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新声 | 李龙飞：回嵌乡土：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乡村居民社区融入的影响与机制

摘要

当前我国转型乡村社会呈现出流动性加速与新媒体扩散并存的特征，这一双重动态既加剧了乡村居民社区脱嵌的隐忧，也为其社区融入的回嵌创造了新的契机。本研究基于传播基础结构理论，通过8省流动型乡村社区的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探索了由在线人际交往、在线社区组织和平台媒体连接构成的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乡村居民社区融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社区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影响主要通过人际讨论这一沟通行动的中介机制实现。在线人际讨论和线下人际讨论在社交媒体叙事网络与社区融入之间形成了链式中介效应。研究拓展了传播基础结构理论的适用情境和内在机理，表明主动织密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叙事网络，激活沟通行动，是形塑社区秩序纽带的关键。

转型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就是流动性增强，乡村、农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陆益龙，2017：224）。随着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个体化、原子化和离散化的乡村社区联结断裂（阎云翔，2012；Xu et al.,2010），甚至成为无主体熟人社会(吴重庆，2014：6)，无论是在地村民，还是流动农人均面临着乡村社区融入的困境。随着在地邻里社区联结的下降，媒体越来越多地提供了社区叙事共享的途径和社区意义的建构（Gilleard，2004），尤其是社交媒体在乡村社会的扩散传播。2023年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农村网民规模达3.26亿，农村地区信息沟通及视频娱乐类应用普及率与城市网民基本持平（中国信通院，2024）。在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快手乡村用户每日互动量达7.8亿，每月创作内容3.78亿（农民日报，2023），“记录我的农村生活”成为最受关注的抖音三农热点话题，显著传递乡土情感，提升家乡的能见度（抖音，2023）。数字媒介嵌入使得信息传递、在线交往、意见表达的“脱域沟通”成为可能，研究者寄希望于新传播技术重塑乡村社区沟通网络，重建乡村共同体（冉华，耿书培，2021；李龙飞，2024）。问题在于，社交媒体情境下的乡村居民社区融入及其影响机制仍是有待探索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回溯既往研究，对传播与农民社区融入关系的注意力集中于媒介技术对农民工等流动群体在城市社区融入过程中的赋能作用（赵呈晨，2015；庄曦，高宁，2023），然而被遮蔽的是这些乡村居民原本是从乡村结构中“脱嵌”出来，面临着“再嵌入”乡村社区问题（贺芒，范飞，2023），尤其是针对大量的乡村流动群体。因此，在当前转型乡村社会背景下，关注乡村居民在新传播技术下的社区融入是一项亟待增补的学术工作。另一方面，既往关于新传播技术对乡村居民社区融入的正负性影响一直争论不休。“媒介赋权论”认为，互联网有助于加强如地方联系网络、社区组织动员能力等社区社会资本，实现地方社区利益（Hampton & Wellman，2003；Stern & Dillman，2006）。“时间替代论”考虑到由于个体花费大量时间消费在线互联网，而使其不太可能参与当地社区，阻碍个体与社区关系的纽带维系（Putnam，2015；Shah et al，2001）。归根结底，这一范式的理论分歧在于研究者测量的是一般性的互联网使用频率效果，从而得出莫衷一是的结论（王薪喜，孟天广，2021）。社交媒体的全球连接能力也使得研究者忽视了社交媒体在地化物理位置属性（孙信茹，2021），在促进当地新闻共享、社会联系和社区参与等方面，社交媒体具有振兴地方社区的巨大潜力（Kwon, Shao，& Nah, 2021）。因此，本研究关注面向乡村社区的社交媒体使用及其对乡村居民回嵌乡村的社区融入影响。

从理论上看，由居民、社区组织和地方媒体三个社区叙事者（storytelling agent）所交织建构的在地社区叙事网络（local storytelling network）对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传播基础结构理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CIT）被广泛证明是社区问题研究中极具解释力的传播理论（Abril et al., 2015；Wenzel，2019；史梁，汤书昆，2014）。然而，随着乡村居民的在线交往、在线社区参与、乡村网络新闻和短视频接触成为常态，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乡村社区故事的核心讲述者。CIT尚未充分研究基于社交媒体的在线叙事网络（online storytelling network）何以促进乡村居民的社区融入（Shao, Kwon, & Nah，2022），相关实证研究的经验性证据仍显不足。在乡村流动性增强和个体化日益弥散的背景下，包括在地村民和流动农人在内的乡村居民面临社区回嵌困境，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公共传播潜能显得尤为重要。综上所述，基于传播基础结构理论，本研究要探讨的两个问题是：作为新兴的社区故事讲述者，社交媒体叙事网络是否有助于促进乡村居民的社区融入水平？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与社会学关注组织、体制和制度层面的系统融入不同，传播学研究中对社区融入（community integration）概念的理解受到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的影响，从个体主观体验层次出发，将之理解为个体之间、个体与社区之间通过沟通和互动形成的传播网络，进而促成一个具有社会纽带的集合体（Mcleod et al，1996；Friedland，2001）。作为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维度的概念，Wong & Solomon（2002）认为社区融入是由三个方面组成，身体维度的社区融入是指个体在行为层面的社区参与；社会维度的社区融入指的是社区成员的人际网络；心理维度的社区融入是指社区成员的社区归属感。这一对社区融入的维度划分也是研究者最常借鉴的方式（Marshall et al., 2020）。

传播与社区融入关系紧密，沿着帕克等芝加哥学派的路径，美国南加州大学的传播学者Rokeach等（2001）开展了一项名为“传播技术与社区”的研究项目，以洛杉矶7个城市社区为研究点，采取一种传播生态（communication ecology）的视角，使用电话调查方法探究由居民、社区组织和地方媒体三个社区故事讲述者构成的社区叙事网络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初步提出了传播基础结构理论。随后，Kim & Ball-Rokeach（2006a，2006b）继续探索了社区叙事网络对公民社区融入的影响，居民之间通过面对面交往、加入社区团体以及地方媒体了解社区新闻，显著增强个体的集体效能、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在这里，CIT强调连接性（connectedness）而非使用（usage）的概念，用以描述个体对社区叙事网络的整体嵌入程度，与社区叙事网络整合连接度（integrated connectedness to storytelling networks, ICSN）越高，越能够促进居民的社区融入，凸显了社区叙事网络对公民社区建设的积极作用。

CIT关注焦点主要是接入“在地社区”（local community）的叙事网络，包括线下的居民、社区组织和地方媒体。然而，面对社交媒体平台快速扩散至中国乡村的基层社会，社交媒体建构了新的“在线社区”（online community）叙事网络，包括以居民邻里、在线社区组织和平台媒体为在线社区叙事者，乡村居民通过参与在线人际交往、加入村级微信群等在线社区组织以及与平台媒体在地化使用能够嵌入到新型的社区叙事网络之中，这对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体验和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CIT既有成果多针对城市社区开展调查研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量化研究探索，均呈现出传播对社区的显著积极作用（刘于思，杜璇，2022；Kim et al.，2019）。但近几年陆续有研究尝试将CIT应用于农村环境，洞察传播媒介对乡村居民社会影响的总体过程

（Abril et al., 2015；Wenzel，2019；Shao, Kwon, & Nah，2022）。因此，本研究基于传播基础结构理论，试图通过实证研究发掘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乡村居民社区融入影响及机制的经验证据，回应新媒体传播广泛嵌入乡村社区的现实图景。

既往研究显示，社交媒体和社区融入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致的积极传播效果。在人际网络层面，一项针对美国乡村青年社交网络使用的研究显示，乡村青年使用在线社交网络与当地社区居民建立联系，社交媒体互动与社区纽带呈现正向关系（Chew et al., 2011）。基于手机日志数据的社交网络关系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的强关系有助于维系地方社区纽带具有显著作用，而弱关系对于社交网络结构完整性至关重要（Onnela et al., 2007）。当将社交媒体积极用于在地社区，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横向联系网络，提升乡村居民的社区融入水平。

此外，多项实证研究显示，与社区叙事网络的连接能够提升社区成员的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对以色列农村居民的纵向调查显示，通过嵌入当地社区电子网络，人们能了解社区动态、开展邻里互动和处理公共事务，增强居民的社区依恋感和公民参与（Mesch & Talmud，2010）。对美国农村的地方新闻干预研究发现，鼓励居民连接到社区叙事传播网络，即增强地方新闻供给、接触和消费能够显著增强居民的社区融入（Wenzel, Ford & Nechushtai，2020），证明基于网络的本地故事讲述平台是促进公民参与和群体间互动的有效机制（Chen et al.，2012）。相反，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显示，农民流动性会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出现脱嵌，削弱乡村地方依恋（徐雅倩，王刚，2021），互联网建构的新型交往空间有助于村民与亲人村友在线交往，在线上公共空间联系村委会、在平台上生产和消费乡村短视频等，增强个体与社区连接机会和沟通体验，提升乡村居民的社区融入水平。基于以上论述，提出研究假设：

H1：乡村居民与社交媒体叙事网络的连接程度越高，社区融入水平越高，包括人际网络（a）、社区归属感（b）和社区参与（c）。

传播基础结构理论认为，与社区叙事网络的连接使得人们可以观察个体在其传播环境中的结构位置，以及该位置如何影响产生和分享有关其社区故事的机会，进而促进公民社区融入（Kim & Ball-Rokeach，2006b）。问题在于，个体接触社区传播资源可能是一种私人的“潜水”行为，并不意味着就能对公民社区融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关键要激活个体与社区勾连的公共沟通行动（牛耀红，2023）。

在社区传播层面，人际讨论（interpersonal discussion）指的是居民关于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多个传播理论框架阐释了人际讨论在效果研究中的中介作用，传播学者Friedland（2001）等人提出的“沟通整合社区”（communicatively integrated community）概念框架，认为社区融入是通过传播媒介的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所促成的，提出“传播媒介-沟通行动-社区融入”模型，这意味着传播媒介实际上起着一种刺激作用，只有激活日常生活中的沟通行动，进而才会影响个体与社区的关系纽带。传播中介模型（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也强调了传播媒介对公共参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而这种间接的影响正是通过人际讨论等中介因素来作用于政治行为（Mcleod, Scheufele, & Moy，1999）。比如对美国选举研究发现，媒介接触能够通过促进人际讨论显著增强人们的政治知识获取和政治参与，由此构建了“媒介接触-人际讨论-政治效果”模型（EVELAND，2004；Zúñiga et al，2013）。来自中国政治传播和环境传播的经验证据同样显示，人际政治讨论和互联网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与政治参与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张凌，2018），灾害人际讨论在社交媒体使用对环保行为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陈梦，姚颖，2023）。总之，人际讨论作为一种典型的媒介沟通行动，是社区居民对公共事务关心的表现，是个体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的关键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Castells（2020）对空间形态的研究，考虑到村民人际讨论存在两种不同的场景：在线人际讨论和线下人际讨论，分别指村民依托社交媒体等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和在地社区空间（space of place）开展的乡村公共事务讨论活动。相比于线下面对面交流，在线平台因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社交线索、异步性互动及匿名性等特征，可能使得人们更加具有表达欲望及行动，甚至使那些不擅长线下表达的个体更可能参与线上讨论（Yamamoto & Nah，2018）。因此有必要将人际讨论场景加以区分，分别探讨它们在传播与社区融入效果之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认为乡村居民与社交媒体叙事网络的连接度越高，人们之间就本地议题展开公共讨论的沟通行动可能性就越大，而在这种讨论过程之中，乡村居民能够产生更多的人际关联，提升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2：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乡村居民社区融入的影响通过在线人际讨论（a）和线下人际讨论（b）的中介作用来实现。

面对乡村公共生活线下的弱连接困境和虚实空间转换契机，乡村居民的在线人际讨论能否激活线下人际讨论，并由此促进乡村居民的社区融入？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社交媒体上的政治讨论可能会对实际线下政治互动产生潜在的重要影响，从而积极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Conroy, Feezell, & Guerrero，2012）。对数字艺术社区的研究发现，在线人际讨论强化了人们从网络空间迁移到物理空间，增加沟通和交流的独特机会，提升社区成员的社区感（Marletta，2010）。在乡村社会流动性愈加频繁的背景下，在线网络重新将人们连接起来，对乡村事务的在线人际讨论兴趣可能增强线下集聚讨论意愿，通过产生更多的横向连接机会促进社区融入。因此，提出研究假设：

H3：在线人际讨论正向促进线下人际讨论，即在线人际讨论和线下人际讨论是影响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乡村居民社区融入的链式中介。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模型

本研究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法，辅之以访谈法和观察法收集资料。参照丁未（2014:355）对“情景式研究”的发现，从“个人经历”入手，让访谈对象讲述他们的生活故事，是了解他们新媒体使用的最佳路径。因此，首先通过对25名乡村居民（包括村干部）进行深度访谈了解当前乡村居民的移动互联网生活、社区传播实践以及乡村社会的数字治理情况，为设计问卷提供一手经验材料。其次，本研究结合目标抽样和便利抽样，在人口流动较大的8省流动型乡村，以入户访问和经村委会允许在其村民微信群发放问卷的方式，对在地村民和流动农人进行问卷调查。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旨在探索新媒体接触的社区融入效果，因此没有使用社交媒体的乡村居民不在受访者范围内；调研发现，中青年群体是乡村“云端”社区主要活跃者，往往也是家庭获取村庄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因此，本文中城乡两栖的流动青年、返乡青年、在外务工居民等作为受访者较多。田野作业时间自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开展，通过预调研的结果分析，研究者进一步修正了问卷题项，并请专家学者对问卷设计提出建议，最终确定了研究问卷。正式的问卷收集共计回收问卷1130份，有效问卷1030份。

数据显示，男性占比44.7%，女性占比55.3%，样本性别基本保持平衡。受访者年龄在18岁至30岁占比最大，达到65.4%；其次是31-45岁的群体占比20.6%。从户籍地区分布来看，中部乡村居民最多（38.9%），东北地区的受访者最少（4.4%）。在众多社交媒体应用中，使用微信（41.4%）和短视频（32.5%）的乡村居民最多，日均使用社交媒体时间集中在3-5小时。

1.自变量

根据Kim & Ball-Rokeach（2006b）提出的测量居民在地社区叙事网络的连接程度ICSN公式：

ICSN表示居民对在地社区叙事网络的接入程度；LC（local media connectedness）表示居民与地方媒体的连接程度；INS

(interpersonal neighborhood storytelling)表示居民人际交往强度；OC(connection to community organizations)表示居民与社区组织连接程度。该公式将各个测量项目以乘积形式表示而非简单的使用频率，是为了说明社区叙事资源之间的交互关系，表达了由社区媒体、居民日常交往和社区组织交织形成的传播网络。在此基础上，陈福平和李荣誉（2019）提出衡量居民对社区新媒体叙事网络连接度的测量方法，将社区新媒体接入度、社区新媒体网络参与和邻里交往三个变量的交互项求和作为居民与在线社区传播资源的连接度。

因此，本研究借鉴Ball-Rokeach和陈福平、李荣誉提出的测量方法，同时由于具体研究场景的差异性，结合当前乡村居民的社交媒体生活实际情况，本研究设计了以下方法测量乡村居民的社交媒体叙事网络连接度。

在线人际交往（INS）。通过询问受访者与村民朋友的在线交往频率，包括网络聊天、在线点赞、加好友、在线互助等日常人际交往行为（1=几乎不，5=非常频繁），使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M=3.45, SD=0.93, Cronbach’s α=0.72）。

在线社区组织连接（OC）。考虑在当前中国实际的乡村社会中，村民微信群以及各种内嵌于微信中的社区治理小程序是囊括村干部等国家代理人在内的大型乡村在线社区，具有社区正式组织的含义。另一方面，通过询问受访者对舞蹈群、务工群等社区兴趣群的加入情况，以了解村民与社区非正式组织的连接程度。因此，使用3个题项（1=几乎不，5=非常频繁）测量乡村居民使用社交媒体与社区组织的连接度(M=3.29,SD=1.08, Cronbach’s α=0.78)。

平台媒体连接（LC）。通过询问受访者在日常社交媒体使用中阅读或观看有关当地或农村社区新闻、学习三农知识、观看三农短视频以及拍乡村风景等与农村相关自我表露的频率（1=几乎不，5=非常频繁），共计4个题项以反映乡村居民将社交媒体与地方社区的连接程度（M=3.31, SD=1.07, Cronbach’s α=0.84）。

最后，将以上三个变量按照公式进行复合计算，得出各个乡村居民嵌入社交媒体叙事网络的整体水平。

2.因变量

参照Mcleod et al（1996）和Wong & Solomon (2002)的研究，从个体层次的结构、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共计12个题项测量乡村居民的社区融入。具体测量方式如下：

结构维度的社区融入指乡村居民在村中的人际网络，包括关系网络数量和关系网络质量，使用6个题项来进行测量（1=非常不符合 5=非常符合），包括“目前为止，我认识的村里人很多”，“和本村人关系都维护得不错”，“见面会和我打招呼的村民很多”，“遇到问题时，村里人愿意相互帮助”，“我遇到困难时，村里人一般会帮助我”，“当村里人遇到困难，我一般会伸出援助之手”(M=3.80, SD=0.90, Cronbach’s α=0.92)。

情感维度的社区融入指乡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所属乡村社区的情感依恋水平而获得（1=非常不符合 5=非常符合），使用3个题项进行测量，包括“融入农村社区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情感上非常依恋农村社区”，“对我来说，成为农村社区一员很重要”（M=3.76, SD=1.03, Cronbach’s α=0.90）。

行为维度的社区融入衡量乡村居民的社区参与。使用3个题项测量乡村居民的社区公共参与（1=一点也不愿意 5=非常愿意），即“参与村里的公共工程或其他公共活动不直接对你有利，一般情况下你觉得你有义务帮忙解决”，“你会为此付出时间”，“你会为此付出金钱”(M=3.45, SD=0.99, Cronbach’s α=0.88)。

3.中介变量

参考Mcleod, Scheufele & Moy (1999)的研究，线下人际讨论询问受访者当面参与讨论乡村社区公共事务的频率（1=几乎不，5=非常频繁），使用3个题项进行测量，包括“我经常当面和村里人闲聊村中的琐事”，“我看到有用的农村新闻或政策会当面和村里人讨论”，“涉及村中利益问题，我总是当面在村里人面前发表我的看法” (M=3.56,SD=1.01,Cronbach’s α=0.86）。在线人际讨论询问受访者在社交网络上与村民互动、谈论乡村事务的频率（1=几乎不，5=非常频繁），使用3个题项进行测量，包括“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乡村事务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看到涉及利益的农村政策、新闻，我会在网上和其他人分享、问询”，“我习惯在社交媒体上与村民、村干部发牢骚、提建议”(M=3.55,SD=1.07,Cronbach’s α=0.87）。

4.控制变量

根据Nah & Yamamoto（2017）的研究，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以及社区满意度（1=非常不满意 5=非常满意）（M=3.75, SD=1.02）会对公民社区融入产生显著的影响。考虑到电视媒介接触的影响（Mcleod et al., 1996），本研究也将电视使用频率（1=几乎不 5=非常频繁）（M=3.11, SD=1.25）纳入控制变量。此外，根据金恒江等（2020）的研究，日常的社交网络信息使用和娱乐使用会显著影响村民的人际交往质量，需要将其纳入控制变量。该变量共采用8个题项进行测量，所有题项均使用李克特量表（1=几乎不，5=非常频繁）。信息使用包括使用社交媒体与家人朋友聊天、收看新闻、查看天气、分享视频和发朋友圈等自我表露（Cronbach’s α=0.76）。娱乐使用包括刷搞笑短视频直播娱乐、看免费小说和听书、玩社交游戏、听电子音乐（Cronbach’s α=0.75）。

在检验假设并建立结构模型之前，需要对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如表1所示，首先，问卷中所有潜变量的可靠性系数均高于标准值0.7，表明问卷的整体信度较高，各个潜变量内部指标的一致性较高。接下来，使用AMOS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探究量表的聚合效度和结构效度。如表2所示，所有的因子载荷介于0.670至0.892之间，组合信度值均超过0.8，说明题项和对应的潜变量的聚合效度较佳。各个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均高于主要变量之间相关关系，表示潜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明显。以上表明本研究所建立的测量模型满足要求，为进一步建立和检验结构模型搭建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表1 信度和聚合效度检验

表2 区分效度检验

注:1.对角线上的数字为潜变量AVE的平方根，对角线下方的数字为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2.*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由于本研究的量表采用的是自陈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CMV）问题。因此，根据汤丹丹和温忠麟（2020）的建议，在分析数据前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将所有变量的项目进行未旋转的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9个，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36.9%，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首先使用层次回归分析，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检验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社区融入影响的直接效应。如表3所示，社交媒体叙事网络正向影响乡村居民的社区融入。其中，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社区参与的解释效能最高（β=0.053，p<0.001），对社区归属感和人际网络的解释效能基本持平（β=0.036，p<0.01；β=0.036，p<0.001），研究假设1得到支持。

表3 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社区融入影响的回归分析

注：1.采用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数值。2.*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2，探究人际讨论在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社区融入影响中的多重中介效应，采用SPSS中Process宏程序（Model6）进行数据处理。如图2绘制的路径系数显示，首先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等外生影响变量后，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均能直接影响社区融入的三个维度变量，包括人际网络（β=0.014，p<0.001）、社区归属感（β=0.101，p<0.01）和社区参与（β=0.153，p<0.001），研究假设1再次得到支持。其次，社交媒体叙事网络也能显著作用于在线人际讨论（β=0.528，p<0.001）和线下人际讨论（β=0.157，p<0.001）。而在线人际讨论和线下人际讨论均与人际网络

（β=0.310，p<0.001；β=0.230，p<0.001）、社区归属感（β=0.379，p<0.001；β=0.113，p<0.001）和社区参与（β=0.177，p<0.001；β=0.269，p<0.001）显著正相关。最后，链式中介路径系数显示，在线人际讨论能正向显著影响线下人际讨论（β=0.411，p<0.001）。综上，以上数据初步凸显了人际讨论在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和社区融入之间的中介效应，以及两个中介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数据均为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图2 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社区融入的链式中介检验结果

如表4所示，Bootstrap检验进一步表明，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社区融入的三个维度变量的影响在总效应上均显著，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其次，在三条影响路径之中，各路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具有显著性，说明社交媒体叙事网络既能够直接影响社区融入水平，也能通过在线人际讨论和线下人际讨论及在线-线下人际讨论的链式中介作用产生影响。至此，研究假设2和3得到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占比均超过50%，反映出乡村居民嵌入社交媒体叙事网络更多是通过人际讨论的沟通行动因素来影响社区融入水平，“社交媒体叙事网络-人际讨论-社区融入”的理论模型得到了经验证据支持。最后，比较三条不同中介路径效应发现，通过在线人际讨论的中介效应最强，其次是在线人际讨论-线下人际讨论的链式中介效应，通过线下人际讨论的中介效应最弱。这一差异性结果显示，相较于线下人际讨论，乡村居民嵌入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并激活在线人际讨论，能够产生更强的社区融入效果。

表4 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社区融入影响的中介路径及效应分解

注：1.采用标准化系数，小数点保留三位；2.Bootstrap方法设置95%的置信区间，重复抽样5000次；3.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模型；4.括号中为各个中介效应占比，小数点保留两位，中介路径依次为：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在线人际讨论→社区融入；社交媒体叙事网络→线下人际讨论→社区融入；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在线人际讨论→线下人际讨论→社区融入。

一个稳固而具有情感纽带的乡村社会共同体离不开乡村居民的社区融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离散化”和“原子化”的社区分化风险，而数字技术正塑造一个新的泛在连接的交往社会，尤其是社交媒体嵌入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和乡村治理结构，开始建构起“媒介化乡村”。因此，在转型乡村社会背景下，本研究建构并实证检验了“社交媒体叙事网络-人际讨论--社区融入”的理论模型，拓展了传播基础结构理论的分析情境和影响机制。

首先，面对流动性带来的社区分化风险，乡村居民通过社交媒体嵌入社区叙事网络能够显著提升社区融入水平。这一发现在两个层面拓展了传播基础结构理论：其一，与CIT常常用来解释城市社区传播关系不同，传播网络对社区融入的积极影响在中国乡村情境下同样得到经验证据支持。尽管社交媒体具有全球性链接能力，然而社交媒体在地化凸显了面向社区的社交媒体叙事网络作为建设公民社区和促进群体互动的重要催化剂（Zimmerman，2000）。其二，CIT通常侧重于传统线下环境中的社区叙事网络(Nah & Yamamoto,2017;Nah,Lee&Liu,2022），随着互联网对在地社区生活的介入，研究者呼吁从网络社区的角度研究社区沟通环境和行动效果(Nah,2010)。本研究表明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同样能够赋能乡村社区。来自韩国的经验证据也显示出社交媒体作为公民行动者(Civic Mobilizer)，在对社区融入的预测当中，尽管ICSN仍旧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因素，但是社交媒体显示出更强有力的解释力度(Choi, Nah, & Chung,2021)。

第二，与原有传播基础结构理论仅探索单一且显性的社区影响不同，本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叙事网络最能促进显性行为维度的乡村居民社区参与，其次才会波及到更加隐性的人际网络和社区归属感层面，由此说明社交媒体的社区融入效果应是由浅入深，依次呈现为行为层、情感层和结构层。这与Kim（2003）发现一致，在他所研究的城市社区中，ICSN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强度均胜于更深层的归属感、社区集体效能等心理维度，由此也说明社交媒体重塑乡土团结过程的异质性影响，提示治理者要发挥新传播技术的公共潜能理应遵循相应的沟通策略，从外在的动员社区参与到内在的培育情感归属和关系网络结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三，原有的传播基础结构理论富有洞见地将居民嵌入社区传播资源视作促进社区融入的一种直接有效方式，本研究发现两者之间也存在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值占比超过50%，这意味着乡村居民嵌入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对社区融入的积极影响大部分通过人际讨论的沟通行动作为中介因素发挥作用，使之从“社区居住者”向“社区行动者”转变。既往研究显示，人际讨论是在线网络与社区参与之间的中介因素(Zúñiga,&Valenzuela,2011；Meulenaere et al., 2021)。一项对乡村社区“脐橙营销”的案例研究指出，正是因为“媒介行动主义”的集体媒介实践使得散乱的个体借助于媒介而结网，增强社区关系网络和社区赋权（牛耀红，2023）。在这里，媒介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因果关系或作为行动的自身，而是一种形塑行动的力量。只有在与实践相结合时，媒介才能变得“强有力”（夏瓦，2018:21）。因此，在社区融入的问题上，不仅需要乡村社区传播的“媒介接触者”，更需要通过社交媒体等新传播技术回嵌乡村社区传播网络的“社区公共行动者”，由此才能更好地激活新媒介的公共潜能和社区福祉。

进一步分析发现，社交媒体叙事网络能够通过在线人际讨论和线下人际讨论的链式中介作用于社区融入，且通过对比三条中介效应值发现，通过在线人际讨论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通过线上-线下人际讨论的链式中介效应尤为明显。因此，要为线下社区弱参与纾困解难，回嵌乡土社区融入，可行的路径是基于社交网络引导乡村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在线人际讨论。社区成员围绕公共利益问题的讨论有助于实现社区信息的“可见”和意见的“可辩”，构建共同体意识（于淼，2019；Kwon，Shao & Nah，2021）。在这里，微信等新传播技术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促进“想象的共同体”意义上弥漫社区连接的形成，只有当新媒体技术作为社区传播资源的一部分发挥作用时，才能促进线下社区参与（刘于思，杜璇，2022）。这也意味着对于治理者而言，鼓励和引导居民在线上公共空间中就切身利益、社区轶闻、公共事务进行良性讨论而非漠视声音，有助于增强乡村社区的可沟通性，重塑乡村共同体。诚如学者提出“数字共通”是通过行动者网络的共享实践，事实的多面向与观念的差异被呈现出来，进而形成流动而充满活力的“共享池”，众相可见，众声可听，众念可感（吴飞，傅正科，2023）。

全球化进程带来了许多亟待关注的问题和新的发展机遇，共同体是这诸多问题与机遇中的核心（布赖登，2011：195）。回溯上个世纪，费孝通指导的云南昆厂劳工调查就发现乡土社会遭遇工业技术后的社会团结和契洽关系问题（史国衡，1946：234），而今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在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构成了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转型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Guo & Chen，2011），由此乡村社区的传播基础结构也在现代传播技术的影响下逐渐转型，并影响社区团结和秩序。本研究探究了社交媒体情境下的乡村社区融入效果及其影响机制，推进了传播基础结构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解释机制，提供了新传播技术何以发挥其公共潜能的经验证据。在当前乡村振兴建设的政策议程中，正如学者指出应该形成一种多元主体的可沟通关系（沙垚，2023），而一个平等、开放、活跃、紧密的社交媒体叙事网络应该是这一可沟通关系的表征空间，期望通过新传播技术构建社区叙事网络，激活社区成员的沟通行动，进而织就社区共同体的秩序纽带。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在调研问卷的设计上，乡村调查需要更多考虑现实情境和在地化的语言表达，除了通过田野调查和既有的量表测量核心概念，还可以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等经典且持续的全国大规模调研资料来辅助问卷设计，使得调研问卷能够更加契合流动性下的乡村社区传播轮廓。其次，研究并未采取因果设计，可能存在变量之间关系的倒置，需要额外注意研究结论的推广效度和方向。此外，我们无法忽视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地域、职业、世代等因素差异都会影响乡村居民的数字接入与数字红利获取，本研究样本相对集中于乡村青年群体，未能均匀覆盖更多人群及其外部差异条件，未来还需继续探索不同人群应用新传播技术的差异性媒介效果及其包容性治理。总之，正如施拉姆（1984：2-3）所言，“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这并非偶然。”传播与社区共变，从传播的视角理解社区成为观察社会流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窗口，这块学术沃土有待继续深研与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