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也是古人认识事物、看待世界的客观呈现，我们研究语言，就应当按照先民的思维逻辑去抽丝剥茧，看清内核，而不能一味强调公式或西化理论框架。我认为，从“技”到“道”的转化，应当是研究汉语尤其是研究古代语言的核心原则。
关于“技”与“道”的差别，《庄子·养生主》有一个生动的故事：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牛）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
庄子笔下的庖丁，解牛技艺高超，展臂运刀，莫不中音和节，文惠君称赞其技法高妙。但庖丁却说，我喜好的是“道”，远远高于“技”啊！庖丁所追求的“道”，是更高的境界，即对“牛”的本质认识。
《列子·说符》对“道”亦有如下描写：
《列子》记录的九方皋相马之术，不管毛色、不管牝牡，看的是马的本质属性。这种深入观察和注重内在品质的精神，是最值得称道的，因而伯乐惊叹：九方皋相马竟达到这样的境界！这是超出我千万倍的地方啊！这就是“道”的境界。
如果只关注外在表象，则只能算是停留在“技”的层面。关于“技”的描写，比较典型的是宋代欧阳修的《卖油翁》：
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陈康肃射箭“十中八九”，卖油翁以勺舀油“自钱孔入，而钱不湿”，都属于“无他，但手熟尔”，就是技艺熟练。陈康肃问曰“吾射不亦精乎？”卖油翁却认为是“熟”而非“精”。这也是“技”与“道”的差别。
古人讲究“道”，对许多事物的认识都有从“技”到“道”的升华过程。语言学习和研究怎样达到“道”的境界，这应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文字不仅是古人生活的记录，更包含了先民对世间万物的认识，还有先民对各种动作、情感的体悟，我们的语言文字研究也应当由此入手，通过厘清先民的思维路径，找到深层和本质的脉络联系，最终达到“道”的境界。
从目前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两方面因素的改变已经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语料的增加，比如甲骨金文的出现以及出土文献的发现，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说文解字》以来对汉字字形的理解，许多过去很难解释的偏旁部首，都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让我们对词语使用的状态有了全新的把握。比如《战国策》记载的著名故事“触讋说赵太后”，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曰：“……此《策》及《赵世家》皆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今本‘龙言’二字误合为‘詟’耳。太后闻触龙愿见之言，故盛气以待之。……《汉书·古今人表》正作‘左师触龙’。又《荀子·议兵篇》注曰：‘《战国策》，赵有左师触龙。’《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此《策》曰：‘左师触龙言愿见。’皆其明证矣。又《荀子·臣道篇》曰：‘若曹触龙之于纣者，可谓国贼矣。’《史记·高祖功臣侯者表》有临辕夷侯戚触龙，《惠景闲侯者表》有山都敬侯王触龙，是古人多以‘触龙’为名，未有名‘触聋’者。”王念孙由此断言《战国策》记载的应当是“触龙言愿见太后”。而后续考古发现，诸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策》残本等出土文献，恰恰证明了王念孙这一判断的正确性。二是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的改进。以前的传统研究主张“例不十，法不立”，需要研究人员用卡片记录一页页翻阅文本找到的语言例子，必须皓首穷经地苦读，方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惊喜，也才有了王国维提出的“读书三境界”。而随着当下互联网、计算机技术的高度发展，研究人员拥有了更多更便捷的手段，能够将研究所需的知识和文献用例搜罗殆尽，研究进度和深度得以大大提高。在技术进步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加强思维能力、推理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努力实现从“技”到“道”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