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与先生们的双向奔赴

“我发现所有人都知道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的时候都迁到了哪里。然而，鲜有人知的是，当时粤港澳大湾区同样有一批师生坚守在粤北、韶关、云浮一带继续办学。那些老师不仅有左翼人士从内地赶来，还有来自世界顶尖学府的教授们，他们从美国、欧洲、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日本回到战时后方，继续教学，他们的选择意义深远。”

影片《同学们》放映前，本片总制片人，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兼电影台台长黄海波在香港包场放映时，面对温州同乡会的影迷们感慨道：“希望大家不只是北上消费，也可以到韶关看看。那里有很好吃的客家菜，然后有很丹霞山这样的这种风景优美的区域。更重要的是，原来粤北也有如此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那个时候也既艰苦又快乐。这些老师和同学们就天空当成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地上种的稻种也是他们研究的对象，就这样坚持了4年时间。”

《同学们》是凤凰卫视电影台出品的第一部纪录电影，它脱胎于播出后受到好评电视纪录片《烽火逆行——抗战中粤北华南教育史全记录》，电影团队通过凝练加工，补拍更多的素材，找到更具体的历史文献。

黄海波坦言：“在抗战那个年代，正是因为在华南后方的这一段教育史，使得很多的大学小学校长、院士都是从那里培养出来的。而且产生了很多的‘大家’，在中国很多学术研究领域埋下了火种，许多学术成果、音乐创作、艺术作品都是在那个艰难时期产生的。我震惊于为什么这段历史没有被更多人知晓？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将这段宝贵的历史呈现给更多人。这些年来，韶关及省内的文物研究机构、历史机构、档案馆等都在努力保存这段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抢救性的发掘。通过这部电影，希望更多人去粤北，发现那里的魅力。”这部电影展示了当年那些人面对困境的选择，这些教育工作者在战火逆境中坚持办学，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教育救国的赤子之心。

历史长河与人物汇聚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诸如“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这样的学者，尽管身处坪石的荒郊古庙，依然坚持为学生讲授世界最前沿的量子物理学。他的重要论文《重原子核内之潜能及其应用》就是在塘口村的昏暗小房间中完成的。

杜定友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在战火中竭尽全力保存图书，并坚持向公众开放阅览。1938年广州沦陷后，他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2万余册珍贵书籍装成199箱，运至广东罗定、香港、云南澄江等地，并将书箱改作书架，实现了“图书馆木箱化”。

《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的诞生始于粤北的一个小村庄——韶关坪石的武阳司村。彼时，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设立在此。正是在这个偏远的村庄里，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的创建者”王亚南，将《资本论》引入了课堂，使得武阳司村成为中国最早传播《资本论》的地方。王亚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开拓者，与郭大力合译了《资本论》，并首次将这部经典著作带入韶关坪石的大学课堂进行讲授。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也在坪石创作了《第一交响曲》和《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两部传世之作，这在当时的中国尚无小提琴协奏曲的情况下尤为珍贵。电影《同学们》中有这样的旁白：“马思聪教授的小提琴独奏让整个山村热闹起来，许幸之教授导演的名剧令人振奋。”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艺术家们依然在书声中抒发出别样的浪漫。‍

在国立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所在地——坪石镇管埠村，至今仍保留着一条名为“诗音漫道”的小道。许幸之与马思聪当年常在这里探讨音乐、美术、诗词，并在此期间诞生了《第一交响曲》《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红叶山村》等著名作品，“诗音漫道”之名由此传承至今。

影片制作初期，策划兼编剧顾蕾就将年轻人定位为主要观众。有一天，她与导演闲聊时提到片名，导演开玩笑说可以叫“同学们”。顾蕾听后觉得这个名字既直接又贴合影片内容，当即决定采用。影片不仅展现了同学们的生活，也囊括了大量先生们的形象。顾蕾解释道：“‘同学们’既是老师对学生的称呼，也是以学生的视角来展示他们当时的经历。”更有观众在评论中写道，有种“双向奔赴”的感觉！“让人在观看时对于那些呈现的静态人物有了一种立体的认知感。”

纪录片《同学们》从最初的资料整理到最终的拍摄上映，历时三年多。从积藏保存的资料书籍、到安静耸立的古迹遗址；采访、搬演、旁白、叙述，该片用不到90分钟的篇幅，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为代表的多所华南高校，为了莘莘学子能重新获得教育，而艰辛辗转粤北复课的故事。

跨越时空的对话

电影《同学们》呈现了两种对话形式，一种是“同学们”与“老师们”之间的对话，另一种是当下人与历史的对话。这种历史与人物的交汇，理清了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帮助我们找到在世界中的位置。

影片在香港首映时，有观众问顾蕾，希望这部片子能传达什么。她回答说，无论是八十年前的那个时代，还是今天，人们总会面临一些艰难时刻，但无论经历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对生活保持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坚定地追求美好的生活信念。“我希望年轻观众能从影片中感受到这一点。”黄海波也说，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困惑虽然与过去不同，但在“面对困难时的抉择”方面仍能引起共鸣。

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大村）复原的怀士堂

在那烽烟岁月里，这些师生不仅坚守在战火中，还培养出了许多优秀人才。据统计，最早的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至少有十位曾在韶关坪石执教或学习过，如中科院院士黄本立、世界知名社会活动家陈香梅等等。

这些人物活灵活现，他们的经历也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密不可分。美心集团创始人伍沾德早在大村时期便展现了他在餐饮管理方面的天赋。当时，学生们的伙食由当地商户或农民承包，价格高昂且味道不佳，承包者甚至后来无理加价。对此，伍沾德为首的超社成员提出抗议，带领学生自治会接管食堂管理。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学生们的伙食费用比之前降低了30%，不少教师也纷纷到食堂搭伙。

在坪石塘口村天文台，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镜头曾捕捉到中国首位女天文学家邹仪新的身影。多年前，邹仪新的一句：“我不做教授夫人，要做教授”被视为时代的先声。

“地球在宇宙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天上的华丽远非渺小的人类所能想象。”邹仪新曾这样写道。作为当时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的教师，邹仪新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个性不近者不读，聪明不及者不读，毅力不足者不读。”李约瑟在《中国东南部的科学与技术》一文中记录了她当时的简陋教学条件——仅依赖一具6英寸的赤道仪进行天文观测。

即便条件简陋，邹仪新依然坚持教学与研究。1941年，一场三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带穿越中国中部大部分地区，邹仪新带领部分学生前往福建完成了观测任务。在那段时期，中山大学天文台持续进行着最前沿的天文学观测。

这样的传承是跨越时代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有一代代传递下去的精神，女性力量，受到这样的老师鼓舞，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学生也会情不自禁照着老师的模样模仿，将他们的事业延续下去。现年87岁的中科院院士叶叔华后来回忆说，正是在邹仪新的影响下，她才走上了天文学的道路。叶叔华回忆，邹仪新的讲课生动有趣——甚至连树上的鸟都能被她“骗”下来。很多学生被她有趣的课程吸引，于是十几个人一起选择了天文学。叶叔华自己也从此深耕于这一领域，最终成为中国首位天文台女台长。

音乐加持影像增加层次

纪录电影不同于电视专题片，要在一个半小时内的电影时长中讲故事，引人入胜，光是靠解说词和采访是很难的，这次《同学们》的一大亮点就是配乐为影片增添了丰富的情感层次，配乐与画面、旁白相辅相成，既独立成章又不喧宾夺主，恰如其分地烘托出影片的情感基调，赋予了电影更深的感染力。

《同学们》的音乐总监捞仔，是知名的音乐制作人，浙江人。捞仔早年间曾南下珠海、广州等地进行音乐创作，逐渐从广东走向全国，成为众多影视和歌剧作品的音乐创作人。这次他受邀为粤产纪录电影《同学们》配乐，是继2010年为广州亚运会会歌《重逢》作曲后，再次与广东在音乐方面展开深度合作。接到邀请后，捞仔迅速确定了音乐风格，并很快完成了音乐样片的创作。

七年的烽火办学历程中，国立中山大学办学迁址图

“纪录片不同于商业电影，它不需要过度渲染的音乐，而是需要以恰到好处的方式表达情感。”捞仔表示，他从韶关的本土音乐中汲取了许多元素，强调这种类型的电影需要具备民族性，但也不能仅限于此。因为当年奔赴山区复课的师生们大多学贯中西，因此还需要中西结合的音乐形式来营造氛围。比如，在表现人物内心情感时，音乐的铺垫方式与描绘宏大叙事时的音乐选择是不同的。这些音乐如何交替使用，都需要作曲者进行精心设计。

影片内容紧密结合、拓展画面之外的空间、抒发情感、升华思想，甚至形成统一的整体风格，音乐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优秀的音乐可以将这些元素有机地串联在一起，成为贯穿影片的引线。

管埠村师范学堂礼堂兼膳堂图纸，底图虞炳烈设计，助手杨卓成绘制

历史的延续与当代的反思

影片的创作团队力求完整呈现那段历史，清晰地展示了那些师生们的生活变化。在抗战胜利后，许多学校陆续回迁，但也有在港澳台地区继续开办的学校，如同榕树一般，枝繁叶茂，继续在神州大地上播撒教育的火种。从广州到粤北山区，一路辗转，烽火自始不绝读书声。抗日战争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只是书上的文字或影视剧的画面，但对他们而言却是活生生的现实。当华南这段教育的历史和时间线融入个体生命史中，就让观众能够回到那个历史情境中去，更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学生、老师的所思所想。

观看的过程中会有疑问，为什么在他们身上展现出如此强烈的爱国情怀、求知精神和报效祖国的坚定信念？这种深沉的情感可能会让今天的年轻人感到敬仰，但也未必能完全理解。时代背景在这里至关重要。那时，他们正值青春，却被迫中断学业，亲眼目睹故土山河的沦陷，人民沦为亡国奴。在那样极端的时刻，许多青年人选择了不同的救国之路，有些参军，而那些决定继续求学的人，在粤北的那片土地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激励他们不断努力。他们的信念与经历塑造了他们的性格，这也是最后在纷飞战火中，但是他们的研究还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