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思想史一38「变异学西」
文摘
2024-11-22 15:53
山东
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一个世纪，可今天我们的反思的确让人感到很感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导致了民族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占了上风，这是过去人们经常强调的一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其实不能解释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巴黎和会的不公在两年以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基本就得到了纠正。但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其激进意义的趋向集权化却没有改变，甚至变本加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比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更为深刻的变化，其实是来自启蒙本身。首先，中国学的西方自由主义其实是经过明治以后日本中转的一种变异版本。日本式自由主义要求人们从家长和藩主的束缚下解放个性，解放的结果是效忠天皇与国家，不是真正成为一个自由人。这种伪个人主义与军国主义二位一体的版本，一战以前对中国就有影响，章太炎就是在一战以前受影响的，一战以后它的影响就更大，包括章门弟子和其他的这些人。其次，原版的西方自由主义本来影响就比较弱，一战以后，受到世界范围内反资本主义潮流的影响就更弱。战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大增，日本式自由主义，包括像鲁迅、巴金，这种反家庭、反礼教的启蒙方式，不仅没有被救亡所压倒，反而与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励。这种互相激励，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悖反，就是启蒙呼唤个性，个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国，而国家又反过来吞噬了个性。中国社会从“儒表法里”再到近代，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以后，好像“法里”没有变，只是“儒表”变了。当然，这并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个性解放本身也是现代化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如果秦制不是积弊深重，中国人怎么会这么热心地去学习西方，掀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潮呢？中国人在晚清时对西方那一套东西的热衷和崇尚，在人类文明传播史上是很罕见的。对比印度和中国，除了技术条件和宪政民主制度以外，印度原来的传统是大量地保留了，可是中国现在还有什么传统？那么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会义无反顾地把中国的很多东西都放弃了，而去学习西方呢？其实很重要的是，在西学传入中国以后，很多带有古儒情结的人激发了反对秦制的心理，和这个有关。从徐继畲到谭嗣同这些人，他们一看西方就觉得西方是儒家的理想，而我们从秦以后就不行了。所以如果不是秦制积弊深重，只靠“尊王攘夷”之类的（诉求），国人是不可能这么热心地掀起新文化大潮的。人类的现代化尽管可以有无数的特色，但是明确“群己权界”，己域要自由，群域要民主，这是一个普世的规律。平心而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实现这些规则都是至关重要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也是西方文化的左右两翼，尽管这两者是有矛盾的。在西方，这两者只是对“群己权界”的“界”有着不同的划定。无非就是西方的左派倾向于在经济方面扩大群域，而在伦理方面扩大己域。西方的左派一般来讲，在经济问题上喜欢搞福利国家，但是在伦理方面，他们是要扩大自由的，从原来的异性恋自由到现在的同性恋自由；右派或者说保守派正好相反，在经济上是主张个人自由的，但是在伦理上是主张宗教责任、家长责任，是要压缩自由的。但是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由身份到契约，以个人同意让渡某些权利来建立公共领域，这些原则其实是共同的。马克思有一句描述他历史观的话，叫作：“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一个较大的整体。这就是我所讲的共同体。现代化就是要摆脱这种状况，追求人的自由个性。”马克思讲的这个话，作为一个客观过程描述，历史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发展而来的，可以商量，但是这句话同时又是一个价值诉求，也就是说自由个性是值得追求的，共同体的束缚是应该摆脱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说法作为一个价值诉求来看，那实际上这个说法与自由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当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的时候，这个问题也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无论在东在西，个人独立、个人自由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自由个性倾向在任何一个国家也从来不能够同时摆脱所有的束缚，总是有一个路径，有一个先后的。西方中世纪是一个小共同体本位的体制，所谓的封建制，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类似于周制。那么因此对于他们来讲，摆脱小共同体的束缚是第一位的，所以西方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曾经需要一个市民与王权的联盟，那个时候专制是有利于市民的，也就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霍布斯和博丹的时代。但是市民摆脱封建以后，他们就开始与王权做斗争，要求摆脱大共同体的依附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洛克和卢梭的时代。中国的近代恰恰就处在这个时代，也就是说，西方提供的资源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要针对王权的，都是洛克、卢梭式的。而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这样的资源，因为中国那个时候就是需要摆脱秦制，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从摆脱秦制开始的。那么，秦制下的中国恰恰是一个大共同体本位的体制，它不仅压抑个性，而且也毁灭了古儒向往的温情脉脉的小共同体，因此古儒也是反感秦制的。现代化价值观与反法之儒处于类似西方走出中世纪时，市民与王权联盟的状态。而实际上当时的西方，市民已经摆脱了王权。西方到了19世纪以后，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已经是冲着皇权的。正是因为这样，这个时期西方所形成的反王权专制，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资源，才能被国人接受，尤其是持古儒立场者最能接受，因为他们对秦制本来就不满。那么这也是戊戌以前乃至辛亥以前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