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跟中国就不一样，日本的近代化是从要走出周制开始的，他们的自由诉求不是冲着王权，而是冲着小共同体。
日本人脱儒入法，但不入欧，而是走向了大东亚，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秦制那样的军国主义体制，导致明治以后的日本没有建立宪政民主，而建立了吉田松阴讲的“一君亿兆臣民”的军国体制。
军国主义的膨胀，给亚太各国尤其是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实际上也给日本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使得明治以后振兴、一战以后进一步崛起的强国到了二战就变成了一片废墟，一直到战后，在美国的强势影响下才摆脱了秦制或者摆脱了军国主义，而走向宪政民主的轨道，同时也由军国转向了和平发展。
但是尽管军国主义在日本历史上也是罪恶滔天，如果仅仅从历史的逻辑上看，明治维新的脱儒入法，所谓的伪个人主义和军国主义结合，在日本的发展中，应该承认还是合乎逻辑的。
（图：津田真道）
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津田真道曾经有过一个论述，说我们日本最终也是要搞民主的。
他说，“宇内国体数种，概括为君民二政”，君政就是专制，民政在他的用语中就是民主政治，也就是君主制和民主制。
他说君政里头又分成两种，“君政其内为封建、郡县二体”，同样是专制，有两种：一种是像秦那样的，就是郡县制，一种是像三代那样的，就是封建制。他把封建也叫专制，因为那无非就是有亲缘关系的小皇帝，反正也不是民主。
他说，“前者如明治前的日本和先秦的中国，后面如秦后的中国”。
这个津田真道承认民主制更文明，但是日本现在还不够条件。
他说中国秦制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生于国初草昧之世，而郡县成于稍具文明之秋”，封建是草昧之世，就是还是很原始的状态，而郡县的形成，是成之于稍具文明之秋，也就是说比封建稍微好一点。
他说，所以后者应该成为日本现实的目标，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天下皆郡县，四海为一君”，陪臣及陪臣的陪臣都是朝臣。那么到了以后，我们的文明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再考虑转向民政。
这个说法是符合逻辑的，尽管后来日本并没有自行完成向民政文明的进步，而是在军国主义栽了大跟头以后，在被占领状态下才实现的民主化。
但是日本的现代化确实是从走出周制开始的，而明治维新也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
2. 中国学日本是东施效颦
明治后日本一度得以富强虽然未必就是秦制之效，但确实是走出周制加上学习西方之效。
中国在这方面向日本学习，那绝对就是“东施效颦”，比日本还不如了。
因为中国并没有走出周制的问题，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结束了周制，由反法之儒承接的西学东渐所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走出秦制。
但是，由于后来的国人，可能是太急功近利，而且由于日本学习西方被认为是很速效，使国人想走捷径，结果却从日本那里学来了走出周制的药方。
最后明治式的富国强兵我们没有学来。
因为道理很简单，我们没有周制可以走出，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获得走出周制的好处，反倒使秦制之弊变本加厉。
以儒家而非法家为敌的日本式自由主义，它只是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走向了伪个人主义破坏小共同体而为军国主义开路的方向。
但是，军国主义并没有像日本那样解决中国的贫弱问题。
3. 救亡与师夷长技不矛盾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近代化中的对外学习始终有一个先生欺负学生的问题，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其实讲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学他们，但是他们对我们不好，对我们不好，我们就不愿学了。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没那么大，其实日本对这个问题就处理得很好，日本的国门也是被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是日本在黑船叩关以后，一方面攘夷，一方面入欧，侵略是要反的，但是西方的好的东西是要学的。
其实中国也是这样的，19世纪欺负中国的主要是遥远的西方列强，但是中国的反法之儒在反侵略的同时，恰恰最热衷于西学。
到了20世纪，西方列强在华，实际上处于尽量维护既得利益，但是在逐渐退缩的一种状态，到了1942年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就都废除了。
那么这个时候，侵略中国更狠甚至使中国真正面临救亡危机的，主要成了俄日这两个强邻。
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他们取代西方成为我们先后要学习的主要对象，这怎么能说是救亡压倒启蒙呢？
这怎么能说是由于先生欺负学生，所以学生就不愿学了呢？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思想上、体制上学习西方，与在国家利益、国家权益上抵抗西方，其实是并不矛盾的。
20世纪对日、对俄其实本来也是这样，思想上深受日本影响的鲁迅在国家利益上，并不是所谓的亲日派。
平心而论，对他山之石的取舍，本来应该本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和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不应该有文明优劣论的偏见。
我们之所以需要学习别人，原因很简单，就是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走出周制和走出秦制就是不同的问题，但是走向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一样的。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时候对于中国自身的近代化诉求而言，学习日本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错位。
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错位，当然我们自己的一个因素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就是我们自身的秦政荀学传统是很深厚的。这个深厚也是我们之所以学习西方半途而废去学习日本，好像显得很顺理成章的一个原因。
4. 学习外国思想没学好应该自我反思
学习西方、学习日本、学习俄国乃至学习一切外国的思想，只要是我们自主的，那么应该反省的是我们，而不是对方。
这和国家之间的侵略不一样，现在有些人不承认这个历史责任，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谴责的。
但是国人在自身改革中学习他人的思想、借鉴他山之石，只要不是被强加的而是我们的自主行为，这一过程中的问题错位是不应该怪别人的。
当然学习日本也有各种各样的学习法，像汪精卫也算学习日本，但是那个就是日本人操纵的，汪精卫和鲁迅当然完全是两回事了。
新文化运动的全力反儒和作为其反弹的反西之儒一味排斥西方，都可以说是找错了敌人。
其结果是在我们的本土传统方面，古儒的仁义道德很轻易地就被抛弃了，但是法家的强国弱民却变本加厉。
而在外来的影响方面，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对我们的影响都非常有限，但是军国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应该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