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34「脱儒入法」
文摘
2024-11-18 14:51
山东
在中国发生礼法之争的前十多年，日本也发生过一场类似的关于刑法中应不应该保留旧伦理的争论，这就是所谓1888-1892年，也就是明治末年的日本法典论证。当时的日本其实和清朝几乎是一样，清朝是请了几个日本顾问来修新的法典，当时的日本是请了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来给他们修民法，法国人修了一个完全按照拿破仑法典的规则搞的民法，然后就在日本引起了争论。有一些人说，这个法典是从西方照搬的，不符合日本的国情；也有人提出说这和日本人自古以来的习惯不符合，日本还是要重家庭，家长还是要有权威的等等。那么这场争论的最后结果是新的法律通过了，但是为了照顾那些所谓的礼教派，后面又加上了几个“暂行规则”，就是暂时还要保留一些东西。那么很多人都说，中国的礼法之变就是当年日本法典之争的一个再版。的确，这种相似充分地表明，所谓的日本自由主义、所谓的明治时代以学习西方为名的日本的那些做法，对当时中国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明治维新是建立中央集权、反封建的，就是反对小共同体本位的，当然也包括反儒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进行得的确是比较成功而且比较彻底，那么完成了这个运动以后，日本就出现了公民社会与皇权、与王权的冲突。大家知道明治以后，日本就进入了很短暂的、最西化的时期，叫作大正民主，就是在明治和昭和之间的一个时期。大正民主时期，很多人要求落实宪政民主，也就是说不仅藩主、家长不能剥夺自由，国家也不能剥夺自由，军国专制也是不被容许的。因此，日本那场争论是在明治维新已经完成反封建的情况下，由明治式的帝国自由向大正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产物。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属于趋向大正民主西式的自由民权运动，既反封建也反军国专制，也就是说既反大共同体本位，也反小共同体本位，那基本上就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杨度的个人主义就不是这样，他虽然也是受启发于日本，而且时间比日本那场争论还要晚十多年，但是却带有更多的明治色彩，而完全没有大正色彩，他是只反封建的，所谓封建就是儒家或者周制，或者杨度讲的礼教了，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只反家长权，不反皇权的。不反专制的，甚至是极力推动军国专制的。当然杨度除了明治的影响以外，他还带有更多中国本土的韩非色彩，与其说是法理派，不如说是反儒的法家更确切。近代化过程肯定是要涉及个性解放的，不合理的家长权、领主权也是要摆脱的，这一点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应该说都是普世的，但是关键就在于路径，关键就在于从哪里入手。对于明治前日本那样的封建体制而言，摆脱小共同体可能是首要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实际上从徐继畲、郭嵩焘到谭嗣同，都是为了这一点而学西求变的，要改变什么？就是改变秦制。如果从这条线上看起来，劳乃宣继承的倒真的就是从徐继畲到谭嗣同的这种所谓“西儒会融，以排秦制”的思路。就是儒家的东西也不错，西方的东西也不错，但是首先要把秦始皇的那一套给搞掉，把所谓的暴秦那一套给搞掉。而杨度则开了一个借鉴明治的学西，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学习西方，而是以中国法家的立场来反礼教。我之所以要提到杨度，因为杨度是首先反礼教的，但他是站在皇权捍卫者的角度，而不是站在民主派的角度。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来自皇权捍卫者的反礼教，几年以后竟然就变成了民主派的呼声。还有些人说，袁世凯没有成功也很可惜，因为袁世凯打的也是立宪的牌子，虽然他称帝，但他也表示不是秦始皇式的称帝，而是要搞君主立宪的。甚至现在有些人说袁世凯如果能搞成功，要比孙中山要好。各种说法很多。不过，不管袁世凯当年是怎么说的，我就凭袁世凯本人是一个军头，拥有强大的军权，同时杨度又是最支持他，也是他的头号谋士。如果这样一个掌握军队又以杨度为谋士的人来搞立宪，那可能是虚君立宪吗？按照这种方式搞的立宪，恐怕不仅是民主派、共和派、自由派无法生存，就连劳乃宣这样的立宪派都够呛。当然，如果他这样搞立宪，礼教倒是可以被消灭的，就像韩非所设想的那样，但是宪政之类的就别想了。可见，中国的启蒙运动要真正说发生大的变化，其实不是发巴黎和会以后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然后就转向，根本就没这回事。中国启蒙运动要说转向，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已经转向了。中国人的启蒙历程其实从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最早鼓吹的是民主共和，冲着的是秦制；那么到了辛亥革命，这场启蒙告一段落；那么后来到了新启蒙，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实际上是反礼教的，就是以儒表为主要的出发点，它主要的旗帜不是民主与科学，这不是说五四反民主，五四当然是赞成民主的，但是赞成民主不自五四开始，也不是五四主要强调的东西，五四强调的主要是个性解放、个人自由，而这个东西是从日本学来的。中国启蒙运动真正发生的大变化是从徐继畲、郭嵩焘、谭嗣同时代的西儒会融、反对法道互补，反法之儒引西斥秦，转向了章太炎、陈独秀时代的西儒对立、脱儒入法。这个转变开始于甲午、戊戌，和国人从直接学习西方改由日本中介来学习西方有重大的关系。当然，到了辛亥革命以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彰显的所谓西方的弊病，当时很多人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西方有很多毛病，你看一场浩劫、搞起一场那么残酷的战争，很多人都是从一战开始觉得西方其实有很多问题。我这里要讲，是从一战本身觉得西方有很多问题，而不是从巴黎和会。巴黎和会其实并没有我们以前讲的那么重要。日本思想界与留日学人对中国的影响大增，最终就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得到了更为凸显的反映。尽管从表面上看，反思中国自身与学习西方，在这一个变化的前后，似乎是连续的，很多人感觉不到这个变化，很多人感到的是发展，也就是说在辛亥以前，我们也学习西方，新文化运动以后，只不过掀起了一个更激进的西化浪潮。但是在我看来，除了规模大小以外，除了激进与否以外，更重要的是方向发生了转化，激进渐进只是速度的区别，但是方向的区别要比这个更重要。虽然大家都反传统，虽然大家都主张西化，但是传统和西化的形象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看到在这以前，国人之先决者，那些比较先进的国人，他们学习西方是为了走出秦制，而在这以后学习西方却似乎像日本人那样，是要走出周制，甚至隐隐然是要走向所谓的强秦。那么过去的思想者，他们盛称西方，他们很钦佩西方，他们是把西方看成是三代盛世，而中国的弊病是从秦汉开始的，可是后来的思想者却讨厌三代的封建，而视秦汉为西方式的平等。这两个人政治观点可以说本来是很接近的，而且他们是师友的关系，唯一的区别就是康有为比谭嗣同多活了很长时间。那么在戊戌时代就已经死难的谭嗣同，他是追羡三代之文化，抨击秦始皇以后“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可是康有为活到民国以后，却不再以三代为然，转而夸奖“自秦汉以废封建，人人平等”。按照康有为的说法，秦始皇的时代是一个最自由的时代，按照他的说法，不仅有了平等，以前中国人在小共同体里，“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每个人都有主人，现在没有了，全国人民都认秦始皇这一个主人，除了秦始皇，好像我们大家就是平等的。他还说：“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反人身自由，营业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皆行之久也矣。法国大革命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且最先有乎？”说法国大革命追求的自由，秦始皇都给我们争取到了。总而言之，法国大革命的一切都被秦始皇实现了。康有为变成了秦制的狂热推崇者，这个时候的康有为还能不能叫儒家，我觉得都是一个问题。那么戊戌前后的两代学西人，实际上他们有着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西洋形象，他们都说西洋很好，但是好在哪里呢？像郭嵩焘说，“西洋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说西方是仁义道德很高，能够富强不是偶然的；徐继畲说，“西土之桃花源，国无苛政”，没有残暴的政治，“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说“百姓亲附，邻国之民喁喁慕义”，说仁义道德使得大家都很羡慕；到了五四期间大家也在歌颂西方，可是歌颂的是什么呢？其实就像杨度一样，歌颂的是西方的野蛮。陈独秀有一番很有名的话，叫作“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儒者不尚力争，何况于战？若西洋诸民族好战健斗，根诸天性，成为风俗，自古宗教之战、政治之战、商业之战、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在陈独秀看来，整个西方的文明史就是由鲜血写成的，除了会打仗，他们没有别的。那就和杨度差不多了。李大钊曾经说过关于中西文明的19段排比句，最前面的两段就是：中西文明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说东方文明就是安息的，而西方文明就是战争的。那么你可以看到，以前的人们羡慕的是一个温情脉脉的儒家化的西洋，但是以后的这些人，羡慕的是一个杀气腾腾的法家化的西洋。虽然这些人都主张学习西方，虽然这些人都抨击传统，但是他们要抨击的传统不是一回事，他们要学的西洋也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