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 60 年代，于美苏争霸的局势之中，这两个大国纷纷将视线聚焦于第三世界，展开对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争夺。
鉴于非洲大陆在联合国握有投票权，此种政治资本致使它们变成了美苏竭力拉拢的目标。于是，苏联规划出一项大胆的外交策略——借助教育来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
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觉得，文化交流不但能够加深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而且能够在这些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和精英当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为达成这一目的，数千名非洲学生获邀前往苏联求学。苏联政府给这些非洲留学生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优厚待遇：学费全额免除，往返机票予以报销，每个月还发放 90 卢布的生活补助。
在当时，90 卢布的补助差不多是普通苏联工人的三倍，这让非洲留学生在经济方面具备了令人羡慕的生活条件。
从 1960 年开始，苏联的高校向非洲敞开大门，特别是在莫斯科，帕特里斯·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成为了这一教育政策的标志。不管是教室、宿舍，还是生活服务设施，苏联都为非洲留学生配备了顶级的设置。
非洲留学生原本以为，苏联会是一个包容并欢迎他们的国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逐渐频繁出现。
即便苏联政府为他们给予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但这一切都难以遮掩两国文化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在非洲，众多留学生源自具有开放、热情文化的家庭，他们习惯了热带地区的随性和自由，甚至在某些方面显得更为奔放。
可是，苏联的文化却全然不同。
苏联学生习惯了课堂上的秩序和严肃，而非洲留学生有时会显得过于放松，乃至在课堂上展现出与苏联人眼中“正统”学习态度不相符的举动。老师们对此感到困惑和不满，课堂上时常弥漫着一种无形的紧张氛围，双方的文化碰撞在这里清晰可见。
这种文化上的差别不只局限于课堂。
对于苏联民众而言，非洲学生带来的热情和奔放往往被视作过于张扬，甚至是无礼。很多黑人还十分没有素质，他们随地吐痰、乱扔烟头、嘴里时不时就会冒出来一句脏话，看到漂亮的苏联女生时，很多黑人还会用那种十分冒犯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看。在社交场合中的行为举止、言谈方式都在苏联社会中被贴上了“不合规矩”的标签。
苏联人的内敛和保守与非洲学生的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双方之间的误解逐渐加深，许多非洲留学生因而感觉自己无法融入当地社会。
最引发社会矛盾的，要数两性关系的冲突。
苏联女性对外国男性，充满了好奇与兴趣。在苏联的街头、公园和校园中，常常能够看到非洲学生与苏联女孩并肩而行的情景。
然而这种现象引起了苏联男性的极大不满，苏联青年男子看到自己心仪的女孩被外来的黑人追求，心中的愤怒与嫉妒渐渐转化为敌视。他们觉得非洲留学生不但享受着远超本地人的待遇，还“抢走”了属于他们的爱情。在这些日益紧张的氛围当中，苏联人民和非洲留学生之间的矛盾随时可能爆发。
1963 年的冬天，莫斯科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正是在这个冬天，一起意外事件把非洲留学生与苏联社会的紧张关系推至顶点。一名来自加纳的留学生阿萨雷，被发现死在莫斯科郊区的雪地里。苏联警方的调查表明，他是在醉酒后迷失了方向，最终因体温过低而亡故。
然而，这个解释并没有平息留学生们的怒火，反倒点燃了他们的情绪。对于非洲留学生来说，阿萨雷的死不只是一起意外事故，他们将其看作苏联社会对黑人的冷漠和压迫的象征。谣言很快在留学生群体中流传开来，有人甚至怀疑阿萨雷是被苏联人谋害的，目的就是阻止黑人与苏联女性的交往。
这个怀疑引发了更为广泛的愤怒，非洲留学生们不再甘愿沉默，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游行抗议在莫斯科爆发了。数百名非洲留学生举着写有“反对种族歧视”的标语，高喊着口号，一路从他们的宿舍走向莫斯科红场。这一幕让众多苏联人感到震惊和愤怒。
红场游行过后，苏联政府对待非洲留学生的态度发生了剧烈转变。曾经提供的优待政策被逐步撤销，许多非洲留学生被遣送回国，那些留下来的学生也再也无法享受曾经的“贵族”待遇。苏联社会对非洲留学生的敌意公开化，他们不再是受到尊重的外国友人，而是被认定是“忘恩负义的麻烦制造者”。
苏联政府为避免更多的外交风波，开始对外国的留学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特别是针对来自非洲的学生。这场游行不但改变了苏联对待非洲留学生的政策，也在社会层面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苏联人开始更加戒备外来者，尤其是非洲裔的群体。黑人在苏联的社会地位急剧下降，他们在公共场合遭遇更多的歧视与排斥。在街头、餐馆、商店里，黑人面临着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有时还会受到身体上的威胁与暴力。
在这个时期，苏联的种族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尽管政府一直强调“国际主义”和“平等”，但种族隔阂已经无法再遮掩。直至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的黑人数量已经大幅削减，许多人选择回到自己的国家或者迁往其他更为开放的西方国家。
现今的俄罗斯，黑人群体依然是极少数，俄罗斯社会对黑人的态度也并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好转。种族歧视仍然存在，黑人在俄罗斯的生活依旧艰难，他们不但要应对经济上的挑战，更要承受文化和社会上的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