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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说，我出生在早晨8点钟，太阳正从对面村庄的山坳里往上爬升。也许这就注定了我这辈子要辛苦地攀登。母亲说，我就出生在我们家旧宅的老地窑里。我当然知道那块宅基地，那是母亲和父亲当年生了好几个哥哥姐姐都没有活下来，无奈之际花了200元从村中福全他爹手里买过来的。买下来之后就生下了我，父亲和母亲一直觉得这是块福地，爱屋及乌也就对福全一家充满了感激，口口声声说福全他爹是个好人。这个好人在我心中一直印象模糊，因为除了卖地给我家，我实在想不起来他还在村里做过什么好事。忘不了的是，我还是个娃娃的时候，每年大年初一挨家挨户给本家的爷叔婶娘们磕完了头，父亲总要拉着我的手去福全他爹的老窑洞里再磕个头。这个时候，我总是很不情愿，表情里带着一股别扭劲儿，胳膊腿儿被父亲指挥着好似提线木偶一般地完成一套磕头的动作。也许是我不喜欢福全家那光线黑暗的老地窑，也许是我不喜欢福全他爹带着身上的那股酸腐味儿和我亲昵，反正福全他娘一股脑儿地塞到我怀中的核桃和柿饼，最后总会被我送给别的小伙伴，天生带点小洁癖的我其实最怕和别人手脸接触，更怕与陌生人的亲昵。这时候的父亲，似乎根本就看不出我反常的情绪，脸上总带着炫耀和自豪，还有感恩戴德的谦卑。父亲的谦卑一直让我很不舒服，直到后来我明白了父亲脸上这种谦卑的来处，但他身上毫无原则的谦卑依然让我痛苦。我又不得不承认，正是父亲的这种谦卑护佑着我长到了今天。母亲说，父亲12岁就没了娘。爷爷挑着担子，担子的一边挑着半个豁口的破锅，一边挑着我年幼的小叔，小叔坐在笼里手扶着笼攀。爷爷左手拉着父亲，右手引着二叔，一路大声长哭着翻越六十里长坡，回到了庙岭村。父亲12岁就到山里背粮了，回家的时候发现已经没了娘，在奶奶的坟头上哭了整整两天两夜，哭得整个人都抽了风。后来脑子就有些不清楚了。那时候没有吃的，父亲有次从山里背回了粮，快到家门口却被六爷的儿子发现了，他们带着兄弟几个为了抢粮食，虎狼一般地一拥而上。父亲抓着粮食袋子死活不放手，狠心的六爷指挥着儿子弟兄几个用椽一样粗的杠子差点砸断了父亲的腿。母亲说，父亲的膝盖上硬是被砸出了拳头大的一个窟窿。血汩汩地流着，在村坡里的路上淌成了河呀！人一抬回来，她抱着父亲的膝盖一看，整个人便吓得晕了过去。这些血淋淋的往事没有让一米八身高，看起来虎背熊腰的父亲变得暴虐，反而让他在人面前更加地老实、谦卑与顺从。在有了儿女的岁月里，这些曾经的磨难与屈辱好像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他也从不提起。父亲一直保持谦卑。母亲看父亲的眼神，一直都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可在她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有一份恨的种子，分明已经在我的心里落下了根。母亲要我必须刚巴硬正地活着，我知道在童年的煤油灯下我的心里早已答应了她。可我依然是父亲的儿子，我不愿意活在一种屈辱的庇护之下，我又必须活在他屈辱的庇护之下。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两难中挣扎，直到我看到父亲一点点地老了。他的腰在一点点地塌陷，就像一座大山在一点一点地倾斜，好像随时都有大厦将倾的危险。我出生于1981年，我在出生的这个老窑洞生活了多久，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模糊不清。当我记事的时候，已经身处于平原上的三间大瓦房了。我对自己出生地的记忆几乎都是由母亲口中得知的。甚至于我的那场旷日持久、几乎小命不保的高烧也是后来从母亲的口中知道的。那场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土地承包到户运动，后来在母亲口中一直被描述为我的福气。可我对自己的这种福气并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体验。也许在我的记忆中真的有关于生活在老窑洞里的记忆，只是被那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高烧给烧断了片。那些残章断简清晰而又模糊，多年来一直如星星之火般闪耀在我记忆的天空里，却一直无法连缀成文。我一直以为总有一天，母亲会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关于我5岁之前的记忆，告诉我那些童年里核桃树下的清凉。直到我大学毕业，不管怎么追问，母亲永远都是一句轻轻的“不知道了”。这个时候我不免有些失望，继而又有些释然。可是我想不明白，母亲能在我的追问下，配合着妹妹的记录完整地说出整个村庄里每个家族上溯三代长辈的名录，却一点也记不起她儿时曾教我的歌谣，记不起我在老窑洞里生活的点点滴滴。而今，母亲离开了我，我突然有点明白，是母亲的记忆不愿意面对那段惨烈的日子，她在记忆中自动选择了遗忘。我的那场持续不退的高烧，据说是在一个暑热的三伏天里，我被我的一个哥哥抱到邻居家阴森深邃的老地窑里玩耍时着了凉，又被村中的一个姓王的赤脚医生打错了针。一系列的阴差阳错导致我彻底中风，整个嘴巴都抽得歪到一边去了。母亲已经失去了好几个孩子，从外面归来看到这样的场面，都快急疯了。母亲说，看到我的嘴巴抽到了一边，她抱着我的身子瞬间双腿一跪倒在了灶膛的脚地上，醒过来又抱着我在村子里疯跑着去找村里开手扶拖拉机的殿荣。拖拉机的黑烟在头顶上突突地飘扬，好像一面悲伤的旗帜。她和父亲两个人蜷缩在露天的车厢里，一路穿村过店，满泾河的水哗哗地流着，她只是傻愣愣地看着黑烟在大地上肆意涂抹，一声不吭。天黑了又亮了，不知道究竟走了多少路，他们终于到了县城。拖拉机手陪着她和父亲走遍了全县所有医院，每个医院的医生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父母不甘心又让手扶拖拉机开到了父亲单位的煤矿医院。因为父亲一向在煤矿的好人缘，矿长直接给介绍了煤矿医院最好的医生。医生护士围着我三天三夜没合眼，母亲也跟着熬了三天三夜，总算让我度过了危险期。医生说，这次只要能醒过来，娃就有救了。母亲听了，眼泪又唰唰地流了下来。母亲说，她心焦得都忘了哭。当时所有的医生都劝母亲去合眼睡一会儿，可她不敢。她害怕两眼一睁，又啥都没有了。做完手术，父亲用整整一个月的工资请医院所有医生和护士们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抱着我坐着手扶拖拉机往回赶。半路上，母亲给拖拉机手说，这次花光了所有的钱，你的油钱和路费得欠下了。殿荣在前面的驾驶位上只是挥了挥手：“啥都不要说了，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能为了这点钱看着你们作难！”我就在这个时候睁开了眼，看到了一辆相向而过的班车，嘴里喊出了一声“嘀嘀”。我的一声“嘀嘀”，恰似父母心头久旱而至的甘霖，让他们在瞬间的迟疑之后终于反应过来，我真的醒了。母亲说她用手一边拍打着拖拉机的车厢，一边吼吼地哭着。父亲也如痴傻般坐在车厢里呆呆地流着泪，两颗悬在半空的心总算是落了地。手扶拖拉机继续奔驰在回家的路上，拖拉机的颠簸似乎也成了欢乐的歌谣。可随着我一天天长大，母亲竟然有一天忘记了这些经历，忘记了这些关于我的童年往事。我不知道在绝望、悲伤、孤注一掷，等待、焦虑与欣喜若狂之间，母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以至于有一天她的记忆会选择自动遗忘这些人生中极致的痛苦与磨难。在料理完母亲后事的日子里，我回到西安终日枯坐于房间，那些关于母亲的纷繁往事以及关于我一直追寻的老地窑的记忆，开始如春蚕吐丝一般细密地绽放在我的脑海里。老地窑原是一个有着四面土墙的完整四合院，院子里曾经长满了核桃树。我最初的童年就是在这些核桃树下度过的。那口老地窑其实只有浅浅的半个窑坑，并不像村底下人家的大窑洞那样，打眼一看深不可测。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半个窑洞加半个厦房的合成品。父亲从福全他爹手中买过来的时候，已经被废弃了多年。最初是门也没有一扇的。可是在母亲的手里，这座废弃的老宅愣是被修葺成了一院草木繁茂的家园，成了我最初的出生地。准确地说我在这座老宅里成长了三年。自从我得病归来，整个人一下子瘦了10斤。不再是刚生下来就有7斤重的那个胖娃娃。母亲看着消瘦下来的我，心头都在滴血，便不断地催促父亲准备木料砖瓦，让人打土坯砌墙，一定要搬家。在母亲的心目中，似乎原来的每一座宅院风水都有问题。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母亲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她不想再失去我。我的这场大病让她的神经已经处于近乎崩溃的边缘，她必须为了保留我这一丝血脉而和整个世界作战。恰逢响应国家政策回填窑洞建砖瓦房的大潮，母亲先是在新划的宅基地里弄了个简易厦房，再自己蚂蚁搬家一般准备好了盖房的所有东西。房子终于盖起来了，我童年的记忆也似乎重新焕发了光彩。就是在这栋房子里，母亲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关于前面几处老宅的悲惨记忆，开始在她的生命中一点一点流失，最终幻化为一个空壳子。刚盖起的房子也是一个空壳子，墙壁里三层外三层要用很细的红泥抹光抹平，房子的脚地要用土垫平，用平底石锤一寸一寸地砸瓷实，再铺上青砖。要用水浇地面，用细土灌缝。仅仅是用土垫平脚地这一项工程就差点要了母亲的命。母亲一镢头一镢头将干土从村底废弃的窑壁上掘下来，又一架子车一架子车从村底近乎90°的斜坡上拉上来。晾晒、粉碎，一担笼又一担笼担进房间。母亲担土，挥动石锤平整地面、铺砖、灌水、灌缝。铁锨、镢头、笼担、石锤、瓦刀，所有工具相互摩擦，不断地撞击着发出清脆的回响，在房间里震荡、回旋。我常常就这样安静地蹲在母亲的身后看着她挥汗如雨，捡拾着落满一地的音符。母亲挥动石锤的时候，汗水就在她的额头上吧嗒吧嗒地流淌，石锤在她的手中上下飞舞。抬起时母亲粗壮的手臂快速地收缩，每一寸肌肤的毛细血管都清晰可见。石锤落下时，肌肉一时舒展开来，石锤光滑的底座在地面上砸下一个标准的圆，她的衣服上便被汗水晕染出大片大片的劳动地图。干活的时候，母亲的牙关总是咬得紧紧的，生怕放走一丝力气，她要让全身的力气都贯穿于自己的手掌，收放自如。母亲在干活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武林高手，她的脸上总闪耀着无比的自信与自负，执拗、不屈、坚韧一时间绽放在她全身的每一寸肌肤里，让她的身上焕发出一种质朴纯粹的光，这光在照亮房间的每一寸空间的同时，也瞬间照亮了我的生命。每次干完活的时候，也恰恰是父亲从煤矿回家的时间。父亲常年身在煤矿，每个月只回一次家，待一天就走。在这一天时间里还必须上演谩骂、吵架、摔碟子摔碗，直至最后拿起包包拍屁股走人整整一套的闹剧。用母亲的玩笑话来说，父亲是驴大的个子，没啥用处，高声大嗓说起话来却跟吵架一样，真吵架的时候震得房子檩条上的土都簌簌地往下掉。可如果让他干活，从来都是南辕北辙，别出心裁地和你对着干。他干一次，母亲得返工两次。换句话说父亲生下来就是个粗人，从来都是粗放式作业，一点点细活儿都干不了。更要命的是，父亲一辈子从来没有自己的主意。不管大事小事喜欢听别人的说教，听完了回家就要生搬硬套。这也是我一直和父亲的权威对抗的根本原因。母亲的性格恰恰相反，她是个追求完美主义的人，一件事情如果没做好，宁愿推倒再来，也不敷衍了事，且凡事都能权衡利弊，处置恰当，深得村邻信服。等房子终于收拾得有模有样了，我们也到了彻底搬离老地窑的时候。围墙在轰隆隆声中被推倒了，地窑在推土机的作业下被填平了。核桃树原先还保留着，后来邻居在地下挖了个砖瓦窑，火在地下没黑没白地烧，烧得整个土地都成了赤红色。核桃树从此再也不结果，彻底被砍伐了。说到这里，我不得不苦笑，父亲的性格里似乎天然地带有一种破坏力。凡是兴建栽培的事儿，他从来都只会浮皮潦草，倘若碰到挖树推墙的活儿，他肯定是冲在最前面。我出生的老地窑终究是变成了一片荒凉的野地，而且是寸草不生的荒地。后来它几乎成了全村人垫圈取土的公共用地，因为只要和父亲打个招呼，他必然会点头应允。好在这也算是一种别样的造福他人，原本上下两层的土塄硬是被挖得连成了一片，每年种点油菜花多少有点收获。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一次回家听母亲说，父亲竟以30年前的原价将这片宅基地卖了。买主就是福全他爹，对方的原因竟然是盖房子没地方取土。我不由地摇头叹息，真是世事轮回转啊。同时又再次忍不住地苦笑，如今这年代200元到哪里能买回一块地呀！恐怕掰着指头从村头数到村尾，也只有老实的父亲甘愿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