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psyheart-center）

◎本文摘自《荣格文集IX：荣格自传》“第四章 在精神科的实践活动”，徐说 胡艾农/译，姚羽蒙 王求是/审校，申荷永/总策划，高岚/主编，长春出版社。因章节篇幅较长，本文仅摘录了部分内容。

人们常常询问我所使用的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方法。可我无法明确无误地回答。对于不同的病例，疗法不尽相同。如果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严格遵守着这样或那样的疗法，我会质疑他的治疗效果。

据有关报道，有些患者的阻抗之强，简直就像医生试图强加给他治疗一样，然而治愈本该是自然而然地从患者本身萌生才对。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方法，本就是因人而异的。

我尽可能个性化地对待每一位病患，因为问题的解决办法往往是独特的。即使是普遍原则，也只能有所保留地应用。只有可以被颠覆的心理事实，才具有效用。对我来说完全不适用的方法，对其他人来说却可能正好合适。

自然，一个医生必须熟悉所谓的“方法”。但他也必须谨防落入特定的、例行的陈规之中。总的说来，我们必须小心提防任何理论假设。它们今天可能是正确的，明天就可能被其他假设所取代。

我在进行分析时，根本不会使用这些理论假设。我非常注意不要被体系化。

在我看来，处理每一个个案，都得去理解该个体方行得通。对于每一位病患，我们都要换用不同的谈话方式。在一次分析中，我可能用到了阿德勒式的治疗风格，而在另一次分析中，我可能又采用了弗洛伊德式的治疗风格。

【注：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体系的建立者，是弗洛伊德“星期三心理学会”的早期成员。——中译者】

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会持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态度来面对病患。分析是一种需要双方均参与其中的对话。分析师和病患面对面地坐着，四目相对；医生固然有话要说，但病患一方也一样有话要说。

既然心理治疗的本质不是方法的应用，那么只学习精神病学是远远不够的。我本人也是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真正具备了进行心理治疗的资质。早在1909年我就已认识到，如果不理解其中的象征，便无从着手治疗潜在的精神病。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学习神学。

若遇到受过教育、头脑聪明的病患，精神病医生只具备专业知识还不够，他需要有广博的知识。除了全部的理论假设以外，他还必须了解引发病患症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否则，就会激起不必要的阻抗。

毕竟，重要的是病患有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某个理论是否得到了证实。

要实现这一目标，不具备全局观点是不行的，医生应当了解这一点。所以，仅经过医学训练是不够的，人类的心灵的范围无限宽广，绝非医生狭小的诊所能容得下的。

心灵无疑要比躯体更复杂，更难以接近。打个比方说，它就像世界的另一半，只有被我们意识到才会显现出来。故心灵不单是个人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精神病学家要与整个世界打交道。

如今，我们看到了威胁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前所未有的危险，它并非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人类、来自个人的与集体的心灵。这一危险，来自于人类心灵的扭曲。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心灵是否在正常地运作。若是某些人此刻失去了理智，没准一颗氢弹就突然被引爆了。

然而，心理治疗师必须做的不光是了解病患，他亦应当了解自己，这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分析师对自身的分析，即所谓的训练性分析。

可以说，病患的治疗始自医生。只有在医生懂得了如何对付自己和自己的问题之后，才有可能教病患也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行。

在训练性分析中，医生必须学着去了解自己的心灵，并认真地对待它。如果医生做不到这一点，病患便无从学起。病患会失去一部分心灵，正像医生因疏于学习而丢失了一部分心灵一样。

因此，训练性分析若只包括一系列概念的学习是不够的。接受分析的医生必须认识到，分析与他本人息息相关，训练性分析必须融合在现实生活中，而不是一种死记硬背就能学会的方法。在训练性分析中未能认识到这一点的学生，将会因后来的失败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虽然有一种治疗方法是“附属心理治疗”，但任何完整的分析都需要医患双方的整个人格参与。医生若不投身其中、有许多病患便无法被治愈。当事情处于险要关头，医生是选择入戏，还是仍躲藏在权威的伪装背后，会让结果迥然不同。

当生活出现重大危机之时，在问出生存还是灭亡的问题（to be or not to be）的决定性时刻，提建议这种小把戏是没有用的。彼时彼刻，医生的整个身心都受到了挑战。

治疗师必须时刻监视自己和自己回应病患的方式，因为我们不仅是依靠意识来做出回应。我们必须时时自省：我们的无意识对当下情境的体验是怎样的呢?因此，我们也必须观察我们的梦，密切关注并研究自己，就像我们对待病患一样谨慎仔细。否则，整个治疗就会偏离正途。

图：荣格晚年隐居的波林根

为了心理治疗能够奏效，建立亲密的关系是必要的——亲密到医生无法对病患所遭遇的人间疾苦视而不见。

说到底，这种关系存在于不断比较和相互理解之中，也存在于两种对立的心灵事实进行的辩证整合之中。倘若为了某些原因，双方的感想不再相互碰撞，那么心理治疗程序就不会奏效，病情也不会有任何改变。除非医患双方在彼此心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否则问题将永远无解。

我们这个时代，相当一部分所谓的神经症患者，要是放在其他年代，本不会得神经症——即处于一种与自身所决裂的状态。如果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环境里，人人仍然通过神话连接着祖先的世界，并因此也连通着亲身体验到的、而不是从表面看到的本性，他们本可以摆脱这种与自身的分裂。

我所指的是那些无法承受神话的失落的人，以及那些既找不到一条道路通向科学所展示的纯粹的外在世界，也不能满足于毫无智慧的文字游戏的人。

当今，那些心灵一分为二的受害者，只是相对而言的神经症患者；当自我与无意识之间的鸿沟缩短时，他们表面的症状便跟着消失了。亲身感受过这种二分性的医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无意识的心理进程，并不像一般的心理学家，总是自鸣得意。

如果医生不能从自身体验中了解原型所带来的神圣感，便无法在行医业务中遇到相应情形时，回避原型的消极作用。如果医生只持理智的观点，而没有从经验得来的依据，他便趋向于高估或低估原型的作用。

凶险的失控正是由此萌生的，失控的第一步正是企图通过理智来掌控一切。这其实是为了达到某些隐秘的目的，比如，保护医患双方与原型的效应乃至与真实的体验隔开一段安全的距离；并且选择了一个保险的、人造的、缺乏洞见的世界，用所谓的明确概念掩盖了生命的真相，而摒弃了心理真实。体验变得有名无实，单薄的乘虚而入、鸠占鹊巢。人们不再对概念负责；这与所谓的观念性(conceptuality)若合一契——它使人们不再受体验的困扰。

精神不是概念所能囊括的，而是存在于行动和事实中。花言巧语办不了事，然而这徒劳的行事作风却往复不止。

因此，依我的经验，除了习惯性说谎者以外，最困难、也最不领情的病患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城府极深，练出了一种“带隔间的心理状态”。理智只要不屈服于感情的控制，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但感情若是无从表达，就会使知识分子们受到神经症的折磨。

我邂逅的病患和他们的精神现象，向我展现了无穷无尽的意象长河，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不仅是知识，最重要的是对我自身本性的洞察。此外，在错误和失败之中，我学到的也不少。

我的病患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往往格外尽职尽责、通情达理、极其聪慧地投人到治疗工作中。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因为她们，我才有可能在治疗方面开辟出种种新途径。

我的一些病患变成了我真心实意的弟子，并将我的思想传遍世界。我与他们的友谊数十年来从未中断过。

我的病患使我如此贴近人生的现实，并不知不觉地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东西。遇到形形色色、心理水平各异的人，对我来说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它更甚于与知名人士交会。我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好的、最有意义的谈话对象，皆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