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高罗佩《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中文版新译本，最近上架。这是一部属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的经典著作。
拨开中国古代性学的重重迷雾
——《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译者前言
吴岳添
罗伯特·汉斯·梵·古里克（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年）是荷兰的职业外交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著作等身的汉学家。根据他的姓名中“古”和“罗伯”的对音，他给自己起了一个汉名：高罗佩。
高罗佩于1910年8月9日生于荷兰海尔德兰省聚特芬市，父亲是陆军中将威廉·梵·古里克。他四岁时便随父亲到荷属东印度住了九年，在爪哇读完了小学。1923年回到荷兰入奈梅亨中学，1928年就读莱顿大学法律系，1932年获中文及日文学士学位和殖民法学士学位。毕业后又入乌德勒支大学研究东亚文学，学了汉语、藏语、梵语和日语，并获文学博士学位。
1935年，二十五岁的高罗佩出任荷兰驻日本大使馆秘书，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曾随荷兰部队转战于东非、埃及和印度，1943年出任荷兰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同年12月18日与在该使馆工作的中国女士水世芳结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先后出任荷兰驻美国、印度、黎巴嫩、叙利亚、马来亚使馆的参赞、公使和大使，1965年最后一次到东京，任驻日本兼韩国的大使，在回到荷兰海牙度假期间，因患癌症于1967年9月24日去世，年仅五十七岁。
高罗佩在东方度过童年，因此从小就对东方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在莱顿大学时的毕业论文是《改善荷属东印度的有关华侨法律条文的研究》，他的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则是《马明王源流考》，即分析汉族、藏族以及印度和日本关于马神崇拜的理论和实践，由此表明了他决心毕生致力于东方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研究的志向。他勤奋好学，先后掌握了希腊、拉丁、英、德、法、意、西班牙、印尼、马来亚、阿拉伯、汉、藏、梵、日等十多种语言，为他后来在学术上获得丰硕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俗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高罗佩正是这样一位学者。他身为外交官，实际上是一位文化使节，例如他在重庆时曾与于右任、冯玉祥等组建琴社，在日本时多方搜求中国在本土已失传的文献，在印度时了解到《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在东南亚华人中广为流传，遂将自己用英文写成的《迷宫案》译成中文，并改名为《狄仁杰奇案》，等等。正因为如此，频繁调动的外交生涯不但没有影响他的著述，反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他对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高罗佩学识广博、涉笔成趣。他从琴师叶诗梦学古琴，著有《琴道》；他学习中国书法和绘画，著有《书画鉴赏汇编》和《砚史》，还翻译了陆时化的《书画说铃》、周嘉胄的《装潢志》和周二学的《赏延素心录》；他学金石篆刻，有《高罗佩印谱》传世；就连读《西游记》，他也由孙悟空联想到猿猴在中国文学史和美术史上的地位，写出了《长臂猿考》。他甚至还研究过美洲印第安人黑足族的语言，编有辞典。凡此种种，看似信手拈来、下笔成章，其实无不显示出他在文化和语言方面的深厚功力。
高罗佩在20世纪50年代初用英文创作了以唐代名臣狄仁杰为主人公的公案小说《狄公探案集》，共十六部，凡一百三十万字，使他在西方成了家喻户晓的推理小说名家，其实这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他为自己取过一个表字，曰“笑忘”，取“一笑百虑忘”之意，显示出他不汲汲于名利的豁达胸怀。他孜孜不倦地研究和著述，不是为了闻名于世，而只是出于对东方文化的热爱，为发扬和传播中国文化而鞠躬尽瘁。例如他在《长臂猿考》中，就引用中国诗文和小说里自古都有大量灵长类动物的证据，反驳了孙悟空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神猴哈奴曼的“变种”的错误看法。同样，他写作《狄公探案集》不是为了成为推理小说家，而是有感于世人只知有福尔摩斯，而不知中国早有狄公、包公、彭公、施公等破案高手，因此他从翻译《武则天四大奇案》开始，就在中国古籍里搜集有关狄仁杰的材料，运用他掌握的中国的阴阳学、古琴学、书画学和陶瓷学等丰富知识，采用中国通俗小说的形式，同时借鉴西方推理小说的技巧，终于写出了别具一格、脍炙人口的《狄公探案集》，该书几十年来在欧美不断再版，使狄仁杰成了一个不亚于福尔摩斯的传奇人物。
然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却是读者手中的这本《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这部著作是高罗佩毕生研究中国文化的结晶，美国学者坦娜希尔在其著作《历史中的性》中称誉它“无论自取材或立意言之，皆为无价之宝”。几十年来，它已成为国际汉学家们的必读书，可惜的是，国人对这部稀世之作似乎还知之甚少。
人要吃饭才能生存，人类要生育才能繁衍，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两者缺一，便是人类的末日，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古人早有遗训，“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记·礼运》）。饮食是指食欲，民以食为天；男女是指性欲，是终身大事，也称为“人事”“人道”。我国的烹饪艺术早已享誉世界，其实我们的祖先对性学的探索也远远早于西方，正如著名学者叶德辉（1864—1927年）所说：
今远西言卫生学者，皆于饮食男女之故，推究隐微，译出新书，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无知之夫，诧为鸿宝，殊不知中国圣帝神君之冑，此学已讲求于四千年以前。
确实，我国不仅早在《山海经》里就有了关于素女的传说，而且从前汉开始便出现了大量研究房中术的书籍（由于我国历来称典籍为“经”，也为了与印度密宗的梵文经典相对应，我在本书中把房中书译为“性经”）。然而自宋代开始，理学的复兴使男女之间的隔离日益严格，妇女的缠足则使能歌善舞的汉民族变得温文尔雅。特别是清朝以来，人人以谈性为耻，连老祖宗留下的性经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只有叶德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逐段推敲已被日本学者改编过的中国古代的性学文献，苦心孤诣地复其原貌，编撰了《双梅景闇丛书》，不料他竟因此而声名狼藉，最后死于盗贼之手也无人同情，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幸运的是，竟有一位外国人来为我们整理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就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他在大量搜集和深刻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的基础上，以极其严肃的科学态度写出了第一部关于汉民族性学史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
高罗佩认为“纯粹阐述性关系似乎不会有多大用处”，因此他所说的“性”并非只指两性关系，而是指含义极为广泛的“性观念”。性观念的形成和演变不仅涉及服装、首饰、妇女缠足等与性直接有关的内容，而且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即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正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以极其丰富的资料介绍了中国古代重要的性学文献和各种层次的文艺作品，分析了中国人性观念的形成和演变，即从古代对性的崇敬到现代视性为禁忌的社会习俗，拨开了性学研究自宋朝，特别是清朝以来被蒙上的重重迷雾，使我们既能更加深刻地认识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又能从中追溯现代社会一些问题的历史渊源。因此，《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是一部属于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范畴的杰作。
高罗佩在研究《易经》时注意到一个有意义的事实：阴性元素总是在卦的上部；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阴阳”这个词组里，阴总是在阳之前，这表明女人是性奥秘的保管者，拥有一切性的知识，是性方面出色的启蒙教师。所以在《素女经》里，是黄帝向素女请教关于性的种种问题，素女则一一解答。
他还论证了是妇女缠足导致了汉族舞蹈传统的夭折。妇女缠足的习俗产生于唐朝和宋朝之间的50年左右。南唐第二个君主李煜为窅娘建造了一朵六尺高的大莲花，让她用布带缠足后在莲花上跳舞。足尖状如新月的角，这种新发明受到普遍赞赏，以至于所有的夫人都想模仿。缠足从宋朝以来一直流行，又窄又尖的脚成为美女必不可少的标志之一，为此形成了一整套关于脚和鞋的民俗学，把小脚看成女性的象征，甚至是性感的中心。这是女性身体上最隐秘的部分，是绝对禁止观看的，明代以来的色情小说，几乎千篇一律地都从抚摸小脚开始描写男女的调情。
有人提出儒家支持缠足是因为它可以限制妇女的活动，使她们不能离家，因此缠足就是女性卑微的象征。高罗佩认为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因为礼仪规范与习俗有关，而习俗又是随着风气的变化而改变的。唐代妇女露胸不会引起非议，但在宋朝以后，袒胸露乳便被视为不成体统，衣服的高领才流行起来。1664年以后，满族贵妇被禁止像汉族妇女那样缠足，她们对无权享有这种美而深感痛心，因而穿上了状如莲足的木底鞋来加以弥补。所以对女性的脚和鞋的崇拜，高罗佩主张应该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加以考察。他还认为缠足最严重的后果不是损害妇女的健康，而是使妇女对体育锻炼失去了兴趣，特别是致命地打击了中国古老而丰富的舞蹈传统，从而造成了令人遗憾的后果。自宋代以后，著名的美女和妓女都因在歌唱和乐器方面的才华而受到赞赏，但是出色的舞女越来越少，而朝鲜和日本从中国引进的舞蹈艺术却仍在继续发展。
高罗佩指出，是元代和清代的异族南侵，使汉族人最终形成了忌讳谈性的内向性格。元朝时家长们唯恐妻妾受到征服者的纠缠，因而深感儒教隔离妇女的规则合乎情理，不惜一切把妇女幽禁在内室。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才开始变得一本正经，极力保守他们性生活的秘密。
高罗佩的治学态度光明磊落，堪称楷模。他既能虚怀若谷，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又能以学术为重，把自己发现的珍贵资料公之于众。他写作《秘戏图考》不谋名利，而是印了五十册分送东西方的大学、博物馆和研究中心，以供同行学者参考。他总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且常常独具慧眼，识常人之未识。除了介绍现已失传的重要的性经之外，他还对《参同契》这样的炼丹术著作做了独特的阐释，揭示了它在性学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精辟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的房中术和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的一夫多妻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并对久已衰微的道教在性学方面的作用予以公正的评价。即使对历来被认为是淫书的《金瓶梅》，他也能以科学的眼光，从中看出中国人的性生活的健康和正常——没有西方或其他古老文明中常见的种种病态。尤其是，他能追根溯源，发现古代中国人的性观念与天地和阴阳五行，即与宇宙和大自然的内在联系，从而为我们理解汉民族的习俗提供了多方面的线索。此外，他对历代的住房、服装、首饰，以及妓院史和妓女状况的详尽论述，也填补了我国在这些领域研究方面的不少空白。
这部杰作出自高罗佩之手，令人钦佩又发人深思。中国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都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我们自己则是研究得太不够了。20世纪初欧学东渐，我国的传统文化近百年来备受歧视和压抑，现在该是重新振兴的时候了。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将此书译介给国人，愿它成为21世纪东方文化复兴的先声。
本书1961年初版于荷兰莱顿，是英文版，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拉丁文。1971年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出了法文版，1977年再版，并被译成其他文字，本书是根据1977年的法文版译出的。为了便于阅读，我在翻译时做了一些技术上的调整：作者对引文出处均注西文版本的页码，我则在查阅中文原著之后，改注中文版本的页码，使我国读者可以方便地查阅中文资料。高罗佩对中文文献的理解偶有失误，我也用注释加以说明，同时为无标点的古代文献加上了标点符号。
本书译成多时，历经曲折，终于在三联书店的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的支持下得以问世，我谨致衷心的感谢！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姜广辉、文学研究所周发祥、宗教研究所秦惠彬等诸位学兄都曾热情地帮助笔者搜集资料，在此一并致谢。译文中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指正。
吴岳添
1989年6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