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玉莹。

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中，只要内容和名校学霸有关，就触动了无数家长的心弦，自然也成了自媒体的流量密码，被大量转发传播。

毋庸置疑，能被顶级名校录取的孩子都很努力，但更重要的，他们也很好运：

有远见且有经济实力的父母，在最好的教育资源下长大，还抽中了基因的彩票，有着超出同龄人的天赋和灵气。

直到在二本大学的讲台上见过了一批又一批二本学生，与他们有了频繁的互动和联系，黄灯才懂得了：

「一个孩子迈进大学校门后，想狠命改变家庭命运的急迫。」

在她任教广东金融学院的十几年间，她勾勒出二本学生的群体画像：他们大多出身平凡，来自大多来自农村或者毫不起眼的城镇。

这和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这样的出身对于「改变命运」几乎没有任何助益，在考公考编、毕业就业、买房扎根等各项事宜中，他们只能靠自己单打独斗。

而这并非是他们努力程度不够，而是社会环境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高等教育扩张加速了学历贬值，市场经济推动了房价的狂飙。

然而每年还有大量的二本学生被「生产」出来。

可是区分学生的「二本」和「一本」标签，对于教育本质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黄灯接触了4500多名学生后认为：

「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学生最大的差别，并非来自智商，而主要来自他们是否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术思维的训练。

这种训练和应试思维完全不同，如果大学教育无法通过课堂将应试的痕迹剔除干净，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无法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上升的瓶颈会立即出现。」

可怕的是，高等教育的结果并非是四年教育之「功」，她充分感受到：

「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有学生在她的课堂下写下：这样的文字记录：

「学生们像一个个产品整齐地排列在教室里，也就是我所讲的流水线上。」

「我们这一代人，尤其在‘九零后’身上，‘催熟’机制的成长方式表现得很明显。」

还有一位学生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提问：

「该分的水都分完了，‘源头活水’们老师们一直很放心，到时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他们对于时代和自己命运的感知是如此明确且敏感，其中一位学生在《我悲哀地看着这个时代》中对于群体命运有这样的断言：

「乌云已经酝酿着危机，雷鸣电闪而人们视而不见，暴雨将至，没人能幸免于难。」

显然面对这样一个宏大的问题，无论是对黄灯，还是当局者的二本学生本身，都无法就「时代症结」给出解药，也无法说出这个庞大的群体和变化莫测的时代、社会之间，究竟可以建立怎样的联系。

追寻某种答案的迫切，驱动着她走下讲台，走进学生们的家庭里，去看看能否找到在学校教育之外的肯定。

从2017年起，她陆续走访了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安徽等20名学生的家里，并最终写下了12个学生的家庭故事，将对教育的观察延伸到乡村、家庭、关系中。

在绝大多数家访中，黄灯都住在学生家里，和他们同吃同睡，白天他们会去成长的村庄、小学，父母做工的地方，重走曾经崎岖蜿蜒的上学路。

她感受着父母最本真的正直勤劳，质朴无华，用生命本身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让孩子学会在劳动、温情、质朴的普通环境中，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这是一群最普通的中国父母和最普通的中国学生的故事，黄灯自己也在接受「再教育」，她对学生们命运的不安和悲观，在具体的家庭和父母中有了改变，她发现了这些学生们「内在的力量」。

尤其是来自母亲的力量。

■张桂梅校长说过，一个女性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在书的序言里，黄灯特意在最后列出了12位学生的母亲。

因为「母亲」对于一个农村家庭的重要：「成长于乡村脆弱的家庭中，女孩往往是背负最多重担的那个人。」女生如此，女生的妈妈们更是如此，黄灯这样理解她们。

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妈妈总是在关键时刻改变她们原本命运的人，她们没有所谓的「远见」，只是在面对人生路途的困境和坎坷时，身体力行教会自己的孩子，如何去真诚而正直地生活。

最知名的故事莫过于正敏了。

她的妈妈是一位「越南新娘」，在黄灯的建议下，她在人间写下了一篇文章《我的妈妈是2800块买来的越南新娘》，作品里，处处透露着一个即使深陷最底层困境的脆弱女性，也要为女儿打拼出更好的一条路的坚决。

2017年，黄灯来到了正敏的家，第一次感受到她作为村子里越南新娘子女中唯一的大学生，母亲之于她的生命意义。

■这篇文章反响极大，后续是正敏的妈妈拿到了正式身份。

从早已搬离的村庄，到城镇里还在筹建中「家徒四壁」的房子，虽然母亲因为外出务工已多年不在家中，但张正敏说：

「我一路从最农村的地方爬进了城市，而我能上大学，都是因为我妈妈。」

在书中，正敏细数过妈妈干过的活：

「种橘子、上山砍木头、为纸厂砍竹子、卷鞭炮、织蚕架、去黑工厂打小工、去饭店当服务员、到工地搅拌水泥、打包废纸装车、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场顶着烈日采茶」。

和父亲的「不作为」相比，为了保证正敏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妈妈必须用工作所得来支撑她。

跟学校的苦读相比，母亲身世境遇带来的警醒更为深刻，「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不顾一切地往前跑。」

在成长过程中，张正敏不只一次因为自己特别的妈妈而感到伤心、自卑，也曾深陷在一种对自身痛苦无力面对的境况中，但当她能跳出来，以群体性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和妈妈后，通过书写和梳理自己面对的人生，最终滋生了内心的力量。

这样的能量，也让她发现自己在「拿不出手」的群体性身份之外的个体生命意义，助她逃离了生命的暗礁。

一个只关注学霸的鄙视链

这是一群最普通的中国父母和最普通的中国学生的故事。

他们从田野、乡村，付出全部努力，只为了走进城市，获得受教育机会、工作机会和扎根城市的能力，希冀凭此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然而在市场化扩张中，就业困难、房价飙升、竞争残酷、文凭贬值，学历的鄙视链，对他们都构成了一种无形却强烈的挤压。

当学校教孩子做「工具人」，可是AI时代越来越不缺「工具人」的时候，他们如何与时代建立关系？他们跟时代又能建立怎样的关系？

这个问题影响的，不仅是这些孩子，也是在越来越内卷的升学竞争中，没有登上金字塔顶端的绝大多数人。

《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数据显示，学生群体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且呈现低龄化的趋势：

高中生抑郁检出率改到40%，而初中生则是30%。（注意：不是抑郁症，是情绪倾向。）

在一个只关注学霸，只宣传名校的体系里，绝大多数孩子正在沦为了背景板，甚至是炮灰。不管身处哪个「阶层」都是如此。

有一位自嘲是「国际教育烂尾娃」的孩子曾经在谷雨星球写下过这样一段文字：

而等她上了大学后，见到更大世界的她意识到，虽然自己的痛苦是真的，但是当她出现问题时候，拯救机制更为健全，托住他们的那张网，更厚实一些。

而对于黄灯笔下的「二本学生」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困境要艰难地多得多。

在《我的二本学生》和《去家访》之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二本学生这个群体，但有人也曾对《去家访》里每个人身处苦难却积极面对的精神状态做过评价：

不要去歌颂苦难。

事实上，和书中所呈现12位学生的积极精神面貌不同，在媒体采访中，黄灯曾提到一个曾写了又删掉的学生故事，在她明白某个学生的困境之后，主动和这个学生沟通，但最终的结果是学生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现实中。

「她看到了现实的艰难，消沉了，完全把自己包裹起来。」

对于这些家境平凡，甚至贫困的二本学生来说，面对一个家庭完全使不上力的现实社会，如果没有来自学校和老师的及时关注和指导，就会陷入泥淖之中。

而当他们自我指认为「工业废水」，作为观者，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正在坚硬地矗立在他们的正对面。

前段时间，我看见了一篇特别喜欢的文章：

一位农民工子弟孩子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进入了哈佛，毕业后选择回到农民工子弟学校当老师。有人给自己撑过伞，她想继续为别人撑伞。

这也才是名校生最令人向往的品质之一：不是利己，而是利他。

我们曾邀请从乡村到哈佛的学长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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