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行窃偷盗、出卖色相的经历写成一部天才之作

“我冒险做一个解释，当人们背叛之后，写作便成了唯一可以求助的形式。”让·热内的这句名言被很多作家引用过，流传最为广泛的当属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在中译作品的自传小说《位置》用作了引言。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自我虚构写作的代表，《空衣橱》《位置》《一个女人》《单纯的激情》《耻辱》《事件》《占领》等篇什大多采用自传或自叙事的形式，又以自我虚构写作的《位置》《一个女人》在法语文学和中文世界受到最多人关注。安妮·埃尔诺的获奖，也让“自我虚构写作”重新回到了读者和大众的视野。

自我虚构写作不乏杰出的作家，让·热内、塞利纳、杜拉斯、保罗·莫朗、勒克莱齐奥、莫迪亚诺等灿若星辰，不尽其数。今天文益君给大家介绍的是法国自我虚构写作影响最大，也最具争议之一的“小偷作家”让·热内。

让·热内

让·热内（Jean Genet，1910年12月19日－1986年1月15日），法国当代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社会活动家。著有小说《小偷日记》、《鲜花圣母》，戏剧《阳台》、《黑奴》、《屏风》等。热内曾导演过电影，亦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

我深有体会，行窃时需要超常的冷静，恐惧感也随之产生。我浑身都感到害怕。站在一家珠宝行橱窗外，只要我还没有踏进店门，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会下手偷窃。一旦进入店内，我敢肯定出门时必有一件珠宝到手：不是一枚戒指便是一副手镯。这种自信又表现出浑身上下——从脖子一直到脚后跟——长时间战栗，弄得我不敢动弹。惶恐最后传到眼睛，眼皮跳动几下才算平息。我周身的细胞似乎都在传递一种波，作波浪形运动，不断输送着镇定的养分。我从脚后跟到后脖颈，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我随波逐流。这种波来源于恐惧。没有恐惧之波，也就不可能浑身沉浸在冷静之水中，也就不可能沐浴镇定之光。我需要挖空心思，聚精会神，才不至于仓皇逃跑。

——让·热内《小偷日记》

让·热内一生标签无数，但“小偷作家”是他留给世人最难以被其他标签掩盖和磨灭的印象；也许是“当小偷为了吃饭”的真诚磊落，也许是“小偷作家”已足以说明他生命的轨迹，他不仅在食不果腹的动荡岁月里偷盗，也在成名在即，甚至功成名就之时热衷于偷窃；或者是那本经典小说《小偷日记》给读者和世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本文开篇这段摘自《小偷日记》，对行窃心理活动的描写，堪称精彩绝伦，如果不是切身经历，很难用想象，或者用“生活体验”，写出这样简短却衔接密实的文字，写出一个人行窃内心活动带来的躯体反应。这样的切身之感的描写在书中还有很多。正是这些描写才足以让《小偷日记》成为一本奇书，一部天才之作。

“我”是一个弃婴，在救助站和领养家庭长到14岁后，开始流浪生涯，靠出卖色相和偷盗为生。被判轻罪逃脱后，混入军队骗取入伍补助再次开溜。

“我”越过边境逃离法国到了西班牙，在流窜途中认识了一个个男友，直到和史蒂利达诺相爱，我们形影不离。“我”靠着警察的掩护小偷小摸维持生活，又常年混迹于皮条客、赌徒、小偷和亡命徒中间，靠出卖色相获取利益。“我”后来在和史蒂利达诺去卡迪克斯的路上走散，后来得知，他因为曾经犯下的杀人罪而被捕入狱。“我”独自流浪欧洲，继续混迹于肮脏的底层世界。当“我”再次和史蒂利达诺重逢时，他娶了一个能帮他挣钱的妓女。“我”又迷上了史蒂利达诺，又像以前一样，心甘情愿地成了他的跟班，帮他贩卖毒品。

但“我”从没忘记行窃，“我”迷恋行窃，“我”对偷窃有着不同寻常的热爱，“我”靠行窃活着，而行窃对于我，并不仅仅指生存上的需要和行动，也是精神上支撑我活着的力量。

相比偷窃，《小偷日记》中对同性爱情、同性三角恋的描写更是大胆先锋的。尽管在法国文学史中，写同性恋题材的作品很多。但这些作品中的同性恋情无论程度深浅，情节虚实，都写得遮遮掩掩，欲言又止，只有到了让·热内，才对同性爱情展开赤裸裸的描写。反叛者热内清楚的看到了一点，即为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与其说是同性恋行为本身，还不如说是同性恋的宣告，可以“遮遮掩掩做”，不能“大大方方说”。而热内的说，从《鲜花圣母》《玫瑰奇迹》到他后期的剧作《阳台》《黑奴》《屏风》等不曾停过。

《玫瑰奇迹》写的是热内的狱中回忆，在达封特沃中心监狱。让•热奈见到一个死囚犯，是他以前就认识的哈卡蒙，这次见面，令让•热奈回忆起了那个梅特雷儿童教养院，他在十五岁时曾被关进去的地方。

这种畅所欲言的“说”，构成热内作品中通篇毫无道德底线的“自我虚构”，串联这些自我虚构，小说中的警匪勾结，流窜卖淫，街头暴力等犯罪活动也勾勒出一个动荡不安的西方世界和小说主人公的成长轨迹；尽管那些虚构叙述，那些让人在粗粝表达里密集感受到的细腻情状，会让人认为小说“确有其事”，也尽管书中所及之事确是热内的经历，但小说并不是真正的日记，不可避免地有再加工，和自我虚构的表述。

自我虚构是一种介于自传和小说之间的写作，是以虚构僭越真实的一种写作策略，借鉴虚构手法和纪实手法的写作方式，二者紧密镶嵌，互为补充。虽然“自我虚构”在1970年代才有了日渐清晰的概念和理论基础，但在人们的叙事活动中或多或少都有自我虚构成分，这种手法应用于写作也并非新创，皮埃尔·洛蒂、保罗·莫朗、柯莱特、塞利纳、让·热内等都是自我虚构的先行者。

“科克托和萨特塑造了作家‘让·热内’，那么我是谁？”热内的一生，除了监狱就是旅馆，他始终没有寻得理想的安身之所，此安身之所不仅仅是物质空间的满足，更多的还是精神世界的安服。他的早期小说和住在豪华酒店里的创作，都是对流浪、乞讨、被压迫蹂躏和牢狱生涯的一次又一次咀嚼，最后榨出绚烂的“恶之花”。

“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沿岸，我经过了渔民们的码头，渔民优雅的贫穷刺伤了我。我与那些男人和女人擦身而过，他们站在斑驳的光影中，孩子们在广场上玩耍，对我视而不见。然后，这些人相互之间的爱撕碎了我的心。当我经过时，两个男人微微一笑，相互致意，我却被抛进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

但如果仅仅是咀嚼痛苦孤独，那么他的叙述就不足以成为文学作品，也不足以让作家成为文学史上的传奇。让·热内在自我虚构的叙事中有意引入双重“自我”视角，即“真实自我”与“虚构自我”的对视——尽管对于热内和其作品主人公来说，二者似无明显界限，但热内作品中揭示主人公内心活动和心态的过程，那种分裂和屈辱，恐惧和快感，让读者可以剥离作者谈论人物，这跟让·热内的写作初衷又是高度契合的。

让·热内谋生于罪恶世界，但他始终认为劳教所和监狱的罪犯都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而唯一的自救，就是与这个社会势不两立，在世界依然以伪饰遮蔽众人目光时，他们必然来戳破这一切，除了偷偷摸摸做，还必须大声说。

让·热内大胆宣扬反叛和说出罪恶，却不是一味忧愁哀怨，而是在粗粝的叙事中铺满了疾风骤雨般密集的情感和毫不掩饰的心里独白，作为一个从未见过母亲的弃儿，《小偷日记》中有很多关于母亲的描写，在叙述自我身世的平淡笔墨里，叙述只是简单交代了“我”的身世和对母亲的拼凑印象，但是和一个老妇人的偶然相遇，“我”迸发了对母爱近乎变态的渴望。

……可是，我多么希望她便是这个在夜色中行乞的女贼。“我的母亲是她吗？我嘀咕着渐渐走远。啊，假如真的是她，我将用鲜花、菖兰花、玫瑰和滚烫的吻印满她全身，我将温柔地搂住她那张愚蠢透顶的圆脸，伏在这条翻车鲀的眼脸上痛哭一场。“那又是为了什么？”我暗自纳闷，“我为什么要为她哭泣？”我的这种心境转眼间便会消逝，用任何一种行为乃至最毁誉的最卑鄙的行为取代这种习以为常的柔情，并且还能表现出与亲吻、眼泪和鲜花的含义一样隽永的真情。“我将快慰地用唾沫润湿她的身体，”我沉思着，心中泛起无尽的爱……

比起对母爱的渴望，“我”每次遇见爱人的爆棚夸张的幸福感，让·热内都不吝华丽的词语、连珠炮似流光溢彩的句子、整段整段情感的奔流来表达内心的激情；让·热内对爱情的细微感受，不是向内深挖情绪的流动，而是用奇崛的想象，丰富的意象，向外释放情感的巨大能量，那些外化的意象成就了他最具个人特色的创作。

我渴望着从我的手指间闪现出一鸣惊人的荣耀，让我具有强大的力量，把我凌空托起，让这种力量在我体内爆炸，撕碎我的身体，把我撒向大风之中，我将像大雨一样洒落在世界上，使我身体的齑粉、我分解的花粉，碰到天上的星星。我爱史蒂达诺。

用虚构手法书写的自我和现实中认知自我的比照，是让·热内作品自我虚构的重要特质。正如让·热内在《小偷日记》序言中所说，他创作这部小说时早已脱离了罪恶的底层世界和小偷生活，但为了追求真实，《小偷日记》用的是诗化的抒情语言，有别于一般自传体小说平实的叙述，又让叙述的人和被讲述的人都成为活生生的个体，他们互相关照，成为两个对视的人。

《小偷日记》的整体布局上，热内所采用的也是随想随说，既没有时间线的推进，也没有叙事主次，轻重的考量，基本是把回忆的片段巧妙的牵搭，但那些泥沙俱下又间杂闪光珠宝的叙述，那些浓墨重彩、闪闪发光的句子和段落一定是热内内心深处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让·热内功成名就之际依然行窃，几经解救，依然“恶习难改”时坦承自己偷盗的目的就是为了回到监狱时的真实想法：我获得了自由，也走上了迷途。这位人生经历跌宕起伏，集小偷、犯罪者、小说家、戏剧家、时尚先锋等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又岂是任意一个标签可以定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