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趟过苦难岁月的王蒙
王蒙的乐观与气度
朱伟借调在《人民文学》当实习编辑时，认识了王蒙。那时候的王蒙正打算用《队长、书记、野猫与半截筷子的故事》重新在《人民文学》亮相。
那时候，伤痕文学刚兴起，在所有人都在一一细数自己的伤痕时，王蒙却用这样一个俏皮的标题给自己的作品命名，仿佛自己从坎坷中滚落了一身土，却只是轻轻掸了掸，就又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和爱意。
在他身上，没有苦难的痕迹，只有一张爱笑的脸。
谁能想到，这位明星作家那时刚从新疆回北京，几乎是一无所有。好在组织关怀，让王蒙有了一个家。
那时，他住在一个招待所里，屋子极小，但就在那样嘈杂的环境里，王蒙沉浸在写作中，用黑色幽默和意识流叙述了属于他的故事，也让他被压抑的才华得到了展示。
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底色是俄苏文学，但在八十年代初，他就能与年轻人一样，追逐西方现代小说，以一种轻松地方式写作了。
而那时的朱伟，却敢当着王蒙的面对他说：“我觉得你这篇没有写好。”你猜王蒙会怎么说？他完全没有恼羞成怒，把这话当成自己的收获。
这是一个名作家的气度，也正是因为有气度又虚心，王蒙的作品总是不断超越自己，甚至是站在“现代派”叙事的前沿。
王蒙新时期的作品《夜的眼》，里面的那些长句、短句的自如运用，一项与意向之间洒脱地组接，形成了他以后的典型叙述。
小说与主编哪个更适合王蒙
1983年，王蒙到《人民文学》上任当主编，身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朱伟曾想，如果王蒙不去当主编，那么他会不会在他更擅长的写作道路上更加辉煌呢？
毕竟当时王蒙的《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四部中篇小说在当时都十分有名，成为了那个时代耀眼的光芒。
王蒙在《布礼》中不写痛苦和磨难，却写折磨带来的脱胎换骨，这让很多人不理解、质疑。
殊不知，这才是时代真正的深刻性，朱伟本人也是在阅历逐渐增加之后，才体悟到这一点。
在作品《蝴蝶》中，王蒙讨论了人的处境、身份与人的关系，就好像一个人在职场中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一次环境的变化，他的心态、身份，都会随着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微妙的变化直指人心。
王蒙也就此发问：“位置比人更重要吗？”在他意识流的叙述中，主人公终于得出了答案，他找回了自己。
王蒙作品《杂色》可以说是在小说《蝴蝶》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讨论：《杂色》更多的是记录了一个人，要走过的路，和如何走过那些路。
在路上，荣辱、喜悲都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是人生必备的东西。小说用洒脱至极的行文，道出了深刻的主题。
王蒙的《相见时难》则表达了选择决定人生轨迹的中心思想，表面上看，那女主人公之间是错过，其实都是一次次选择造就的必然结果。
王蒙给出的答案也与他的一贯人生信念一致，“无怨无悔“，这四个字告诉读者，该如何面对过去、现在与将来。
事实是，王蒙终究成为了《人民文学》的主编。
当主编的日子
《人民文学》在文坛的位置不言而喻，它的第一任主编是茅盾、茅盾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
此后，《人民文学》的历任主编也都是光芒耀眼的人物，有中国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等等。
在就职演说上，王蒙反复强调，自己只是一个作家，编刊物还要仰仗大家。他的低调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大概是一个职场人最好的出路。
王蒙上任后，《人民文学》的版权页彻底改头换面。王蒙在具体的人事调整上十分谨慎，他先让众多候选人轮流发稿，一年半后，才确定谁是副主编。
这种循序渐进的文学革命推进，造就了《人民文学》的另一番面貌，正如他在就职宣言中写的那样——
“通过作品，让读者看到同时代人的眼泪和欢笑，生活有时候是沉重的，却始终又是令人眷恋、令人无限向往的。”
这种基调是他始终强调的，是先苦后甜，反思过后的进取，是历经磨难却不失希望的人生信仰。
1985年，《人民文学》大胆推进，照亮了整个文坛。作家刘索拉的作品《你别无选择》成为了文学革命的序幕。
朱伟直言，这是一篇让人读后血脉喷张的作品。这篇作品带有不协和的喧嚣，作家李陀曾断言《人民文学》肯定发不了。
结果，王蒙不但批准发表，还高度赞赏了这部作品，他说：“青春锐气，活泼的生命，正是我们的向往。”一时传为佳话。
在朱伟看来，或许1985年的王蒙已经不再是最好的作家，但他是最好的主编，他像一棵老树，荫蔽了编辑部，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
王蒙在任期间，每期头条风格都有反差，这正是他调动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创作，让文学表现的差异得到展示。
他赋予了《人民文学》更新的面貌。王蒙盯住了文学的潮头，不断挖掘新人，比如莫言、阿城、马原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家。再形成属于《人民文学》自己的潮头。
后来王蒙被调往文化部，《人民文学》结束了一段辉煌期。当部长三年后，王蒙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依旧是他难掩的笑意，仿佛此生一直被温柔以待，从不经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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