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当年曾经指出，鲁迅和他的老师章太炎一样，深受留日时期的影响，一样反儒不反法，一样欣赏“法道互补”，一样称赞过秦始皇。
当然这两个人同时也坚持反对不代表人民的专制，比如章太炎反袁世凯，鲁迅反蒋介石。
他们一样提倡大独大群，而反对小群。
但是我们当然也知道，章、鲁也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章太炎晚年复归于国学；
鲁迅却由学习日本进而学习苏俄，他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著名问题，更是对日本式自由主义前景的一个不祥之问。
鲁迅是在新文化运动末期向左翼文化运动转化的1923年底，在北师大的一次演讲时提出这个问题的。
娜拉是挪威作家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中，为了追求自由个性而离家出走的一个女主角，但是易卜生本人并没有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或许在挪威的环境下，这个问题并不重要，
但是鲁迅敏锐地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他认为，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娜拉出走以后无非只有两个结局，或者堕落，或者回来。因为出走了以后，没有生计，那就堕落了，比如说变成妓女了，或者是实在没办法就回来了，又重新回到那个所谓的封建大家庭中。
在鲁迅看来，两个结局都很不妙。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困境呢？
鲁迅说，这是因为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如果没有资本主义了，废除了这个东西了，那娜拉出走以后就没问题了。
那么鲁迅的结论显然是，虽然他没有明讲，就是出走以后的娜拉应该投身于变革社会经济的事业，实际上就是投身于一场社会革命。
实际上当时中国的很多娜拉也的确是这样，但鲁迅绝对没有想到的是，在日式自由主义转化成俄式社会主义的中国，这样做了以后的娜拉们可能会遇到更大的问题。
2. 当大独灭了小群
从现代观点看，今天没有人会欣赏包办婚姻。但是假如包办婚姻不可免，那当然父母的包办是最不坏的，因为世间尽管也有不把子女当人的无良父母，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作为至亲骨肉，绝大多数父母在安排婚姻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到子女的幸福的。
为了追求婚姻自由、个性解放而走出家门、走向社会的中国娜拉们，的确取得了摆脱家庭束缚、父母包办的胜利。
（图：中国古代婚姻多包办）
但是从逻辑上讲，如果大独消灭了小群以后，实现的是所谓大群的强制一元化，那么所谓的“独”也就岌岌可危了。
这种情况下能真的有独吗？
没有独立意志的人组成的群，当然也就只能由群主摆弄，甚至相比熟人、亲缘共同体小群的温情脉脉来，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的集权式的大群，肯定要冷酷得多。
3. 康有为的大同不是儒家的
戊戌之后，当时的那些新派人物，借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的潮流逐渐已经形成。到了庚子惨变以后，这些新派又更痛恨老百姓的愚昧，更羡慕东方的日本、西方的西洋。
而他们实际所学的对象，主要是日本，而不是西方。
内则脱儒入法，外则脱亚入欧，当时就是一些所谓的大儒都已经开始法家化，内倡个人主义，外倡军国主义。
对古儒视为道德本源的小共同体 —— 既温情脉脉又长幼有序的家庭，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潮流，我前面曾经提到过谭嗣同还是骂秦制的，可到了康有为就开始称赞秦制了。
（图：康有为）
康有为有一本书，叫《大同书》。那么这个《大同书》主要讲些什么呢？
说实在的，现在有很多人说这本书就不像是儒家的著作，因为《大同书》主要的思想就是骂家庭，认为将来要搞世界大同，世界大同就是解散家庭，男人住在一个地方，女人住一个地方，性生活就是见到谁就临时一下，然后生下孩子是属于国家的，实行所谓的斯巴达式的政策，由国家来教育。
讲得简单一点，废除家庭，取消父子关系，实行子女公有，这根本就是颠覆儒家伦常，与古儒的大同理念完全是南辕北辙的。
“大同”一词，大家都知道来自《礼记》，《礼记•礼运》有一个“大同篇”，里头就提到，到了大同以后，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其实这句话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非就是等于这个话又说了一次。
可是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要解散家庭吗？是要实行子女公有吗？当然不是的。
儒家最恨的就是墨家讲的“兼爱”，所谓的“爱无差等”，为什么呢？实际上儒家讲的“泛爱众”，仍然是要有制度上的长幼秩序，而且是以小共同体为基础的，这是和墨家讲的“兼爱”的最大不同点，而“兼爱”是儒家坚决反对的。甚至孟子说那都是禽兽，“率兽食人”，解散家庭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那什么叫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实际上就是我们照顾老人，但是不仅仅是照顾我们自己的老人，别人的老人也要照顾；我们照顾孩子不仅仅是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也关心。
但是这里讲的其实是一种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讲的就是爱，不涉及制度设计。
这个孟子是绝对不会容忍的，我不仅对我自己的儿子拥有父权，我还要把我的父权滥用到别人的儿子那里去。或者说，我服从我的父亲的父权，但是我同样地要服从别人的父亲的父权，这是完全不可设想的。
如果皇上和我的父亲产生矛盾，我都不能服从皇上，这就是所谓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连皇上我都可以不服从，我怎么能够服从别人的父亲呢？
当然照顾、爱护那是感情上的问题，但是服从就是权利与义务的问题了，那是制度的问题了。
相反也是一样，我见到一个别人的孩子，我很爱护他，我照顾他，但是我绝不能把我的父权用到他的孩子上，我对我的孩子拥有父权，我的孩子要听我的，那别人的孩子也要听我的吗？那还得了吗？那不就乱套了吗？
所以，康有为的《大同书》，可以说和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完全南辕北辙的。所以现在的确也有人说，晚年的康有为就不太像个儒家。
4. 大独之后是革命本位
在清末礼法之争时，所谓的大共同体本位主要表现为君主本位。那么杨度和明治时代的日本人一样，明言要把人从家之孝子解放成为君之忠臣。
辛亥以后，不讲君主本位了，因为已经没有皇帝了，那么大共同体本位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表现在国家本位，君主是可以违背的，但是国家很重要，而不是打皇上的旗号了。
那么到了新文化运动初期，一度在个性解放最高潮的时候出现过无政府和民粹倾向，有些人说国家也可以不服从。那么在仍然以向家庭、家族闹独立为主的同时，也出现过个人要独立于国家的主张。
因此，毛泽东在批注泡尔生的书的时候也讲，说妨碍个人主义的东西有四个天下之恶魔，什么叫天下之恶魔呢？他说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讲的大共同体本位，当然就不是国家本位了，就变成了人民本位。
或者在人民领袖没有执政时，也可以说这叫革命本位，因为他不承认现在的政权，他以夺取政权为他主要关心的事。那当然，夺取政权就是革命，革命是本位的，人民也是本位的。
这个时候仍然是大共同体本位，但是已经不是国家本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