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熊辉：论鲁迅的自译及其作品的海外传播

熊辉

自译（Self-translation）指的是“作者将自己作品译入另一语言的行为或由此行为产生的另一作品” ，亦即自译包含着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是人类翻译活动中一直存在的特殊行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有很多作家都有过自译的经历，比如张爱玲、林语堂、萧乾、卞之琳等，但对鲁迅自译行为的关注甚少。目前仅有戈宝权从史料的角度考证出鲁迅的一篇自译作品，陈漱渝在介绍《北京周报》的史料时提及了鲁迅的自译， 而专门聚焦于鲁迅自译及其与鲁迅作品海外传播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实际上，鲁迅作品的翻译和海外传播在今天可谓蔚为大观，但其发轫却与鲁迅本人的自译行为休戚相关，正是鲁迅的自译开启了鲁迅作品翻译和海外传播的历史。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鲁迅的各种史料、轶文、通信和日记均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掘和利用，从而为当前的鲁迅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丰富资料。大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研究，也为鲁迅自译活动的考证奠定了基础。

如何考据鲁迅是否对外翻译过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时候翻译的，他具体翻译了哪些作品？这似乎可以从鲁迅的日记中觅得一丝线索。但实际上从日记中回溯鲁迅的自译是件困难的事情，除非我们相信鲁迅会把他所经历的所有事情详细记录下来，或者鲁迅日及迄今保存完好，没有丝毫修改或遗失。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第15-17卷收录的日记内容来看，最早记录与鲁迅作品翻译有关的日记写于1925年5月9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寄曹靖华信，附致王希礼笺。” 鲁迅为什么会同时给曹靖华和王希礼写信呢？原来是在曹靖华的引荐下，前苏联驻华大使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并决定翻译其中的《阿Q正传》，曹先生希望鲁迅替王希礼的译作作序，并回答译者在阅读和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很显然，鲁迅欣然接受了王希礼的请求，不仅在1925年5月9日致信王希礼答疑，而且还在5月29日写好了俄译本的序言。这在鲁迅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夜作《阿Q传序自传略》讫。” 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日记有缺失的部分，那就是“一九二二”的鲁迅日记一篇未留。1941年12月，已沦为“孤岛”的上海依然被日本人搅和得鸡犬不宁，就是外国租界地也没有逃脱他们的魔爪。作为著名进步人士鲁迅的遗孀，1941年12月15日，许广平的寓所遭到宪兵的搜查。日本宪兵小队长搜出了一箱书信和日记，鲁迅记录儿子周海婴成长的日记被带走，至今下落不明，这批日记中也包括鲁迅1922年的日记。这给我们今天的鲁迅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1922年的鲁迅经历了哪些事情，这些事情对他一生的影响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鲁迅1922年的日记没有被日本宪兵夺走，而是得到了完好的保存，那是不是就能从中获得一些鲁迅作品外译甚至是自译的信息呢？许寿裳是鲁迅生前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从留学日本开始到回国工作，前者给后者均提供了很多难得的谋生机会，并且两人在生活上也是相互照应并心心相惜。许寿裳根据本人与鲁迅的交往及回忆，撰写了《鲁迅年谱》，而根据年谱辑成《一九二二年日记断片》，其中果真有关于鲁迅作品翻译的记录。1922年12月6日记载：“下午收七月分奉泉百四十元。访季市二次，皆不值。……夜以日文译自作小说一篇写讫。” 意思是说，鲁迅当天夜晚用日语完成了对自己一篇小说的翻译。由此我们可以明确与鲁迅作品外译有关的如下事项：一是在鲁迅作品的外译史上，的确存在着自译的行为；二是鲁迅作品的外译始于中国人的翻译，最早对鲁迅作品进行翻译的正是周氏兄弟自己；在此之前的1922年6月4日，署名“仲密”的译者用日文翻译了鲁迅的《孔乙己》，发表在《北京周报》第十九期上，从此拉开了鲁迅作品外译的序幕。

日文期刊《北京周报》由旅居北京的日本人藤原镰兄主编，1922年1月创刊，1927年11月由燕尘社接办。《北京周报》有一记者兼编辑名叫丸山幸一郎(1895-1924)，笔名“丸山昏迷”或“昏迷生”，他与鲁迅交往比较频繁。丸山昏迷与鲁迅的接触应该始于1922年，只可惜是年的鲁迅日记不知所踪，目前可查的日记只能是1923年之后二人的交往记录。从1923年至丸山昏迷去世的1924年，加上他中途返回日本居住了一段时间，两人在有限的时间里曾有过多次接触或通信，鲁迅日记中有关丸山昏迷的记载多达12次，有的日记则是一天提到两次。1923年的记录有：1月7日：“下午丸山君来，并绍介一记者桔君名朴” ；1月20日：“晚爱罗先珂君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亦来” ；4月8日：“上午丸山、细井二君来，摄一景而去” ；4月15日：“午丸山招饮，与爱罗及二弟同往中央饭店，同席又有藤冢、竹田、耀辰、凤举，共八人” ；9月1日：“下午以《呐喊》各一册寄丸山和胡适之” ；9月3日：“午后得丸山信” ；9月14日：“寄丸山信。午后往东单牌楼信义洋行买怀炉灰，又买五得一具。访丸山，不直” ；11月10日：“下午得丸山信” ；11月12日：“上午得丸山信” ；11月14日：“丸山来并持交藤冢教授所赠《通俗忠义水浒传》并《拾遗》一部八十本” ；12月12日：“赠螺舲、维钧、季市、俞棻小姐、丸山以《小说史》各一本” 。1924年的记录有：1月20日：“下午丸山来” 。同时，鲁迅与《北京周报》主编藤原镰兄也过往甚密，该刊发表他的多个作品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我们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1923年12月12日曾赠送给丸山昏迷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估计这是引发后者翻译这部著作的原因，译文从1924年1月开始在《北京周报》上连载。

通过阅读1922年鲁迅的日记片段及其注释，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了鲁迅的这篇自译小说就是《兔和猫》，而且自译后发表的时间是1923年1月1日，发表的刊物是《北京周报》第四十七期“新年特别号”。 众所周知，收入鲁迅《呐喊》集中的14篇小说，全都在国内中文刊物上发表过，因而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时间顺序排列，依次是《〈呐喊〉自序》于1923年8月21日发表在北京的《晨报·文学旬刊》上，《狂人日记》于1918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期上，《孔乙己》于1919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四期上，《药》于1919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五期上，《明天》于1919年10月发表在《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上，《一件小事》于1919年12月1日发表在《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上，《头发的故事》于1920年10月10日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风波》于1920年9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八卷第一期上，《故乡》于1921年5月发表在《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一期上，《阿Q正传》于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以连载的方式刊登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端午节》于1922年9月刊登在上海《小说月报》杂志第十三卷第九期上，《白光》于1922年7月10日刊登在《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十三期上，《鸭的喜剧》于1922年12月刊登在上海《妇女杂志》第八卷第十二期上，《社戏》于1922年12月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期上。而这篇被鲁迅自译的《兔和猫》则是在1922年10月10日发表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表明在中文期刊上发表了两个月之后，鲁迅就决计将其翻译成日文再度发表。

鲁迅为什么会选择这篇《兔和猫》作为自译的对象呢？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只自译过一篇小说吗？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我们还需对小说文本的内容做细致的解读，同时结合更多的史料去甄别鲁迅早期的自译作品。

 其实在鲁迅作品的外译过程中，除了像《鲁迅全集》《鲁迅小说全集》这种大而全的文集，以及专门翻译《呐喊》全集的单行本之外，很少有人翻译这篇《兔和猫》。同时，鲁迅为了应对杂志社的约稿，还积极地将他认为最佳的作品《孔乙己》自译为日文刊发在《北京周报》上，推动了其作品在日语界的传播。

仅就英语世界的鲁迅翻译而言，《兔和猫》在20世纪上半叶是被忽视的作品。鲁迅作品被翻译最多的是《阿Q正传》，而且除周氏兄弟的翻译之外，鲁迅作品最早被翻译到国外去的也是《阿Q正传》，比如前苏联驻华大使王希礼、美籍华裔梁社乾在1926年前后翻译出版的就是这部作品。至于1930年英国译者米尔（E. H. F. Mills）根据中国翻译家敬隐渔1929年的法译本《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转译的《阿Q的悲剧及其他现代中国小说》（The Tragedy of Ah Qui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Stories）、艾萨克斯20世纪30年代中期编译的《草鞋脚：中国短篇小说，1918-1933》（Straw Sandals: Chinese Short Stories, 1918–1933）、斯诺1936年出版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以及王际真1941年翻译的专门的鲁迅作品集《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Ah Q and Others: Selected Stories of Lusin）中，都没有收录这篇《兔和猫》，以至于它成为20世纪上半期英语世界中“被忽视的作品”。

为什么《兔和猫》会成为英语世界的“弃儿”呢？就《兔和猫》这篇小说而言，作品在整体风格上与《鸭的喜剧》属于同种类型的作品，文体介于儿童文学、童话或者寓言故事之间，也是一种非虚构的纪实性作品，小动物成了作者观照的中心，它们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归宿是作者讨论的主题。仅就文体风格和表现主题而论，这两篇与《呐喊》中的其余12篇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特别是《兔和猫》这篇作品，文章中出现的人物主要是有闲阶级的“三太太”和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们”，这与《呐喊》中的其他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鲁迅这部小说集中的主要人物是底层人，比如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孔乙己”，深受传统中庸之道影响的“阿Q”，深受中国封建伦理纲常约束的“祥林嫂”以及麻木的“闰土”等等，全然不是《兔和猫》中的有闲阶级、天真烂漫的孩子或叫人怜爱的小动物。虽然主角可以转移到兔子和黑猫的身上，但同情弱者的行为似乎也违背了自然的生态平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才是五四时期流行的进化论的主旨。正因为这两篇与整个《呐喊》所宣扬的启蒙思想和揭示社会矛盾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之目的相左，而且采用隐晦的寓言式书写方式，与其他作品直接以社会现实为写作背景的风格也不符合，所以被译者抛弃就再正常不过了。

《兔和猫》被英语世界忽视虽然是后来的事情，但却反映出该作有潜在的不合时宜的地方。既然如此，鲁迅为什么会率先将这个作品翻译出去呢，而且还是自译行为？《北京周报》上刊登了很多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译作，比如鲁迅、叶圣陶、冰心、成仿吾、卢隐、胡适、冯文炳、苏雪林、钱玄同等人的作品都曾被翻译成日语刊登在杂志上，译者主要是署名“仲密”的周作人和“昏迷”的日本记者内山昏迷。周作人与主编藤原镰兄的关系同样比较亲近，所以《北京周报》上发表了周作人的大量译作，以及他创作的日文诗歌《小孩》《山居杂诗》和其他散文作品。而根据前文所述，鲁迅与主编藤原镰兄、编辑兼记者丸山昏迷以及在北京办学堂的清水安三交往密切，加上鲁迅自己的创作实力比较突出，故此刊物也曾向他约稿。既然刊物来约稿，而鲁迅没有创作成篇的日语文学作品，那该怎么办？翻译自己完稿的中文作品便成了鲁迅最好的选择。鲁迅距离1923年1月发稿最近的作品，就是1922年10月10日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兔和猫》，虽然《社戏》和《鸭的喜剧》是在1922年12月发表的，但鲁迅的稿件是在12月6日翻译完成的，因此往前追溯就应该是《兔和猫》这篇了。从时间的角度来分析，《兔和猫》是鲁迅着手为《北京周报》翻译作品时最晚发表的小说，亦即“鲁迅选译的是他的一篇最新的作品”，也是鲁迅最熟悉的作品，选择该篇作为翻译对象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

选择哪一篇作品来翻译，这也许是鲁迅随意而为的决定，并非如后世读者或研究者那样“百般猜疑”，然后赋予这种自译行为以厚重的历史感和文化意味。尽管如此，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那就是《北京周报》是要把鲁迅的译作发表在1923年1月1日出版的“新年特别号”上，作为辞旧迎新的节日特刊，《北京周报》刊登的文章自然应当具有“喜庆”的色彩。在鲁迅1922年之前创作的小说中，除去那些沉重的批判封建礼教和社会现实之小说外，或许《兔和猫》在“表层结构”上所体现出来的情感算是最温暖的，毕竟弱者“兔”受到了院子里所有人的呵护，而强者“猫”则遭到了所有人的棒喝；与此同时，天真的儿童群体的加入使整个故事显得更加和谐且更具感染力，而最后兔子一家在众人的担心中出现在院子里，似乎给故事续上了圆满的结局。因此，鲁迅自译《兔和猫》一篇作为《北京周报》新年特刊的文学类稿件，似乎是他考虑到节日氛围的缘故。在同一期刊物上，鲁迅还发表了《关于猪八戒的谈话》，因为农历的1923年是猪年，所以鲁迅就以中国神话故事中的“猪”形象为切入点，从《搜神记》中的猪变少女的故事，讲到《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猪”在中国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变迁以及性格塑造。鲁迅在文章中“揭示出猪八戒这一神话人物的现实性，认为小说中的神魔性格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的概括和升华，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包含的深刻思想内容，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果将鲁迅自译的《兔和猫》与创作的《关于猪八戒的谈话》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也许我们就更能理解他为什么为自译前者了，其初衷无非是想让人们在新年里读到具有童趣和喜庆色彩的文艺作品。

鲁迅自译的小说是否只有一篇《兔和猫》呢？在很多人看来，这确乎只有一个肯定的答案，因为自此以后就没有再发现鲁迅自译的作品了。那在此之前是否还有鲁迅的自译作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也并非难事，因为在1923年1月发表《兔和猫》之前，鲁迅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就只有1922年6月4日《北京周报》上刊登的《孔乙己》，而这篇小说明确署名是“仲密译”，而我们都知道“仲密”是周作人的笔名，他曾以此笔名翻译了叶圣陶、冰心、成仿吾等人的作品，同样是发表在《北京周报》上。因而，似乎也不会有人怀疑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用笔名“仲密”翻译了《孔乙己》，这是鲁迅作品的首度外译：“鲁迅作品最早的外语译文，应该是日译，即1922年6月4日《北京周报》第19期上刊载的《孔乙己》，译者署名‘仲密’。这个仲密，当时大概有二人比较常用，一个是茅盾，一个是周作人。茅盾不识日文，因此，译者当为周作人。” 不过，根据鲁迅好友孙伏园的回忆，他认为鲁迅本人最喜欢《孔乙己》这篇小说，而且也曾自己翻译过此文：“鲁迅先生自己曾将《孔乙己》译成日文，以应日文杂志的索稿者。” 孙伏园作为鲁迅文学道路上的知己和伯乐，对他的文学活动了解得比较清楚，因此他说鲁迅把《孔乙己》自己翻译成日文，以应对杂志社的索稿者，几乎也是让人信服的描述。这里所说的日文杂志就是《北京周刊》，表明刊登在此刊物上的《孔乙己》是鲁迅本人翻译的，而非周作人的译作。据旅居北京多年的日本人清水安三所述，《孔乙己》的日文翻译主要是由他和鲁迅两人共同完成的：“当我把《孔乙己》翻译出来，请鲁迅看的时候，鲁迅说：‘这里错误很多，我来翻译，你作笔记。’他一边吸着烟，一边用流畅的日语给我翻译起来。此后，每逢日本的杂志社来邀稿子，他都挂电话找我去做笔记，这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了。” 由清水安三的话可以看出，日文杂志向鲁迅约稿的时候，鲁迅总会找他来一起翻译，鲁迅进行口头翻译，然后清水则按照日文的表达方式记录下来，俨然是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中的“传言”与“渡语”的方式。因此，清水安三实际上是鲁迅日文翻译的合译者，鲁迅在北京时期发表在日文期刊上的文章几乎都有他的参与和帮助。

既然发表在《北京周报》上的鲁迅首篇外译文《孔乙己》是由作者本人和清水安三合译完成的，那为什么最后译者的署名是周作人的笔名“仲密“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戈宝权曾说：“据我猜想，清水安三在翻译《孔乙己》时，可能也请教过周作人，因周作人曾用‘仲密’的名字为《北京周报》翻译过冰心的小说《爱的实现》和成仿吾的小说《一个流浪人的新年》。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鲁迅在发表时不愿意写是他翻译的，因此用了‘仲密译’，亦未可知。”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这里的确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清水安三首先翻译了这篇文章，然后去找周作人校对，后者对此译文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甚或说改译了一篇，清水最后才去找鲁迅过目，没有想到鲁迅还是不满意经周作人修改后的译文，便又做了一次修改。译文发表的时候，清水觉得自己的翻译质量很差，定稿与他最初的翻译相比已经是面目全非，因此不便署他的名字。如果译者不署清水安三的名字，难道署鲁迅的名字？一篇译作的原作者和译者均属同一个人的名字，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情，自译在那时还是很少出现的文学翻译现象，于是乎只有署周作人的名字最合适了，而后者在《北京周报》上翻译他人作品时常用笔名“仲密”，因此《孔乙己》的译者就写成了“仲密”。第二种情况是周作人并没有参与《孔乙己》的翻译和译文修改工作，只是清水安三作为《北京周报》的记者，而且他的首次翻译几乎被鲁迅完全推翻，《孔乙己》的最终日文译本就是鲁迅口译和清水笔录的结果，清水作为“记录员”自然不是主要的译者，但碍于鲁迅也不便写自己的名字，因而把译者写成“仲密”，署自己弟弟的名字不会招惹麻烦，而且周作人也有翻译的经历，具备翻译《孔乙己》的能力。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清水安三与鲁迅的交谊不不浅，他不可能将自己翻译的鲁迅作品首先拿去找周作人修改；同时，《孔乙己》毕竟是鲁迅的作品，译者倘若要请教和商量翻译问题时，肯定会优先请教原作者。因此，陈漱渝在查阅了日本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室馆藏的《北京周报》完整版之后，结合自己多年来研究鲁迅的经验，认为《孔乙己》“这篇小说其实是鲁迅亲自译成日文的 。因为这是鲁迅的自作小说，所以发表译文时借用了周作人的名义。” 可见，鲁迅因为《孔乙己》是自己创作的小说，因此在翻译的时候借用了周作人的笔名，以避免产生“自我抬升”之嫌。

在论证清楚了1922年6月发表在《北京周报》上的《孔乙己》是鲁迅的自译作品后，我们仍然会好奇地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鲁迅要选择《孔乙己》作为自己翻译到日语世界的第一部作品呢？如果说《兔和猫》的自译是基于该小说是鲁迅最新的作品，而且配合新年特刊的节日氛围，那鲁迅《孔乙己》的翻译又是为何呢？作为一个作家，鲁迅一定希望把他最优秀的一面展示给读者，尤其是当他的作品要面对很多外国读者时，他更希望为自己的创作正名。因此，面对《北京周报》的首度约稿，鲁迅肯定要选择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而且要通过自己精心翻译之后再拿去发表。鲁迅1922年上半年之前发表的小说作品，收入《呐喊》集中的仅有前7篇，那时他最满意的作品就是《孔乙己》。根据好友孙伏园的描述，也可证明鲁迅对这篇小说的青睐：“我尝问鲁迅先生，在他所作的短篇小说里，他最喜欢那一篇。他答复我说是《孔乙己》。有将鲁迅先生小说译成别种文字的，如果译者自己对于某一篇特别有兴趣，那当然听凭他的自由，如果这位译者要先问问原作者的意见，准备先译原作者最喜欢的一篇，那么据我所知道，鲁迅先生也一定先荐《孔乙已》。” 由此观之，鲁迅自译《孔乙己》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让鲁迅自译了《孔乙己》与《兔和猫》这两篇作品，客观的事实是它们以译本的形式发表在日文期刊上，扩大了鲁迅作品的传播空间并吸纳了更多鲁迅作品的外国接受者，从而开启了他本人作品在海外的传播。

 《北京周报》除刊登了鲁迅自译的《孔乙己》《兔和猫》以及其他散文和演讲稿之外，还刊登了丸山昏迷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进一步推动了鲁迅在日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除以上提及的鲁迅自译作品和创作的散文之外，《北京周报》还刊登了鲁迅的多部作品。1923年6月3日，该刊第六十四期刊登了鲁迅与周作人的谈话录《“面子”和“门前”》；1923年11月18日，该刊第八十九期刊登了鲁迅的《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1924年12月21日，该刊第一百四十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杂文《说胡须》，译者为东方生；1924年1月至11月，该刊从第九十六期至一百零二期，第一百零四期至一百二十九期，第一百三十一期至一百三十三期，以及第一百三十七期等，共分37次连续译载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第一部分，即从该书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到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译者为《北京周报》记者丸山昏迷。可以说，鲁迅的小说、学术论著和杂文等都在《北京周报》上获得了发表的空间，从而向日本读者呈现了鲁迅的部分创作成就和文艺思想，是早期鲁迅作品海外传播中不可多得的例证。

发表鲁迅创作或翻译的作品当然能够促进鲁迅在日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但一些关于鲁迅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同样能够帮助日语读者去认识和定位鲁迅的文学成就，有利于建构鲁迅在日本的文学形象。1923年4月1日，丸山昏迷署名“昏迷生”撰写的《周树人》一文，刊登在第五十九期上；1923年9月16日，《鲁迅的创作集呐喊》刊登在第八十期上，作者无从考证；1923年12月23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刊登在第九十六期上，作者无从考证。这些文章从各个方面详细第介绍了鲁迅的文学成就，比如丸山昏迷在《周树人》一文中写道：“现在的中国，象上海青社的人们那样，写作劝善小说、家庭小说的人很多，但是创作上称得上是作品的人却几乎没有。在现代中国，鲁迅的小说，无论是在文章的艺术魅力方面，还是在文章的洗炼简洁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其他所有作家。” 正是一代代日本学人对鲁迅从未间断地进行翻译和研究，才使他在日本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中国现代作家，并使日本成为除中国之外在鲁迅研究领域成就最高的国度。

自译（Self-translation）是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现象，译者常常是双语作者，能同时用两种语言进行创作。作家为什么会发生自译的行为，潘尼切利-巴塔拉（Panichelli-Batalla）认为主要有如下四种原因：首先，为了扩大作品的读者群；其次，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充分理解和再现作品的原貌，其他译者也许会误译自己的作品；第三，借故表达不同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观点；第四，因为流放、意识形态监督等外部因素所致。 从鲁迅自译《孔乙己》《兔和猫》两部作品来看，他的动因主要体现为前面两种情况，即将自己作品的受众从国内扩大到日本，同时也是基于清水安三翻译《孔乙己》的质量不高，译文存在很多错误，因此才重新翻译了自己作品。至于表达不同的政治意见或基于意识形态的监察等外部原因，鲁迅是不用考虑的，因为他可以直接在《北京周报》上发表杂文来表达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无需通过自译的方式来间接发表政见。从翻译的角度来讲，自译是比他译更灵活的翻译活动，因为译者本身就是“原作者”，他对原文拥有完全的解释权和改动权，他可以汲取原文创作中体现出来的不足，从而在自译的过程中对其加以修订。虽然“文学自译和双语写作的界限非常模糊”，但自译还是不同于双语写作，前者存在明显的原作与译作两个文本，而且这两个文本的基本面貌是一致的；而后者往往是不同语言的不同文本，没有相近和相似的两个文本存在。鲁迅在开始自译活动之前，他的作品还没有在外文期刊上发表，鲁迅作品的翻译和海外传播史是从他本人开始的。在此之前，鲁迅作品的传播仅局限于汉语文学的范围内，受众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而自此以后，鲁迅作品的传播开掘出更为广阔的海外空间，其作品的“来世生命”和存在样态愈加丰富，演绎出中国现代作家在海外传播和接受的独特风景。因此，鲁迅的自译对鲁迅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创性价值。

《北京周报》虽然是在中国创办和发行的刊物，但它毕竟是一本日文期刊，其潜在的读者除了少部分懂日语的中国人外，大多数都是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以及日本国内的读者，其读者群体还是以日本人为主。既然如此，鲁迅用日文创作或翻译的作品刊登在该刊物上，也就很容易被日本人传阅，自然也就推动了鲁迅作品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的自译行为在鲁迅作品的外译和传播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开启了鲁迅作品在海外传播的历史。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