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金学勤：科普翻译不能背离“五真”——从纽马克翻译伦理观评《基因传》中译

金学勤，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富布赖特学者，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

21世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普知识日渐成为普通人基本素养。科普作品既是科学知识的载体，更是普及科学知识、满足大众知识消费的媒介。在此背景下，一部优秀的科普作品一旦问世，很快就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在全球传播。印度裔美国医生、肿瘤专家悉达多·穆克吉（Siddartha Mukherjee）《基因传》（The Gene: An Intimate History）就是典型的例子。《基因传》是穆克吉继2010年获普利策奖的《众病之王：癌症传》（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之后推出的另一部科普力作。《纽约时报》评论说，“作者融科学、历史和家族传记于一体的鸿篇巨制，像《失落园》一样，叙事宏大辽远，语言震撼人心。”《华盛顿邮报》的书评写到：“穆克吉把枯燥的话题写得津津有味，他善于用打动人心的故事来呈现抽象的思想，即使讲述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科学假说，他的语言也给人以亲切和温馨的感觉。”正因为如此，该书2016年5月出版后，连续数月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也被《华盛顿邮报》和《西雅图时报》评为年度最佳书籍（Best Book of the Year）。

《基因传》有600多页的篇幅， 2018年1月中信出版社就推出了马向涛博士的中译本，距原版付梓仅一年半时间。考虑到版权引进、编辑出版等各环节需要的时间，这样的节奏不可谓不快。正是由于原书的盛名，笔者特地买了中译本，盘算着既可以向译者学习，还可以节选材料，用于翻译课堂教学。何曾想到，开卷几页，这一如意算盘便成了泡影。笔者偶然间将译本和原著对照，惊讶地发现中译本不仅有不少背离原文的笔墨，明显的瑕疵甚至错误更是不胜枚举。科普作品具有文学性，但其主要目的是借助文学之外衣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提升大众的科学意识。基于这一认识，笔者认为，科普作品的翻译应遵循纽马克“再现五真”的翻译伦理观，即翻译应致力于再现原著之事实之真、审美之真、逻辑之真、伦理之真和语言之真。“除非原著行文有悖此 ‘五真’之处，译者并无偏离原文、肆意篡改的理由。”

科普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始于19世纪后期的西学东渐，严复的《天演论》就是代表作之一。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进程，科普作品既没能被赋予文学、哲学和社会学经典的启蒙和教化功能，也不具备科技文献的实用性，因而科普作品的译介并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

（一）科普翻译频率加快，但质量堪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和视野的日渐开阔，人们对科普知识的需求越来越大，科普阅读正在成为现代人知识消费的重要部分。这一趋势不仅推动了科普作品的创作，也大大加快了外国优秀科普作品汉译的频率。霍金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是1988年出版的一部小书，2006年才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中译本，间隔了18年。而穆克吉的《基因传》是一本600多页的大部头作品，2016年出版，2018年1月中译本就和读者见面，只隔了一年半时间。然而，科普作品译介频率加快和科普阅读群体的扩大似乎主要是市场和商业行为，并未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科普翻译质量的提高。恰恰相反，违背翻译伦理、罔顾基本事实的低质量、快餐型翻译消费似乎正大行其道。

（二）翻译伦理研究主要关注文学和文化问题

另一方面，翻译伦理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热点。自贝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翻译伦理”的概念30多年来，伦理与翻译研究的结谋，既是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和知识生产的手段，其规模和节奏在信息时代、电子时代和网络时代迅速扩大和加快的必然产物，也是翻译研究本身需要从更广阔的、跨学科维度向前发展的自然结果。

“翻译伦理”的核心首先是影响和支配翻译活动主体——译者——的行为和决策的一系列道德原则，“是译者在其翻译行为中为实现翻译的价值所必须考虑和遵守的规范。”翻译不在真空中进行，语言也不是可以脱离特定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的纯净之物，“对等”的追求常常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达。越是体现特定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作品，翻译中译者面临是伦理困境也就越多、越复杂。因此，翻译研究者常常从文学、哲学、宗教经典作品的跨文化翻译中追寻和思考翻译伦理。如贝尔曼所言，“尽管同样包含着信息，但文学作品并不传递任何形式的信息，而是向一个世界的经验开放。”国外学者研究翻译伦理，多以文学作品为典型的案例，如韦努蒂在其《翻译之耻：论存异的伦理》（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一书中就以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作品为例，批评译者依照本国文化和语言为标准对原著进行大量改写。国内学界关于翻译伦理的讨论也集中在文学经典的翻译，如讨论《夏洛的网》、《水浒传》、《儒林外史》、《边城》等作品翻译中的伦理问题。

（三）科普翻译尤其需要伦理关注

是不是科普作品的翻译无关翻译伦理呢？显然不是。首先，科普作品是科学和文学相结合的产物。正如方梦之所言：“科普文章是内行写给外行看的（scientist/journalist-to-lay person writing）。科普作品要把道理说清楚，要极尽其运用修辞手段之能。”所以，优秀的科普作品同时具有科学性、文学性、通俗性和趣味性的特点。但是，狭义的文学指虚构的创作（fiction），科普显然不是虚构，而是借助必要的叙事手段、修辞技巧等讲述真实的科学故事。这一性质决定了科普作品翻译必须遵循讲真实的科学故事、传播正确的科学思想的翻译伦理，而不能随意改写原文，随意创造发挥。

其次，科普作品虽然有别于更为严谨的科学著作和学术论文，但因其面对更广泛的公众，影响范围之大，非专业文献可比。科普作者的专业素养、对科学的态度，及其对滥用科学的批评，都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科学伦理观。就此而言，科普作品译者同样要遵守严格的伦理原则，准确再现原作的历史事实、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除非为了改正原作者和原文的错误，译文不应当偏离原文的事实、逻辑和风格。

纽马克（Peter Newmark）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家，不以翻译伦理方面的理论著称，其主要的翻译思想是他1981年在《翻译问题探讨》（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中提出的“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的概念，及其对二者之别的阐述。但纽马克一直在语言学范畴内关注翻译伦理，他在1993年出版的《简论翻译》（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一书中就多次论及翻译伦理。该书按时间顺序，以零散笔记的形式讨论与翻译相关的各种话题，其中一个中心的话题就是他始终反对将翻译视为诸多二元对立的存在，认为影响翻译的有五种中间因素（five medial factors），即道德之真（moral truth）、“事实之真”（factual truth）、“语言之真”（linguistic truth）、“逻辑之真”（logical truth）和“审美之真”（aesthetic truth）。

（一）系统提出“再现五真”概念

1994年，纽马克以《翻译的伦理》（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为题的论文收录在C. Picken编辑的英国翻译协会论文集（Quantity-Assuranc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roceedings ITI Conference 7）。两年后，纽马克对该文作了修订，把题目改为《翻译的伦理：背离原文之情形》（The Ethics of Translation: Diverging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Text），发表在德国翻译界为纪念威尔斯（Wolfram Wilss）70岁生日而编撰的论文集《变化中的翻译研究》（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im Umbruch）中。纽马克虽然在先前的著作中不时论及翻译伦理，但其专门讨论翻译伦理的文章就此一篇。可以说，该文集中反映了纽马克的翻译伦理观。

在这篇文章里，纽马克首次把 “五真”——事实、道德、逻辑、审美和语言之真——系统地整合到“翻译的伦理”这个标题之下，提出翻译要再现“五真”，或曰翻译要不悖“五真”的思想。纽马克在文中说：“在需要完整地翻译一个文本时，如果译者面对的原文合乎情理、表意清晰、言辞优美，则没有必要对文本做任何干预和调整，译者的唯一责任就是把原文的信息准确、得体地传递到目的语，这是翻译通常的目的。”

（二）“再现五真”之具体内容

纽马克指出，译者只有在五种情形下可以对源语文本作改写，即原文在事实、审美、逻辑、伦理和语言方面有所“失真”时。事实失真，一是语言方面的拼写、印刷错误，二是与客观事实不符，如非文学文本中提及的历史事件、人或事物的名称、数据、理论等方面的失真。审美方面的改写，实际指是语言风格的问题，比如译者应将源自大众媒体、公关、计算机科学、广告、技术写作等领域的“病态的语言”（diseased language）改写为更好、更恰当的语言。至于逻辑，指的是文理要通顺，利于读者理解。造成行文缺乏逻辑的可能是语言不清或指代不明，“一个瘦子不可能大腹便便”、“二加二不等于五”，这些问题译者要改正。在伦理或道德问题上，译者要警惕涉及种族、民族、性别、肤色、同性恋、宗教信仰或身体残疾者的歧视性语言，要么拒绝翻译这类文本，要么解释为什么接受这样的翻译，而且应对非故意使用的歧视性语言做修改。最后是语言因素：纽马克引用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中的话说：“有一种真理的语言，能将世上一切思想为之奋斗的终极真理…保藏下来。”这是一种隐藏在一切语言背后的纯语言，当译者将源语中的一个词引入译入语，或生造一个表达，或用字面翻译的方法把源语文本中的成语、谚语或句法结构引入原本没有这些东西的译入语时，他们就是在努力接近这种纯语言。比如，把德语中的“Man lernt nie aus”译入英语，既不是“One goes on learning”，也不是“One never stops learning”，而是“One never learns out”，尽管一开始显得很不自然。

（三）“再现五真”适用科普作品翻译

正如傅敬民所言：“将翻译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翻译实践、……，既是翻译研究的应然，也是翻译研究的必然。”笔者认为，纽马克的“再现五真”翻译伦理观非常适合用来指导科普作品的翻译。首先，科普作品的性质决定，这类作品的主要功能是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而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一般具有普世性，可以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所共享。其次，尽管科普作品属于非虚构的、广义的文学作品，但同样追求给读者带来愉快的阅读体验，所以要求文理清晰、逻辑通顺、语言优美。简而言之，与狭义的文学作品相比，科普作品涉及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较少，甚至基本没有，这与纽马克在语言和文本的范围内讨论翻译不能背离“五真”的观点非常切合。下文中笔者从纽马克“再现五真”的翻译伦理观出发，重点审视《基因传》中译者在事实之真、逻辑之真两个方面无故背离原作的一些反面案例，期望引起译界同仁对科普作品翻译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更深入、更有建设性的思考。

既然科普作品不是虚构之作，而是借助必要的文学手段讲述真实的科学故事，普及科学知识，那么科普作品翻译显然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事实”的真实和准确，即纽马克所谓“事实之真”（factual truth）。《基因传》中译者马向涛博士深知这一道理，他在《译者注记》中说，许多人为本书的翻译付出了努力，比如“……在初译稿整理过程中付出的辛勤努力，……对译稿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为本书提供了专业指导。除此之外，……也帮助我一起在文字上精雕细琢。”然而，译本中与原文所展示的历史事实和科学知识不符之处，实在太多。

（一）与历史事实不符

毫不夸张地说，译文背离原著记述的事实随处可见。篇幅所限，在此仅举中译本第28页一页之内的几处，请读者评鉴。

如译者所言，本书是一部记述科学史的著作，尤其涉及生物学发展史。表中所举3例，涉及达尔文、华莱士，两人都是著名的进化论学者，原文描述的是与两位学者生平相关的一些事实，表面上看似乎是无关科学数据的细枝末节，实际却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从纽马克翻译要呈现“事实之真”的角度来，译者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没有任何要干预和变更的理由，应力求把原书陈述的事实展现给读者。事实上，这样的译文已经严重误导了读者。

（二）背离科学事实之真 

更严肃的是，译本对专业知识的呈现也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在谈及美国研究果蝇的遗传学家缪勒（Hermann Muller）因对美国社会感到失望，1932年离开美国前往柏林，他运走的研究所需物品中包括several hundred strains of flies，中译本完全不顾strain是“品种”的意思，直接把“几百种果蝇”变成“几百只果蝇”。再如，谈及RNA作为中介将DNA承载的基因转化为蛋白质的过程时，原文如下：

The process was akin to a library of rare books that is assessed for translation. The master copy of information---i.e., the gene---was stored permanently in a deep repository or vault. When a “translation request” was generated by a cell, a photocopy of the original was summoned from the vault of the nucleus. This facsimile of a gene (i.e., RNA) was used as a working source for translation into a protein. 

中译文如下：

这个过程类似于对珍本图书馆内的藏书进行翻译。信息的原版拷贝（例如基因）被永久尘封在幽深的密室或者金库里，让细胞发出“翻译请求”时，RNA作为DNA的拷贝接受指令从细胞核转移到细胞质。基因的副本（例如RNA）将被作为蛋白质翻译的源代码。

短短几句话，问题可不少。像library这个词，在此其实就是collection，相当于“一系列”、“一套”，但被不假思索地译成“图书馆”了；master copy本是“母本”，却成了“原版拷贝”（究竟是原版？还是拷贝？）；translation into a protein译作“转化成蛋白质”简洁易懂，或“翻译成蛋白质”也行，却偏偏成了“蛋白质翻译”。更不必说把i.e.译作“例如”，把vault译成“金库”。“书”放在“金库”里？不免荒唐。

 除了违背原书叙述的历史和科学事实，译文在处理篇（章）首引文时，未能考虑到引文与正文之间的逻辑关系，擅自改译，破坏了“逻辑之真”。此外，译者对原作书名的处理遮蔽了原作者对家族精神病史的书写和诉说这一重要的线索，值得商榷。

（一）章前引文翻译中的逻辑失真

穆吉克《基因传》沿用了《众病之王：癌症传》的写作模式，所有篇、章都以引用名人名言或诗句（quotations）开头。据笔者统计，全书篇（章）首引用共计76条。作者引用的范围很广，纵向上从古希腊到21世纪，横向上涉及学术著作、文学作品（如《哈姆雷特》）、报刊杂志（如《华盛顿邮报》），足见作者知识渊博、视野宽广。从功能上看，这些引文很像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回前诗，用简练的言辞为读者预示了篇章的主题。从文体和叙事的角度看，篇（章）首引文是整个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该书文学性的重要体现。

纽马克说：“译者应假定其面对的文本表达了清楚的意思，除非该文本自身部分或整体表意含混，或含反讽意味。”考虑到篇首和章首引文预示着本篇本章的内容，二者间存在很强的逻辑关系，译者没有理由对引文的内容做任何改写，应准确传达引文的内容，再现引文与正文内容之间的逻辑关联。下面仅举一例来看看译者如何翻译引文。

全书第一章“围墙花园”（The Walled Garden）开头的一段引文，引自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的《优生学与其他罪恶》（Eugenics and Other Evils）。穆吉克在第一章中从青年时代的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对生物学的兴趣说起，简单勾勒出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中期这一漫长时段内学者们对人类遗传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以及各个时代提出的今天看来已经十分荒诞的理论。如前所言，章首的这个引文不仅是正文内容的预示，而且与整章内容形成紧密的逻辑关系。为方便读者对照，我们先将引文和中译文列举如下：

不难看出，译文表达的内容与引文没有丝毫关系。引文的基本意思是，遗传学的学者们（student在此可不是‘学生’）了解与遗传学有关的知识，但是没能抓住遗传学的核心。他们在遗传学这块荆棘丛生的领地（that brier-patch）里探索了所有的东西，唯独没能思考遗传学的本质。回头来看译文：“学生时代固有的缺点在于被动灌输和缺乏主见。我认为应该让他们接受艰苦的训练，并且养成严于律己的习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学习过程中找到努力的方向。”整句中有哪一点（被动灌输、缺乏主见、接受艰苦训练、养成严于律己的习惯）是从原文翻译而来的？译者为什么要把原文本来十分清楚，而且与正文内容直接关联的内容改写成一堆不知所云的文字？这样的表述与第一章的主题有什么逻辑关系？

（二）书名翻译的问题

笔者认为，《基因传》中译本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涉及书名、篇名、章名，甚至某些人名、机构名称的翻译。比如中译本第87页将Thomas Hardy翻译成“托马斯·哈迪”，反复把Kaiser Wilhelm Institute译为“凯泽·威廉研究所”（殊不知德语的Kaiser即英语的emperor），等等。这些可以理解为无知和疏忽导致的误译，不是译者故意为之，于全书的影响有限，本文不作深究。限于篇幅，这里只谈谈书名的翻译。《基因传》英文原著叫The Gene: An Intimate History，直译过来是《基因传：一部夹杂着亲人记忆的历史》，实际上穆吉克至始至终都穿插叙述了他整个家族中代代相传的精神分裂症。如前所述，《基因传》是作者“融科学、历史和家族传记于一体的鸿篇巨制。”《纽约时报》另一篇评论说：“全书在建构基因之历史的过程中，不时穿插着作者对家人的回忆。一个堂兄和两个叔叔都‘深受各种心理疾病之害’，已经在家族中遗传的下来的，可能会继续遗传下去的精神病的幽灵，困扰着穆吉克的家人，无法从他心中抹去。” 穆吉克自己在《序言》中也说：“本书用叙事的手法讲述了基因概念的历史演绎，而我也借此来追忆家族变迁的世事沧桑。遗传病给家人带来的痛苦不堪回首。”虽然这部分内容占的篇幅小，但于作者而言，显然构成了全书另一条主线，一条不可或缺、不应被遮盖的主线：家族精神病遗传史的记忆。

现在我们看到，该书中译本取名《基因传：众生之源》。笔者认为，“众生之源”这个表达完全遮蔽了作者追忆家族病史的整个思路。正是这样的遮蔽，让读者无法知道，在基因的大历史之下还有一部小历史，一部作者关于家人精神病、遗传病的诉说和追忆。原著并未在任何地方说基因是“众生之源”，那么，“众生之源”这样的表述从何而来呢？可能的解释是，译者或是出于修辞的缘故，希望承接穆吉克前一部作品的中译名—《众病之王：癌症传》（The Emperor of All Maladies: A Biography of Cancer）。但是，为了修辞呼应，译者就可以随意改写全书的标题，抹去至关重要的信息？

从《基因传》中译本来看，译者在很多地方违背了原文的“事实之真”，将原本清楚，有些甚至成为科学史常识的描述变得模糊不清，甚至完全错误。在多处章前引文的翻译中，译文与原文表述的内容完全不对应，这类违背“逻辑之真”的改写改译破坏了引文预示正文内容的作用，进而使得引文与正文间的逻辑关系荡然无存。最后，书名的翻译也因为片面追求修辞效果而遮蔽了作者诉说家族病史的重要情感主线。

科普作品的性质决定，科普作品的翻译应再现原著的科学事实、历史事实，尽力呈现原著内部的逻辑关系。从这个角度出发，纽马克的“再现五真”翻译伦理非常适用于科普作品的翻译。换言之，科普翻译要传达和再现“五真”——事实之真、审美之真、逻辑之真、伦理之真、语言之真。翻译伦理之本质是译者对作者、原作的态度，也是译者对读者的态度，而翻译伦理的集中体现就是译者最终呈现的译本。倘若《基因传》中译者真正欣赏穆吉克的原著，自然应秉承“再现五真”的翻译伦理，尽力在翻译中再现原著的“事实之真、审美之真、逻辑之真、伦理之真、语言之真”，为中文读者奉献一部完整的、高质量的译本。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