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33「杨度反儒」
文摘
2024-11-17 13:37
山东
我们现在观察晚清这些事，的确有一个角度是我们以前强调不够的。以前我们讲保守和激进、新和旧、西和儒、改革和立宪或者革命和改良，都是以反儒不反儒作为标志的，这么一来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其实革命派中很多人的区别比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区别还要大，比如宋教仁和章太炎。那么在清末大变局中，人们往往注意君宪还是共和，改良还是革命，渐进还是激进，西化还是国粹，新文化还是旧文化，却很少注意到在上述的每一方中，都还有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更为悠久的儒法之别。实际上杨度像韩非一样，主张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很难说他更为西化。而劳乃宣为礼教辩护，也经常是拿西方做例子的，比如他说中国人不爱国是因为秦制造成的，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人就很爱国，因此从这个方面讲，也不能说劳乃宣的西化程度就不如杨度。实际上杨度更像是一个法家，他和劳乃宣的矛盾更像是儒法之争，而不是所谓的礼法之争。杨度曾经多次讲过他的思想历程，他早年曾经在日本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叫作《湖南少年歌》，其中有两句话现在被人经常引用，叫作“若要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意思就是说湖南人都是汉子，要救国就靠湖南人。可这个《湖南少年歌》其实照我看，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两句话。他一开始就讲，“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杨度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湘军的将领，都是打仗的，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对孔孟之道不感兴趣，只知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他说“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王先生就是湖南的著名学者，叫王闿运，这个人写过《湘军志》，是晚清的一个号称是有帝王之术的大师，他的帝王之术主要传给了杨度。什么叫“帝王之术”呢？其实帝王之术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蔑视道德和理性，迷信专制权力；第二，他们相信权力万能，但是他们却不忠于某一个帝王。那么像商鞅、韩非就是典型的所谓帝王之术了，商鞅是卫国人，韩非是韩国人，但是他们都是专门找一个最野蛮的（主人），然后就帮助他来打天下。王闿运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早年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劝曾国藩篡清称帝，结果曾国藩拒绝了。其实杨度也一样，大家知道杨度反对共和，但是他不忠于清室，后来怂恿袁世凯称帝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有些人给杨度写传的，还说杨度后来还曾经希望蒋介石称帝。杨度这个人真的是很聪明，他的视野很开阔，除了国学和东洋之学以外，无论中外东西他都广泛了解。他对欧美也很感兴趣，但是他对西方的认识也是非常奇怪。他喜欢西方的既不是民主与科学，也不是道德与哲理，他喜欢的就是权谋与武力。在这首诗里头有一句话叫作：“毕相拿翁尽野蛮，腐儒误解文明字。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就是他认为整个欧洲近代没有谁能够在他的眼里的，什么科学、什么启蒙，这些东西都不值一提。说腐儒老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讲欧洲，这根本是不对的，这叫作“腐儒误解文明字”。他说欧洲有什么了不起啊，欧洲就是出野蛮，他看重的欧洲就只有俾斯麦和拿破仑，“毕相”就是德意志帝国的首相俾斯麦，“拿翁”当然不用说，就是拿破仑了。他说这两个人最野蛮，所以就能成气候，欧洲其他的他都看不在眼里。然后他说古代也是一样，人家都说雅典有多文明，他说“雅典文柔不足称”，古代唯一值得羡慕的就是斯巴达。大家知道斯巴达是一个军营式的社会，是实行废除家庭制度的，这也符合他在礼法之争中的立场。斯巴达是一个军营式社会，孩子一生下来就交给国家养，而且国家要进行优胜劣汰，据说在斯巴达孩子一生出来，就把他扔进结冰的冰水里头，如果这个孩子体弱，那就活该死了，如果这个孩子身强力壮就留下来。留下来干什么呢？就培养他当武士。斯巴达在整个古希腊社会中没有留下任何文化遗产，但是能打仗，这是斯巴达唯一擅长的。但是斯巴达和雅典相比，雅典有那么多的哲学家、科学家，整个西方文明一半是起源于雅典，但是杨度就很称赞斯巴达，叫作“强者充兵弱者杀”。那么他还很佩服普鲁士，“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大家知道德国统一就是由普鲁士统一的，这个倒也是事实，普鲁士在当时的德意志诸邦国中是一个比较野蛮的或者说比较落后的邦。当时德国工业最发达的是威斯特伐利亚，文化最发达的是萨克森，但是都打不过普鲁士。然后杨度就说，普鲁士好就好在“儿童女子尽知兵”，小孩、女人都当兵，“一战巴黎谁称帝”，普法战争打败了法国，于是就牛起来了。因此按照杨度的说法，就是无论古今中外文明都是没有用的，谁最野蛮谁最牛，他的历史观说穿了就那么回事。因此实际上杨度是把中国法家的“所谓当今争于气力”这种霸术理论和西学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融为一体，形成了他的一个价值观点。杨度在他的诗里还讲，“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他说古今中外都没什么道理可言，谁的拳头硬谁就行，不仅外交是这样，内政也是这样；工商交易都是抢劫的，谁狠谁就能抢，谁弱谁就活该被抢；列国的外交都是由军人决定的，军人说和就和，军人说战就战，军人以外的人根本什么作用都不起，说国家的内政就应该搞成军营一样，就是所谓的“内政修成武装体”。这首诗是1903年作的，这个话其实本身就会带出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巴黎和会以前，中国人对西方其实是充满希望的，这个所谓的希望不仅是看到了西方有实力，而且似乎认为西方就代表了公理，或者说是正义。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对西方失望只有在巴黎和会这种背景下才会发生，比如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会不会对英夷失望了呢？火烧圆明园以后，中国人会不会对英法失望了呢？没有这回事，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中国人认为英法就是夷狄，根本对他们不会抱什么希望，哪怕就是认为他们打架、打仗牛，也不会认为他们是在代表公理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头十年，中国人就好像真的觉得西方不但是实力的象征，也是公理的象征，这一点尤其是在庚子之变以后尤为明显。庚子事件对国人的、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也是一场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在庚子事件中，大家看到的就是慈禧老佛爷完全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疯子，老百姓也是疯子，义和团那种蛮不讲理。所以到了庚子以后，对国民性的谴责就变得非常之厉害。庚子以前，从徐继畲到郭嵩焘，到谭嗣同这些人，他们首先就认为西方的内政要比我们仁义，但是这个事情越来越发展以后，特别是庚子之后，就对西方寄托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就是认为西方既然在内政上那么仁义，那么在外交上它也应该是能够主持公道的，尤其是我前面提到的谭嗣同那番话。他说，西国仁义之师如何如何，他们打仗都是很讲道理的，他们对打败了的敌人都是不穷追的，受伤者都有红十字会来照料，等等等等讲了一大堆的事儿。甚至那个时候的一些人都认为西方列强在外交方面，他们的那一套规则也是文明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法规则，他们认为也是文明的。因此，寄予了很高的希望。那么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希望当然是过于浪漫，这个幻想当然到了巴黎和会就造成他们的失望。杨度在1903年的诗里讲的所谓“如今天下无公理”，你是可以说他是有先见之明的，可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杨度如果仅仅讲外交、仅仅讲国际关系，他这样讲讲没关系，可是他把所谓的“如今天下无公理”，已经扩展到了古今中外的社会人文的一切领域，他认为古今中外，不管内政外交都没有公理可讲，古今中外一直到现在，不管你搞什么，都是靠拳头，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讲什么虚无主义的话，杨度是一个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认为拳头硬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说连工商都是这样，做生意都是谁的拳头厉害谁就行，“工商尽是图中匕”，就是“图穷匕首见”，那就有点过分了，再发展为总体上蔑视文明，崇拜野蛮，近代西洋的思想文化科学群星都不入他的法眼，这就不免令人毛骨悚然了，把道德虚无主义发展到这个地步。那么我们想想，如果他以这样的价值观来反对礼教，这是用西学反对国粹吗？这是用法治反对德治吗？这是用现代法学在反对传统儒学吗？还是根本就是以霸道反对王道、法家反对儒家、野蛮反对文明乃至反对一切道德观念呢？我觉得理解杨度，就会理解一些人为什么会从最反动的一级一下子跳到最革命的一级。他原来曾经不但是立宪派，而且是立宪派中最反动的，但是你看看他写的这些东西，你就会知道这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而且在当时也不只他一个人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