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张沛超老师公开分享的文字稿。
张老师前半部分从生物学和传统文化角度谈自杀,后半部分讲解青少年对死亡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自杀干预。
自杀研究是一门将社会学、心理学与人类学打通的学问。我自己从本科开始,经历了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三个专业,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谈自杀。到今天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自杀是由基因控制的。这是一个好消息,说明它至少不是一个单基因的显性症状。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单基因的显性症状的话,要看基因什么时候发挥作用。如果在生殖前期发挥作用,就是青少年自杀,会造成基因频率在群体当中迅速衰减。在有能力产生下一代之前,这个“牌”很快就被洗出去了。所以如果进化的顶层设计不是为了保障单个人是否活得足够长,而是这个群体是否足够长的话,理论上他有可能会损失个人,带来群体的扩张。即使这样,自杀肯定不是一个单基因的性格所决定的,如果是的话,以目前的基因组学的研究技术早就会筛出来。它应该是一种数量性的多基因性状,甚至包含了一定的表观遗传作用。有时候,我们会发现父母都是非常开朗的人,却有一个带有生物学气质的抑郁的孩子,那可能是父母经历的环境修饰了他们的生殖细胞,即使基因序列没有发生变化,但是表型上可能发生变化。如果母亲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负性生活事件,有可能会导致她的糖皮质激素水平高,持久的激素水平高,有可能就会关闭一些基因的表达。即使基因序列本身没有变,她的孩子可能一出生就处于一种比较应激的、比较难抚养的状态。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个体的死亡有可能带来群体、整体的增益。在细胞学上有一类现象叫作PCD——编程性细胞死亡,它就是一类细胞在特定的情况下,自己启动的一个细胞水平的自杀过程。这一类细胞水平的自杀是有益的。如果它不死的话,有机体本身将可能会有肿瘤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同样的道理可能适用于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那一个人的自杀会不会是像一个程序?它具备编程性质,群体需要裁掉某些人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像一些信号蛋白接收到一些压力信号一样,被损失掉。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保存着这样的现象,比方说“向我开炮”,就是损失我一个,但是全排人可能活下来。在生物学的层面上,自杀是一个从进化上,在某些情况下,看起来理性的行为。承认这一点有些困难,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是重生恶死的。当一个群体的资源不足的时候,牺牲老人有可能会带来新生儿成活率的增高。所以在文化当中也会保存一部分的弃老现象,主动或被动。我们为什么要在生物学上为自杀讨一个说法呢?因为没准个体的自杀是一个经历了无意识的运算过程之后的结果。自杀不是人类的特权,比如鲸也会自杀,当大象预知自己死亡来临的时候,就会走向自己的坟场,在那里死去。如果我们把对自杀的理解,完全放到人类的视野里来看,它可能是一种大自然进化出来的机制。日本某个地方核泄漏,必须有人要去处理核垃圾。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组织了一支敢死队去承担这项任务,而不让年轻人去做。他们发挥余热的方式是选择献出自己的生命。日本尽管跟我国一衣带水,但是他们在自杀上有着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美学取向。自杀在中国文化中任何时候都不美,但日本人将它相当程度地美化。比如他们的剖腹自杀非常仪式化,这是我们难以理解的。如果你去参观马王堆汉墓,会发现墓主人把自己的死亡安排得如此华美、周到,无微不至。活人能享受的一切,他们全都要带着走。这看起来是死,但好像只是下一站而已。总体而言,古代中国人有重生恶死的传统,儒家自不必说,它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生生不息,由生生的价值观所派生出的家庭观、家族观会是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是什么?是要子孙满堂。在古代,如果一个人自杀,又不能被论证出舍生取义的可能性,这个人是不能入祖坟、不能进族谱、不能进宗祠的。直到今天,苗族仍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杀率很低。一个人死后不入祖坟、不进宗谱、不进宗祠意味着什么呢?他是没有香火可食用的。所以一个人死也要掂量一下后果。古代家庭就是一个集团,集团里面有很多分公司,大家休戚与共,当一个人要选择自杀的时候,他需要掂量,不能让整个家族为此蒙羞。在中国古代传统当中,儒家的身体观和生命观非常强烈地防御着自杀和自残行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好像仅仅是一个出纳而已。这股份是老祖先持股,然后分给了下边各房的,你只是拥有他的出库权。父母有时候看见青少年打个耳钉,忍忍就算了,再打个鼻钉、脐钉,就不得了。我的东西你怎么糟蹋它?这种观念和文化其实是防止自杀和自残的。就像祥林嫂一样,前后嫁了两个男人,老婆子吓她说“死之后你是要被锯两半的”,让她给庙里捐一个门槛,被人天天踩,中和自己的罪孽。中国古代诗人自杀的风险很低,除了屈原是自杀之外。苏东坡最高的时候干到副国级,最低到副科,搁现在人身上肯定抑郁,但是他没有。他每一次从北边往南,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从南边往开封,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就下降了。为什么不死呢?因为“好死不如赖活着”。道家文化为他们撑起了一个保护伞,跟儒家强调责任不一样,道家既不讲究忠,又不讲究孝,唯一的责任就是对自己好点,把有限的生命过得又长又出彩。这个保护伞使得人一旦受挫,总有退处。现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均一化、扁平化的,孩子最好都会钢琴,最好都是班干部、前三名、大队长,最好都能歌善舞,能说会道。这其实压缩了很多人可退的空间。古代儒家讲究进,道家讲究退,人有腾挪的空间。从社会文化角度来说,感觉无路可退也是导致现在青少年自杀的一项重要因素。所以,一种文化当中如果有诱发自杀的因素,比方说把死亡审美化,像日本,或者提倡个人英雄主义,像美国,自杀的风险和概率就高了。祖先优秀的顶层设计使我国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国家,一个巨大的基因库,导致灭种的风险最低。一个人如果扬名立万,回乡要建学校,这其实是为了让这个种群绵延不绝。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要发现传统文化中预防自杀和自残的资源。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非常有意思,它就像是两个板块之间的一个冲撞处,产生了很多文化岛。每一个岛里有自己的岛风。比方说我住的小区潮汕人比较多,岛风就是“打孩子是家常便饭”;北方移民比较多的小区,就很少有人能够容忍打孩子这件事情;海归比较多的小区,家庭氛围可能非常西化。所以我们谈今天中国社会的时候,不同的群体对待死亡的态度、对待身体的态度都不一样。我接下来要引入一个与自杀有关的概念,叫作"扭力"。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一个叫张杰的自杀学专家,在进行自杀社会学的研究后得出了扭力理论。扭力不是压力。我们假设有一块橡皮,给它上面单方向承重,它就会产生压力。你得用多大的压力才能把它压散掉?但是你要拧他的话,轻轻一使劲橡皮就裂开了。这就是扭力的神奇之处。张杰认为,单方面的压力不管有多大,仍不足以导致自杀。导致自杀的其实是内心的冲突。比如一个孩子在家中既要忠于母亲,又要忠于奶奶,那不管他做什么选择,都会不好。医疗系统可能给一名医务工作者带来身心方面的压力,可能使他疲惫,但是如果他的孩子对他有很多渴求,他就会对孩子产生非常多的歉疚,就会产生扭力。这种扭力会让他产生强烈的内心冲突。所以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自杀动机的时候,要对他进行扭力的受力分析。孩子的受力结果可能是跟他奶奶的时候一个样,跟他妈的时候又一个样。扭力会导致一块金属材料内在的致密性降低。它由一个板块变成了两块,中间粘起来。尽管外在看起来是一个整体,但是随着承重的增加,它可能就崩掉了。一个人的自杀自残肯定不是随机的,他的承重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内部的矛盾可能非常激化。很多青少年并不真正懂死亡是怎么回事。有的青少年打开窗户就跳下去了,还有一些更小的孩子打开窗户撑了把伞,跳下去了。这是跟动画片学的。动画片里包含很多危险却没死亡的场景。记得一位专家说过,当儿童意识到死亡的时候,他的童年就结束了。一个人深刻地理解死亡,在我看来应该是30岁之后的事情,应该是他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局部、整体具有高度认知的时候。青少年对死亡的理解,就像是玩一场电子游戏,如果他玩着玩着觉得不好玩了,就会强制退出,再来一盘。我把这种行为叫作“清场行为”。对于青少年而言,如果他面临的扭力超过了他自己处理的区间,他是有可能启动清场行为的。他们那些看起来精神病性的症状,有时候其实是一过性的。有些看着挺像妄想,可是他过了那个时期就没了。青少年不大能够像成人一样分清楚幻想和现实。成年人之所以经常对青少年喜欢的东西没有兴趣,是因为我们的幻想功能萎缩了,我们参与不进去。比如有些玄幻剧成年人看着一点意思都没有,穿越这种事情成年人早就不信了,但青少年看的时候,会觉得这样的事某一天将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对死亡的理解很有可能就被镶嵌在这样一个幻想的背景下。死亡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一切的终结,而是打开了一个异世界的大门。所以我们面对青少年开展工作的时候,要留意这一点,不能回避谈论他们的死亡环境。一些青少年建立了象征性的表达渠道,沉迷于创作以死亡为主题的小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每当他进行书写的时候,他都在现实和幻想之间不断搭桥。如果把这个桥移除,他唤醒的部分会独立发展,某天可能变成精神病。如果他自己有个窗户,我们帮他扩容窗户,如果他没有,我们要帮助他建立。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碰到一例青少年时期没想过死的案例。这代表了他们对死亡的一种演练,一种尝试性的理解。如果在某一个很疏松的结构上加一个很重的砝码,最终哪一层会被压垮?最薄弱的那一层。从社会总体层面来看,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着巨大的扭力,成年人如果不愿意承担它,这个力会向哪儿传导?没错,会一级一级传递到最后,最不该承受的人理论上承重最大。当父母忧心如焚,不能处理好自身压力的时候,压力就会往下传递,传导给最不该承重的青少年。所以,如果我们要对家长做工作的话,要给家长做一些科普,要让他们把匀到自己身上的重量,以夫妻为单位撑起来,不要把力量迅速传导下去。“80后”的父母应对社会巨变的能力都很差,就别说他们的幼子了。因为“80后”这一代人从出生开始过的日子都在一天一天变好,不像长辈那一代,经历过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对生活的期望没有那么高。没有经历过负性事件的“接种免疫”,人应对压力的能力就会很低。如果父母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只会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他还不好好学习。父母双方加上教师,多方力量的传导,最终就会使得最薄弱的环节垮掉。作为父母,一定要在家庭中打钢桩,浇混凝土,支撑起来,让孩子不至于过早承重。成年人的自杀不像青少年一般盲目,它有内在的算法。从客体关系的理论来理解,一个人的自杀可能有很多好处。好的自体,坏的自体,好的客体,坏的客体,产生了4个象限。一个人的自杀,有可能是为了保住好的自体。一些影视明星在最好看的时候自杀,遗像永远如花似玉。一个老年人在疾病将会导致他死得难看的时候,有可能会自杀,因为他要保住好的自体。一个人的自杀是有可能有这种潜在算法的,只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进行了这种掂量。一个人自杀有可能是同好客体团聚。比如中国古代有夫妻感情特别好的话,丈夫死后,妻子选择殉身。当一个人丧失了重要亲属,有可能通过快死而与那个人团聚。一些自杀事件中,孩子跳完,父母跟着跳,好像连一秒都不能错过,赶紧扒上这一趟车就可以跟孩子又在一起了。我们做危机干预的时候一定要懂得辩症,要能找出他当前寻死的原因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帮他找到不死的道理。还有一种死法就是象限三,要干掉坏的自己,多见于自罪自责型。感觉自己罪孽深重,所以把一个罪孽深重的坏的自体干掉是一件正义的事情。一些重度抑郁患者常有着近乎妄想似的自罪观念。最后一种象限四,是报复性的。如果死能够给坏客体带来麻烦,比方说一个人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坏的、虚假的,自己的死能够将父母的罪行昭告天下,他也可能会选择死。在进行自杀干预的时候,最好能知道是什么情况,迅速分型:
对于第一种型要告诉他:你能想象以后你会好成什么样吗?
对于第二种要告诉他:你能想象你的好客体如果活着的话,他会对你说些什么吗?
对第三种,大概只能用药克服妄想。
对于第四种要激活他的怒,当他非常生气的时候,他会先不急着死,想要再斗一斗,因为气还没解。
因此,自杀干预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要让对方理解你不是和他对抗的,而是和他站在一起成全他的。
王浩威、徐钧、张沛超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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