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耿强：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材料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翻译话语、话语分析、中国文学外译、数字人文研究。

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理论、问题与材料

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是指对有关中国翻译的种种理论、陈述和知识的研究，是一种元话语，是学术发展到自觉阶段的产物，本身具有自反性。虽然对中国翻译话语进行的整理最迟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经开始，比如吴曙天主编的《翻译论》（1933）和黄嘉德主编的《翻译论集》（1940），但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相关研究才算真正起步，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才形成了明确的话语身份意识，最终产生了诸如罗新璋（1984）和陈福康（1992）等人的影响广泛的作品。虽说他们偏重史料的整理，其历史叙述“十分接近史事编年，很大程度上是资料上的‘Who? When? What?’的交代”（王宏志，2020:22），于理论或话语体系的建构方面着力不多，但考虑到当时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史料整理是任何一个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投入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它的重要性不容抹煞。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史料是无法穷尽的，新的史料总会被不停地发现，对史料的整理也因此不会停止。近期出版的多达六卷本长达四千多页的《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朱志瑜、张旭、黄立波，2020）就是最好的例证。除了史料方面的整理，学理性的研究也在不断问世，有偏重学科史的脉络梳理（李林波，2007；许钧，2018；许钧、穆雷，2009；张莹，2020；），有侧重新问题的理论探索和脉络化疏通（廖七一，2020；邵有学，2018），有断代的翻译思想史和翻译理论史研究（王秉钦，2018；Chan, 2004），也不乏新视角下的翻译话语的再阐发（王宏印，2017；Cheung, 2003; Cheung, 2014）。然而整体来看，目前的研究存在一些尚未被人们注意的问题，在理论、问题与材料等诸多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纵向开掘的深度和横向拓展的广度。本文下面将从理论、问题与材料3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

这里的理论是指研究翻译话语时所持有的基本预设。任何研究都有基本预设，即一套用于观察和理解主观或客观世界的基本原则、概念框架或认知模型。离开了这些预设，研究是根本无法进行的。这些预设会被当做不言自明的原则，经过长期的使用，逐渐沉淀为学术共同体的集体无意识，从而在体制内扎根，一方面给接受它的研究者带来相当的舒适感和安全感，一方面则扮演权威的角色，发挥体制性的裁制功能。正因为如此，它们很少会得到反思，更不用说被质疑和挑战了。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历史虽然不长，却有不少这种不言自明的基本预设。最主要的有以下3个：

预设I：翻译话语是和翻译直接相关的话语。

根据这个预设，如果某个陈述、知识或文本讨论或涉及翻译的方法和策略、译者的素养、翻译的选材、标准和评价等内容，则它们算作翻译话语。如果它们谈论的是如何对待外国文化遗产，如何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甚至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那么它们则不是翻译话语。

本文暂且把以上预设称为纯粹主义论。它给翻译话语和非翻译话语之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将那些符合条件的纳入考虑的范围，而将不符合的排除出去。几乎所有的翻译话语研究均持纯粹主义论，程度上有深有浅，而且并未觉得它有何不妥。本文也认为，这一预设涵括了大部分的不同形态的翻译话语，但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那些并未直接谈到或提到翻译字眼的话语难道不是翻译话语的一部分吗？假如它们和直接的翻译话语融为一体，我们是否要在翻译话语史的著述中将其切割和剥除呢？实际上，这种做法就发生在罗新璋主编《翻译论集》（1984）的过程中。他在选择翻译话语的时候，对不符合预设I的文章做了处理，尤其对发表于建国十七年时期（1949-1966）的文章进行了删减。比如，《翻译论集》收入的郭沫若的“谈文学翻译工作”（1954），冯志、陈祚敏、罗业森的“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1959），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的“艺术性翻译问题和诗歌翻译问题”[1]（1959）这三篇文章，均对源文进行了较多的删改。郭沫若的文章被删去了开头的一大段；冯至等人的这篇文章有37处删节，14处删除内容超过5行，其中5处直接将两三个段落删掉；卞之琳等人的文章仅仅节录了源文的第二部分，删去了第一部分“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发展”以及第三部分“从几个文艺理论问题看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编者这样大幅度删改，主要原因是觉得被删除的部分是“与翻译问题无关部分”（罗新璋，1984：ii），这明显体现出纯粹主义论的影响。

从这个例子做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翻译话语具有根植性（embeddedness），这个特性会随着话语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我们必须考虑翻译话语产生的特定历史环境，然后对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判断。和翻译学科建立时代的翻译话语不同，前学科时代产生的翻译话语往往具有混杂性的特点，和其他话语产生紧密的缠绕，横向根植性一般会表现得更加突出，不像学科时代的翻译话语，根植性主要表现在纵向方面，也就是局限于翻译学科内部，因此它可以相对脱离语境而不影响对其意义的理解。但相比之下可以看到，学科时代的翻译话语横向根植性比较弱，换句话来说，就是很难对其他话语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只能局限在自己的狭小专业圈子也就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流通。考虑到这个情况，在讨论比如建国后的翻译话语时，必须将毛泽东（1942）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视为这个时期翻译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以及“文艺是武器”等观念和陈述对翻译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纯粹主义论者是从先验的观念出发讨论什么是或不是翻译话语，而更为妥当的做法是真正考虑到翻译话语的生成语境，并给翻译话语进行必要的分类。陈福康（1992；2010：引言第3页）区分了译论的内篇（内部研究）和外篇（外部研究）两个类型，但他所说的外篇（包括内篇）仍然属于张佩瑶（Cheung, 2003）所界定的直接的翻译话语，也就是本文所说的显性翻译话语。但张佩瑶区分的间接翻译话语则将那些和翻译有关但又没有直接触及翻译问题的陈述纳入了进来，是一个进步。她把这个分类用于自己编译的中国早期佛经翻译话语的文集中，将其付诸于实践，从而很好地解决了翻译话语的再语境化问题。不过，在直接和间接的区分之外，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些，直接翻译话语在历史上的效果问题就没有引起注意。本文将翻译话语分为显性翻译话语和隐性翻译话语两类。所谓的隐性，不仅指张佩瑶所说的那些并未直接论述翻译但却和翻译有关的话语，同时也是指历史上被压抑的有关翻译的声音，也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而这引出了本文接下来要讨论的预设II。

预设II：翻译话语即名人对翻译所表述的观点。

受到预设I的影响，预设II认为翻译话语即著名人物对翻译表达的观点和言论。本文将此预设称为翻译话语的聚光效应论。持此预设的学者往往眼光只放在历史上著名人物说了什么上面，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发声最高者就是最重要的，从而也就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上所广为接受的声音。聚光效应论在翻译话语研究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随便翻开一些有关翻译话语的研究著作，对一些观点的陈述这一本和那一本看起来十分相似，重复性较大。这多数是因为，人们的目光仅仅聚焦于那些少数的名人身上，把研究变成了有的学者所批评的“英雄排行榜”（夏登山、邵有学，2011：75），类似于葛兆光（2019：7）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所批评的一般思想史研究的固定招式和表演套路，侧重“精英与经典。”著名人物早就被人们用显微镜反复查找任何一个不容忽略的微小之处，因此也很难在材料方面有所更新。然而这里我们要问的是，聚光效应真的合理吗？

本文提出话语社群（discourse community）的概念对这个问题进行简要说明。名人只能代表一个特定的话语社群进行言说，就拿晚清尤其是民国这个时期的翻译话语来说，翻译方面掀起的争论和笔战几乎都是围绕同人圈子展开的，发声的渠道也往往是同人圈子所掌握的刊物和媒体。但很显然，在同人圈子之外，在社会聚光灯所照到的那一小块光亮之外，还有一大片我们暂时看不到的地方和区域，那些由沉默的大多数所构成的话语社群。名人或者说具有聚光效应的翻译话语很有可能并非是光圈之外的话语社群关注的对象。两个话语社群在翻译理念和价值观方面可能并不一致，或者至少在逻辑上不能将它们视为一样的。一句话，具有聚光效应的翻译话语不一定能够代表社会上流行的一般的翻译观念。而后者不应该在我们的翻译话语史中被永远埋没，尽管多数情况下这种结果并非是主观造成的。显然易见，翻译话语这个概念内部并非是一体化的或同质性的，而是异质性的和分层的。除了那些具有聚光效应的翻译话语之外，还存在着很多散光效应的翻译话语，它们就像沉默的大多数，无法发声或者很难发声，或者即便发声了也难以获得聚光效应，但这并不是说，这些翻译话语就不重要。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社会中最为一般的翻译话语，也最能代表社会中最广泛的话语社群中所流行的翻译话语。翻译话语研究不能再对它们不闻不问了。

预设III：中国翻译话语研究要继承传统译论，而传统译论是指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译论。

这一预设的重点在后半句。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所继承的传统译论有十分明确的所指，是指那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译论。这里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进入现代之前的文化，或者叫前现代时期的文化。什么样的译论可以称得上是传统译论呢？佛经翻译话语是的，严复的信达雅是的，傅雷的神似说与钱钟书的化境论也是的。本文将这个预设称为单一传统论。它直接规定了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借鉴的资源只能是非现代的。但问题在于，除了传统译论这个资源之外，难道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就没有其他什么话语资源可以利用了吗？这里需要事先声明，外来译论也是一个重要的话语资源，但是为了强调所要说明的对传统的认识问题，此处暂不予以讨论。在单一传统论的影响下，一些研究抓住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不放，易经八卦齐上阵，更常见的则是利用汉字多义的特点，做文字语义上的拆解、重组和再建构的文章，仿佛这样的研究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继承了传统译论的研究。

本文想要强调，对传统译论中“传统”一词的内涵应该有更为多样化的理解。它并非一个僵化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容众多不同资源的富有弹性的概念。这一点对我们现在从事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可以包括哪些多样化的资源呢？就这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的《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可以说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答案。他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3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习近平，2016）。再来看中国翻译话语研究，“传统”应该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资源，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最终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文化传统，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传统，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个传统之中。在这个传统中，我们难道能够否定翻译话语不是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是在这个新文化传统中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我们研究中国翻译话语，不能不对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所孕育的翻译话语资源给予严肃而充分的重视。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就这个问题充分展开，但简单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中的翻译话语十分强调翻译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强调翻译活动的统一化、组织化和计划化，强调翻译服务人民群众，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的功能，强调翻译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等等。这些不同于中国的传统译论，构成了中国译论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得到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什么样的问题是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最为关心的？如果回答是“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体系”，想必不会有多少人表示反对。但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题丛生。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中国特色”的提法，而是想指出，在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某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特色与中国传统（单一传统论所说的传统）画上了等号。我们需要重返历史的现场，对这个划等号的过程进行一番知识考古学的分析，暴露其背后的不合理之处。

中国特色的提法和中国翻译话语研究身份意识的觉醒有因果联系。本文前言部分提到，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身份意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觉醒的，它以两部文集的编纂为标志，一部是刘靖之（1981）主编的《翻译论集》，由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一部是罗新璋（1984）主编的同名作品《翻译论集》，由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解中国翻译话语史的读者可能在这里会提出疑问，类似刘、罗的文集，30年代有吴曙天的《论翻译》，40年代有黄嘉德的《翻译论集》，70年代有台湾晨钟出版社推出的《翻译的艺术》（1970）[2]以及台北翻译天地杂志社出版的《翻译因缘》（1979）[3]，为什么还说话语身份意识的觉醒要从80年代算起呢？这是因为，虽然80年代之前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翻译话语文集问世，但由于这些文集大都是当代人编当代话语，缺乏明确的历史意识，而且它们的编选动机纯粹为了给翻译实践留下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理论。比如黄嘉德在“翻译论集编者序”里指出，文集中的大半文章是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翻译课程时陆续搜集起来，“以为教室中讨论的一部分材料。”（黄嘉德，1940：编者序vii）文集选编的目的是为了指导翻译实践。编者强调，翻译的动手实践固然重要，但“不能缺少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的指导，正如盲人骑瞎马，横冲直撞，结果必不能十分顺利圆满。别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理解，推论，研究，是极有参考的价值的。”（同上：vi-vii）

到了80年代刘、罗编辑同类文集的时候，虽然形式上与之前的并无二致，但编写的动机和意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单独撰写的两篇长篇序言当中。刘靖之在“重神似不重形似：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这篇代序里，概括了严复以来中国翻译理论的特点，认为“在过去八十余年里，绝大多数翻译工作者或多或少地都本着‘信达雅’这套理论来从事翻译，并在这套理论基础上发展他们自己的见解。”（刘靖之，1981：2）编者在结尾最后一段勾画了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明确的历史意识和身份意识，值得在这里全引如下：

自严复以来，我国的翻译理论经过了几个成长期，从“信、达、雅”开始，经过“字译”和“句译”，直译、硬译、死译和意译，然后抵达“神似”和“化境”，这其中有不少争论和误会，但大方向却是正确的。严复、林语堂、赵元任、胡适、傅雷、林以亮、钱钟书等人的翻译观点固然是一脉相承的，瞿秋白的又何尝不是如此！鲁迅的翻译的确与众不同，但瞿秋白在许多地方指出了鲁迅翻译的“硬”和“讹”。由此可见，在过去八十年里，我国的翻译理论始终是朝着同一个方向，那就是“重神似不重形似”，以便达到翻译上的“化境”。（刘靖之，1981：13-14）

这篇代序多处使用了“我国”的字眼，表现出自我话语身份意识的觉醒。编者的历史意识显露无疑，体现在他将中国八十年来的翻译话语史视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来处理，并提炼出中国翻译理论的历史发展路线和特征。这一路线或者特征起到了框架化读者阅读的作用，是最早对中国翻译理论史进行脉络化总结的尝试，因此具有十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刘靖之的观点给罗新璋带来了很大启示，这在后者所撰写的序言中有明确的体现。

罗新璋主编的《翻译论集》在身份意识方面有更为复杂的表现。它辑录了180余篇谈论翻译的文章，但不是纯粹的史料汇编，编者有着朴素的线性历史发展观，将翻译话语史看作自成一体，并从特定历史分期的角度选择历代有代表性的关涉翻译的观点、论争和言说，分析、提炼并整合出中国翻译话语的发展史。整个中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线索被浓缩进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八个字当中。这些都在罗新璋所写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这个置于论集篇首的序言中表达了出来。仔细阅读序言的第一段，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罗与刘的不同：

近年来，我国的翻译刊物介绍进来不少国外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派，真可谓“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相形之下，我们的翻译理论遗产和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就那么贫乏，那么落后？编者于浏览历代翻译文论之余，深感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可不必妄自菲薄！（罗新璋，1984：1）

此段的“国外——新——繁——我们——我国——贫乏——落后——自有特色——独树一帜”所使用的语词可以转写成一句话，即“在和国外他者的比较中，看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也就是说，罗是透过西方他者的眼睛看自己，这正是和刘不一样的地方。中国翻译话语的身份意识是在西方理论所构成的他者镜像中被激活或者说建构起来的。一些词汇的使用说明了这一点，如“我国”、“我们”、“遗产”、“世界”以及“不必妄自菲薄”。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追问可以发现，这里蕴含的一个基本话语框架是“中国翻译理论特色论或差异论”，而这个话语框架必然提出它所能看到的问题，即“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是什么？”再由于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中西比较的框架下进行的，这样一来，我们和西方不同的部分会被置于聚光灯之下。由于拿来对比的西方译论主要是西方的当代译论，其特点在于科学性和体系性，因此为了突出我们自身的特色，只能从那些具有传统美学和文论特色的话语表述中去寻找和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由此回答上述问题的答案也呼之欲出，那就是：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是案本—求信—神似—化境。

这种比较有问题吗？当然有。它体现在方式和效果两个方面。首先，从对比的方式上看，拿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当代译论相比，本身就犯了时代误置的错误。如果换个参照对象，中国传统译论的特色就不那么显著和突出了。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传统译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虽然也存在不同（谭载喜，2006；谢天振，2010）。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当时中国实际使用的翻译话语不都具有中国传统译论的特征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的确是这样，但正如前文理论预设部分所揭示的那样，导致将传统译论等同于中国现实的原因是我们所持有的纯粹主义论、聚光效应论和单一传统论所造成的。中国的翻译话语从来不是只有传统译论的那些内容，它还有更加丰富的资源等待被挖掘和被阐发。其次，从对比效果来说，它将中国特色等同于中国传统，这是一个最大的误置。我们可以说传统具有中国特色，这没问题。但显然中国特色所能包含的内容要比传统一词更多，更丰富。这一点上面已经分析过了。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应该认真考虑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研究，到底要研究什么问题。如果研究目的以学科为本位，那么注意力只会放在显性翻译话语上面，其研究成果的影响力和实用性，也就是研究成果的根植性将始终局限于相对狭小的翻译话语研究的圈子，无法走进更为广阔的话语世界（universe of discourse[4]），势必很难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反馈和互动。在这一方面，一直以来存在两类“翻译话语研究”。一种就是刚刚说过的学科本位的翻译话语研究，只讨论显性翻译话语，落脚点在于增加对翻译本身的认识。这种对“翻译话语”的研究目前是翻译学界研究的主流，但在翻译学科外的影响力有限。另外一种是研究通过翻译而促成的话语，比如国民性话语如何通过翻译而在晚清之后的中国传播，或者人道主义、现代主义等话语怎样通过翻译而在新时期大陆流行开来。这方面的研究以刘禾（2014）、赵稀方（2003）等人的成果为标志，其特点在于翻译这里只是被用作一个手段，研究最后落到翻译学科之外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文学等领域，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和更大的话语世界产生积极和深度的对话。这种通过翻译而进行的“话语研究”本文将其称为学科外位的翻译话语研究。

本文与上述两种研究立场均有不同。从研究目的上说，中国翻译话语研究除了为翻译学科提供话语资源之外，还可以为理解整个社会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这和学科外位的翻译话语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本研究始终认为，翻译话语自身蕴藏着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最基本的概念框架和认知结构，是可以用来理解其他话语现象的，因而与话语世界发生关系。而学科外位的翻译话语研究只是考察被翻译的外来话语，重点在外来话语。因此，本文提出的翻译话语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学科本位和外位研究的某种综合。基于这个理解，本文认为，翻译话语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显性翻译话语的注疏上面，还应该注意到翻译话语机制的问题，即翻译话语是如何生成的，从而聚焦于以下新的问题系：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说的，对谁说的，有什么目的，产生了什么效果，什么没有说，等等。这种研究不是从某个先验的两元结构出发去建构和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体系，而是从实际发生的历史当中去检讨中国翻译话语的生成与演变，认为翻译话语除了有显性与隐性的类的区别，还存在中心与边缘，高层、中层和底层的区别。以再语境化为特点的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在摆脱了种种束缚研究的预设之后，必将打开一片广阔的研究空间。它所带来的最大变化在于，对材料的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材料是指史料，是中国翻译话语研究的基础性要素。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材料可以进入研究的范围，这和研究所持有的预设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后者形成了观察史料的框架，它只能看到它能够看到的东西。受到以上三个预设的影响，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最常使用的材料，按照受欢迎程度排列，有这么几种：（1）报刊杂志上的文章；（2）独立发行的译本的译者序或跋、前言或后记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副文本；（3）日记、书信与回忆录等更为周边的文本；（4）大会报告；（5）翻译教科书；（6）二手研究，等等。受到纯粹主义论、聚光效应论和单一传统论的影响，目前在学界流传较广且影响较大的一些中国翻译话语史著基本上在上述材料范围内搜集显性翻译话语，而且主要集中在前面两3种。然而，如果我们打破目前的3个预设，会极大拓宽材料的使用范围、关注的重点和使用的方式。这里聊举几例说明。

在现有的主流翻译话语研究中，教科书几乎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材料，因为聚光效应论使得多数研究把重点放在了精英与经典上面，并不认为存在其他形式的翻译话语。但实际情况是，翻译话语是分层的，如果把名人语录看作是高层话语，它们占据了一个时期注意力的中心，但还有大量的中层甚至底层的话语，广泛存在于诸如教科书这样的材料里。因此，教科书的重要性就变得突出了起来。细究来看，这里的教科书至少可以分成3个不同的类型：（1）英语教材；（2）翻译教材；（3）教辅读物。英语教材中存在着翻译话语，它主要体现在教材当中的翻译习题这个栏目。通过分析翻译习题的内容、形式、参考答案等部分，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时期特定话语社群所持有的翻译话语。当然，在考察教材的时候，需要考虑时代环境的影响。1949年之前和之后出版的教材存在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教材生产的方式上面。后者受到一体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内容方面大量增加来自苏联的介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展开批判，对剥削与反抗主题十分青睐等等。比如国立交通大学英文教授（李泽珍等）合编的由上海苏新书社1949年10月发行的供大学一二年级教学或自修之用的《大学适用新时代英文选》（New Era English Readings for College Students），以及孙大雨主编、朱复等编注的由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1年1月出版的《人民时代大学英文选》（The People’s Era College English Readings with Annotations），均选入大量的有关“揭露压迫剥削，戳穿战争阴谋，反映群众生活，指示社会前途及武装斗争力量的内容。”（王建开，2020：9）马列文献是入选的热门，由于这类文献的特殊性，不会允许自由式的翻译，因此这个现象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影响了中国翻译话语对忠实观的根深蒂固的依恋。

翻译教材最能直接体现一个时期教育体制内所普遍接受的显性翻译话语是什么样子。比如陆殿扬（1958）所著的《英汉翻译理论与技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书1958年由北京的时代出版社推出，但之前曾经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军委会外国语文学校使用，并于1956年冬被高等教育部批准作为大学英语系翻译教材，影响十分广泛。本书对英语语言规则的强调反映了那个时代对翻译的基本认识。相比于公开发行的教材，教辅读物不太引人注意，它们很多以双语对照形式出现，有的是单行本图书，有的是英语学习杂志。这些材料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有大量印行，是中国现代翻译话语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承载形式。教辅读物基本目标是为了英语学习，但往往会刊载一些有关翻译的技巧、策略和方法的内容，偶尔也会刊登一些翻译竞赛和获奖译文的信息。这些刊出的竞赛获奖译文以及评选的标准说明，都给研究翻译话语提供了难得的材料。比如上海艺文书局的《名著选译》月刊。此月刊为双语对照的英语学习类刊物，1946年3-4月号的第21-22期，刊出了一则“第三次悬赏征译揭晓”，竞赛原文为一篇题为“How to Stay Young”的大概只有300字不到的英文短文。本刊的悬赏征译只针对大中学生，共收到征文40余篇，获奖者一共5名，分别来自杭州国立浙江大学法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2名）、南京国立临时大学补习班和上海之江大学文学专修科。本次征译的评阅者是黄邦桢博士，时任天津达仁经济学院院长，而评价译文的标准有3条，即“翻译无误；词句优美；文体流畅，能表达原著之精神。”（《名著选译》月刊，1946：145）这是典型的显性翻译话语，和当时的高层翻译话语如严复的信达雅有不少共鸣之处。如果将获不同奖项的译文和原文比对，可以更加直观地体会到翻译话语的真实面貌。

20世纪40年代，类似《名著选译》的出版物还有不少，比较知名的有温致义主编的《现代英语杂志》，由现代外国语文出版社印行。该杂志除了有梅鼎樑主持的“英文中译漫谈”和陈晓崐主持的“中文英译初步”栏目之外，几乎每期都有“悬赏竞赛”一栏（1945年9月第4卷第2期），其中使用的例句颇能反映当时在特定话语社群中流行的翻译话语。该杂志后来更名为《现代英语周刊》，从1947年3月6卷2期的封面所印刊物声明可以看出，“作文方法及翻译研究”是它其中的一个办刊宗旨。而翻译竞赛截至本期也已经举办了23届了。另外还有《长风英文半月刊》、《英文月刊》、《竟文英文杂志》等，均刊登类似可以反映出时代翻译话语的栏目。

与翻译教材类似，1949年之前出版过相当可观的翻译辅导书或翻译教程，这些在当时高层翻译话语的讨论中是很少被关注和提及的，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也很少被使用。比如，方光源编著的《翻译实习指导书》，由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出版。这里的实习是指实践或练习的意思。书中用10个章节讨论了翻译的意义、翻译的困难、翻译的方法、译者的素养、论译名、诗歌翻译、翻译实习的方法等内容，并附有散文翻译和诗歌翻译的练习。值得注意的是，方光源在第一章“翻译的意义及本书的意义”里对翻译一词进行了词源学的分析，其中提到“近年来又有人创翻译学之新名词”（方光源，1930：2），其定义为“用乙国的文字或语言去叙述甲国的文字或语言；更将甲国的精微思想迁移到乙国的思想界，不增不减本来的面目；更将两国或两国以上的学术，作个比较的研究，求两系或两系以上文明的化合，这个学术，叫做翻译学。”（同上）方光源并未指明是谁说了上面的话。这段话来自蒋翼振（1927：5）编著的《翻译学通论》。方光源认为这个定义并不高明，指出无论是《说文解字》还是辞源对译的解释都不适当。他认为，“翻译这件工作，实不仅传他国言语文字而达其意，谓之翻译，即以本国现代语言文字传本国古代语言文字而达其意，也是翻译。像用白话文来译《尚书》《诗经》，即其一例。”（方光源，1930：3）这个认识和雅克布森（Jakobson, 1959/2012: 127）提出的语内和语际翻译是一致的，时间上却早了近30年，其新颖独到之处令人惊叹。虽然本书主要目的是为了给翻译实践者提供几条“翻译的正当的原理与实用的方法”（方光源，1930：6），但他同时将文言与白话的转换也就是语内翻译也作为一部分附在书后，供翻译参考，这个看法无疑超越了他那个时代的普遍认识，亦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评估中国翻译话语的丰富性和多元性。

说到方光源所批评的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这本书当初也是蒋氏在安庆掌教圣保罗高级中学的时候教授翻译课程时准备的讲义。这本书的自序提到，本来还计划等这本书出版之后，再从事编辑《中国译学史》的工作。果如所言能够实现，这对于中国翻译话语研究来说当是一个重要贡献，不过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此书似并未问世[5]。蒋氏也是从辞典入手，对中文的翻译二字和英文的Translation进行解释，于是便得出了上面所引用的关于翻译学的定义。然而这本书虽说有12章，但除了最后一章为他自己所写，其余基本上是对当时各家观点进行的综述和梳理，有点像翻译论集。如果我们不必纠缠于书名是否契合全书主题，这本书或可看作中国现代翻译理论的最早的论集。与前面两个著述不同，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高级英文翻译法》（Advanced English Translation，1947）一部分讨论翻译的原则，一部分讨论翻译的方法，最后列出学生翻译的实习5篇。本书由林汉达编校，林氏时任上海之江大学教育系主任兼英文教授，实习部分来自上海之江大学英文翻译班。林汉达担任世界书局英文编辑多年，本书是他的教学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探讨当时的翻译话语自然有很大的帮助。此类图书还有大东书局1946年印行程豫生编的《实用标准英文翻译法》（The Practical and Standard Method of English Translation），桂林民光书局1944年印行赵任元编著的《实用英文翻译法（英汉对照）》，商务印书馆1927年印行李文彬编纂的《增订华英翻译金针上编》，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打破固有预设之后，首先更多的新材料会涌现出来，比如课堂翻译讲义，偶尔抬头旁观一下中文学界，发现对中国现代文学课堂讲义在史料考古方面已经深挖勤作了（宫立，2017；李犁耘，1986；刘恋，2014；梅光迪、杨寿增、欧梁，2010；王波，2016），翻译学界似乎对此不太敏感；其次更多的旧材料会提供新看法，比如杂志和报纸上刊登的很少被人使用的翻译招聘广告，1949年之前大学校报的翻译活动报道，1949年之前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翻译考试条款，以及工商法规公布的保障翻译权规定立法院同意保留的说明等等。由此可见，我们可以使用的材料以及使用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而反思当前翻译话语研究的实况，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当下所建构的中国翻译话语的面目是不完整的，需要对其进行补充、修正甚至是重写。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在西方翻译话语所构成的他者镜像中获得了自我的身份意识，逐渐从单纯的史料整理走向多样化的专题和断代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不得不指出，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在理论、问题和材料等方面均存在不少亟需克服的障碍。最突出的方面在于，现有的研究在理论预设方面受到纯粹主义论、聚光效应论和单一传统论的束缚，结果造成了在问题的提出和材料的使用上还存在相当的不足，表现在一方面错误地将中国特色翻译话语体系中的特色等同于或简化为传统，研究的问题无法与更大的话语社群和话语世界产生积极而深度的互动，另一方面在材料使用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欠缺。

本文提出，中国翻译话语研究应该打破“三论”的束缚，坚持再语境化的基本立场，区分显性和隐性翻译话语的类型，划分高层、中层和底层翻译话语的层次，明确翻译话语社群的多样性和翻译话语机制研究的必要性，关注话语世界中广泛存在的沉默的大多数，通过扩展翻译话语研究材料的内容、形式与范围，发掘新材料，翻新老材料，回答谁说了什么、对谁说的、在哪里以什么方式说的、说的效果如何以及什么没有说等一系列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近历史的真面目，展现出一个血肉丰满而引人入胜的中国翻译话语形象，从而补充、修正甚至重构中国翻译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