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王祥兵、林骊珠、陈涅奥：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对当下中国外译战略的启示

王祥兵，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军事翻译史，翻译与战争，语料库批评译学。

林骊珠，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全军优秀教师，研究方向：文化翻译。

陈涅奥，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料库批评译学。

    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

对当下中国外译战略的启示

抗战时期延安的翻译活动主要表现为：一是延安主导的文艺翻译，这包括延安地理空间内所发生的文艺翻译，如《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中的文艺翻译，还包括在延安地理空间外发生的由中共直接间接领导的文艺翻译，比如上海复社的文学文艺翻译等；二是延安的马列主义作品翻译，这是抗战时期延安最重要、成果最丰富的翻译活动，它的翻译产品为中共政权的法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三是延安翻译人才培养，为中共抗战培养了一大批战场急需的军事翻译人才；四是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的翻译活动，完成了一些重要的抗战资料和文献的翻译，特别是在中共领导人作品的外译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比如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译；五是延安交际处的翻译活动，突出贡献是为到访延安的中外记者参观团、美军观察组提供了翻译服务，为延安的对外交往做出了重大贡献；六是外国记者报道红区作品翻译潮，当中外国记者报道延安及革命根据地的大量作品及时翻译成了中文，对红色中国话语体系形成及形象建构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翻译活动都是在中共政权主导下完成的，由此可以看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政府非常重视翻译，从最高领导人到政府决策，都为翻译提供支持，把翻译为战争服务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为中共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抗战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共政权在抗日战争以及随后的解放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于1949年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新中国政府也全力加强文化建设，并急切希望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树立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正面形象，以期融入到世界各民族的发展潮流之中。在这个形象建构的过程当中，翻译被委以了重任，目的是要把代表中国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新面貌的作品，通过翻译在国外传播。这种对外翻译传播的需求与中国的发展同频共振，直到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外翻译传播中国文化，构建以中国自身为主体和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成为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刚需，以翻译为重要手段的中华文化“走出去”顺应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发展路径之一。这种服务国家战略的翻译成为了一种国家意志和国家行为，形成了以国家机构赞助为主导的文化外译模式。

文学是一种基于现实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的艺术审美形式。各种文化在对外交流中，都倾向选取能代表自己文化形象和特性的文学作品通过翻译对外传播，以求得自身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一席之地。新中国1949年10月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很快于11月成立了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开始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着手对外译介中国文学文化作品。“1952年国际新闻局正式改组为外文出版社，1963年又改为‘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简称‘外文局’，其专门职责就是编译出版外文书刊”（倪秀华，2013：79），以加强对外宣传社会主义中国新形象，而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成为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倪秀华，2012）。另外，“1951年，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创刊，1953年并入外文出版社，成为当时中国内地唯一一份刊载中国文学译作的综合性刊物”（马士奎、倪秀华，2017:137）。国家政策层面也给予文学翻译很高的政治定位。1954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文化部长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实现亚洲及世界各国的集体安全、和平共处的伟大事业中，国与国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文学翻译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茅盾，1954）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1962年与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进行谈话时，更是明确指出“外语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掌握了外语，[才能做一个好的翻译人员]，才可以把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介绍出去，扩大我们的革命影响，加强对帝国主义的打击”（马士奎、倪秀华，2017:141）。

有了这样一种政治定位，文学翻译肩负起了对外宣传新中国，更新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认知，重塑新中国形象的重任。据统计，在1949年至1966年的建国首17年间，外文出版社共使用22种外文出版了4108种图书（马士奎、倪秀华，2017:144-145）。在所使用的外文中，英语无疑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译介语言，因此这个时期英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大致可以代表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整体面貌。

外文出版社有两种途径出版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一是通过其英文杂志 《中国文学》；二是出版单行本。《中国文学》的办刊宗旨是要对外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形象，翻译选材以承载新中国形象的革命历史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为主，但对于许多被认为反映时代特征的优秀长篇小说的翻译，由于受到期刊杂志的版面限制，只能是节译或选译，如《新儿女英雄传》《平原烈火》《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等等。而这17年期间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作品单行本“有171部之多，……其中古典文学作品17部，现代作品20部，当代文学作品则有134部，占78.36%”（倪秀华，2012：27），可见当代小说的英译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反映出当时新中国政府热切想要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新面貌，打破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封锁和孤立，消除敌对情绪，获得新中国政权应有的政治地位。显然，这些对外文学翻译在传播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夹杂着为了实现赞助机构即国家政府对外宣传与建构新中国新形象的政治意图。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在文化层面的建设和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本土文学创作和外国文学翻译陷入低谷甚至一度停顿，但由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中国对外文学翻译并没有完全中断过，虽然数量有所减少，并且由于国家管控更加严格，使得作品选材更加单一。这个时期，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仍然充当着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主要窗口，主要的翻译作品是《毛泽东诗词》、几部“样板戏”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以及一些当时盛行的“标语口号式”作品。这些翻译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和集体主义价值观，构建自我文化形象，彰显独立身份存在以及寻求合法性认同。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国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各个领域成就斐然，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言：“归根结底，控制人类共同命运的努力成败，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思想”（曲慧敏，2012:21-22）。中国在拥有比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后，更加努力向外传播自己的“哲学和文化”，着力构建自己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以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打造国家软实力，提升国际治理能力。早在2002年7月，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就提出了文化“走出去”战略，要求“大力传播当代中国文化，……树立当代中国的崭新形象，把我国建设成为立足亚太、面向全球的国际文化中心。”（孙家正，2003：11）2006年9月，文化部出台《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提出“实施文化创新、人才兴文、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部，2006）以此规划为标志，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正式形成。

在这个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中，翻译再次被委以重任，国家相关机构以赞助人的身份，出台了一系列大型中华文化外译项目。

中国当下大力施行的外译战略与抗战时期延安的翻译活动尽管在时间上相隔了几十年，但从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来看，两者资本积累的策略有着共通之处，都是牺牲短期的经济资本，着力积累长远的象征资本，其根本目的也是一致的，即助力打破旧的话语体系、建立新的自主话语体系，为构建自身崭新形象提供话语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抗战时期延安的翻译活动对于中国当下的外译战略具有启发意义。抗战时期延安政权的资本占有情况已有较充分论述（可参考王祥兵、穆雷，2018；王祥兵，2019；王祥兵、徐芳，2021），这里我们着重看看中国当前在国际场域中所占有的资本总体情况。从经济资本来说，中国在2010年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经济资本的占有量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尚未从根本上扭转西方国家对中国政体长期以来所构建的负面形象，反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这其中当然有政治因素在操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面临着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和破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以意识形态划线，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看成是他们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威胁。”（李家祥，2023：67）但从资本的构成来看，经济资本是基础资本，要想从根本上对冲西方构建的“中国威胁论”负面形象，中国还必须大力积累更高阶的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参考Bourdieu，1977：177-183），更通俗地说就是构建软实力。而软实力的建设和积累滞后于经济实力的发展。中国要成为世界级强国，一方面要有强大的主要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构成的硬实力，另一方面还必须要有主要由文化、政治制度、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等构成的软实力，缺一不可（许峰，2015）。随着中国经济资本在国际场域中的占有量不断增加，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很可能超越当前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国际场域中大国之间的博弈会更加激烈，这种博弈的本质是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等各种资本的争夺（Bourdieu，1986）。从当前的国际场域来看，中国的资本积累特别是软实力资本积累有限，导致在场域中资本的位置仍处于劣势，具体表现为国际话语力量仍然较弱，国家形象也由于西方话语长期抹黑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国家形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象征资本。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与形成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海外的中国形象“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主导塑造者：18世纪是法国，19世纪是英国和德国，20世纪以来主要是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构建的中国形象主导、影响着西方的中国形象，而这一时期由于美苏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被美国视为敌国，负面的中国形象成为抹不去的主色调”（姜智芹，2016:82）。虽然这种负面形象的主色调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建交以及中国采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化”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有所减淡，但进入到21世纪之后，负面色彩却随着中国不断崛起而有变得愈加浓厚的趋势，因为“大国崛起的速度、方向和意识形态……，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疑心、戒心、嫉妒和恐惧感，引起反抗和反作用。”（门洪华，2005:31）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是世界重要一极，其日渐强大和崛起，冲击了当下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并且“对西方世界而言，中国是意识形态的‘他者’，‘专制’、‘残暴’的中国形象更符合西方自我形象建构和文化身份认同的需要。”（姜智芹，2016:83）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和打压，对中国形象的抹黑，也因此成为了西方的“政治正确”。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原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从2011年起，在全球展开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调查。2018年时调查了全球22个国家，其中亚洲7个，欧洲7个，北美洲3个，南美洲3个，大洋洲1个，非洲1个，获取样本11000个（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2018）。此次调查发现“2018年海外受访者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为6.2分（满分10分），与2017年基本保持一致，但发达国家受访群体给中国形象打的分数从2016-2017年的5.6分下降为5.4分”（同上），从这里我们可以隐约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遏制。可见，尽管中国经济资本不断强大，而以中国国家形象为代表的象征资本至少在西方国家眼里并没有跟着强大。当然，历史的发展有其周期律和客观性，不会随个人主观意志而转移，中国的崛起顺应历史潮流，同样具有必然性和客观性。但在崛起过程中，必须以举国之力和智慧，才有可能突破当前对中国极不公正、极为不利的基于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话语权框架。中国的文化外译战略作为一种发展路径，如何突破西方框架的限制和阻碍，真正有成效地建设中国国家软实力，构建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成功案例能够提供一些启发与思考。

3.1 翻译助力建立一套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抗战时期红色中国的正面形象能够成功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国记者大量正面报道红色中国的作品在国内外广泛传播，并“在中国国内形成红色中国报道作品翻译潮”（王祥兵、穆雷，2018:32），促使了“红色中国”正面话语体系的形成。20世纪三四十年代，“汇聚延安的域外作家，为中国的国际形象认知拉开了书写‘红色圣地’的序幕。国际视野中的延安形象，是在历史与社会所交织的文化语境中，被域外作家、记者的延安文本合力塑造的。”（赵学勇、王鑫，2018：151）这些域外作家自身的革命意识和较高的艺术创造力，使他们的延安书写具有真实的在场感和感染力。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对“红色中国”的认知存在两种互为对立的话语体系，一种是“红色圣地”，一种是“红色威胁”。这两种话语交织反复，交锋碰撞，而最终“红色圣地”话语体系胜出。红区报道作品及其翻译推动形成一套崭新的、融通中外的正面“红色中国”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极为详尽、系统，涵盖了红色中国的方方面面，取代了国民党政府那套旧的对“红色中国”污名化的话语体系，构建了生动鲜亮的红色中国正面形象，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抗战时期延安的他者书写和他者叙事有特定的历史语境，但本质上仍然是延安本体的运作和发声。当下中国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不断提升，向世界传播中国更离不开中国自己的声音，这取决于我们自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达程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有超过35篇关于话语体系建构的文章刊出，其中的关键词比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特色原创学术话语体系”“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中国本土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等等，都彰显了中国在各个学科领域构建打上中国标签的自主话语体系的意图和决心。这种“社会科学中国化”趋势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亟须构建一套能够阐释中国道路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使这套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再普遍化”（胡键，2021:6）。中国自主化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否真正建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能否最终打破西方国家自从殖民时期建立起来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而创建由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话语体系，这对中国的可持续复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国自主构建的话语体系要影响世界，就必须要经历一个“再普遍化”过程，在世界广泛而深入地传播，融通中外，与世界对话，被世界接受，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级的话语体系，否则“这种知识会自我屏蔽、自我封闭，这种本土化的知识所承载的故事就无法让世界所理解”（胡键，2021:7），这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高质量的翻译对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抗战时期延安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大力开展各种翻译活动，推动“红色中国”话语体系建立，而现在中国日益强盛，开展的各项大型外译项目更应该有底气推动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助力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自主话语体系，为建设强大的国家形象提供话语支撑。

3.2 政府不计经济成本赞助扶持翻译

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生产的资本类型中，经济资本所占比重很低，很多时候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把重点放在生产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王祥兵、穆雷，2018）。这样在一定时期内会导致这些翻译活动经济资本的亏空，这种亏空由政府赞助来填补，以保证翻译活动持续进行，特别是在中共急需的马列主义作品翻译方面，资助扶持的力度非常大，1938年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下设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王祥兵、徐芳，2021:8）。

中国外译战略作为一种国家翻译实践行为，延续了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传统，国家在经济资本方面对外译项目全力赞助，比如“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hina Book International）赞助国外出版机构，他们出版中国图书时，中国政府资助图书的翻译等相关费用，以鼓励外国出版机构积极翻译出版中国图书；“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则特别注重与国际出版机构合作出版中国图书，包括文学、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书籍都受青睐，这些书籍出版时除资助翻译费用外，还资助出版及推销费用（魏清光，2012:194）。据统计，“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在“十一五”期间进步显著，“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俄罗斯等54个国家322家出版社签订了资助出版协议，涉及1558种图书，33个文版，资助金额超过8100万元”（吴娜，2011）。还有很多外译项目，包括“熊猫丛书”项目，《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国剧海外传播工程”，“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今日中国文学》英文学术杂志，《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英文版，“当代小说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国家不计经济成本的赞助下进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和话语权，积极建设国家形象，同抗战时期延安的翻译活动一样，都是牺牲短期的经济资本，积累长远的象征资本。

3.3 提升翻译需求

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在国内外形成了良好的双向互动，输入方和输出方都有强烈的翻译需求。翻译需求是“翻译活动得以开始、延续、完成的一种内在决定力量；它的产生可以启动、推动翻译，它的改变可以改变翻译走向，它的消失可以终止翻译”（王友贵，2013：72）。按照翻译需求理论，翻译活动能否持续通常取决于输入国是否有持续需要，这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单单输入国有需要，翻译多半会发生；第二种情况，输入国产生了翻译需要，输出国也产生了需要，翻译必定活跃，这是最好的情况；第三种情况，如果输入国没有需要，而输出国单方面有需要，翻译活动要么不发生，要么由输出国强行开展，效果往往不佳。”（同上）抗战时期延安的翻译活动对于输入方延安来说，有着强烈的需求驱动，即为延安生产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为延安建构“红色圣地”形象，打破封锁，赢得话语权和法理性（王祥兵、穆雷，2018）。

现今提到的“图书贸易逆差”“中国的翻译方向发生逆转”“译出工作量大于译入工作量”等等说法，都是翻译需求的杠杆在翻译中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从中国国家版权局2018年总体版权输出和输入的数据以及图书版权输出和输入的数据来看（见表1和表2），总体输出版权为12778项，输入版权为16829项，输出为输入的75.9%；图书版权输出为10873项，输入为16071项，输出为输入的67.7%，所以中国的版权贸易逆差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但是研究表明，“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翻译市场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中国的对外翻译工作量首次超过了外译中。这说明，中国已经从一个输入型翻译市场变成了输出型市场。”（黄友义，2015：5）可见尽管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存在逆差，但是这些年随着中国文化外译战略大力实施，各种国家级大型外译项目相继展开，翻译工作量很大程度上稀释了版权贸易逆差，使中国“从一个输入型翻译市场变成了输出型市场”，奠定了输出型翻译市场的格局。

中国外译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对外进行中国文化产品的输出，版权产品翻译的行为可以发生在境内，也可以在境外，普遍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发生在境外，即由输入国的相关专家、学者、译者真正根据自己的翻译需求，来发生翻译行为。如果翻译行为主要发生在输出国，那么输出国必须考虑自己的翻译产品能否在目标语环境中真正得到传播，被受众接受，也就是必须要考虑目标语环境中输入方的翻译需求。前面说了翻译需求的第三种情况是：“如果输入国没有需要，输出国单方面有需要而强行开展外译活动，效果往往不佳”（王友贵，2013：72）。

由中国官方赞助的某些外译项目可能一定时期内属于第三种情况，例如王友贵考察了“中华学术外译”文化工程得出结论：这项文化工程没有认真考虑输入国的翻译需求，而可能更多地是考虑输出国官方之需，所以有可能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王友贵，2013：75-76）。众所周知，文化产品和学术产品更多的是属于观念层面或精神层面的东西，在资本链中属于高阶资本。中国文化外译战略的重要目的，是要为中国积累象征资本，在国际上构建中国的积极形象和话语权，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消极等待，必须主动作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便是中国积累象征资本的一种重要努力。当然，由于对话语的理解受制于受众的知识结构和水平，而且话语还有民族差别、语境差别、意识形态差别、宗教信仰差别等，因此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在对方需求驱动不强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是言者有意，听者无心”（胡键，2021:6），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中国故事”传播效果不佳，有可能“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但这都是中国文化、中国学术走向国际的必经之路，是中国积累高阶资本必须付出的代价。由官方机构推动的国家翻译实践强调的是长远的战略性目标，而非短期的功利性效果，在资源配置、组织实施、翻译规模、翻译质量、传播推广、长期坚持等方面具有其特点和优势。实施中华学术外译，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典型的国家翻译行为，不能用一般的市场规则或效果好坏标准来衡量（覃江华，2022）。在国家赞助足够经济资本的前提下，吸取几十年来以国家赞助为主的外译机制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外译的政策和方法，并且“中国是一个具有世界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的实践无论如何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并进一步引发世界的认知”（胡键，2021:6），了解中国的愿望会越来越迫切，对中国文化产品和学术产品的翻译需求也会不断提升。

3.4 增强翻译产品的国际传播能力

国际传播能力是指“国家行为体以自身综合实力为基础，以大众传播为主体，以思想、文化与价值观等为主要内容，通过运用各种传播渠道和平台构建国际文化认同，不断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的能力”（王向阳，2022:1）。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产出的许多译本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文本的内容深入人心，深刻影响了社会认知。“红色中国”话语突破封锁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经典案例，其借助他者叙事和翻译来传播延安故事、塑造延安形象，为新中国国际传播事业发展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王向阳，2022:42） 

“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版的‘熊猫丛书’，是一大批杰出翻译家辛勤劳动的结晶，许多翻译大家如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萧乾、杨绛、傅雷、王科一、杨必、任溶溶、草婴、傅东华等都参与了翻译”（魏清光，2015：158），但由于“熊猫丛书”并未真正通过市场化手段进入国际图书流通领域，因而其传播能力有限。当然，不管“熊猫丛书”整体传播效果如何，当中的某些类译本仍然在国外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比如当中出了一本《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选》，入选的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轻女作家。这本书翻译出去后“卖得相当好，很受国外读者欢迎，以后再版了三、四次”（耿强、熊振儒，2020：27）。国外对中国的女性作家感兴趣也是因为国外对女权运动的重视，于是对中国女作家有兴趣。还有谌容的《人到中年》，在国内的反响很好，经“熊猫丛书”翻译到国外后销路也很好。另外“熊猫丛书”中有些翻译作品“还被英美的很多学校选为教材，比如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开了一门课叫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他们选择鲁迅的《药》《狂人日记》，茅盾的作品以及当代作品如张贤亮的《绿化树》，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作为教材，并在课堂上讨论这些作品”（同上）。所以选择并逐步建设具有世界关怀、能与世界对话的传播内容，通过目标语环境中他者再叙述、意义再建构，能够成为加强中国文化外译产品国际传播能力的有效路径。总结起来看，“熊猫丛书”是几代人通过付出不懈努力而创造的中国文学外译第一“知名品牌”，当中出版的某些作品在国际产生了较好的传播力，“它的停办停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中国外译事业的一大损失”（耿强、熊振儒，2020：30）。

出版机构是图书传播过程中关键的一环，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大部分出版机构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还无法完全通过市场化手段参与到国际出版界的竞争中去，很多图书的国际出版还需要国家的扶持，而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图书难以在世界图书市场得到很大份额，在国际上的传播力会受到限制，比如“熊猫丛书”就是这样。这对于我国在当今异常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中非常不利。所以，中国文化要真正“走出去”，国家的扶持应该要有期限，赞助的力度也要有变化，除了赞助项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赞助这些项目真正参与到国际文化市场的流通和竞争中去，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碰撞。鉴于此，在中国的外译战略中，还必须要有如何提高我国出版企业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具体措施，拓展国际文化市场，促进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去”，在国际文化语境真正得到传播（魏清光，2012:202-203）。中国图书只有被输入国接受，中国文化才会在域外环境中焕发生命力。有了持续的生命力，才能产生蓄积中国文化象征资本的土壤，为国家形象建构打下基础。

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给予当下中国外译战略重要启示。中国外译战略的重要目标是通过对外翻译输出中国优秀文化产品，构建中国国际形象和自主话语体系，为中国获得更大国际话语权，重塑全球话语生态。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加大，经济资本实力不断增强，中国象征资本实力相应增强，中国主导国际局势的能力在不断提升，中国自主构建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话语体系框架正在形成。尽管如此，受当前世界格局所限，中国的文化知识体系仍较难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在日趋激烈的世界文化战争中，因为国际话语权仍比较薄弱，我们还处在比较被动的位置。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今天出口的是产品，而不是思想观念。……即便中国参与世界经济贸易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中国最多也只可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而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输出上，仍然是一个无需重视的小国”（项久雨，2017）。撒切尔的言论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中国的文化思想，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走出去”的极端重要意义，也可体会到中华文化外译战略制定者们的良苦用心，“中国必须向世界贡献思想学说和理论，才能体现中国的大国地位”（胡键，2021:7）。不夸张地说，中国仍然在经历着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一场事关中华文明兴衰的文化抗战，在这场抗战中，中华文化外译是一种重要武器。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