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题材与奥斯卡

本文转自：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

2024年10月26日，IDF学术论坛单元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11号楼201教室举行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此次学术论坛讲座的主讲人是凯文·麦克唐纳，学术主持人为陈玲珍。

凯文·麦克唐纳

Kevin Macdonald

导演、编剧、制片人。代表作《九月的一天》曾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终极探险》 曾获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电影奖最佳英国影片，《马利》 曾获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电影奖最佳纪录片提名，《天梯：蔡国强的艺术》曾获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评审团大奖提名， 其它代表作有《浮生一日》《惠特尼》等。曾与马克·卡曾斯共同出版著作《想象真实：关于纪录片》。

陈玲珍

Ruby Chen

CNEX 视纳华仁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中国高等电影研究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电影学院教授，奥斯卡纪录片选片委员。陈玲珍女士监制和制作的电影和纪录片达数十部。近期，由陈玲珍制片的《胡阿姨的花园》继今年6月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后，又成功入围第29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此外，陈玲珍还参与监制或制片纪录电影包括获得威尼斯影展地平线最佳纪录片的《1428》，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音乐人生》《街舞狂潮》《大同》，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评审团大奖《少年小赵》，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并入围圣丹斯影展世界纪录片单元的《塑料王国》，获得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的《棒！少年》，赵亮2021年戛纳电影节首映的《无去来处》，以及2021年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国际影展开幕片《四次旅行》等。

凯文·麦克唐纳与主持人以互动式交流的形式，谈论他的创作生涯和贯穿其中的一些母题，并分享作为一个成功的纪录片影人，来自人生路上重要时刻的多个选择与决定。部分涉及了凯文与马克·卡曾斯共同写作《想象真实》过程中的研究及相关问题。可谓是一场兼具专业性与互动性的讲座。

凯文·麦克唐纳与纪录片、好奇心

您是如何成为一位电影制作人？

凯文最初想要成为一名记者，然而大学毕业之后的环境并没有他期望的新闻工作机会，随着寻求生计的探索，在电视上BBC制作的纪录片吸引了他的注意。他谈到家庭中有人具有相关的经验，他的祖父曾经是一名编剧，在与祖父交流之后他对影片的制作产生兴趣，随着几次工作更换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思考，决定开始尝试电影的制作。最初，他仅仅拍摄制作一些几分钟的短片，这其中一个短纪录片被BBC的人所欣赏，凯文因此得到受委托拍摄一部用500英镑做一个10分钟的纪录片给BBC，这开启了他的纪录片生涯。

什么是促使您坚定成为一位纪录片影人的契机？

这也与当时英国社会的影片传播模式有关，在英国的公共电视频道上，每天晚上都会播映不同的纪录片，而在影院里面却很少能看到类似的影片。当凯文第一次在影院观看了一部有关于两个小孩立志成为专业篮球运动员的纪录片《篮球梦》(Hoop Dreams)时，凯文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与震动，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表现形式，而在场的观众们，包括他都十分兴奋。于是他决心要学着制作影院级别的纪录片，期待自己的作品也能给人们带来震撼人心的体验。

影响凯文成为一位纪录片制作人的还有奥利佛·斯通，奥利佛·斯通曾制作过一部很出名的电影《刺杀肯尼迪》，这部电影的第一个小时即使在今天也使人惊叹，它启发了凯文使用真实的材料去制作一部电影，让电影具有揭示真实的作用。

凯文执导的一部关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慕尼黑大屠杀的纪录片大获成功，并取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这标志着他的纪录片事业的起航。获得奥斯卡奖在美国有着重要意义，就像在英国获得骑士荣誉一样，之后你名字前永远都会带有“奥斯卡获奖者”的头衔。尽管受到了某些批评，他意识到这样的荣誉极大地提升了他的关注度。

他与朋友合作编辑了一部关于历史电影的电影故事，同时出版了一本名为《想象现实》的书，该书涵盖了自电影产生于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时期以来的纪录片的历史，向读者展示了纪录片的多种可能性。

凯文认为，写作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无论是非小说、日记还是回忆录，它们都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一个人的故事或历史。他建议纪录片制片人和爱好者不要忘记历史，因为从中可以找到可借鉴的宝贵灵感。

凯文强调好奇心对于纪录片制作的重要性。他认为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驱动力，并提到了商业领域中对好奇心的重视。当别人发表声明或观察到某些事物时，他总是喜欢追根究底，了解背后的逻辑和原因。这种对好奇心的强调和欣赏，随着他从纪录片的使用者逐渐成长为制片人，已经变成了他职业生涯的核心部分。

是不是类似您最初要成为记者的出发点一样，制作纪录片也是受强烈的好奇心所驱动？

的确。凯文表示相信使用影片去记录历史的意义，他也相信一名新闻工作者确实需要好奇心，此外，他还喜欢各种浪漫的点子、想法，这些也成为他创作影片中的一部分，他表示他最初的动机就是好奇心，他相信求取真相的这种品质在制作纪录片的过程中，是一种很重要的品质。凯文发现新闻与纪录片的相似之处，都需要在分享与传达之时，通过一些小的故事进行分享，而在分享过程中，你需要“热爱人”，需要用人的角度去讲述故事。此外，他认为有的时候需要通过理解一些谎言而得以揭示真相，这些都坚定了他使用纪录片的形式创作故事的原因。

获得奥斯卡奖的经验与纪录片的制作

所以好奇心促使你拿到奥斯卡金像奖！能不能请分享一下首次完成你期待的那个激动人心的纪录电影的创作历程？你一出手便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荣誉，这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凯文说：“获得奥斯卡奖的确是一次难忘的经验，当时我认为自己获奖的概率并不高，但是宣布他的《九月的一天》获得奖项的那个时刻，还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成就感，看着台下那些奥斯卡颁奖现场的著名演员和导演们开始为他鼓掌时，我再一次在掌声中见到了自己”。在奥斯卡之后，他也获得了这些他曾经仰慕的电影人的建议与各种可能创作的题材选择，进一步促使他得以继续进行纪录片的创作。也开启他希望能以一个融合剧情片的形式呈现作品的想法，他开始把各种灵光一闪的创意和内容进行更详细的记录，作为接续完成影片的内容，使得在进行中的创作题材能够更具有新鲜感。当他得知两位登山者攀登雪山遭遇事故的故事之后，促成了他制作《冰峰168小时》的机遇。

在创作这部挑战性强的电影的过程中，他摒弃了一贯以自己掌机主导拍摄的模式，而选择了会攀岩的、在雪地高山能背着设备进行拍摄的专业摄影师，才得以实现符合他电影美学风格的拍摄。他也参考剧情片的导演工作经验，在规划访谈当事人的时候，他考虑希望收集到最终影片中需要描述情境的脚本，而他构思在真正拍摄访谈演员的时候，需要运用提词器进行提问的辅助。凯文表示这么做的原因是他认为在一次谈话中，如果谈话双方进行了眼神交流，那么他们可能每隔几分钟就需要错开视线以缓解尴尬，而在访谈式的纪录片中，为了让镜头可以更多地与观众进行交流，以便观众能够更清晰地了解记录的真实与镜头内的真相。

谋生、题材的揭露与观众

凯文在获得奥斯卡之后，汤姆克鲁斯邀请凯文共进午餐，地点是在大明星的私人飞机收藏的飞机厂。在这之后，凯文回到了英国，准备开启下一个电影项目。一个制片人给他寄来了一本关于登山的书，尽管对这个话题一窍不通，但是《冰峰168小时》其中的一个故事却深深吸引了他。这个故事在凯文看来既深邃又富有哲学意味，同时也是一个冒险故事。即使他对攀岩一无所知，而且并非户外运动爱好者，但他认为这可以成为一部伟大的电影。由于没有可用的实际影像，他必须依靠纪录片和戏剧性重现的结合来呈现这个故事。他曾是一个反对重现戏剧性场景的人，但埃罗尔·莫里斯的电影《细细的蓝线》改变了他的观点。

这部电影涉及一个男子在狱中被错误定罪，电影的制作最终证明了他的清白。埃罗尔·莫里斯的访谈方法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所采用的直接对话方式使得他在纪录片领域里变得与众不同。他利用了同样的技术手法，在《冰峰168小时》中使采访对象直接看向镜头，并且运用提示器屏幕进行交流，以此来加强受访者与观众的连结。

《冰峰168小时》的故事是关于两个攀登者在安第斯山脉攀登一座从未被征服过的山峰。在顶峰时，其中一个攀登者摔断了腿，导致他们在一场暴风雪中遭遇了灾难。在尝试拯救伙伴的过程中，为了生存，其中一个攀登者不得不切断了绳索，导致他的伙伴坠落山崖，但奇迹般地他并没有死去，而是落入了一个深裂缝中。电影追踪了他在冰川里求生的故事。

最终，凯文获得了将这个故事搬上大银屏的机会，运用了充满教育意义的制作风格。他在电影拍摄现场深入采访了两位幸存者，并根据这些采访内容创作了剧本，之后才开始拍摄。这个项目的成功导致了他接到了更多拍摄虚构电影的机会，尽管他本心依然钟爱记录真实生活的纪录片。通过《冰峰168小时》这一成功的电影项目，他证明了自身能力，同时也为他在电影领域内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新的大门。

在回看你过去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中，关于创作与生计之间的关系，你是如何看待与处理的？

凯文提到他的家庭、妻子与三个接近成年的孩子，自然养家糊口是自己必需分担的责任，他谈到：“在纪录片制作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会面临很多选择，在电影市场受到挤压与冲击的当下，在题材上就需要做出选择，我们需要实验性的只顾及表达与传递的电影，也需要具有娱乐性质的商业化电影，我们应该相信，纪录片有更多的可能性。”

他提到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人们仍然愿意去电影院看纪录片的，他理解局限的是发行的过程。而在西方，网飞的发展实际上很大程度消减了人们对影院的热情，如果一部影片中没有人们想要观看的内容，那么这部影片就几乎没有人欣赏，甚至惨淡收场。

Q：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导演喜欢使用历史题材进行纪录片的拍摄，那么如何让自己在历史中发现题材？选择电影的题材。而在有多个选择的情况下，如何进行抉择呢？

A：我也拍了一些当下的正在发生的事件，去年我在乌克兰拍了一部关于战争和基辅市长的电影，我跟他一起在炸弹被扔下来的时候度过了一些不眠之夜，我相信在最近的这些年我可以开始做一些政治主题，例如我最近开始做了一个阿富汗的音乐家的主题，这位音乐家在她逃到葡萄牙之后再一次发现了自己对音乐的热爱。我相信你也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谁是电影的主角，在这两件事情发生后，都给了我一种想要拍摄的冲动。

我制作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我在乌克兰拍摄的电影在今年早期的时候做了首映，俄乌冲突题材在乌克兰有其非正义性，但你必须做这样一些吸引观众的、正义的东西，我找到了市长，他曾经是一名拳击运动员，如果人们都喜欢拳击，人们也就愿意去听他说关于俄乌的故事。 

Q：您在纪录片制作的过程中会去思考谁想要观看这个片子吗？

A：我当年做的一个长篇《九月的一天》，是关于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奥运会的不幸事件，其中涉及到了必须与所有运动员家属的沟通，过程非常复杂，最后我获得了一些犯罪现场的照片，我不得不去决定，这样的照片是否应该放到片子里面，我把电影给到受害者的家属，他们觉得很难受，但还是认为应该要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你在制作纪录片时，你要判断你是否愿意以别人的生活作为素材，有时候我被迫陷入两难之中但是必须做出选择。

我最近也到了乌克兰，我听说基辅市长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和总统有很大不同，在战争发生之后，其实他们并没有见过面。而总统是一个英雄，所以我需要纠结是否要把这个内容放到纪录片中，因为这些有可能会损害他的形象，因为我需要完成真实的，所以我最后决定要用这个素材，虽然受到了乌克兰的指责，虽然电影有时让人不舒服，但还是要去揭露这样的真相。

这个片子在一个美国频道播放，他们其实在技术上是十分不同的，但他们有个共同点是，他们都是讲述故事，在这个影片当中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情感，很多不同的情感教会了我很多，例如一些表演的微妙之处，很多情感我们都能够在一天中感受到，关于一些情节片，我希望它能让人们感受到它是清晰的，我希望人们感受到事情的真相，我的观念是想要人们感受到影片的真实，我希望这是像纪录片的，在真实中感到混乱，有这样一个妙处。

A：这本《记者与谋杀犯》书中，每个记者不愚蠢的话，都知道自己在道德上要有防御感，你要知道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这应该要源自你自己的判断，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脆弱感，你需要去保护他们，你不能让其他人很困难的生活变得更加糟糕。我不认为这里面有一个特定的规则，我其实并没有拍摄很多，我一般都具有浸入性的，有些人在镜头面前不舒服，很多人想要去解释自己，让自己在影片中显得舒服，很多人其实想要出现在影片中，你其实是需要让他们信任你。

Q：你如何建立信任感，如何让主角感到信任？

Q：拍摄纪录片要怎么获得主人公的信任？

A：如果我之前接触过再进行拍摄访谈他们，那就是二次的故事了，作为导演你的角度你是有责任的，哪些可以很好的代表，哪些可以再现？我需要思考我是否操控了太多，我的这些改变主人公是否能够接受，如果他们认为不可以，那么我就希望观众可以更好地理解，如果观众无法理解的话，那你可能心中就要有一个分离装置，分离你的专业和人性，我相信你自己也要思考。

我发现我和这些年轻的电影制作者一起制作电影时，我相信可能会有代际之间的区别，也许这样说有些敏感，但也不是说我就是硬心肠的，关键是影片本身要好，如果是有能力可以应对的话，我就可以接受。

Q：在影片发布后是否有遇到人们的愤怒？

A：有的，我需要这么去做，例如有些人是自恋的，例如觉得自己更美更聪明，但这其实不是真实的自己。比如我遇到一个变性人，因为他不愿意拍照，有些人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在社交媒体中是一个特殊的，比如网红之类的，是有差别的。

Q：你觉得网红的现象会持续很长时间吗？

A：我没有个人社交媒体，因为我其实我不喜欢分享我自己，我认为几代人是不同的，如果人们想要了解你，人们通过搜索引擎找到你有很多的情况，我认为自己是摄像头后背的人而非镜头之前的人，我不愿分享自己的隐私。我希望这种真相并不舒服的本质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并不丢失，我完全同意真相不会丢失。

主持人总结感谢凯文丰富而真诚的分享，他充满独到之处的制作经验以及关键的哲思，确实给世人带来很多精彩的电影作品。也期待现场朋友们都有了很好的收获，特别是志在创作优秀纪录片作品的朋友们，解除了一些后顾之忧。纪录真相并不舒适，但是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