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 || 樊宇婷：从对《红字》的缩译改写看周瘦鹃的审美价值观——《红字》《赤书记》对读

《红字》是美国作家霍桑的代表作，出版于1850年。自诞生后就被从多方面解读，其多义性、寓言性被不断研讨。然而，汉译《红字》以最初面貌出现时，因受到翻译者审美价值观和译入语语境接受者的影响，更侧重情节性与言情特征，且对原作的结构艺术、叙述者声音、宗教意涵及心理描写做了删减或淡化的处理。本文重点分析《红字》最早汉译本《赤书记》的改写效果及其成因。

据资料，霍桑小说《红字》最早被介绍到中国见于《小说月报》1913年第4卷第5号“说林”栏目长篇连载《欧美小说丛谈续编》一文，该文作者孙毓修认为霍桑之名声显耀，出于欧文（Washington Irving）和考伯尔（Copper）之上，是因为其作品符合“通俗喻情”的 “小说之正轨”。文中以“《红书》”称之，并称誉其“惊人之绝作”“体大而思精”。《红字》通过期刊评介、翻译连载、单行本图书的形式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经笔者梳理，目前可认为《赤书记》是《红字》的最早汉译本，但对该译本尚未有人作专门考察，仅有李今在《周瘦鹃对<简爱>的言情化改写及其言情观》一文中做过介绍。本文之所以选择《赤书记》做细读式分析，除了上述该译本为最早汉译本却较少受到学界关注之外，还由于周瘦鹃将接近十万英文单词的原著翻译为不足八千汉字，删除规模之大及保留与改写的处理都极具有典型性。具体来看，周译本未译引言《海关》及《尾声》，将原著二十四章缩译为三章。周译第一章“耻辱”，略过原著第一章“狱门”，直接从第二章“市场”译起，至四章“会面”结束。周译第二章“悔悟”，包含原著五至十二章，其中第七章“总督的大厅”被删除。周译第三章“报偿”包含原著十三至二十三章，其中十五章“海丝特和珠儿”、十六章“林中散步”情节基本被省略，第十九章“溪边的孩子”、第二十四章“尾声”被删除。本文通过对读，意在窥探文本转化过程中的增删改写对小说主题和重心的偏移及改写背后体现的译者的审美价值观。通过考察，笔者认为译者的重情理念及东方审美价值观决定了小说的精神内核，作为赞助人的读者群也干预了译作呈现效果。

 （一）被删的《海关——<红字>之引言》：叙事技巧的剥离

《海关》作为《红字》的引言，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者曹亚军认为，《海关》是“霍桑的一份小自传，‘海关’与红字的故事相平行”。《红字》的另一汉译者姚乃强认为引言“对于了解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感情、写作风格和技巧，以及小说的背景等都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是研究霍桑与《红字》不可或缺的材料。”可以说，《海关》隐含了霍桑想通过《红字》告诉读者的内容，也可以认为是理解《红字》和霍桑的一面镜子。

首先，《海关》带有作家自我叙述的成分。霍桑的先祖是北美殖民地早期移民，他的五世祖约翰·霍桑是审判1692年塞勒姆驱巫案的三大法官之一。霍桑介绍自己的先祖们“他是一名军人、一位议员、一位法官；他又是教会中的一个首领；他具备清教徒的一切品性，无论正邪。他还是个残忍的迫害狂，教友派教徒将他记入他们的历史，叙述了亲眼目睹的他严惩他们教派一位妇女的事件；人们担心，其恶劣的影响会比他善举的记录持续时间要长，尽管他做过许多好事。他的儿子也承袭了这种迫害精神，在牺牲巫师的行径中十分惹人注目，以致人们说巫师的血会公道地在他身上留下污迹。”作为后辈，霍桑因先祖的苛酷行为而产生的负罪感促使他在姓氏中加入w，变为Hawthorne，这种罪感也渗透于他的作品之中，使作品有一种“代为受过”的赎罪意味。“我当前身为作家，作为他们的后人，特此代他们蒙受耻辱，并祈求从今以后洗刷掉他们招致的任何诅咒……”这些文字中隐藏的深刻的悔罪意识弥漫在《红字》的人物命运中，白兰所受的佩戴红字的惩罚源自清教殖民地统治者商议的结果，丁梅斯代尔牧师除了遮掩自己有罪行为的虚伪之外，更受到因对上帝不诚而生的内心折磨，两个人的命运都与清教统治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红字》呈现的深刻的悔罪心理与宽恕精神很难说与《引言》中的内省意识无关。

再者，《海关》与小说正文具有某种呼应和同构性。事实上，《海关》的叙述恰为小说正文人物命运和选择的动机做出了暗示。霍桑在《海关》中记述自己对萨莱姆镇的“情感力量”正可以解释白兰回归此地的原因。前者是对家族苛酷行为的承担，后者是对自身惩罚的面对，两种回归都带有一种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升华。“这座萨莱姆旧镇——我的故乡，虽说我在我的少年和成年时代都曾离乡客居在外——使我，或者曾经使我，魂牵梦系，那种情感的力量（the force）是我实际住在这里时从未意识到的。”对比原著第五章《海斯特做针线》，海斯特出狱后选择继续居留在清教徒居民区，原著中叙述她本可以逃离此地，回到家乡或欧洲大陆其他地方从新开始，也可以选择清教徒视为异教力量的森林世界，在彼处或可免遭惩罚。但海斯特恰恰选择了此地作为家园，而在这里她必将被视为“耻辱的典型”（type of shame）。霍桑分析了这样抉择的心理原因和必然，“但确实有一种天数（fatality），一种具有冥冥之力（force of doom）的如此不可抗拒和难以避免的感情，迫使人们像幽灵般出没并滞留在发生过为他终生增色添辉、引人瞩目的重大事件的地方，而且那事件的悲伤色调愈浓，人们也就愈难以背离那块地方。她的罪孽，她的耻辱，便是她深扎于此地的根。”霍桑重点强调了白兰对罪孽与耻辱的“背负”，以及由此获得生命经验的重建和新生，这种停留类似圣徒的苦修与自我克服，而留下她的力量恰是一种宗教式的召唤力量，小说以“天数”和“冥冥之力”的引导来解释，这与引言中霍桑形容马塞诸塞州的“情感力量”令其魂牵梦系的描述具有同构性。周译《赤书记》对引言的删除取消了叙事的哲理性和小说人物对自身命运选择的思考。

（二）叙述者声音的舍弃：小说自我阐释意味的消失

周瘦鹃删去了叙述者的声音，造成小说自我阐释意味的丢失。叙述者声音的重要性，霍桑在《海关》中已现身说法，“事实上——这一真正把自己置于编撰的地位或者充其量在构成作品的故事中屡发议论的愿望——这才是我同公众建立个人关系的舍此无他的真实原因。”可见，时不时跳出的叙述者的声音正是霍桑意欲传达出来的观点，周瘦鹃对此删除使霍桑借小说传达自己倾向性的渠道于焉不存。

“刑台”作为《红字》的核心意象，是将惩罚公之于众的场所，白兰坦然面对刑台，因身份原因而遮掩自己“羞耻”的牧师最终走向刑台。在涉及“刑台”的情节中，叙述者声音屡次出现。原著第二章《市场》里，叙述者做了一大段关于刑台的解读，不但介绍了刑台“是构成整个惩罚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新殖民地“被视为教化劝善的有效动力”，其供人围观的功能极尽羞辱之能事。霍桑还介入论述“依我看来，无论犯有何等过失，再没有比这种暴行更违背我们的人性的了，其不准罪人隐藏他那羞惭的面容的险恶用心实在无以复加；而这恰恰是这一刑罚的本意所在。”可以说，刑台对罪恶的监督和惩罚就像上帝之眼，整个《红字》是隐藏的罪者走向“刑台”的袒露和受罚的历程。在第十二章“牧师的夜游”中，丁梅斯代尔于密室惩罚自己并被“‘自责’的冲动”驱赶到七年前白兰站立的同一个刑台进行赎罪。霍桑此时加入叙述者的旁观视角：“可怜的不幸的人啊！像他这样一个柔弱的人如何承受得起罪恶的重负呢？罪恶是那种神经如钢铁的人干的，他们自己可以选择：要么忍受；要么在受压过甚时便运用自己凶猛的蛮力，振臂一甩，以达目的！这个身体羸弱而精神敏感的人两者都不能做到，却又不停地彷徨于二者之间，时而这，时而那，终将滔天之罪的痛苦与徒劳无益的悔恨纠缠在一起，形成死结。”可以说霍桑对丁梅斯代尔牧师的状态不仅是描述，而且是分析和解读，羸弱而敏感的丁梅斯代尔由原罪而生的痛苦与悔恨愈令人哀戚，他最终向上帝坦诚而获得解脱的救赎就愈加圣洁，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张力体现了小说的叙事动力。周瘦鹃删除了叙述者的声音，削弱了小说人物处于低谷时所蕴含的能量，使霍桑通过叙事者的声音暗示人物命运导向的伏笔不见踪迹。

实际上，“刑台”的设置与小说的内部主题十分相关。《红字》第2、12、23章三次出现的“刑台”将主人公汇聚一起，并导引了“市场-牧师夜游-红字的显露”的叙事结构。有研究者认为以刑台为中心建构的叙事格局与《圣经》的U型叙事结构恰好吻合，弗莱用“U型叙事结构”概括《士师记》的叙事模式，即“背叛之后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的高度。”丁梅斯代尔“‘负罪而隐瞒-知罪而忏悔-获得救赎’的过程正好体现出与《圣经》的U型叙事曲线的结合。”叙述者声音对“刑台”这一意象的强调恰体现出小说与圣经模式的内在呼应性。

（三）宗教历史背景、神秘色彩的淡化处理

小说中涉及的贝灵汉总督、西宾斯太太、威尔逊牧师，都是北美殖民地早期的人物，无疑增加了小说的历史感。第七章“总督的大厅”是汉译本完全删去的一章，该章确实没有产生主要人物之间的矛盾，与故事情节关系不大。但对“总督的大厅”陈设的细致描述有意味地展现出一幅英格兰故国的风情画，它向读者透露了这片土地上开创者们的“迁移史”。因而“贝灵汉总督的屋子”是一个值得体味的历史场景。从故土运来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全部设备”，显示英格兰好客遗风的大锡镴单柄酒杯，使新大陆依旧留有故国的影子。墙上悬挂的穿着衬有“环状皱领”长袍，“面露威严”的“家族的先祖”的肖像，“以苛刻褊狭的批评目光审视着活人的活动和娱乐” （gazing with harsh and intolerant criticism at the pursuits and enjoyments of living men. ）又让人体会到了清教先祖的苛酷。文中多次出现的“伊丽莎白时代”、“詹姆士时代”虽未做深入展开，但隐含的英国国教的分裂及清教的崛起、受压迫而最终抵达北美的历史让小说叙述纵深化。

除此，该章多处含有对殖民地社会秩序的书写。譬如贝灵汉总督热心促使将珠儿交给比白兰更高级的监护人，叙述者在这里说“这类事情如果推迟若干年，最多交由市镇行政管理委员会这一级去裁处，而在当时，居然要兴师动众地加以讨论，而且还要有显要人物来参与，……在早年的纯朴时期，哪怕对公众利益来说，比起海斯特和她孩子的安置问题还要次要的事情，都是要由立法者审议并由政府立法。”这反映了早期新英格兰的社会管理秩序，及“强调律法主义的加尔文宗清教徒”对世俗世界的控制。

《红字》是一部自我诠释的小说，小说阅读中的谜题一定程度上以背景、叙述者声音、人物心理描写做出解释。在写清教社会的勤俭严格时，霍桑对比的是老英国的社会风气。选举日被认为是清教徒最为放松的一天，这一天“他们的神情才不致比大多数别处的居民倒霉时的面容要严峻些。”清教徒的过度的阴郁和严谨冷峻遗传在他们的后代身上，以至于受其阴影笼罩的子嗣们“只好重新学习这门忘却已久的寻欢作乐的本领。”这些对最初一代移民历史的叙述是这部小说故事得以发生的重要历史情境，可以说，如果没有加尔文清教的严酷到黯淡的自律精神，不会对通奸有如此的恐惧和严惩，也不会有《红字》。正如研究者已观察到的，清教思想的加入，不但给故事增添了“历史维度”，也“使得‘通奸’这种在通俗文学中会被大大渲染的主题具有了道德的深度”，使读者更为深刻地感受到海丝特和牧师的“罪”的严重。

至于情节较为松散的神秘部分，周瘦鹃往往略去不译。森林里的“黑男人”及这个黑男人“向在这林子里遇到的每一个人拿出他的册子和一支铁笔，让他们用自己的血写下他们的名字”的情节充满神秘与不可确知性。与这一意象有关的内容均被周瘦鹃删去。关于这一意象，霍桑在第十六章以白兰的心思做了解释：“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迷信。”事实上，“在魔鬼簿上签名”的说法，是殖民地时期驱巫运动时较为常见的说辞。另一背景比较模糊带有神秘意味的人物是小说中的西宾斯老太太，她是殖民地时期驱巫运动的受害者安·西宾斯，因巫术罪于1656年6月19日在波士顿公园被绞死，其兄弟理查德·贝灵翰姆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副总督。霍桑在在第八章“小鬼和牧师”中对这一关系有暗示，白兰和珠儿在走出贝灵汉总督的宅邸时，有一段记述，“据信有一间小屋的格子窗给打开了，西宾斯太太把头探出来，伸到阳光下，她是贝灵汉总督的姐姐，脾气古怪刻毒，就是她，在若干年之后，作为女巫而被处决了。”

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人物和事件真实反映了殖民地早期清教徒内心对巫术的信仰和恐惧，霍桑对此予以呈现，体现了对当时清教徒“离开理性的正道，拐进了神秘的巫魔世界”的宗教想象力的反思意识。周瘦鹃对这些内容的删除与他将小说认定为三个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之外（这一认定，也可以解释《赤书记》对珠儿笔墨的大量删减），也与他考虑到国内读者对这些神秘意象的陌生有关。

周瘦鹃通过翻译再现外国文本过程中删减了宗教历史背景、带有神秘色彩的部分，是翻译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归化，他根据自己的审美价值所撷取的重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呈现了一个淡化悔罪意味，更符合普通读者趣味的世俗故事，达到了对《红字》去历史化的效果。劳伦斯•韦努蒂曾说“翻译以巨大的构建力量再现外国文化”， “拟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制定可以为外国文学建立独特的本土典律。这些典律由于遵照的是本土美学观，因而揭示了偏离外文语言潮流的诸多排斥和接受现象、中心和边缘状况。本土对拟译本的选择往往使这些文本脱离了赋予其意义的外国文学传统，最终导致外国文学的去历史化。”

对比周瘦鹃删除的部分，他保留的部分多是以主要人物为中心，聚集矛盾冲突的章节，使文本整体效更接近周瘦鹃擅长的言情小说的风格。

（一）言情化的认定

《赤书记》收入周译西方爱情小说集《心弦》，1925年7月上海大东书局初版，该书版权页上并未署《心弦》，而是署“我们的情侣（全四册） 情词一册 爱丝一册 恋歌一册 心弦一册”。“我们的情侣”的出版“是周瘦鹃大规模策划‘言情’系列的产物。”李今先生通过对《心弦》所收汉译小说各篇《弁言》的通读，确证了周瘦鹃对这组汉译西方爱情小说“言情”化的定位。

从译作标题来看，周瘦鹃取法传统小说“记体文”，如《石头记》《西游记》等形式对十篇小说命名，将《红字》译为《赤书记》，与其他9部小说的译名更趋于对故事情节的概括相比（如将《简爱》译为《重光记》），更像是直译。尽管如此，还是丢失了原有标题自身的典故意义和象征意味，剥离了小说带有的文化背景和隐喻性内涵，强化了其作为通俗言情小说被接受的可能性。原作标题The scarlet Letter（“猩红的字母”）并非一个随意的命名，scarlet在《圣经》与“罪”、“亵渎”、“通奸”同时出现。因此，标题的翻译可以说是周瘦鹃通俗化改写的体现。这一翻译使得原文作品的宗教意味大为流失，并且在翻译中加增了中国文学的信息，对进入原文本造成又一层的隔膜。

译作序跋类文字是窥视译者翻译思想和策略的重要依据，周瘦鹃在《赤书记·弁言》中对该书作如下介绍：“《赤书记》‘The Scarlet Letter’一作，直到一千八百五十年间方始告成。美国名小说家亨利詹慕士Henry James称为美国理想小说中最好的作品，使英国群众得一种深刻的印象。以后就有人根据著[着]这一个神秘的红字作为妇人羞耻的标识，就做了好多动人的文章，这《赤书记》的情节很警闢，文体很谨严，文坛上都公认为一部永难忘却的杰作。霍氏三十八岁才结婚，卒于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从这简短的介绍中，可以摘取译者对作品评价的唯有十个字“情节很警闢，文体很谨严”，周瘦鹃看中情节和文体显然是以通俗小说重视故事情节和结构紧凑完整作为标准，忽视了人物情感内部的忏悔意识与道德救赎及原著者在小说技法上的用心。周瘦鹃对《红字》的缩译着眼于情节，重在叙述海斯特与牧师的不伦之爱及悲哀后果，勾销了牧师与医生的心理较量，海斯特与珠儿的隐喻性对话，弱化了牧师忏悔时的情态和心理语言，从而使小说悔罪意味大为消蚀。 

（二）言情化的改译

除了在单行本编辑上的预先设计外，对小说内容的翻译能更细微地体现周瘦鹃的通俗化和言情化处理。在周瘦鹃的笔下，白兰更具有中国审美系统中佳人的形象。霍桑在第二章几乎是用特写的方式描述了白兰走出狱门的场景。外表的“高大，形态优雅”（tall, with a figure of perfect elegance），被译为“长身玉立、体态十分挺秀”，内在的“优雅”被外在的“挺秀”代替。而霍桑着重描写的“贵妇的气质”（lady-like），虽然也被周瘦鹃翻译出来，但仅解释成“温柔”。“瞧伊那种温柔的态度，也很像是个贵妇人。而今天海丝妲浦琳从狱中出来，更做足了贵妇人的模样。”遗漏了霍桑对“贵妇”最重要的内涵，即原作中凸显精神高贵的“女性的优雅”（feminine gentility）和“尊贵”（dignity）的强调，凭空增添的“温柔”更是一厢情愿，原作强调的白兰身上的野性（wild）与不顾一切的反抗精神（the desperate recklessness of her mood）恰恰被周瘦鹃用“温柔”一词完全驱逐。白兰走出监狱并未像众人期待看到的黯然失色，反而焕发着美丽，“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轮光环。”其他如“五官端正，气色饱满”（beautiful from regularity of feature and richness of complexion）较为中性的描述被周瘦鹃翻译成“骨肉停匀，容色丰丽”的更具审美对象化色彩的表述。这类细微的替换使西方文化中的“贵妇”指向转化成中国通俗文学常见的“丽人”书写，更凸显了将女性外表作为审美对象的偏好，这无不受制于周瘦鹃的“东方的审美取向”。

除去人物形象的外在化处理，对白兰性格特征的改写更是呈现了一个世俗故事的主人翁形象。白兰反思自己在新英格兰继续留下来的动机“她对自己说，这里曾是她犯下罪孽的地方，这里也应是她接受人间惩罚的地方；这样，或许她逐日受到的耻辱的折磨最终会荡涤她的灵魂，并产生出比她失去的那个还要神圣的另一个纯洁，因为这是她殉道的结果。”可见，白兰的“留下”是通过宗教苦修获得灵魂的升华和自我的新生，霍桑更突出了白兰通过承受折磨而获得救赎的意义，这是一个极具主体性和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物。白兰留下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与丁梅斯代尔共同承担他们原罪的代价。“虽说不为世人所认可，她却自信他俩已结成一体，并将一同来到末日审判的席前凭栏而立，在那里举行神圣的婚礼，以共同承担未来的永无止期的报应。”纵然有为了两人结合的目的，但最终是为了共同承担罪孽的报应，以真诚迎接末日审判，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而周译更倾向白兰与其结合对象团圆的世俗功利目的，纵然他并未剔除原文接受最后审判的信息，但最终抵达的是幸福的结合。“伊为什么仍住在这新英伦的镇中，做那羞耻的标识，多分伊心中正怀着一个意念才使伊恋恋不去。因为这所在正有一个人住着，正有一个人的脚踏着这土地，而此人便是伊所认为可以结合的，目前在这世界中虽不为公众所承认，将来却准备受最后的裁判，就把那最后的法庭做伊们结婚的圣坛，从此同心好合幸福无穷了。”周译笔下选择留下的白兰是一个因为所爱之人在此地才恋恋不舍的略带依附性存在，将白兰作为自由个体选择的主动性和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与救赎的意义极大地淡化，白兰通过在自己犯罪之地经受惩罚而重生的升华意义荡然无存。与霍桑赋予白兰的留在此地、承受罪孽、生成另一个纯洁而神圣的自我不同，周瘦鹃更强调的是“同心好合幸福无穷了”的世俗追求。

在我看来，霍桑正是通过对白兰勇于承担、敢于在世俗中自我修为的性格的塑造来呈现自己对理想人性的期待。对周瘦鹃而言，他“一生低首紫罗兰”，四十余年的“刻骨倾心”只能以私信交通或融入杂志名、居所名，或像密电般通过公开的文字或嵌入作品的方式来表达。对他来讲，相爱的人能够相守或许是爱情的至高圆满，正如他讲“愿世界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永绕情轨，皆大欢喜”。这种情爱观渗透在他的翻译小说中就体现出对言情的偏重。

（三）宗教内容的改写与小说重心的扭转

对心理语言和宗教仪式表达的改译是淡化小说宗教意味的又一方式。在原著第十一章“内心”中，丁梅斯代尔遭受肉体疾病和精神折磨，却在圣职上大放异彩，正是由于身负重荷，“他才能够同人类的负罪的兄弟们有如此同气相求的共鸣”，并将他们心悸的痛楚付诸于动人的布道辞令，愈引起听众的敬服与信仰。但听众对他的信仰给他的内心造成了巨大的折磨，他无法接受自己作为负责为信众向上帝传达感情的人，作为信众“敬仰和信赖的牧师，却是一团污浊，一个骗子！”。这些长篇自剖性的心理语言均被周瘦鹃删除。

在罪孽与痛苦的折磨下，牧师对自己进行严厉的惩罚。“他内心的烦恼，驱使着他的行动坐卧与古老腐败的罗马天主教的信条暗相啮合，反倒背离了自他生来便哺育他的新教的较好的灵光。在丁梅斯代尔先生深锁的密室中，有一条血淋淋的刑鞭。这位新教和清教的牧师，时常一边对自己苦笑，一边鞭打自己的肩膀，而随着那苦笑，就鞭打得更加无情。”新教反抗天主教的严酷为争取更多的信仰自由而产生。牧师的罪感驱使他违背了自己追求的较为宽松的新教教义而返回到苛酷的系统中，采取密室刑鞭，以及斋戒到颤抖、彻夜不眠的祝祷来惩罚自己。周瘦鹃删除了密室鞭刑的自惩方式，仅留下“捱着饿不吃东西”“连夜不睡捱受种种的恐怖”。并且将“斋戒”（fast）译为“挨饿”，将“彻夜不眠地祝祷”（He kept vigils, likewise, night after night）简化为单纯的“连夜不睡”。原文描述的惩罚方式背后有宗教仪式的依据和成例，通过翻译完全可以与世俗凡人的自惩无差别。牧师在宗教酷刑下产生的眩晕和幻象也完全被删除，这就将牧师作为小说人物应有的分量降低，造成《赤书记》是以白兰为中心的印象。

“红字”的重心到底在白兰还是在牧师，历来有不同看法。此处仅以一细节窥视。小说第二十三章“红字的显露”（The Revelation of the Scarlet Letter）中，牧师做完人生最后一次布道后走上刑台坦白自己的罪行，“他告诉你们，她的红字虽然神秘可怕，只不过是他胸前所戴的红字的影像而已，而即使他本人的这个红色耻辱烙印，仍不过是他内心烙印的表象罢了！”（He tells you, that, with all its mysterious horror, it is but the shadow of what he bears on his own breast, and that even this, his own red stigma, is no more than the type of of what has seared his inmost heart!）周瘦鹃译为“他唤你们再瞧瞧海丝妲的红字，对你们说，这正是一个影儿，常罩在他的胸口——直灼到他深藏在内的心坎中。”这里有一个微妙的置换。原文海斯特的红字是丁梅斯代尔红字的影像，进一步是他内心红字的影像，很明显，红字的根源在丁梅斯代尔的内心，这也可判断原作的重心在于丁梅斯代尔内心之罪及其公开与解脱。周瘦鹃的译文将红字的根源放在海斯特身上，使其外在于牧师，牧师胸口被海斯特胸口红字的“影儿”所笼罩，由此发生了一个“原罪”的转移，也使小说重心发生变化。

其实，原著正是通过牧师的悔罪意识来体现一个严格清教徒的“真诚”的。“上帝的裁判正落在我身上”，“那力量太强大了，我挣扎不动了！”他的悔罪心理与其说是他认识到这是个人的罪恶，不如说是他发现这是作为一个教徒对上帝的欺骗，他说“上帝已经在我眼前表明了他的意愿，我现在就照着去做。”这个经过长期自我残害与内心施虐历程的牧师在他终于有勇气向上帝坦白的时刻得到了彻底的放松与自由。他在临终对白兰这样说道，“上帝洞察一切；而且仁慈无边！他已经在我所受的折磨中，最充分地证明了他的仁慈。他让我忍受这胸前灼烧的痛楚！他派遣那边那个阴森可怖的老人来，使那痛楚一直火烧火燎！他把我带到这里，让我在众人面前，死在胜利的耻辱之中！若是这些极度痛苦缺少了一个，我就要永世沉沦了！赞颂他的圣明吧！完成他的旨意吧！别了！”可以说丁梅斯代尔的赎罪之旅就是信徒不断接近上帝的过程，他在无数次的心灵和肉身的折磨中已经完成了对自己罪恶的净化。阴森可怖的齐灵沃斯代表外界对丁梅斯代尔的惩罚，牧师唯一没有完成的是对上帝的交代，这份负罪感才是他内心的“红字”，消释内心红字的根本办法是对上帝的真诚，这是小说更为震动人心之处。正如亨利詹姆斯在评论《红字》时说道“海斯特白兰在这个故事中实际上处于次要地位；她在第一幕之后，实际上变成了一个配角；这个故事不是以她为中心。作者把那盏适时移动着的灯笼的冰冷、稀薄的光线最经常地投注在她那负疚的爱人身上……”在这最后的告别辞中牧师并没有怨恨，反而是赞颂神明的恩典。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体会出整部小说的重心并不是一个世俗的情爱故事，或一个单纯指斥宗教严厉与禁欲的控诉小说，它更像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如何走向向上帝坦白自己罪行而最终获得心灵解放的作品。

在《尾声》中，叙述者像在引言中一样发出旁观者的声音“从那可怜的牧师的悲惨经历中，我们可以汲取许多教训，但我们只归结为一句话：‘要真诚！要真诚！一定要真诚！即使不把你的最坏之处无所顾忌地显示给世人，至少也要流露某些迹象，让别人借以推断出你的最坏之处！’”这一全知视角的总结向读者昭示小说的旨归——只有朝向最高裁判的上帝法庭的真诚才可以达到彻底的救赎。因此小说的高峰在于丁梅斯代尔救赎的完成。这一点被文学批评家莱肯论及，他在评述《红字》时指出，海斯特所面临的冲突，在全书发展到一半就已解决，“至此我们才发现《红字》的主角并非海斯特，而是丁梅斯代尔。……整部作品的进展，是为了寻求丁梅斯代尔的得赎。……《红字》，诚如评论家W·斯特西·约翰逊所言：‘是救恩的完整呈现’”。

周瘦鹃在末尾也点出了“上帝的慈悲”，但《尾声》的删除使霍桑的本意得以裁剪，我认为《尾声》的安排充满了霍桑的主观倾向，除了上文强调的“要真诚！”外，《尾声》在上帝之爱中，实现了书中人物救赎的完成。齐灵渥斯死去，所有财产留给珠儿。海斯特离开多年后重新踏进她当年居住的小屋，红字从未离开过她的胸前。“那红字不再是引起世人嘲笑和毒骂的耻辱烙印，却变成一种引人哀伤，令人望而生畏又起敬的标志。”不但海斯特得到上帝之爱，不再畏惧红字，新大陆的人在上帝之爱下也学会了宽宥。这恰践行了基督教的博爱和道德皈依。这一点也被代显梅所论证“小说以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和道德皈依收场，也就是让海斯特白兰几乎像耶稣基督那样宽容地对待周围那个敌视她的世界，并最终返回那一片见证过她犯罪、赎罪、成长、成熟的土地，这正说明了霍桑明确的基督教道德指向。”

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提出“折射”“改写”理论，“‘折射’，也即文学作品针对不同读者所进行的改编，其意图是对读者阅读这部作品的方式产生影响，它在文学中始终存在的。翻译是明显的折射形式……”他认为翻译研究不是从传统视角及原文本出发指责译本的“错误”，而是将译本作为文学事实加以接受，并强调“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对翻译的操纵。这一观念凸显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朝向目的语的妥协。周译《赤书记》突出地体现了译者的审美价值观和作为市民读者的“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

首先，周瘦鹃四十年苦恋“紫罗兰”（周吟萍），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就是一部言情小说。周瘦鹃不仅内心崇尚“情”，也具有这样的才能，他承认，“予生而多感，好为哀情小说，笔到泪随，凄入心脾”。在他看来，“大千世界一情窟也，芸芸众生皆情人也。”他在主编《申报·自由谈》时，开设“情书话”“名人风流史”等栏目，成为他“情教”理念的阐释场所。在《情书话》中说“世界中弥天际地，不外一情字，非情不能成世界，非情不能造人类。人寿百年，情寿无疆。”如此以“情”观世，在翻译中对作品言情成分的关注和放大就不奇怪了。

其次，《赤书记》的汉译效果所呈现的相认与团圆更加符合译入语境赞助者（广大市民阶层读者）的期待。勒菲弗尔认为，具体到赞助者，至少包括三个部分：“意识形态的（在特定社会中，是不允许文学偏离其他系统太远的）、经济的（赞助人保证作者的生活）及地位的（作者在社会上获得一定地位）。”以卖文为生的周瘦鹃，读者作为他的衣食父母正是他投合和贴近的对象。正如研究者在论及《重光记》（周译《简·爱》）时说道“周瘦鹃所摘取的，全部是若干极度贴近大众读者生活的世俗化言情故事片段。”《赤书记》也是如此，这与周瘦鹃主编刊物的读者多是上海都市市民，为符合其阅读欲望有关。粗略撷取周瘦鹃办报经历，1921年9月脱离《礼拜六》独立编《半月》，1922年6月创办《紫兰花片》，1925年底《紫罗兰》问世，“花样翻新，层出不穷，逐渐形成其经营模式，与都市的消费时尚及大众阅读欲望打成一片。”可见“取悦读者”一直周瘦鹃办刊的意图之一，直到1941年创办《乐观》，《发刊辞》还说到对于刊物“力求其美化，一方面原要取悦于读者，一方面也是聊以自娱”。翻译作为他文学及谋生活动的重要方面，不可避免地服务于这一意图。

再者，中国人对西方宗教文化的陌生和缺乏兴味决定了译者在文本转换中对此加以删减或剔除。梁漱溟在论中国文化特征时说，自西洋文化之东来，国人欲以西洋军备、西洋政治、西洋经济、西洋教育代替中国军备、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教育，“种种运动曾盛起而未有已；独少欲以西洋宗教代替中国宗教的盛大运动。此正为中国人缺乏宗教兴味，且以宗教在西洋亦已过时之故。”

由此可见，译者的审美价值观和译入语语境的赞助者（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及文化偏好）影响了译作的文本效果。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由于大刀阔斧缩译，一定程度上丢失了作品的特有魅力和原作者的宗教反思性，但不得不承认，周瘦鹃仍是极大地做到了与原著情节的统一。只是他偏重呈现一个人物典型、情节完整的通俗言情故事，这多多少少也是缩译本身的局限性。缩译作为汉译的重要途径，以对情节的保留为最经济的方式，极可能造成小说的通俗化。可以说叙述者声音、宗教背景、神秘色彩等内容的删除都为保留以主要人物和情节为中心的故事骨干腾出道路，然而原著者的思想倾向、情感寄托往往隐之于彼。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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