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36「以俄为师」
文摘
2024-11-20 13:07
山东
如果要说新文化运动本身发生了变化，这是一种什么变化呢？这个变化当然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前期主要受日式自由主义影响，后期就变成了以俄式的社会主义为主流。一开始中国借助日本学习西方，那毕竟还是在学西方，对西方还是有仰慕的，只不过认为学习西方可以通过日本来走捷径。但是到了一战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兴起以后，那人们真的就对西方不感冒了，就不是间接学的问题，而是真的就不想学了，然后就换了个老师，这个老师就是俄国。（图：斯大林、列宁和加里宁，1919年）
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即使经过日本中介的学习西方也在降温，而与西方对立的苏俄逐渐成了新的老师，尽管学习苏俄和救亡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苏俄对中国的威胁一点都不亚于西方，甚至在很多时候，还不亚于日本。但是这个时候的人们还是对苏俄有很大的好感，这个其实和19世纪一方面西方在侵略我们，一方面中国人对西方还很有好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人其实是分得清这两者的，一方面要反侵略，一方面人家比我们好的，我们还是要学。这一点和救亡没什么关系，以前我们救亡是针对西方，但是我们还是要学西方，后来威胁要灭亡中国的，其实就是日和俄，但是我们照样还是要学日和俄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杨度批礼教时，他是打着国家主义的旗号，就是讲我们的国家也就是大清，那是本位，个人不应该是本位，小共同体也不应该是本位。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当然就不是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早期曾经有过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民粹主义的倾向，就是不仅是要摆脱家族，甚至还有些人主张要摆脱国家，这是因为袁世凯、张勋两次帝制复辟引起了国人关于民主和革命的情绪反弹。这一点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后来人们对自由的压制，其实很多并不是基于民族主义，或者说不是基于救亡，而是基于什么呢？基于民粹，基于所谓的老百姓，或者说下层，或者说农民，总而言之是以下层的名义来取消自由的，而不是以所谓救亡的名义。而这个变化，当然是和袁世凯、张勋这两次复辟的刺激有关，使得整个社会情绪更加民粹化、更加激进化。但是这种所谓的反国家主义，仍然是在大共同体本位的形式上来进行的。讲得简单一点，那个时候说个人可以不服从国家，这个所谓国家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当时的政府，当时的政府是革命者要反对的，那么当时的政府你可以不服从，但是人民你是必须服从的，你要为人民去牺牲你的个人的一切。而人民是什么呢？人们就是当时的革命党，革命党是可以要求你牺牲一切的，因为革命党代表人民。那么皇上是不能的，因为皇上不代表人民，皇上已经被人民抛弃了，那么大共同体本位的代表就不是皇上了。但是大共同体还是本位的，只不过代表大共同体的从皇上变成了革命党，就是在大同体本位的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现在变成以人民、革命的利益为本位。这也可以显示出，当时打压自由的主要不是民族主义，或者救亡的需要，而是一种民粹的倾向。那么第三，在大共同体和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上，原来是持用个人主义来建立大共同体的权威。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主张个人解放是要把这些人从家长那里解放出来，解放出来以后，他可以成为国家的工具。因此那个时候，个人主义不能反对国家，但是国家也不打压个人主义，相反国家当时是把个人主义看作一个正面的东西的。包括杨度也是这样的，他说我要取消家族制度，因为家族制度压抑了个人，我要把个人解放出来，个人解放出来，就可以把皇帝当家长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强调的是大独（个人）不能反对大群（国家），只能反对小群（家族），就是说你要个性解放，你反爹可以，但是你反皇上是不行的，那么皇上也鼓励这个大群。但是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就变成大群也不能容忍大独了。章太炎的时候还说，我的大独是和大群是可以共存的，到了五四的后期，在五四的激进派那里，在大群面前你就不能有大独。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你这个大独不是反对大群，而是反对小群。也就是说如果是针对家庭家族的个性解放，它仍然是受鼓励的。所以这个转变其实并不是很重要，从日式自由主义转向俄式社会主义，这个转弯也不是太大，这个转弯其实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说即使在新文化运动转变成左派文化运动、转变成共产革命运动以后，也仍然鼓励在小共同体内搞私有化，而不是搞集体化。总而言之，在小共同体内，婚姻、爱情、财产等等，用以前我们的说法，这叫个人问题。财产问题只有在家庭、家族内才是个人问题，只要超出这个问题，就变成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了。私有化在大共同体范围内那是绝不允许的，但是在小共同体内是受到鼓励的，就是最好大家都跟爹妈分家，最好大家都变成一个一个的独立原子，然后上面把你们给弄起来就比较容易。在小共同体内，婚姻、爱情、财产这些个人问题不仅家长的专制权力不能决定，即使家内、族内众人的民主决定也是不行的，但是在大共同体层面，个人权利或许仍然可以不服从皇上，或者不服从革命者所反对的那个政府专制决定。但是如果是人民的多数意志，或者是自称代表了人民的组织意志，那么个人的权利就无效。换句话说，小共同体中，无论专制还是民主似乎都不能取消个人自由，但是大共同体中，皇上好像是不能取消个人自由的，这是在新文化运动那个时期。我们已经看到，那种只对小共同体有效的自由或者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日本式的个人主义，它是靠不住的，它过去可以和军国主义结合，如今也可以和俄式社会主义结合。实际上，到新文化运动发生的时候，日本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家看一看中日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日本正处在大正民主时代，日本以前没有自由民主，以后也没有自由民主，偏偏就是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日本有了很短暂的所谓的“大正民主”。明治宪政一时似乎有向英国式宪政演变的趋势，福泽谕吉式的日本自由主义也似乎在向一般的民主自由主义发展。已经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想了，而是当时日本的左派社会主义。在这个时期的日本思想家中，对中国有影响的主要是幸德秋水、河上肇、堺利彦、小林多喜二这些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受苏联影响的左派社会主义者。这种日本左派思想的影响已经从属于俄式的社会主义，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来源中不占重要地位。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还是从俄国来的，不是从日本来的，尽管接受俄国影响的这些日本社会主义者对中国也是有影响的。这里我要讲，日本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外来的，福泽谕吉的思想也是受到西方影响的，但是福泽谕吉对中国的影响大于西方的影响，那么日本的社会主义也是来自俄国的，但是日本的社会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不如俄国的影响。相比之下，这里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大正民主的时间毕竟太短，只有十几年很快就被昭和时期的军部专制给取消了，再加上大正民主的转瞬即逝。那么相比之下，日本自由主义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的影响就更大，而这些影响仍然是明治时期的遗产，中国基本上没有接受日本在大正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