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与方：中国、基督教与地球的形状

今天，我们已忘记相信地球不是平的曾有多么反直觉。地圆说仅被发现过一次，那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最早提及地圆说的文献见于柏拉图的《斐多篇》，而亚里士多德在《天体论》中首次对相关证据进行了详细论证。所有知道地球是圆形的人，都是间接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知的。

起初，这一观点并未被普遍接受。斯多葛学派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理论，而伊壁鸠鲁学派则予以拒绝。然而，大约一个世纪后，所有受过教育的希腊人都已了解地球是球形的。受教于希腊导师的罗马精英对此表示认同。大多数早期的基督教主教作为知识阶层的一员，也同意这一观点。在西欧，可敬伯达（the Venerable Bede，约672—735）的著作彻底消除了对此的任何怀疑。他在探讨自然哲学和历法的书籍中，详细论证了地球形状的实证依据。

中国有其独特的世界观。正如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编纂的治国论著《淮南子》所言：“天道曰圆，地道曰方。”自然界的对应关系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上圆下方”的格局。例如，《淮南子》认为，人的身体这一小宇宙与天地大宇宙相似，指出人的头圆似天，脚方似地。公元前4世纪，诗人宋玉也用另一比喻描述道：“方地为车，圆天为盖。”

这一基本的世界观构成了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基础。《周髀算经》是汉代编纂的重要著作，其中描述了天如高悬在方形大地之上的旋转伞盖。我们不应认为这种世界观妨碍了中国人发展精密且准确的天文学。历法至关重要，且属于皇家特权。同样，皇帝需要了解诸如日食和月食之类的现象，因为这些被视为天象警告，表明其统治可能招致了天意的不满。从很早起，监测天象和制定历法便是钦天监的职责所在。

耶稣会在华传教

尽管佛教和伊斯兰教移民将地圆说带入中国，但中国人仍然保留了传统世界观。到了16世纪，葡萄牙商人进入中国。他们的态度十分蛮横，以至于明朝（1368年—1644年）政府曾数次试图驱逐他们。然而，在1577年，中国将珠江口的一小块土地租给了这些外国人，称为澳门。此举意在将他们限制在固定区域内，同时让中国受益于他们带来的贸易。不久之后，一些耶稣会传教士悄然进入中国内地，他们的抱负是使这个“中央帝国”归信基督教。

耶稣会计划使用西方科学技术向朝廷展示自身价值，以换取在中国自由传教的许可。这一策略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62–1610）引领。他于1582年来到中国。利玛窦学识渊博、性格外向，不仅掌握了中国的书面语言，还广泛结交士大夫。他的目标是接触皇帝，从而获得官方对传教工作的认可。他在1601年成功进入紫禁城，耶稣会在之后近150年中一直活跃于此。

利玛窦认识到，如果他的同事想要获得公开传教的许可，耶稣会需要对朝廷既不可或缺又不具威胁性。欧洲的天文学和地理学使他找到了展示自身作用的机会。在1595年底的信件中，利玛窦描述了他对中国世界观的了解。他提到中国人认为地球是平的、方形的，而天空则像一个圆顶。他私下里对这些观点不屑一顾，但明白需要以谨慎的方式纠正这些观念。他注意到，来访耶稣会住所的中国人都会直瞪瞪地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于是决定，他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制作一幅面向中国受众的地图。

中国人本身就有非常优秀的本国地图，因此利玛窦将这些地图与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航行时绘制的欧洲图表结合起来。他还对地图进行了圆通的调整——将美洲放在右侧，欧洲放在左侧，以便让中国依然接近中心位置。他用一些中国古典传说中的元素填补了未知区域的空白，例如侏儒国和独眼人国。南半球的下半部分则被一个巨大的虚构大陆——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所占据，这块大陆是欧洲人自认为等待他们发现的地方。

利玛窦分阶段对他的地图进行了改进，最终在1602年完成了最成熟的版本，将其命名为《坤舆万国全图》。印制完成后，这幅地图长达十二英尺半，高五英尺以上。这不仅仅是一幅世界地图，利玛窦还在每个角落加入了宇宙结构图，并配以详细的说明文字。他在地图的总序中首次提出了地圆说：

“地与海皆为球形，合为一体，处于天体之中，犹如鸡卵中之黄，被蛋白所环绕。言地为方者，乃指地之不动不移之性，而非其形状也。”

这段文字是利玛窦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文本，使其为己所用的典范。他深知，若想让自己的观点被认真对待，必须适应中国传统思想。例如，他用鸡蛋和蛋黄来比喻天地，这一类比源自东汉学者张衡（公元78–139年）的著作。张衡构建了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个球形，内部一半充满水，地球漂浮其上。他并未提出地球是球形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利玛窦借用“蛋与黄”的比喻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宇宙观。他受益于中国两千年深厚的思想传统，同时通过与士大夫阶层的交往，找到大量儒家文献中的参考，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尽管耶稣会在将士大夫甚至皇帝转化为基督信仰方面进展甚微，但仍有一些例外。其中，最著名的有徐光启（1562–1633）和李之藻（1565–1630），二人都在利玛窦的影响下皈依天主教。徐光启协助耶稣会士将欧洲著作译成中文，他同样精通西方科学方法。李之藻则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天体论》，于1628年出版。徐光启和李之藻都敦促朝廷接受西式方法以改进历法。然而，不幸的是，利玛窦于1610年去世后，耶稣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616年政权更替导致耶稣会士被逐出京城，流放至澳门。在中国其他地区，他们也被迫隐匿数年之久。

徐光启和李之藻努力为他们的耶稣会朋友恢复名誉，最终成功说服新皇帝认识到历法改革的紧迫性。1629年，北京上空出现了日食。当时，中国本土天文学家和耶稣会士都对日食的时间和持续时间进行了预测。前者的预测时间误差了一个小时，并认为日食将持续两小时，而实际上只有两分钟。耶稣会士的预测在两点上都准确无误。因此，皇帝下令耶稣会士参与制定一部新的历法，以标志他的统治。这部历法直到1642年才完成，而那时的中国已物是人非。明朝的天命已开始走向终结。

清朝的崛起

自1618年起，来自东北的满族部落对明朝接连发动一系列攻势，最终于1644年攻陷北京。满族建立了新的清朝（1644–1912），但即便如此，明朝忠臣的抵抗仍持续了数十年。耶稣会士试图见机行事，但当清朝的胜利已成定局后，他们迅速将注意力转向新王朝。1645年，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向清朝皇帝献上重新命名以掩盖明朝渊源的新历法，成功赢得皇帝青睐。作为回报，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这一职位在1775年以前几乎由耶稣会士独占。

耶稣会士现在掌控了历法、授时以及占星解释。其中，占星解释对他们来说尤其是一大难题，因为这涉及为中国的礼仪挑选吉日，而这些礼仪在天主教看来本应被摒弃。耶稣会士辩称这些礼仪本质上是世俗性的，而非宗教性的。这意味着，他们协助朝廷确保礼仪在正确时间举行，并不等于纵容迷信。然而，反对耶稣会士的士大夫可能有理由认为，这些欧洲人对这些仪式并未表现出应有的重视。

只要汤若望获得皇帝的恩宠，他的地位就是稳固的；但他对于结仇毫不警觉。1657年，他解雇了钦天监的穆斯林人员，切断了自忽必烈（1215–1294年）统治时期以来司天监与伊斯兰的联系。这一举动使反对他的联盟进一步扩大。被解雇的穆斯林天文学家吴明烜试图通过指控汤若望预测不准来报复，但这一指控被驳回，吴明烜反而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与一位名叫杨光先（1597–1669）的士大夫联手。杨光先此前因对高级官员提出虚假指控而惹上麻烦。吴明烜是专业天文学家，而杨光先则以文学才能见长。他通过一系列奏章攻击耶稣会士，指责他们推广的宇宙学观点与中国传统历法不相容。

杨光先尤其挑战地圆说。他的论点之一是，若地球是球形的，那么海水不可能不从球面流走，或至少汇聚到球的底部。他解释道：“如果真有国家存在于球体的弧边和底部，那么这些地方一定沉浸在水中。如此一来，西方人[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的人]便必定类似于龟鳖鱼类。”他坚持传统的模型，即地球漂浮在球形宇宙内的水面上。他说：“既然地球居于水上，显然万国皆在水平线之上……因为水平线不过是四海水面的延展而已。”

杨光先的奏章最初被驳回，并未引起任何高官注意。然而，耶稣会士愚蠢地中了他的圈套，成功地指控他对新清廷不忠。杨光先随即反击，指控他们在1657年一位夭折的皇子下葬时选择了不吉利的时辰。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按照中国传统，死者必须在正确的地点和时辰下葬，若未遵守这些规则，可能会给仍在世的家人带来厄运。在此案例中，报应似乎来得很快：清朝第一任皇帝和皇后都在1661年因天花去世。继任者康熙皇帝（1654–1722）年仅八岁，由四位权臣组成的摄政团治理国家，直至康熙成年。

1664年，杨光先将关于皇子下葬时辰不当的指控提交到礼部。这次，他的指控得到了重视。耶稣会士和他们在钦天监的中国同事被押送至监狱，等待审判。他们在狱中的恶劣待遇令体弱多病的汤若望中风倒下。1665年4月，汤若望与同僚被判凌迟处死。此刻，似乎只有奇迹才能拯救他们。

然而，判决后的第二天，中国北方发生地震，损坏了紫禁城。根据中国传统观念，自然灾害是上天对失政或不公惩罚的警告。为了谨慎起见，对耶稣会士的审判由死刑改为软禁，不久后汤若望因健康恶化去世。与欧洲人合作过的五位中国天文学家则不幸被斩首。

杨光先突然间取得了胜利。清廷命令他接管钦天监，而这却是他最不愿做的事。他抗议称自己实际上对数学一无所知，也无法编制历法。尽管如此，他还是被迫接受这一职位。为此，他任命他的同谋吴明烜担任监副，吴至少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天文学家。然而，结合传统的中国天文方法与元代时期穆斯林移民引入的技术，依然无法达到耶稣会士所取得的高精度水平。

康熙皇帝

1668年，年轻的康熙皇帝开始亲理政事，并将历法的混乱视为测试自己对抗摄政大臣能力的好机会。他召见了在汤若望去世后担任耶稣会首席天文学家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请他审查杨光先和吴明烜为当年编制的历书。不出所料，南怀仁发现了多处错误。皇帝随即要求南怀仁与杨光先进行一次比赛，预测太阳高度及其他天象。这些测试按照南怀仁提出的仪器及西方天文概念进行。康熙皇帝很可能本就有意让耶稣会士胜出，借此削弱摄政大臣的权力，逐步掌控朝政。结果不出意料，南怀仁成功说服由皇帝任命的委员会，证明他的预测比传统方法更加准确。杨光先因此被罢免钦天监监正职务，含辱返乡。南怀仁接替他的职位，耶稣会再次掌控钦天监。吴明烜则稍微坚持了一段时间，随后因失职遭受鞭刑。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国的保守派将杨光先视为烈士，称赞他反对外国人破坏传统、引入异教礼仪的斗争。

耶稣会的科学项目原意是体现一种开放精神。他们将欧洲科学著作译成中文，并期望这些著作能够迅速取代传统文本，如《周髀算经》。通过展示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他们希望为中国皈依天主教扫清障碍。然而，康熙皇帝有自己的打算。他愿意让耶稣会士掌管钦天监，因为这些人完全依赖他的恩宠才能留在紫禁城。但他并不打算公开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毕竟，历法是皇家特权。他下令禁止在科举考试中涉及天文学，确保这一学科被排除在中国学校的课程之外。

因此，地球的形状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仍是中国学者争论的主题。到了18世纪70年代，皇室图书馆的360名档案员发起一项重大工程，编纂中国出版书籍的总目录（译注：即《四库全书》）。他们对每本书进行评估和摘要，将内容摘录成一部通用知识记录。到这时，已有一些中国书籍提到地球是球形，例如1648年的一本教科书中绘有一幅球形地球的图示，一边是宝塔，另一边是大教堂。然而，这一概念完全不见载于《四库全书》之中，但关于其他欧洲技术的手册却被纳入其中。

康熙皇帝进一步削弱欧洲科学的影响力。他支持一种历史理论，即所谓的欧洲科学其实起源于中国。如前所述，利玛窦在重提张衡关于球形天宇的假说时，曾附和古代中国文本支持地圆说的看法，避而不谈张衡在其他地方明确指出地球是平的。清代学者在这一“创造性解读”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声称：“西方人观测天象的仪器、五带理论、地圆说……无一超出《周髀算经》的范围。”他们提出，战国时期（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统一前）中国的天文学家为了躲避内战的破坏，逃离中国，有些人辗转抵达阿拉伯和欧洲，从而孕育了伊斯兰和欧洲的科学传统。即便在地圆说最终被广泛接受后，清代官员仍普遍认为西方科学起源于中国，这一观点甚至持续至20世纪。

中国传统认为地球是方形的，这种信念是融天地与人事于一体的整体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要接受地圆说，就必须重新解读经典，使之支持这一新观念。然而，引入这些知识并未为耶稣会带来他们所期望的回报。他们的首要目标始终是使中国皈依基督信仰，而这一目标以失败告终。利玛窦等人试图将天主教教义与儒家思想调和，这种努力不仅受到部分士大夫的嘲笑，也被欧洲教会的权威视为不可接受。最终，地圆说成功让中国精英阶层感到困惑，但对说服他们相信基督信仰的真理收效甚微。科学成就无法替代福传的使命。

推荐阅读：

Brockey, Liam Matthew. Journey to the Ea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ullen, Christopher. Astronomy and Mathematics in Ancient China: The Zhou Bi Suan J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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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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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ristopher Cullen, Heavenly Numbers: Astronomy and Authority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03.

4.. Qiong Zhang, Making the New World Their Own :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Jesuit Science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Leiden, Boston: Brill, 2015)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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