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化苦旅》：你怎样思考人生，就怎样过完这一生

余秋雨很“旧”。

他没有手机，别人联系他，只能通过助理和妻子马兰。

结婚几十年，他和马兰没有雇过保姆。一切家庭琐事，卫生、修理、买菜、煮饭、洗碗，全都自己做。

以前是余秋雨换灯泡，现在他岁数大了，换成了马兰。

余秋雨也很“轴”。

因为练就了做饭的好手艺，典型的上海菜余秋雨样样“信手拈来”。

有一次，他同学请大家吃婚宴。他提早去了，把宴席上的几个菜都尝了一遍，说这几个菜都要重新做过。

然后挽起袖子，把桌上的菜都重新调了一遍味。

余秋雨的“潮”，更是街知巷闻。

看电视是个不能耽误的固定节目。他认真地看完了《琅琊榜》，觉得第二部没有第一部拍得好。

现在最喜欢的歌手是华晨宇，觉得他是一颗超过了周杰伦的新星。

谈笑风生间，余秋雨眉目疏朗，有股别样的书生气。

虽然身居上海，但余秋雨却和这座城市的繁华喧嚣相去甚远，他更希望自己和妻子生活在安静的孤岛。

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避免了无谓的时间消耗，然后用充裕的安静去滋养丰盈心中信仰。

把自己的人生安排得更好，摆脱外在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

写了 30 多年，在文坛热闹过，也跌入低谷过。

余秋雨倒还真像个守着时令的农夫，春种秋收，不疾不徐地维持自己的节奏。

一切背后，是一颗无畏、探索的心和对文化的使命感、责任感。

时间酿酒，余味成花。

记得2019年，年逾古稀的余秋雨带着他的新作《中国文化课》江湖归来。

书中序言的一句话，成为他为文化倾注一生的最佳注脚：

“我的生命基调是以最大的安静穿过最大的峡谷。”

《苏菲的世界》里有句话说：“哲学开始于好奇。”

只有当我们对人生感到好奇，想要真正弄明白一些问题之时，才会真正思考自己的人生。

对于余秋雨来说，关于世界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宏观思考，由来已久。

1963年，17岁的余秋雨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余秋雨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等在内的学术著作。

也由此，他得到多位前辈的联名推荐，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

著作等身，余秋雨在学术圈声名鹊起，也顺利开启了仕途。

他先后出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

在旁人看来，余秋雨仕途一片大好，未来更无法估量。

况且，他正处于不拘一格选拔高官的时代，又处于选拔频率最高的上海。

余秋雨身边不少官员纷纷调到北京，而他也在两个副部级职位之间被征询意向。

但此时，他的生活却在谷底挣扎。

当时他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房子很旧，每逢下雨，家里就漏雨。

这让他的情绪总是高涨不起来，身体健康更是每况愈下。

这还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状态总是备受煎熬。

时代洪流汹涌向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政治运动所遗留的历史伤痕，历历在目。

身处风口浪尖，余秋雨心中一直有一个文化行为情结。

这个情结就是，重新定义中国文化，重新定义中国人。

他把这件事，看成是后半辈子最值得投入的事业。

但是，如果仍然写以前那样的学术著作，不仅传播面不广，而且很难真正深入人心。

以至于接下来好几年，余秋雨都在考虑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做”。

终于，几次应邀到西北地区大学讲课时，寻访到了一些已经荒废的遗址，他有了主意。

那些穿越风霜千年留存在世的遗迹，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在余秋雨看来，如果有一番大规模的遗迹探访，把中国文化的基本经络勾勒出来，加以舒适的文笔加持成为打动人心的作品，便有可能达到目的。

真正投身这样的事，那就会比以前的那些学术著作更重要，也比仕途更重要。

这一来，辞职的事就有了强大的动力。

可是，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却不被很多人理解。

果不其然，尽管余秋雨毅然决然，辞职之路却格外坎坷。

直到1991年，余秋雨连续辞职23次之后，他的辞呈被文化部批准。

在《文化苦旅》（30年纪念版）的序中，余秋雨回忆说：

当时，多数同行都拥挤在出国、升职、下海的闸口，而我却背过身去，成了一个“逆行者”，披着一件棉袄，穿着一双旧胶鞋，在无人的荒野间细细寻觅。

背过身去，余秋雨向着自己出发。

之后，余秋雨单身来到甘肃高原。

在“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中，《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著作相继问世，并风靡文坛。

属于余秋雨的时代，来了。

来到偏远的西部，余秋雨白天披着一件薄棉袄，穿着一双旧胶鞋，在无人的荒野间细细寻觅。

夜间便蜗居在一间间乡村小旅馆，用竹竿圆珠笔开始记述。

写作的过程中，余秋雨总是陷入苦思。

如何让更多读者参与到文化转型中来，发现时代背后潜藏的玄机？

如何让文字更接地气，真正传达出内心执着的信念？

……

余秋雨决定采用一种特别的文体，并用细声慢语的质朴叙述，牵引宏观诗情。

他渴望这样回归本真的写法，能真正走进读者的心扉。

写成之后，他将这些稿子发给巴金主编的《收获》杂志并获得出版。

结果，市场反应超乎寻常的热烈。

首印的10000册在3个月内售罄，许多名家给了很高的评价。

白先勇说：“余秋雨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塑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金庸则把他和鲁迅并立：“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随着《文化苦旅》的畅销，余秋雨的作品也走进了教育部门和学校。

《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同时进入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

作为文化名人走红之后，余秋雨受邀到完凤凰卫视参加节目。

当时，他作为嘉宾主持，带着一群人走遍了世界上最冒险的地方。

记得带领团队进入伊拉克之后，电视里有报道说这个团队在伊拉克意外失踪。

远在千里之外的马兰觉得大事不妙，茶饭不思，披头散发好几天。

好在结果虚惊一场。

千禧之旅结束之后，余秋雨顺势应邀到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文明打回”上演讲“中华文化的非侵略性”，又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演讲“中华文化的八大长寿基因”。

演讲引起了不小轰动，余秋雨最初的梦想得见曦光。

一切成绩的背后，是余秋雨对事实的真实触达，是对历史文化的充分尊重：

所以我走完了这个路，对我后半辈子对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论述，第一有了发言权，第二有了更高的质感。

百转千回，穿越风雨。

今天，余秋雨依然忙碌在文化传播的前线。

他将本是博士课程的《中国文化课》变成了八千万人次收听的公开课。

并特意推出了《给青少年的中国文化课》，让青少年们走进历史，触摸文化，觉醒认知。

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初心上，余秋雨始终不遗余力。

这一切，其实在他的童年时代，早有迹可循。

余秋雨出生于一个雨夜，因为当时正值秋天，所以父亲给他起名秋雨。

余秋雨的母亲是一个没落家族的大小姐，对他影响深远。

母亲也是当时村子里唯一的文化人，并开办了免费的识字班，余秋雨上小学之前就能认识不少字。

4岁的时候，余秋雨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村子里的小学有一个图书馆，藏着许多书，但是数量不能一次性满足那么多孩子。

于是，有了不成文的规定：100个毛笔小楷字换一本书。

因为对书的渴望，也造就了余秋雨的一手好字。

余秋雨7岁时，每天晚上，妈妈要给乡亲们读信、写信。

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又要记劳动工分、算账。

有一天，妈妈和余秋雨商量，弟弟出生后，她家务太多，忙不过来，想请余秋雨帮忙为村民写信、记工分。

妈妈知道这些事情会剥夺孩子玩乐的时间，因此想出了一个补偿方式。

她说：“你所有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由我来代你做。”

余秋雨的小学没有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只有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的提议，基本上让余秋雨免除了一切作业。

余秋雨很高兴，当场答应。

从此，余秋雨夜夜与油灯、黑影、劣质烟气混在一起，开始了独立思考的少年时代。

后来，余秋雨回忆说：

在极不标准的情况下学会了毕生应用的大多数汉字，以及这些汉字与山河大地的关系，与乡村人情的关系。

而且，也正因为极不标准，我产生了智力跳荡。

少年时的余秋雨酷爱阅读，常常宁愿挨着饿也要长途跋涉去青年宫图书馆看书。

刻苦的阅读经历，使得余秋雨不仅积累下深厚的文学素养，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他看待事情的高度和深度。

书读得越多，余秋雨思考的方式也越丰富。

余秋雨喜欢老子、庄子、陶渊明，也十分欣赏阮籍、司马迁、颜真卿……

要但真正走进余秋雨心底的，是苏东坡。

特别是经历历史的动荡和改革开放的浪潮后，一切终于归去，也彻底自愈。

他说：“很多人都让我尊敬，但是苏东坡让我觉得可爱。”

说起缘由，余秋雨十分坦荡地阐释了自己对苏东坡的理解：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

一种能够看得很远却并不陡峭的高度。

纵观东坡一生，旷达洒脱，圆融无碍，一生都在用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

这，也正是余秋雨对待生活的态度。

恰如他一直喜欢的苏东坡《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现在，余秋雨即将80岁了。

在《人物》的专访中，他说：

“该走的地方都走完了，不愿意（走）了。”

去往远方的路上，他走过通途，也遇过歧路。

最终，一切归于山海，隐入尘烟。

“我觉得生命对我只有一次，若我能有机会遍体鳞伤地笑傲万夫，将不虚此生。”

眼里眉间，余秋雨自然通透，漠然辽远。

作者 | 今夕何夕，但遇良人，山水一程。

主播 | 安东尼，朝鲜冷面下藏着一颗韩国烧烤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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