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华的文化焦虑
——为什么《经济学人》竟然关注中国新疆考古
曲强
随着中国经济、科技与军事等综合“硬实力”的不断发展，西方社会对东方新兴大国的各种“威胁论”已屡见不鲜。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文化交流、社交媒体竞争、全球价值重构、历史文化阐释等活动中的影响力日渐扩大，西方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焦虑症”正在成为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内容。
当下不少西方观察者仍在用固步自封的心态和顽固僵化的视角，不断打量着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历史、文化、理念和价值。他们用“威权、专制”来解读中国自古对“大一统国家”和“礼乐秩序”的坚持；用“强迫、同化”来理解中国文明对“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追求；用“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来质疑“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合作共赢的倡议。尤其，当中国文化日益被世界关注、中国理念日益受到大多数地区欢迎、中国价值日益被大多数人、尤其是各国青年所认同，执念与现实无法自洽的西方开始逐渐陷入焦虑。
在此背景下，华为、中芯等科技企业被视作窃取西方机密数据和社会隐私的“潜在威胁”；比亚迪、中车等制造企业被标记为“利用补贴”“输出过剩产能”的“垄断者”；Tiktok、小红书等源自中国的社交媒体被描述为“洗脑”西方青年、“煽动”社会对立的“罪魁祸首”；甚至连“中国新疆的历史与未来”国际论坛这样一个相对小众的史学与考古类专业学术会议，也被别有用心的西方学者进行歪曲解读。如，7月11日的《经济学人》专门报道了这个在新疆喀什围绕莫尔寺考古展开的国际学术会议，污蔑中国人将考古学作为“文化种族灭绝的工具”。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打压和有意歪曲，既有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的迫切需要，又有维护其文化影响、话语主导权和认知战优势的强烈意识形态动力。
首先，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焦虑，源于西方一神教传统与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分歧。一神论宗教传统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思维方式，强调信仰和教义的绝对性，强调“信主独一”“唯我独尊”“己之所欲必施于人”。而中华文明中没有源自新月沃地的一神教信仰。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互动和共存，形成了独特的“三教归一”思想现象。因此，中国历史文化向来强调“多元一体”、和谐共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这种思维差异令西方对中国文明的包容多元感到既不解又不安，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将动摇传统的“西方政治经济中心论”，更将打破世界对“西方文明价值中心论”的迷信，从而瓦解西方不断营造的“西方优越、西方优先”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次，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焦虑，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由化、碎片化与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分歧。自二战及冷战后赢得经济、科技与意识形态的全方位胜利后，美西方以“自由民主”为旗号宣布了“历史的终结”。自由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常为一体两面。自由主义泛滥下的社会碎片化，有利于大资本主导国内事务；而自由主义全球化，则有利于国际各方相互制衡，维护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体系。但自由主义的过度发展正在导致极端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性别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令西方社会陷入泥淖：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种族矛盾难以调和、性别对立取向混乱。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令全球大部分普通观众倍感冒犯的出位表演，正是当下西方文化乱象的直观体现。而此时，坚持多元一体、统一发展的中国却走出了经济发展、民族复兴、文化多样、族群和谐的不同道路，成为了西方社会在精神与文化上的他者。
其三，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焦虑，源于西方崛起的暴力性与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分歧。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内在稳定性和外向和平性。中国是历史上唯一没有挑起过宗教战争的文明；也从未像西方一般，为了争夺利益而对其他民族进行殖民奴役。近现代西方崛起的历史中，充斥着对其他地区与民族的暴力殖民、剥削压迫。无论是早期与西方殖民势力一路相随的传教士，还是后来为西方霸权张目的自由主义文化，本质上都是为西方暴力行为提供合理性背书。冷战后，美国始终将西方价值普世化当作维护其霸权地位、主导世界的战略手段，从政治理念、价值认同、文化影响上形成对非西方国家与民族的全面优势。
2008年后，随着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及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西方间出现力量再平衡。崛起的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等系列和平发展主张，但反被西方打上了“国际秩序挑战者”“战略竞争者”等标签，其根源在于西方无法理解中国为何会“强而不霸”，只能基于强权政治、零和博弈等陈旧思维定式，认定中国主张背后必然藏有与西方当年类似的利益要求和暴力议程。加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中国越强调以和平共赢为底色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西方眼中就越是“可疑”、越被非难。
其四，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焦虑，源于西方文明的单一性与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分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种连续性令中华文明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了极大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复杂性。然而，西方理论认为文明发展的方向是单一、非连续的。将自身文明视为超然于世的文明主体，将其他文明视为需改造、排斥的客体。这导致，西方学界更习惯使用“单一有效”框架进行历史解释，忽略淡化其他文明的价值意义，认为在西方价值主导下，历史已经终结，其他文明存在只是西方文明主导下的点缀补充，甚至可以消失淡出。因此，“大部分西方观察者都没有深入学习过中国历史”，他们惯用偏见滤镜和刻板印象进行观察，将中国漫长连续历史中产生的复杂现象做选择性简化和标签化处理，导致其对中国问题、中国观点产生大量误读。
其五，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焦虑，源于西方文明的保守性与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分歧。随着自由主义不断撕裂西方社会，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开始加速转向保守。政治上，极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不断崛起。2024年各国大选中，从法国、意大利的极右翼政党到美国特朗普的MAGA运动，右翼势力已在多国政坛成为主导力量。在经济上,西方国家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歧视主义和反全球化的汹涌浪潮，惩罚性关税、技术制裁层出不穷。在文化上，宗教保守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反移民、反犹太、反穆斯林、反环保等思潮不断抬头。
而同时，中国文化在守正中更加开放创新。中华文明通过“两个结合”，既从自身的悠久传统文化中悉心“淬厉”，又从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等世界文明成果中积极“采补”。以开放的心态，广纳各方所长。通过平等互敬、交流互鉴不断壮大自身。为世界文化提供了东方视角的同时，也令西方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并产生敌意。
总之，文化竞争的本质是国际权力竞争。当前美西方在国际秩序、话语体系中仍长期占有优势地位。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文明的冲突”也将在东西方间反复上演。西方对于中国文化兴起的“焦虑感”，带有强烈的西方意识形态判断。西方不会坐视中国影响肆意生长，更不会允许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核心的“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观并驾齐驱。当下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越受世界认可，西方将越紧张、越不满。为维护其主导优势，未来西方将在历史构建、文化形态、民族关系、人权理念、宗教哲学等各领域继续对中国发难。对此，中国需以更大的智慧、更远的眼光和更灵活的姿态适应新情况、应对新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