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主教和政治学学者Jason Blakely交谈的这期播客，听了两遍，做了不少笔记，很受益。
两人讨论了Blakely的新书We Built Reality. Blakely的主要论点是，研究人类社会的诸多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有本质上的不同：自然科学描述客观世界，其描述并不会改变客体本身。但社会科学难以企及这种严谨程度，其产出更像是一种诠释学（hermeneutics)，而且这种诠释会规训人类行为向其靠拢，在这点上也有别于自然科学及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Blakely反对把社科研究的结果当作一种描述客观人类社会、且需要人遵循的科学。
巴伦主教和Blakely都反对科学主义（scientism）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认为只有科学方法能产出真知，凡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探索的对象都是不存在或者不重要的。Blakely认为，人类行为中有一些叙事的、诗意的品质，无法化约为可测量的因素。这里就是科学主义和宗教叙事的冲突所在。他认为知识有不同的来源，现代人已经失却了“叙事”这种产生真知和意义的渠道，往往倾向于用科学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真知的唯一准绳。
巴伦主教提出灵魂拷问：柏拉图的《理想国》、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T. S. 艾略特的《荒原》里，就没有传达出一点真知吗？哲学也是非科学但能产出真知的渠道之一。哲学也以理性为工具。
两人都认为，人都活在某种叙事里。叙事可以既真且善，也可以既假且恶。现代人倾向于打造自己的叙事，而成为Catholics就意味着进入一种已经存在的真实叙事里，人要做的是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角色。所谓的福传，不过是把这种叙事传扬出去——因为这种叙事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恰当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巴伦主教说，这些年他看了很多电影，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叙事就是，我必须摆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找到自己的声音，做我想做的事。这是现代性的原型（archetype）。但是，你的人生因此变得更好了吗？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他说当时看到The Shape of Water这部电影，就对身边另一位神父说，这片子肯定能得奥斯卡奖，因为这就是完美的现代叙事：水没有形状，我赋予它什么形状，它就是什么。
Blakely说，好的叙事给人的生活以秩序，以及秩序中的自由。
巴伦主教说，现代人亟需跳出既有的、时代所赋予的、在懵懵懂懂中被我们接受的叙事，然后尝试一些其他的叙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尝试活出其他叙事，然后自问，我的生命更丰富了吗？我内心深处的渴望得到满足了吗？他同意圣若望·亨利·纽曼（St. John Henry Newman）的看法：人极少会因为辩论而相信一件事，人之所以认信，往往得益于自己尝试活出这种叙事时所遭遇的一系列的影响、直觉和经历，才会说我信——这种叙事的确让我看到事物更深层次的意义。
Blakely提到洛杉矶神父Fr. Greg Boyle，他建立了一个帮助前帮会成员再次融入社会的帮助项目。他愿意给所有愿意改过迁善的前帮会成员一份工作，哪怕这并不符合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思维——他认为人的尊严并不可以量化后加以取舍。
Fr. Greg Boyle和前帮会成员
又讨论到悲伤和抑郁的情感。Blakely认为现代精神科学往往把人视作一种机器（homo machina，始自霍布斯），仅仅用生物化学的机制解读情感，就可能忽略情绪在更深层面的指向性。Blakely说，悲伤固然可以用生物化学的语言来描述，并且使用药物加以干预，但我之所以悲伤可能是因为我最好的朋友去世了，我的情绪在这个层面是有意义的。巴伦主教说，小时候他每每经历负面情绪，母亲就会说，把悲伤献给主吧。这就把一种情绪置于一种广阔无比的意义语境中：你可以把自己的苦难献给上主，让上主和圣人用于救赎他人。这是把自己的情感生活融入更大语境的方式之一。
Blakely年轻时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二十多岁才归信公教。他说自己转变的原因在于，曾经的叙事已经无法支撑自己的生命了，根本活不出来。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著作对他影响颇深。泰勒希望回答的问题是，活在世俗社会里意味着什么？复魅世俗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泰勒在他的著作中反复述说的是，现代人“祛魅”过头，导致我们难以与一个更广阔且深远的世界建立联系。Blakely认为，现代人与神圣遭遇的主要途径就是艺术——即便现代人不会用“神圣”这个词。泰勒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诗意是复魅的渠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