人，不知为啥到我们这小地方来工作了。长头发扎成马尾巴，平时都穿蓝色工作服，和我讲普通话。

我也许是为数不多有资格踏进芳芳姐宿舍的小男孩吧？我极少看见一个女子能将单身的日子过得如此精致。她的房间不大，却显得空阔，水泥地面拖得油亮反光。一张床、一组衣柜、一套写字桌椅、一具单人沙发就是全部家具。写字桌上摆着双卡录音机，无疑是房间里最夺人眼球的物件。她时常擦拭，让它不染纤尘。写字桌虽是旧物，铺上花桌布，压上玻璃板，又增色不少。尤其是她的玻璃板下精彩纷呈，好似五彩的展览板，她和家人的小照穿插期间，装饰了邮票、糖纸、树叶、粮票、剪贴画，甚至还有崭新的钞票，花花绿绿，琳琅满目。

芳芳姐与我妈同是手工编织爱好者，善用钩针制作各类小物件，围巾、手套、拖鞋信手拈来，就连沙发巾这样的宏大工程，她也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完成。芳芳姐和我妈一块儿研究编织，去我家勤，我妈常留她吃饭。也许就是那时候，与卢叔叔熟识的吧？

那时候爸爸已调到另一家单位，卢叔叔是爸爸的新同事。我妈热心肠，爸爸的单身男同事也常来我家蹭饭。

芳芳姐说，你卢叔叔是大学生，看过好多书。

芳芳姐又说，姓卢的是个榆木脑袋，出门撞了南墙也不拐弯儿。

芳芳姐还交给我一张电影票，让我在周五之前，务必交到卢叔叔手中......

我问芳芳姐：“如果你和卢叔叔结了婚，是不是就留在这不回武汉了？”

芳芳姐一愣，继而咯咯地笑：“你想让我嫁给卢叔叔吗？”

可我又想得长远起来：“姐姐你又说武汉比我们这里好呀！百货店里的糖果有几百种，长江比小小的沮河不知宽几百倍，长江大桥一直通到云霄里......”

“说的是呢。”芳芳姐也和我一样眉头紧锁。

我妈说卢叔叔和芳芳姐经常吵架，是一对冤家。这段姻缘真令人黯然神伤。

终于那个放学后的傍晚，我听说芳芳姐走了，回武汉去了。这一走，恐怕就再不会回来了。

我气喘吁吁地跑上楼，她的宿舍门大开着，除了家具还在，生活物品都带走了。我走到写字桌前，看见玻璃板还在，压在玻璃板下花花绿绿的装饰也在。细看才发现，她只把其中的照片都挑走了。

我默默地收拾起那些树叶、邮票和剪贴画，其中还有一张蓝色的纸币。路过小卖部，我用它买了一颗棒棒糖。

人生第一次，我从糖果里吃出了丝丝苦味。

口红

曾经，那个小镇商贾云集，一条运输大通道横贯东西。小镇是货运司机、南北客商的必经之地，需求催生了服务业的兴盛，民以食为天，开得最多的店是饭馆。

也不单单是镇上，因为以司机为受众，饭馆在沿路随处可见。大一点的店，还可停车住宿。

表舅的新房子盖在公路边，一时成了香饽饽，被老板租下临街二层楼房开了餐馆，一家子又退回到后院旧屋里去住。

九月我即将去武汉上大学，在家百无聊赖，于是答应陪我妈去表舅家做客。为了防止无聊，我随手抓了一本小说带着，是池莉和她先生合著的小说《口红》。

果不其然，我对拉家常毫无兴趣，幸好有一本书，抱着它在餐馆门厅的沙发上蹭空调。

吃完午饭，我准备继续看书，却见沙发上坐着一女子，捧着我的书正看得起劲。她的头发烫成大波浪卷，脸上粉底白扑扑的，涂抹厚重的红唇如烈焰一般燃烧。她穿着黑色一步裙，超短露脐装，这扮相与她入神看书的姿态十分违和。

见我来了她尴尬地合上书，用蹩脚的普通话连说“对不起”。

“没事儿，你想看就先看，我可以回家再看。”我对爱读书的人一向抱有好感。

“不了，我也没时间看完的。”刚把书递还给我，她就被老板娘给叫走了。

下午她比较闲，常来门厅坐着陪我说话。谈话间了解到她与我同岁，初中毕业被表姐带出来打工，已经三四年没回过家。她家在大山深处，下了班车还要走一天的山路。得知我即将去上大学，她十分羡慕：“可惜我没你这么好命，家里穷，还有两个弟弟，不可能供我读书。其实我初中语文成绩特别好，作文还在我们县报上登过呢！”

见我俩聊得火热，表舅妈在后门朝我招手，唤我去吃西瓜。“龙哥儿别去招惹那姑娘，你就在后院坐吧。”舅妈闪烁其词，欲言又止。

我只好在院子里逗猫玩。一阵风吹过，断断续续听得老板娘尖利的声音飘来：“我劝你别做白日梦了，人家大学生是你能攀的高枝儿？......今天晚上拉不来两桌客，仔细揭了你的皮！”

她的话像剃刀片，扎得我脸上火辣辣地疼。从此我不敢再踏入前厅半步。

夏末傍晚的夕阳像一团胭脂，朝公路尽头坠了下去。我和我妈站在公路对面，等回城的班车。远远地看见那个穿露脐装的女孩，斜倚在门前一棵枝叶稀疏的柳树下，呆呆地望着远方。一辆大货车飞驰而来，她神色倦怠地招一招手，眼见着那司机踩了刹车，却径直停在了前方另一家餐馆门口。那边早有一个笑意盈盈的女郎迎上去拉开了驾驶室的门，猩红色的嘴唇，格外醒目地亮着。

母亲的战争

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母亲经历的一场战争。

那一年她四十七岁，担任一家国营啤酒生产企业的质监部主管，每一批产品出厂之前，都要经过质监部的严格检验，确保送到消费者手中的每一瓶啤酒都是合格的。

九十年代，国企改革风潮涌动，合并、改制、破产、重组......这些词汇每天在饭桌上父母的交谈中被提及。我妈说，上面领导有意将厂子卖给外资，但厂里老员工们集体反对，一方面这厂依然赚钱，并不是亏损企业；另一方面也承载着老员工的深厚感情。

那一阵子，家里每晚都有妈妈的同事来访，大概意思是，原厂长已被调走，厂长位置空缺，大伙儿希望她来做新厂长。

我妈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民意难违，上级部门决定采用竞选辩论会的方式来选聘厂长。然而上面有领导私下向我妈透露，其实厂长人选早有内定，这个辩论会就是走个过场。我妈表示她也并不想当这个厂长，当下萌生退意。

听说我妈退出竞选，老同事们却炸了锅。那天晚上，我家乌泱泱地坐了一屋子人，还有坐不下的就在门口站着，大家伙七嘴八舌、情绪激动，表示坚定地支持她竞选厂长。其中一位老员工的话尤其感人：“您常说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这些年您带领我们抓质量、树品牌形象，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大伙发自内心地希望由您来带领我们，保住我们的品牌，让它走得更远！”那一晚聊到深夜，人群久久不散，看到我妈同意竞选了，大伙才慢慢散去。

在我家的相册里，一直保存着这样一张照片。我妈坐在竞选发言席上侃侃而谈，阳光投射在她的脸上有一种别样的光彩——洒满了自信、豁达、义无反顾，还有一丝隐隐的悲壮。

属于我妈的那场战役当然没有胜利，确切地说，根本没有胜利者。新厂长上任不久，外资收购的大幕徐徐拉开，属于老厂的品牌，终被弃之如敝履。

不久之后我妈成为厂里第一批“内退”的员工。内退即未达法定退休年龄提前内部退休，领取内退工资，到龄后再办理正式退休手续。从那之后，她在我家门前支起地摊，从一名国企高管，变成了小摊小贩。繁华的南正街人潮汹涌，靠出售毛巾袜子针头线脑，她一天的销售额竟可抵上原来一个月的工资。我妈笑着和我说：“怎么早没发现做生意这么赚钱呀！”

我问她，面对明知不可能赢的竞选，为啥还要坚持去做呢？我妈说，人生就是这样，该你上的战场的时候，就决不能退缩。

是母亲教会我勇敢。

作者简介：周祥龙，湖北当阳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专业，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宜昌市散文学会理事，当阳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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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周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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