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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1933年生于印度，现在仍然保留印度国籍。1953年森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
到了1942年初的几个月间，我还觉得安居于圣谛尼克坦是令人惬意的。“寂乡”的静谧自然令人十分动心。能够步行或骑车四处走动也是令人非常快意的。我在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之后，那种机动车辆的几乎完全阙如，就是一种让我越来越欣赏的好处。 我特别喜欢圣谛尼克坦学校宽松的教学氛围，也非常珍惜学习各种各样异常有趣的事物的机会，而它们通常多在课程安排范围之外。我持续在我们开架的和用户友好型的图书馆里四处徜徉，以一种业已让我的人生发生了变化的随性，一会儿品读这本书，一会儿又沉浸于那一本书。![]()
《四海为家：阿马蒂亚·森回忆录》
[印度] 阿马蒂亚·森 著
刘建 / 张海燕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7月
不过，即便我自己的生活过得很好，我还是日益意识到，我周围的世界，在印度国内和印度外部，都存在着高度紧张的局面。 一场穷凶极恶的世界战争在推进，而且这场战争的东方战线越来越向我们靠近。可是，印度的问题并不只是外源性的。在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就存在政治原因促成的紧张关系。此外，还有迅速上涨的食品价格。它们造成的强烈苦难，是许多乃至大多数孟加拉人家不断谈论的话题。我那时与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所有那些问题和需要关切之事，都使他们以及我们的亲人忧心忡忡。 亲人中当然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他们频繁前来圣谛尼克坦看望我们。我在学校暑假期间去达卡与他们团聚时，发现那里的忧虑气氛更加明显可感。1943年4月，我看到了饥荒的最初迹象。这场所谓“孟加拉大饥荒”（Great Bengal Famine）夺去了二三百万人的生命。1942年，也就是饥荒前一年，粮食价格开始非常迅猛地上涨。1943年春季一节课结束时，我们听一些低年级学生说，一个明显患有精神错乱疾病的男子，刚刚出现在圣谛尼克坦校园里，正在遭到几个霸王学生的残酷戏弄。我们到达发生这种野蛮行为的现场，就在板球场附近。虽然两个霸王都比我们这边的每个人都更为强壮，但我们人多势众，能够合力使他们停止作恶。在几个折磨人的坏种口吐气话离开后，我们设法与受害人谈话。他几乎语无伦次，而我们猜测，他已经差不多一个月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我们正在交谈时，我们的一位老师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我们从他那里获悉，长期挨饿往往确实会导致精神失常。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直接接触一个饥荒受害者。可是，很快就有其他受害者怀着逃脱饥饿的希望，接踵来到我们的邻里。学校在5月停课放暑假时，他们的数量增加了。就在饥肠辘辘的难民络绎到来，人数也越来越多之际，父母前来圣谛尼克坦与我会合（父亲所在的达卡大学也放了暑假）。到学校于7月份重新开学之时，难民队伍的涓涓细流已经变成了滔滔洪水。他们在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他们大多数人是在前往小一百英里之外的加尔各答途中，因为他们听传闻说，那里有给穷人提供食物的安排。这些传闻言过其实，被过度夸大了。事实上，政府并不提供任何救济，而私人慈善机构则严重不足。可是，由于这些传闻不胫而走，这些正在饱尝饥饿之苦的人就是要前往加尔各答。他们只是跟我们要一点食物，剩饭或变质食品也行，以让他们幸存下来，继续前往加尔各答的旅程。局势继续恶化，到9月份时，我们觉得，已经有十万穷人在前往那个大城的漫漫长途中行经圣谛尼克坦。七十七年之后，甚至就在今天，那种来自孩子、妇女和男人的持续不断的呼救声，依然回荡在我的耳朵里。外祖母允许我给任何上门乞食的人满一香烟罐的大米，而她解释说：“即使情况让你心碎，你也不能给任何人多于一锡罐的大米，一点都不能多，因为我们得帮助尽可能多的人。”我知道，一小罐大米不会让人维持多久，可我还是为我们能够略尽绵薄之力而感到欣慰。如我在前文所述，那时来到我家的一个人是乔盖希瓦尔，一个已因饥饿而几乎奄奄一息的十四岁少年。他来自杜姆加，距圣谛尼克坦约四十英里。 姨妈即刻让他吃饭，救了他一命。1943年春夏之交，饥荒爆发，来势凶猛。当时，我即将迎来我的十岁生日，对突如其来的灾情感到困惑不解。对于迫在眉睫的覆亡厄运有无可能，我听到了一些忧心忡忡的议论（“倘若情况继续如此发展下去”）。对于物价上涨的原因和方式，父母和外祖父母、舅舅和姨妈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物价继续上涨并强化，就会出现普遍的饥饿。我想，是在1943年初，坎迦尔舅舅一天早上说道：“我不排除一场大饥荒。”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饥荒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心里充满了恐惧。当然，我当时对经济学一无所知，可是我已经意识到，如果粮食价格持续上涨而人们的收入并不增加，许多人就会挨饿乃至陷于死亡。听家人的这些关于悲剧与劫难的交谈，是一个令人在快速成长中变得冷静而持重的办法。急迫的问题是：是什么在引起1942年的粮食价格急剧上涨，尤其是孟加拉主食大米的急剧上涨？记住，1942年不是饥荒之年，而是饥荒发生前的一年。通常公开发布的意见认为，在1942年，粮食价格已经在上涨（因而造成恐慌）。这种说法正确吗？三十年后，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决定研究一般饥荒尤其是孟加拉饥荒之时，我发现大众的看法是正确的。例如，在1942年1月初与8月中之间，加尔各答学院街市场的大米价格（在这一方面，我能获得相当可靠的数据）已经上升了37%。到该年底，那些物价已经上升了70%。对于靠极低收入生活的人们来说，此类猛烈的物价大幅增长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生存问题。在1943年，这一问题得到强化，而到1943年8月时，大米价格已高达1942年初的五倍。那时，对于大部分孟加拉人口而言，饥饿已经变得不可避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虽然印度人没有发起反饥荒政策的权力，可英国人又怎么样呢？难道这场饥荒真的那么难以遏制吗？事实上，恰恰相反。问题并不是英国人掌握的孟加拉粮食数据有误，而是他们的饥荒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英国政府当时宣称，孟加拉有很多粮食，那儿不可能有饥荒。就整体而言，孟加拉实际上确实有大量粮食，那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粮食被掌握在供给方手里；需求在非常迅猛地上升，将粮价推到了堪比天高的程度。在战时经济繁荣时期被抛在后面的人们，在购买粮食的竞争中依旧落败。当时，日军已经兵临缅甸与印度的边界。事实上，部分日军与反英的印度国民军（兵员系从东亚和东南亚的印度裔居民及俘兵中招募，由印度领袖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组建）实际上正在抵达印度，屯兵于英帕尔。英属印度军、英军以及后来的美军，都在买粮食。他们，以及所有被雇来为战争效力的人，包括参加军事设施建设的劳工，都在消耗大量粮食。与战争有关的建设工程创造了新的工作和收入。例如，我记得，当时在孟加拉各地，有许多新的小型飞机场正在兴建之中。需求导致物价暴涨，而恐慌又进一步推高物价以及市场对买卖粮食的操控。人们不能靠周边有许多粮食这样的认识活命，无论这一事实多么确切无疑。他们必须依赖自己购买所需粮食的能力，与他人在市场经济中竞争。粮食可获得性（在整个粮食市场有多少粮食）与粮食赋权（每个家庭能够从市场购买多少粮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挨饿是不能在市场买到足够粮食的人们的一个特征，而不是市场没有足够粮食的一个特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研究全世界的饥荒问题时，我清楚地认识到，关注粮食赋权而不是粮食可获得性有多么重要。我应当强调，这种对饥荒原因的基本分析并不复杂，也不是特别新颖。孟加拉的粮食供应并没有急剧下降，可是战争经济中的需求上升却在将粮食价格猛烈推高，从而使得靠固定而微薄的工资维生的贫穷劳工无力承受这样的粮食价格。由于战时经济对劳工的需求越来越大，城市的工资是灵活的，在程度不一地向上浮动，可是农村工资上涨不多或毫无提升，所以，最大的饥荒罹难者群体是农业工人。政府对他们并不特别担心，而由于对战争事务的影响在悄然弱化，政府最害怕的是城市民众的不满。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尤其是在加尔各答的人口有足够的粮食，政府安排在加尔各答通过定额配给粮店以管制价格分配粮食。粮食定量配给制度实际上覆盖了加尔各答的全部人口。需要在加尔各答分配的粮食是在农村市场按照时价购买的，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农村粮食价格，在农村造成更多的贫困与饥饿现象，而城镇居民则享有从定额配给粮店购来的受到很高补贴的廉价粮食。于是，农村地区的困苦由于政府政策而被强化。孟加拉的一些文化杂志深信，如果能够得到更多粮食，出现在孟加拉的饥荒就会得以终止。它们责备英国政府对饥荒不作为。 其中一家杂志《祖国》（Desh）于1943年7月发表了一篇振聋发聩的社论，提出了尼禄皇帝在罗马燃烧时拉小提琴的类比。这篇饱含辛辣嘲讽意味的社论的标题是《丘吉尔政府的荣光》（The Glory of the Churchill Government）。这篇社论用有力的孟加拉文宣告，如若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曾经允许将更多的粮食运入孟加拉，这场饥荒本来可以避免。这一追根溯源的判断，可能忽略了政府在无法弄清造成饥荒的原因以及防止饥荒的各种办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可是它批评政府政策的基本要点却大体不差。在饥荒时期，几家孟加拉文日报遭到审查和大幅删减，但文化杂志的读者群比较小，因而还能相当自由地销售。外祖父母总是定期购买数种此类期刊，其中《祖国》（一种孟加拉文周刊）和《旅居者》（Prabashi，一种孟加拉文月刊）尤其受到钟爱。外祖母午饭后在她非常喜欢的木床上休息时，下午多半在读这些杂志，而且经常与我分享她读到的那些文章。我不仅对这些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感兴趣，而且对它们非常投入。我的一些表兄不时前来看望我们，也想尽可能弄清周边糟糕的事态动向。我与他们尤其是年长我两岁的科孔哥（迦尔延·达斯古普塔）高谈阔论；他经常在别人说话间隙插入自己更为“成熟”的观点。坎迦尔舅舅送给我一本赛珍珠的《大地》（The Good Earth，出版于1931年），而我怀着一种病态的痴迷心态，慢慢地读了她对一场饥荒的长篇小说式的描述。一天，外婆给我读了《旅居者》斯拉温月（Shrabon，一个雨季月）号上一篇对“粮食问题”的分析文章。这期刊物应该是在1943年8月出版的。我后来核对过，我对这篇文章的真实内容的记忆是正确的。此文确实将粮食价格的上涨与城市地区由战事导致的额外开支及粮食采购量的增大联系了起来，包括驻扎在孟加拉及其境外的军人，他们在与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日本人对峙，也需要消费粮食。《旅居者》对于战事需要并无异议，但质疑当局对由战事造成的苦难（包括战事对粮食价格的影响）完全视而不见，结果毁灭了农村穷人的生计。难道在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没有讨论这场饥荒造成的灾难吗？直到1943年10月，这场饥荒行将结束之前，他们一直没有关注此事。实际上，直至那时，他们一直小心翼翼，不让英国公众知道有关那场饥荒的消息。这样做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尽管印度遭受的是专制帝国的统治，这种治理却是受制于英国的职能民主制的。在达卡和圣谛尼克坦，这一矛盾是人们在交谈中特别喜欢提到的一个话题。我的身为共产党党员或亲近共产党的亲戚，对信任无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想法持嘲讽态度，而由于苏联在战争中与英国人的合作（在斯大林于1941年6月彻底转变之后），他们的反殖民主义思想变得更加混乱。其他人，包括甘地信徒、印度国大社会党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第九章将会对此人多所落墨）的追随者等，则将英国议会的不作为归咎于一项政策选择，而不是他们在应对孟加拉饥荒这样大规模灾难时固有的无能为力。我觉得，这些论点非常有趣，但很难把它们梳理清楚。四十年后，我总会想起自己曾经呆若木鸡地坐在起居室的一个角落里，试图确定舅舅和姨妈中哪个在争论中“胜出”。然而，事实是，孟加拉在遭受一场饥荒的重创，而自十八世纪（英国人统治孟加拉的开端）以来，这里还没有发生过如此严重的饥荒；尽管如此，无论是在威斯敏斯特的英国议会，还是向来活跃的英国报纸，都没有充分而广泛地报道或讨论这场饥荒。 实际上，令人惊异的是，英国公众居然被蒙在鼓里。正如我在上文所说，发行量高的孟加拉文报纸受到当局审查（以避免在世界大战进行期间出现有害传闻），而加尔各答的英文大报《政治家报》（The Statesman由英国人所有并由一个忠实的英国人伊恩·斯蒂芬斯主编）却为了维护战时团结而主动选择了一项避而不谈这场饥荒的政策。不过，该报确实发表了一些有关饥民惨状的照片，但没有评论或说明。直到斯蒂芬斯于1943年10月挺身而出，这场新闻封锁才告终结。直到那时，英属印度政府强加的报刊审查制度，再加上《政治家报》的沉默，一直阻碍了新闻界对孟加拉的饥饿与饥荒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尽管存在政治上的分歧，我的同堂家庭的所有成员（他们包括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自由民主党人）却一致对压制有关时事的新闻与分析表示了出离的愤怒。1943年，战事持续并激化，粮食价格的上涨越来越快，不但受已经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快速增大的市场需求的驱动，而且受恐慌和对市场的投机性操纵的推动。大米价格继续迅猛上涨，一直持续到8月份（我在上文提到了这一点）。此时的米价已大约是1942年初的五倍。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有关数字，而《旅居者》《祖国》及其他孟加拉文期刊对那些数字也语焉不详。可是，它们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吸引读者关注普遍的事实，了解涨价的原因和后果以及涨价对饥饿扩散的影响。它们也批评了英属印度政府在处理战争遗留后果造成的物品匮乏时的不作为。像几乎所有饥荒一样，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是一场以阶层为特征的灾难。出自比较富裕家庭的人，包括我的同堂家庭成员或学校同班同学的家人，都在这场夺去了数百万人生命的灾难中幸存下来，无一遇到任何困难。当然，每个人都对粮食价格上涨愤愤不平，但相对富裕的人并没有被推到饥饿的边缘。1943年10月初，饥荒处于最严酷阶段时，我随父亲前往加尔各答数日。他在那里有公干，而我在上一年12月曾在加尔各答度过一段非常有趣的时光，因而也想再看看这座大城（尽管日本人的炸弹落在了远处的吉迪尔布尔码头）。可是，此时看到的加尔各答已经全然不同，令人恐惧。所有的街道上都是饥肠辘辘的穷人，而我则是平生第一次见到因为饥饿而实际上已经奄奄一息的活人。 在城市的不同地区有供应食物的安排，是由私人慈善机构组织的，确实提供数量有限的食物。所有这些施舍食物的场所在同一时刻开门，所以无人可以吃完一家又去吃另一家。饥民为了得到队列截止号之前的一个位置而相互打斗。这场饥荒导致人的道德沦丧。这是由困境造成的，非人力所能控制。饥民推推搡搡，争先恐后，让人难以看下去。可是，我尽管还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却能理解这一现象在当时境况下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孟加拉饥荒的梦魇让我下定决心去尽我所能防止饥荒再度发生。当我把这种想法告诉学校的一位老师时，他微笑着赞许了我的志向，但也力促我“面对现实”（这是他的原话）。他说，饥荒是几乎不可能消灭的。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怀着希望开始分析饥荒问题，以图找到一种解决之道，至少也要对局部饥荒预防有所裨益。那时，我记起了我与老师的那次令人沮丧的交谈。
本文选编自《四海为家：阿马蒂亚·森回忆录》，注释从略。该文由出版机构提供，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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