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则有沈括、李诫等，于历数、物理、工艺，均有发明。在史学，则有司马光、洪迈、袁枢等，各有庞大之著述。绘画，则董源以降，始变唐人画工之画，而为士大夫之画。在诗歌，则兼尚技术之美，与唐人尚自然之美者，蹊径迥殊。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如金石学，亦宋人所创学术之一。宋人治此学，其于搜集、著录、考订、应用各面，无不用力。不百年间，遂成一种之学问。今当就宋人对此学之功绩一一述之。
（一）搜集
宋初内府本有藏器。仁宗皇祐三年，诏以祕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太乐所参校剂量，凡十又一器。至徽宗即位，始大事搜集。《铁围山丛谈》四云：“太上皇帝即位，宪章古始。及大观初，乃傚李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凡所藏者，为大小礼器，则已五百有几。独政和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时所重者，三代之器而已。若秦汉间，非殊特，盖亦不收。及宣和后，则咸蒙贮录，且累数至万余。若岐阳宣王之石鼓，西蜀文翁礼殿之绘象，凡所知名，罔间巨细远近，悉索入九禁。而宣和殿后，又创立保和殿者，左右有稽古、博古、尚古等阁，咸以古玉玺印、诸鼎彝、法书图画咸在。”此说徽宗一朝搜集古器事最为详尽。然亦有夸诞失实处，如谓《宣和博古图》之名取诸宣和殿，又谓其成书在大观之初而不在宣和之末，其实不然。《籀史》谓“政和癸巳秋，获兕敦于长安”，而《博古图》中已著录此敦。《金石录》谓“重和戊戌，安州孝感县民耕地得方鼎三，圆鼎二，甗一”，谓之“安州六器”，而《博古图》已著录其五。又谓，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尤奇”，而《博古图》已著录其五。然则此书之成，自在宣和五年之后；而图中所载古器仅五百余。则政和六千余器、宣和万余器之说，殆不足信，或蔡氏并古玉印玺石刻计之。然第如《博古图》之所录，已为古今大观矣。其尤奇者，南渡以后，宣和殿器并为金人辇之而北，而绍兴内府藏器亦未尝不富，《博古图》著录之器见于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者，尚得十之一二。盖金人不重视此种物，而宋之君臣方以重值悬购古器，故北宋内府及故家遗物往往萃于榷场。如刘敞旧藏张仲簋，刘炎于榷场得之；毕良史亦得古器十五种于盱眙榷场，其中八种皆宣和殿旧物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云：“绍兴十五年，以毕良史知盱眙军。”而《三朝北盟会编》谓“良史以买卖书画古器得幸于思陵。”良史之知盱眙，当由高宗使之访求榷场古器耳。当南渡之初，国势未定，而高宗孜孜搜集古器如此，则宣和藏器之富，固自不足怪也。
然宋人搜集古器之风，实自私家开之。刘敞知永兴军，得先秦古器十有一物。李公麟博物精鑒，闻一器捐千金不少靳。而《考古图》，无名氏《续考古图》，王複斋《钟鼎款识》以及《集古》、《金石》二录跋尾，往往于各器之下，注明藏器之家，其人不下数十。虽诸家所藏，不及今日私家之富，然家数之多，则反过之。观于周密《云烟过眼录》所记南方诸家藏器，知此风至宋末犹存矣。又观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实用刘敞《先秦古器图》、李公辚《考古图》体例，则徽宗之大搜古器，受私家藏器之影响。实不少也。
宋人搜集古器，于铜器外，兼收石刻，如岐阳石鼓文，及秦告巫咸文，徽宗并致之宣和殿；又秦告大沈久湫文，在南京蔡挺家；告亚施文，在洛阳刘忱家；齐谢跳海陵王墓誌，在沈括家。至石刻之贵重者。虽残石亦收之，如汉石经残石，黄伯思谓张焘龙图家有十版，张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其余碑碣，则收藏者尚少。而搜集拓本之风，则自欧阳修后，若曾巩，若赵明诚，若洪适，若王厚之，成为一代风气。而金石之外，若瓦当。若木简，无不在当时好古家网罗之内。此宋人搜集之大功也。
（二）传拓及著录
宋人于金石学，不徒以搜集为能事，其最有功于此学者，则流通是也。流通之法，分为传拓与著录二种。拓墨之法，始于六朝。始用之以拓汉魏石经，继以拓秦刻石。至于唐代，此法大行。宋初遂用之以拓古器文字。皇祐三年，诏以祕阁及太常所藏三代录鼎付太乐所参校剂量；又诏墨器家以赐宰执。此为传拓古器之始。刘敞在长安所得古器，悉以墨本遗欧阳修。甚至上进之器，如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进古钟，及安州所进六器，皆有墨本传世，则当时传拓之盛可知。然拓本流传自不能广。于是有刊木刊石之法。有仅摹其文字者，如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是；有并图其形制者，自《皇祐三馆古器图》，刘敞《先秦古器图》以下，不下十余种，今惟吕大临《考古图》，《宣和博古图》及无名氏《续考古图》尚存。诸书体例，于形制文字外，兼著其尺寸。权其轻重，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亦複纪载，著录之法，盖已大备。至石刻一项，则欧、赵二家始作所藏石拓目录；此外有为一地方作目录者，例如田槩《京兆金石录》；有通海内作目录者，例如陈思《宝刻丛编》。而洪适作《隶释》，则并录其文字，图其形制，又于目录之外，别为一体例。而古玉、古钱、古印，又各有专书。今宋代藏器，已百不存一，石刻亦仅存十分之一，而宋人图谱目录尚多无恙，此其流传之功千载不可没者也。
（三）考订及应用
刘敞序其所撰《先秦古器图》，言攻究古器之法曰：“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乃为能尽之。”故宋考订古器物之外，可分为文字、形制、事实三项论之。
宋时首释古器文字者，为杨南仲。既释皇祐三馆古器，又尽释刘敞所藏器，其说散见于欧阳氏《集古录》及吕氏《考古图》者，颇为精审。而吕大临、黄伯思、王俅、薛尚功诸家继之，虽差谬间出，然近世阮元、吴荣光诸家，未有以远过之也。至形制之学，实为宋人所擅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之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献、曰敦、曰、曰簋、曰壶、曰尊、曰蚕、曰盒、曰盘、曰匝，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日卣、日叠、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学，于古器铭词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在今日，仍无以易其说。近世江西出徐器三，其形皆宋人所谓解也。其一铭曰：“郐王义楚幂（即择字）其吉金自作祭铺。”其一日：“义楚作祭耑。”案“端”、“耑”即《说文》“踹”、“膊’字，亦即“觯”字之异文。则宋人名圆酒器为解，于此得其证矣。又今估人所谓“虎头彝”者，古今著录家并谓之“匝”，而宋无名氏《续考古图》则谓之“兕觥”。案此器极大，而盖作牛首形。又铭辞多云：作某某宝尊彝。其为孝享之器，而非沃盥之器。甚为明白。
自以宋无名氏所名为是。又古戈戟之援皆横刃，非直刃。近世程氏瑶田始于《通茹录》中详论之。然宋黄伯思作“铜戈辨”已为此说，则宋人于古器物形制之学实远胜于近世，亦如其图谱之学，为近世所不及也。至宋人说古器铭中所见姓名、事实，则颇多穿凿可笑。如见甲字，而即以为孔甲；见丁字，而即以为祖丁。其说极支离难信。然宋人亦自知之，赵氏《金石录》跋“中姑匝”云：“右《中姑匝铭》，与后两器皆藏李公麟家。初伯时得古方鼎，遂以为晋侯赐子产器；后得此汇，又以为晋襄公母倡姑器，殊可笑。凡三代以前诸器物，出于今者皆可宝，何必区区附托书传所载姓名，然后为奇乎！此好古之蔽也。”后洪迈评《博古图》，陈振孙评刘原父、吕大临、黄伯思等，议论略同。可知宋人未尝不知其误，亦不必尽蹈其失。至于考订石刻，则欧、赵、黄、洪诸家，多翔实审慎，绝无此蔽。既据史传以考遗刻，複以遗刻还正史传，其成绩实不容蔑视也。
更就应用一方面言之，则宋初郊庙礼器，皆用聂崇义《三礼图》之说。聂图虽本汉人旧图，然三代礼器自汉已失其制。及宋时古器大出，于是陆农师（佃）作《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彝器，与聂图大异。逮徽宗政和中，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皆别铸新器，一以古礼器为式。后或铸以赐大臣，讫于近世犹有存者。元明以后，各省文庙礼器皆承用之，然其改革实自宋人始。又仁宗景祐间，李照修雅乐，所铸钟皆圆，与古制颇异。会官帑中获宝稣钟，其形如铃而不圆，于是仿之作新钟，一县十六枚。而高若讷奉诏详定新乐。亦据汉钱尺寸，造《隋书·律历志》所载十五种尺上之，可见宋人金石之学并运用于实际，非徒空言考订而已。
（四）后论
由是观之，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原其进步所以如是速者，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鑒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鑒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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