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有为：汉武帝的54年》作者：戴波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春天，刘彻下诏，重新把一个老话题摆到台面上交给群臣讨论。诏书是这么说的:“朕把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赠送的财礼多得不计其数，然而单于骄慢无礼，不断侵盗边境，百姓颇受其害。朕实在于心不忍，想要发兵攻打匈奴，你们意下如何？”
说是征求意见，其实刘彻已经把自己的态度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了。之所以挑这个时候下诏书，除了他一贯有击胡的志愿，还因为去年雁门郡马邑豪强聂翁壹通过大行令王恢向他提供了一条可以全歼单于大军的计策。具体来说，是让聂翁壹当间谍跑到单于那里，称自己能杀死马邑的县令、县承，以城归降。利用匈奴贪图城中的财富，引诱他们入城。而汉军提前埋伏在周围，届时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个计谋如果只是如此简单一说，连我们听上去都像天方夜谭，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更别提说服刘彻。所以其中一定会有一些细节，必须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考量。
比如，单于本人的行踪动向历来是汉军最想得到却很难得到的情报,聂翁壹凭什么自信能找到单于?但是回想去年，程不识将军曾突然被派去雁门郡驻守了六个月，我们可以据此推想，应该是刘彻收到风声，知道单于大军在雁门附近出现了。而这个消息，当然是雁门郡上报给刘彻的，聂翁壹作为雁门郡马邑的豪强，知道这个情报也在情理之中。且马邑作为胡汉边境，平时就有关市交易，豪强本身颇参与其中，聂翁壹和匈奴之间，应该一向有密切的商业来往，才有自信能获得单于信任。
其次，聂翁壹豪强的身份，也是他能够杀死县令、县承的资本。秦汉时期，县令、县承都由中央直接任命，由外地人担任。特别是县令，在任上多要借助土豪势力实施治理，故常有意建立交情，聂翁壹完全有能力接近和杀掉他们，这种方式和秦末项梁、项羽叔侄杀死信任他们的会稽郡守如出一辙。
最后，马邑的地理环境很特殊，南、西、北三面被黑驼山、句注山、神头山、契吴山紧紧围绕，东南面又有一条桑乾河，确实可以提前埋伏大量军队，等匈奴人城之后迅速形成包围之势。
补上这些细节，整个计谋的过程就显得顺理成章，可行性很强了。至少从诏书来看，刘彻被说服了。全歼单于本部大军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业，对他来说绝对值得一试。
这个计划是通过王恢提交给刘彻的，王恢本人自然也是极力主张者之一。然而群臣中还真有反对的，仍然是前两年赞成和亲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和当初一样，王、韩二人再次展开了辩论，不过这一回，更像高手过招，见招拆招。王恢首先说:“陛下即使不下诏书，臣内心也早就想用兵匈奴。以陛下之威德，四海统一，天下同心，又派遣汉家子弟驻守边塞，谨慎防卫，然而匈奴仍然侵盗不绝，正是因为对大汉还没有恐惧之心。臣认为是时候用大军给他们一个教训了。”
韩安国立刻表示:“非也。我听说当年高祖皇帝被困平城，围攻他的匈奴马鞍堆积在好几处，比城墙都高。高祖皇帝因此七天七夜没有进食，甚至被百姓编了歌谣讽刺嘲笑。然而高祖皇帝解围返京以后，并没有恼羞愤怒。圣人以天下为虑，不以个人私仇而伤黎民百姓的共同福祉，所以高祖皇帝派遣刘敬以千金和匈奴结和亲之约，至今大汉五世和平，都是受此政策之惠。孝文皇帝曾举天下精兵欲击匈奴，一时人心惶惶，天下百姓莫不内怀忧惧。孝文皇帝终于明白兵不可轻举，故再行和亲之事。两位圣人的做法，应当成为后世范式。臣窃以为不应用兵。”
王恢道：“非也。臣听说三皇五帝之间的传承，后王并不照搬承袭前王的礼乐。不是因为故意标新立异， 是因为时代形势不同。且高皇帝不报平城被围之仇，并非不能，而是先前灭秦击楚连年战争，高祖体谅百姓劳苦，欲让天下休养生息而已。如今边境屡遭侵袭，士卒遇害，运送烈士尸体回乡的槽车道路相望，仁人义士谁不恻隐含怒。这正是臣支持攻击匈奴的原因。”
韩安国又反对道：“非也。臣听说利润不超过十倍，不轻易更换旧业；功利不超过百倍，不轻易改变旧法(“利不十者不易业，功不百者不变常”)。所以古代人君谋事布局，必遵循以往经验；制定政策，必参考先人告诫，慎重地对待每一件事。夏、商、周三代鼎盛之时，匈奴也不服从中原制度，圣人以为他们既在远方绝地，是一些不接受管理的边民，没有必要为此多费精力。且匈奴仗着骑马之便，来如疾风，去如闪电；以畜牧为业，弯弓射猎，追逐水草野兽;居无定所，不知所踪，很难真正制服。若为此而让大汉边境之民废弃耕织的正常生活，整日以兵事为念，实在得不偿失。所以臣坚持认为不应用兵。”
王恢继续道:“非也。臣听说大鹏因风而起，圣人因时而作。当初秦以雍地为都城，地方仅三百里，然而秦穆公因势利导，攻取西戎，吞并十四小国，也就是如今的陇西和北地两郡，疆域从此大至千里。之后蒙恬进击匈奴，又开辟数千里，以黄河为边境线，设置城塞，胡人从此不敢饮马中原。可见匈奴只能以威力屈服，不可以仁义说教。如今以中国人口之盛，且有万倍于往日的财富，哪怕用百分之一的人力财力出征，也如强弩射烂疮，不费吹灰之力。若征服匈奴，则北边大小国家如月氏等也将纷纷归顺。所以臣坚持认为应该用兵。”
韩安国仍反对道:“非也。臣听闻，圣人用兵必定先饱食以等待对方饥饿，镇定以等待对方慌乱，休养以等待对方疲惫，如此则攻城伐地，短兵相接，谈笑间可以擒灭敌国。臣又听说，劲风最后衰弱时，连羽毛都无法吹起;强弩力道消亡时，连轻薄的鲁缟也射不穿。有盛必有衰，正如有朝必有暮。如果轻敌深入，长驱万里，恐怕很难成功;行军太速则粮草不济，行军太迟则贻误战机。且不用行至万里，恐怕人马都已饥饿疲劳。这正是兵法所说的自寻死路。或者有别的妙计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获胜擒敌，那就不是臣所能知道的了。如果没有，臣不觉得此战有任何好处，故不应用兵。”
王恢又道:“非也。深谋远虑的计策，不能因为一些外行人阻止就放弃不用。臣之所以说应该用兵，并非指千里深入，而是指利用单于的贪欲，引诱匈奴主动前来，我军选枭骑壮士十面埋伏，届时纷纷而出，有人遮其左，有人拦其右，有人阻其前，有人断其后，单于必插翅难飞，束手就擒，此乃万全之策，绝无失败之理。”
前面几个回合，王、韩二人只就理论和形势上进行辩论，还算旗鼓相当。到最后一回合，一旦涉及具体战术，韩安国显然吃了不知内情的亏。从他想当然以为要采取千里深人的战术，可见他并不知道马邑豪强聂翁壹的计谋，也不知道刘彻和王恢早已定好了所有细节。辩论双方的准备工作完全不对等，一方提前拿到了评委给的全套资料，一方到开赛才看到辩题，胜负自然早就内定。之所以还要拿到朝堂上来讨论一番，大概是想通过这场不对等的比赛，打击一下反对者的气焰。
不过，这么精彩的一场辩论，还是有疑点。疑点之一是此事同样完全不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只见于班固的《汉书》。这段内容，班固应是取材于西汉末年刘向的《新序》，不知刘向又是依据什么资料。疑点之二是前几回合要不要用兵的争辩，跟《商君书》里商鞅和对手争论要不要变法的套路和理论极其相似，简直像是洗稿，很像好事者添油加醋编出来的段子。
无论如何，聂翁壹这个计策，刘彻最终决定采用。诏书是春天下的，具体施行则在六月。一共有五名大臣被任命为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未央宫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令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后四位全部统属于韩安国。五人一共率领了三十多万骑兵和步兵埋伏在马邑周边山谷之中，约定等单于一进入城中便纵兵包围。
安排妥当，聂翁壹如计奔入匈奴，告诉单于，自己可以杀县令、县承，以马邑城投降，财物任取。单于果然听从。聂翁壹回去便砍了几个死囚的脑袋，悬在城头，作为信物，令匈奴使者通知单于速来。
单于得信立刻率领十万骑，穿越关塞，离马邑还有百余里时，见牛羊牲畜遍布原野却无人放牧，不禁有些奇怪。谨慎起见，单于停下脚步，先往附近攻打了一处亭障，俘虏了一名雁门尉史。尉史为了活命，招供了汉军埋伏之处。单于得知之后大惊，呼道：“我本来就有些疑心。现在得到这名尉史，大概是天意不欲亡我。”单于封尉史为天王，迅速引兵出塞。
等到塞下士兵来通报匈奴已去，汉军才从山谷里拍马逐奔，然而已追赶不及。王恢独率一军，负责袭击匈奴辎重，也就是说，他是驻扎在离马邑城最远的地方，准备断敌军后方的。当单于逃走时，他应该离匈奴最近，最适宜阻截或追赶。然而王恢见匈奴大众有十万骑，也没敢出来迎战。
至此，部署周详的马邑之谋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而流产，竹篮打水一场空。回到长安之后，刘彻震怒异常，矛头直指王恢，责怪其“逗留不进“。
刘彻的心理也很容易理解，他当然不可能责怪马邑之谋本身，毕竟自己点头认可了这一策略。其余诸将也没有理由怪罪，毕竟匈奴尚未到马邑便转头离去了。而王恢离敌人最近，却没有任何动作。刘彻于是认为他才是导致三十万大军白忙一场的罪魁祸首 ，若是王恢果断追赶敌军，虽说不一定能活捉单于，至少可以剿灭部分匈奴、缴获一些辎重，让这场行动看起来不那么狼狈。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三十万大军”是个什么概念。马邑之谋后，刘彻又曾对匈奴用兵十余次，兵力大多在十万人左右，连超过二十万的都几平没有。三十万应该已是汉朝当时可以调用的最大兵力，这说明刘彻对此计谋抱有十足的把握，非常希望举全国之力，毕其功于一役，对匈奴造成致命打击。三十万人马，从各地纷纷调往雁门郡，即使什么都不做，每日消耗的粮草也是天文数字。而最后的结果，汉朝承担了巨大的损耗，却眼睁睁看着匈奴从眼皮底下来而复去，白白做了一场无用功。韩安国在争辩中曾说，高祖平城之围，被天下人编歌谣取笑了很久。刘彻这场无功而返的大兴兵，难保不会也变成一个被人传说的笑话。而这一切，只要王恢在匈奴撤军时果断阻击或许就能避免。在刘彻心目中，王恢显然是最应该把锅背上的不二人选。
王恢对这一指责并不服气，他为自己辩解道:“当初按照部署，臣的责任就是等单于进入马邑城，大兵开始围攻之时，攻击其辎重。单于不战而退，臣只有三万人马，寡不敌众，虽然知道回来也是死罪，但起码为陛下保存了三万将士的生命。
王恢这番话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按照部署”意思是提醒刘彻，让我负责攻击辎重的不是陛下您吗?同时他又提醒刘彻，攻击辎重的做法，只有与前线开战同时才能奏效，当匈奴开始反向撤退，应该是辎重在前，单于主力在后，那么王恢主动出来袭击，不等于是把少数汉军放到匈奴大军面前，生生送入虎口吗?为大汉保存了三万将士不说是大功一件，至少也该功过相抵吧?
然而王恢并没有意识到，这两个理由非但不能解刘彻之怒，反而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刘彻现在考虑的关键，还是三万将士的生死问题吗？哪怕前期策略再严谨，再完美，马邑之谋事实上的失败，必须要找到一个适当的理由向天下人作一交代。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落空，究竟是因为天子决策失败，还是部下执行失误，这似乎是个非常简单的选择题，而王恢的那一番辩解，不幸选中了错误的答案。
王恢被交给廷尉处理，廷尉做出了“逗桡，当斩”的判决。王恢慌不择路，用千金贿赂承相田蚡 ，希望他为自己美言几句。田蚡也知道这件事关乎刘彻的面子，并非那么简单，不敢亲自求情，但还是把钱收下后跑去找王太后，称“王恢是马邑之谋的建议者，如今因为计谋不成就杀死他，无异于为匈奴报仇”。不过这次王太后的话也没起作用。刘彻对母亲说:“王恢首建马邑之谋，所以我才发动数十万兵马。即使情况有变，无法捉得单于，王恢所率之军若能果断击其辎重，或多或少可以安慰满朝士大夫之心。不杀王恢，朕实在无以谢天下！”在母亲面前，刘彻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他深知举全国之力的一场大行动，落空后需要一颗人头来堵住士大夫和天下人的悠悠之口。
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为马邑事者，恢也，故发天下兵数十万，从其言，为此。且纵单于不可得，恢所部击其辎重，犹颇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诛恢，无以谢天下。”（《史记·韩长孺列传》）
刘彻这番话适时传到王恢耳中，王恢终于明白过来，选择了自尽。刑不上大夫，允许其自我了断，算是给他留了最后的体面。
本文节选自《有为: 汉武帝的五十四年》，本书是按编年体例写就，从刘彻即位起，每年一章，到刘彻七十岁驾崩止，详略得当、脉络清晰地将他执政五十四年期间每年发生的史事对应在相应的时间里。看完这本书，汉武帝一朝的事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了，强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