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过往年代人民苦难的正大书写
——读王文东《劳动者》
在读王文东的长篇小说《劳动者》之前，我在王文东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哪托笔记”上曾看过很多他写的关于乡土的小说和散文。准确地说，是关于渭北这片土地上的尤其是关于王文东的故乡铜川这片乡土上生活场景、飞禽走兽的描写。在这些文章里，王文东刻画了渭北土地上的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如何与各种毒虫和野兽顽强斗争的故事。比如蛇这种在渭北方言里被称为“长虫”的毒物，它的样貌、分类，以及生活习惯、对农作物的影响、在农人心目中的形象等等细节，王文东对此都做出了栩栩如生且令人信服的描写。他的语言诙谐幽默，充满着童趣和悲悯之心，常常能将人带入过往的记忆中去，让读者跟随作者的情感起伏一起经历一场过往年代里的喜怒哀乐。
同样作为八零一代的写作者，当我偶然间发现这种淳朴憨厚甚至带着笨拙的泥土印记的书写之时，我的内心里确实被震撼到了。这就好像我们在遥远的异乡突然听见了一声熟悉的乡音，在万千人海之中突然遇到了一个久违的故人。这是会令人不知因由而潸然泪下的。王文东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子弟，我也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子弟。王文东是一个农民出身的煤矿工人的子弟，我亦是。在他很多关于小时候在煤矿大院里玩耍的文字里，我也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是带有着一种呛鼻的硫磺味和煤炭瓦斯味道混合在一起的熟悉的气味，也是独属于矿山子弟的童年味道。
令我惊讶的是，王文东对于乡土之上稼穑的谙熟已经到了一种探囊取物的程度。虽然，我也曾在十八岁之前跟随着父母一起在土地上劳作，但很多时候我只是起辅助的作用，完全无法达到独当一面的程度。可从王文东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他对于乡土之上的耕收打碾，乃至编织、捕捞、打铁、晒场等手工技艺的纯熟。这种纯熟无疑有助于他在文章的具体细节描写上达到逼真传神的效果，将我们带回往昔的记忆，感受一场过往年代里的鲜活生活。
《劳动者》这部长篇小说，所写的是一个民国战乱年代里的贫苦农民杨锁牢的故事，是他从一个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一步步走过饥饿、匪患、战争、政治等等艰苦的社会环境，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尊严、有荣誉、有身份的新中国劳动者的蜕变与新生的过程。
杨锁牢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家住南山，到了民国九年（1920年），南山发生了大地震，造成了山崩和土地的绝收，杨锁牢的哥哥和嫂子出去要饭，结果被冻死在了大雪里的石屋中。母亲在门外苦苦等待哥嫂归来，也被冻死在了家门外。父亲为了让锁牢和孙子牵牛活下去，不肯吃棒槌瓮里哥嫂讨来的粮食，绝食而死。
就这样一家六口人，只剩下了杨锁牢和侄儿杨牵牛相依为命。迫不得已，叔侄二人去南山下猛龙裕马车店去打工。杨锁牢当时才十几岁，杨牵牛也就是个几岁的娃娃。猛龙裕马车店的掌柜张天龙也是猛龙裕后面的猛龙村的保长。他虽然是个地主，但为人宽厚，颇有慈爱之心，就收留下了这叔侄二人，让杨锁牢负责放牛。几年后，锁牢勤奋努力，加上平时在山上挖草药和各种虫草，也有了一点积蓄，就出钱让杨牵牛在张天龙掌柜的介绍下去了附近的私塾读书。后来，锁牢在一天回南山的途中救下了一个无父无母在野外生长的女孩，当时她被狼袭击，差点就被要了命。锁牢和这个自称狼女的女孩子之后约定了终身，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当天，原本被邀请做证婚人的马车店掌柜张天龙和他的整个马车店以及猛龙村的男女老幼全部被仇敌土匪头子路娟娟带人烧杀一空。战乱年代里的人命如草芥，纵然你福贵泼天，也架不住纷飞的子弹。纵然你心有慈悲，也是横来灾祸。
南山已经无法生存，杨锁牢只好带着牵牛和狼女开始以打草鞋为生，在有经验的人的指导下往返于南山和北地之间贩卖草鞋。也正是在北地，牵牛认出了他曾经的私塾老师张天罡。他此时已是国民政府军队的一个叫姚振邦的副总指挥的乘龙快婿，为此他连姓名都改成了姚刚，因为副总指挥只有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张天罡其实正是马车店掌柜张天龙的弟弟，他此时只沉浸在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里，并不知道自己的家族老少已经全被土匪路娟娟灭门。
现在的姚刚也就是原本的张天罡，这个杨牵牛昔日的恩师，已经在姚副总指挥的任命下成为北地收粮队的负责人姚团长，带着队伍来到了北地，住进了地主李健的宅院。正是在李健的宅院里，昔日的师生第一次相见，杨锁牢也沾光获得了做草鞋以来的第一个团单，为军队后勤提供草鞋。也许是锁牢命苦，反正他就是发不了财。第一次团单的几百双草鞋的钱收到了，他不敢走大路，也不敢白天走路，怕遇劫。结果在晚上赶路的时候被冒充抓赌的坏人抢了个一干二净，还被打成重伤。狼女为此半夜带着身孕下山去医馆请医生。却把孩子生在了医馆，好在医生人善，不仅为狼女接生了孩子，还去山上的家里为锁牢做了拔脓手术。经此一遭，锁牢和狼女只有带着刚生的儿子牵鸽一路讨饭前往北地，和在北地姚刚身边的侄子牵牛汇合。
可是牵牛却在北地没有久留，而是一个人登上了寻找红军的道路。因为在上学的过程里，他听说了只有红军才是穷苦人民真正的靠山。他们穿着破衣烂衫，拿着简陋的武器，却甘愿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牵牛来到北地后，正是在地主李健的一个表亲的侄子薛言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随着革命队伍的壮大一路升到团长的职务。
牵牛参加了革命，杨锁牢和狼女寻不到侄子，只好在北地的一个叫护军堡的村子扎根下来，靠着开垦荒地，下煤矿挖煤，一路艰难生存，直到全国解放。在这个过程里，他不止一次被国民党军队拉过壮丁，也被抢过牲口，可他每一次都是靠着自己的勤劳付出还清了由此欠下的各种债务，逃出生天。这是一种特别顽强，特别坚韧的独属于劳动人民的生命力，也是任何苦难都压不倒的生命力。也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生命力，杨锁牢在解放战争中带领村庄的乡亲们为军队送物资，在大陆解放后被选为村长，此后合作社时期又带领集体社员建立起超级合作社，成为特别优秀的合作社党支部书记。他的侄子杨牵牛后来在军队上一路升迁，又参加过抗美援朝。军队裁员后，他又去了天山某部农场做参谋长，为部队输送了很多优良的战马。杨锁牢的儿子杨牵鸽则成为后来成立的北地矿务局的团支部书记，他还和被当年的地主李健的妾室贫农的女儿花朵一手带大的姚刚和姚蜻蜓遗留在大陆的女儿李阿慧结成了夫妻。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新中国建立后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
当然，在《劳动者》一书中，几个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女性中，花朵便是其中之一。她是因为父亲赌博，被卖给了地主李健为妾。但是李健后来因为吸鸦片败坏了身体，和她从未有夫妻之实。她在李家大院里一直是作为一个伺候全家老小的婢女的身份存在的。只是李健和原配的妻子表妹薛金枝生下了一个傻儿子李天官。花朵一直以来都是李天官的实际抚养人，甚至在李健和薛金枝因为吸食鸦片双双归西后她也没有放弃抚养李天官的责任。而姚刚和姚蜻蜓所生的女儿李阿慧，是因为当年姚蜻蜓是在李健触电死亡的当晚生下了这个女儿，她认为这个孩子是个不祥之物。姚刚又要管理军队四处征战，便将李阿慧托付给了花朵抚养。花朵依靠做布老虎工艺品为生，将一对儿女养大成人。在解放后，她的布老虎工艺更是被评为了特色工艺美术产品，远销国内外，成为国家领导人赠送嘉宾的备选礼品。花朵也因此被评为全国劳模。
《劳动者》一书，所书写的几个典型的人物，不管是杨锁牢，还是花朵。或者杨牵牛、杨牵鸽和李阿慧。他们都是在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期里，用自己的勤劳双手从天灾人祸、战乱死亡、饥饿伤痛之中跋涉过来的劳苦大众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身上所流淌的是中国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在苦难的命运中所积淀形成的坚韧不拔、舍生忘死的一种精神。这是一种真正属于劳动者的精神。就像作者王文东在小说的结尾所说的：“走正道，是大道；走大道，是正道。劳动，既正且大，我们要光大它。”
我曾通过视频影像认识过作者王文东，他是一个壮实且淳朴的关中汉子的典型代表。这就像他笔下的文字，像他在文字中不厌其烦地描写过的煤矿工人父亲的形象，像他在《劳动者》这部长篇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个个只知道埋下头在黄土地上卖力劳作的杨锁牢们一样。他们是真的对这片土地怀有着无限深沉的热爱，他们是真的要将自己的肉身和灵魂一起融入这片土地，并为此而自豪和放歌。《劳动者》正是作者王文东献给渭北高原上的劳动人民的一曲慷慨悲歌。
要补充的一点是，《劳动者》一书中，关于民国时期或者说自古以来阶级对立时期的地主与佃农的对立场面的描写，极为形象地刻画出了地主阶层的贪婪、狠毒和穷奢极欲，不拿老百姓当人的黑心。为此王文东运用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记者韩丁(William Hinton)到中国山西上党地区对当地农村进行实际调查后，写下的《翻身》一书中的一则资料。资料的内容是：有一个张庄农民家的小孩刚刚才六岁，闹灾那年偷摘了他爹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了这个孩子，用大棍打得他浑身青紫，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元，相当于他整整一年的收入。为了熬过冬天，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直至十年以后，这笔债还没有还清。而在《劳动者》一书里，地主冉善人对自己的佃农的孩子的惩罚细节，便是这种形象的典型代表。由此，通过地主阶层的贪婪与劳动阶层的淳朴这种对比描写，王文东为读者深刻地揭示出了人性之中善与恶。
美中不足的是，《劳动者》的后半部分，特别是小说收尾稍显匆忙，可能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让作者无法充分地展开叙述，导致很多新出现的人物被符号化，从而削弱了整部小说的后劲。当然，这只是本文作者的一孔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