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1901－1944），著名乡土小说家、翻译家。浙江镇海人，原名王燮臣，又名王衡、王鲁彦、返我。1920年代初，他曾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大受启发，于是，他开始文学创作时便用笔名“鲁彦”，以表达他对鲁迅的仰慕之情。 在抗战期间，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艺杂志》，为抗战后期大后方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之一。代表作有《野火》《柚子》《旅人的心》《伤兵旅馆》等。
“五代李业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鸣，故名风筝。”——《询刍录》。
但据我所知道，现在的风筝，或纸鸢，有些变化了。现在有许多不会鸣的风筝，不象鸢的纸鸢和不会鸣亦不象鸢而名为风筝或纸鸢的。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变化，如在宁波的风筝。
“风筝”和“纸鸢”这两个名字，在宁波只有读过书的人才懂得这是什么东西，没有读过书的人，只晓得“鹞子”这一个名字。据说这是一个通俗的名字，除了宁波还有许多地方也是这样喊的。其所以喊为“鹞子”的原因，是因鹞和鸢略同的缘故。宁波的鹞子除了不象鹞之外还变了一种极可怕的东西。如果孩子的鹞子落在谁的屋上，不仅鹞子要被踏得粉碎丢在粪缸里，那屋里的男男女女还要跑出来辱骂孩子，跑到孩子的父母那里去吵闹，要求担保三年的太平，据说鹞子落在屋上，这屋子不久就要犯火灾的。
这所以要犯火灾的原因，宁波人似乎都还不知道。我个人因通俗以鹞子喊纸鸢的事情却生出了一个胡乱的类推，以为鹞子和老鸦也发生了什么关系。
老鸦与乌老鸦还有很大的分别，但它们与火灾的关系都极为密切。老鸦在白天叫，不一定是发生火灾的预兆，也可以作为一切大小祸事的预兆，如口角、疾病、死亡等等。白天，宁波人一听见远处的一声老鸦叫，他们便要喊三声，“呸！出气娘好！”（这“出气娘好”四字也许还没有写错，因为这句话平常用为“出气”的居多。例如谁的屁股或那里忽然痛了起来，动弹不得的时候，宁波人叫做中了“龌龊气”，意即鬼气。便立刻吐了几滴唾沫在手心上，响了一声“呸！”忙把手心往痛的地方打去，一面说“出气娘好！”这样的三次，龌龊气便被赶出去，他就好了。所谓“娘”，是说鬼是他的儿子，蔑视鬼也。）老鸦若在夜里叫，那便必是火灾的预兆。谁听见了，谁就必须立刻（必须立刻，第二天便无效）起来喊邻居，告诉他刚才老鸦叫过了。这叫做“喊破”，老鸦的叫被喊破以后便不能成为火灾的预兆。若是谁听见了，怕冷或贪睡不起来喊破，数日后，远近必有一次火灾。这火灾的地方虽然并不一定在听见老鸦叫的人的地方，但人人毕竟怕这灾祸不幸的落到自己的头上。至于乌老鸦的叫，那便大不同了。冬天满田满天的乌老鸦，任它们叫几千声几万声都不要紧。在他们的眼光中这并不是一种不祥之鸟。不过火灾时纷纷四飞的火星，他们都叫做“乌老鸦”，象这种乌老鸦确也极使他们恐怖。
我回想到自己幼时的几种游戏，觉得有许多也还满足。例如看见摇船的不在船上，船又没有载着什么的时候，跳下去把它荡到河的中心去，在他人的眼中原是最下等最顽劣的孩子的游戏，我却也背着母亲学会了。因此三年前在玄武湖中得到了许多的兴趣，雇船去游时可以不受船夫的掣肘，自由自在的荡到太平洋（我们给湖中最宽阔的地方起了这一个名字）中去洗脚。但想起来其中有两件最使我怅惘的是游泳和放风筝。母亲对于这两种事情防范我最严。她不准我游泳的原因除了赤着屁股在河里浮着是不体面之外，最重要的自然是怕我溺死了。我好几次偷偷的去学——后来已经能够把下颚扣在裤做的球上游一丈远——差不多都被她发觉了。她不说要我上来，但拿着一根又长又粗的晒衣用的竹竿，说是要把我按到河底去。这样，我便终于没有学会。至于放风筝，不用说是更其困难了。
这是关系于许多人的祸福的事情。但是大人们尽管禁止，每年冬天和春天田野中总还有大人们所谓顽童的在那里偷着放。自然，我也是极愿意加入这一党的。但是这游戏太不容易了。不仅自己没有钱，就有钱也没地方去买。自己偷偷的做了几次，不是被母亲发觉就是做得不灵。而其中尤感觉难办的是线。母亲用的都是短短的一根一根的线，没有极长的线。若是偷了去，一则容易发觉，怕屁股熬不得痛，二则一根一根结起来不灵活，所以没有法子想，我就只有跑去呆子似的仰着头看人家的风筝。若是那个放风筝的是我的熟人，他的风筝落下了，我便自告奋勇的跑去帮他拾。他要放时，我便远远的捧着风筝给他送了上去。这样我就非常的喜欢。但尤其满足的是千求万求的才允许了我在几分钟内拉着空中飞舞着的风筝的线。
三星期前的有一天下午，看见窗外大杞树的飘动，我忽然又想到风筝了。我急切的想做一个放。我忙把这个意思告诉唐珊和静弟。唐珊告诉我，湘乡的风俗和宁波的差不多，风筝落在屋上也是火灾的预兆。但是她又说我不妨做一个放，这里屋子非常的稀少，不至于落在屋上；静弟的母亲不信从这种风俗，也不会来阻挡我。于是她便为我寻线，我和静弟动手做风筝了。静弟向来没有做过，我也只会做瓦片风筝。这虽然不好看而且不会鸣，但是我想只要放得高倒也罢了。不一会，风筝成功了。这确象一块瓦片，背脊凸着，只是下面拖了一根长长的草尾巴。我知道这尾巴是最关紧要的，起首不敢怎样的放线，只试验尾巴的轻重，但是，把尾巴的重量增而又减，减而又增，总是放不高，不是翻筋斗，便是不肯上去，任凭我怎样的拉着线跑。这样的天就黑了。第二天，我注意到风筝背上的那三根引线，怕有太长或太短的毛病，改长改短的又试放了半天。结果还是放不高，而且有一半落在水田里。
第三天没有进步，第四第五天没有风。第六天觉得平地上的风太小，跑到山顶上去放，但是依然觉得太小了。有一天，风可大了，但是我拿出去试觉得又太大了。这样，我只有懊恼着把风筝高高的挂在壁上了。“我为什么和风筝这样的无缘呢？”我绝望后这样的想。“难道是因为我自己太重了拖住了它吗？”于是我感到自己的身体的确重了，年纪的确大了。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幸的人。
“在贵州”，静弟的妈妈——她是贵州人——告诉我说，“放风筝是非常热闹的。大大小小的铺子几乎没有一家不卖风筝。那风筝不象你做的那样不好看。那里的风筝有象鸟的，有象鱼的，有象虫的，有象兽的，有象人的——几乎无奇不有。那里没有象宁波和湘乡这种迷信。他们不仅不把风筝当做不祥的东西，他们遇到人家的风筝的线在他们屋上不高的时候他们还要用一根拴着石子的线丢上去把风筝的线钩了下来抢风筝。在自己屋上抢风筝，是作兴抢的，只要你有本领。有些人故意把自己的线割断了，让风筝飘去。有些人在一个大风筝——有时大的象八仙桌那样大——上系两三个小风筝。
有些人在夜里放风筝，在风筝上系了一串鞭炮，鞭炮的引线上接着一根纸煤（即卷纸引火的那种东西），纸煤的一端点了火，待风筝放高了，纸煤便渐渐燃到鞭炮的引线上，鞭炮便在黑暗的半空中劈劈啪啪的响了起来，火光四散的飞走，随后风筝失了相当的重量便几个筋斗翻了下来。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在清明前后几乎都带了风筝拜坟去。他们请死者吃过了羹饭，便在坟边堆起了石头，摆上锅子——煮饭菜的器具都带了去的——将饭菜烧热了，大家在地上坐着吃。吃完了暂时不回家，便在那里放风筝。有一次，一个衙门里的少爷竟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大蜈蚣，上面系着响铃，据说是花了几元钱定做的，因为风筝重，线便粗了许多，放线的时候手拿着要出血，便用毛巾裹了手。就在这一次，他把线割断了，让蜈蚣自己飞去。还有最令人发笑的是，有些人放马桶风筝，飞在半空里摇摇摆摆的确乎象一只真马桶。”静弟的妈妈讲到这里，听的人都大笑起来了。
于是我想：“这马桶风筝如果落在宁波人的屋上，在火灾之前，怕不是先有一场极大的灾祸吗？”
我觉得风筝也如人似的，有幸与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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