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定调，疯狂大基建时代巨大转折。
而背后，更是中央对地方的“灵魂拷问”：过去十几年地方上借了这么多的钱搞城市发展、市政项目，那么这些钱到底有没有形成真正良性的资产？
财政部、住建部等六部门最近联合发布了《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严禁为没有收益或收益不足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违法违规举债，不得增加隐性债务。
哪些基础设施是关注点？
不仅包括地铁、有轨电车这类大型交通，连城市道路、桥梁、隧道、公交场站、广场、公园绿地、环卫、排水、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设施这样的基建都要纳入管理。
很明显，地方市政大基建要停了，地方政府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什么都不让建，让我怎么发展？”
时代转型，中央的用意，就是给地方戴上紧箍咒，原因很简单：过去的发展模式必须淘汰。
很长时间里，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往往都是过去重复基建、无效基建、过度基建的重灾区。
比如甘肃天水，上马有轨电车项目，规划投资90亿，年运营成本4000万，结果开运以来收入仅为160万，财政亏空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不顾收益率的基建？
一个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观，要发展，先让城市有个时髦的项目再说，发展不起来，借钱还不起，都是下一任领导层的事，与我何干。
另外，搞大项目，地方政府手里才能有大钱。
这就有了不顾收益上马项目的动机。据报道，全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因位置偏远、周边配套不足、客流量低等缘故，处于未启用或关停状态，补贴用在哪了？只有地方最清楚。
过去二十多年里，地方借债搞基建，看似发展很快，但其实酝酿了一个脓包：地方债务。2023年，我国基建行业投资高达“23万亿元”，是房地产投资“11万亿元”的整整两倍，占我国GDP的18%，大多是发债驱动基建，直接后果就是有的地方债务利息都已经是天大的数字。
根据广发固收的统计，包含隐性债务在内，2023年重庆、云南、贵州等10省份，地方债务规模已经超过了地方财政收入的5倍。其中青海、吉林更是超过了8倍。
31个省级行政区中，财政收支缺口超过1000亿元的省份有23个；缺口超过2000亿元的省份多达15个，财政缺口3000亿以上的也有4个，四川更是以4130亿元赤字位居首位。其余三个省份是河北、河南、湖南。也就是说，除了上海，全国只有广东、江苏、浙江、北京、天津几个省市自给率在80%以上，其他城市全部需要举债度日了。
所以这两年中央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要刹住这股风气。
一是管住地方“一把手”。中央先后出台和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文件，进一步加强对地方一把手的监督监察，从制度上堵住政绩冲动和建立问责追责机制。
二是收紧中央审批。比如地铁、轻轨、高铁等。就拿地铁来说，现在想建地铁必须GDP超过3000亿元，财政收入超300亿元，市区人口超300万人才行，沧州、哈尔滨、包头等地因此铩羽而归。
三就是这次六部委出台的文件了，我称之为对地方的硬性约束条件。
地铁高铁这类项目审批权都是在中央，中央自然容易把控，但地方上要是想建设个广场、主题乐园，那审批权就不在中央了，地方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权以及操作空间，也还是会有盲目投资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也是这次财政部、住建部等六部委发布《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的灵魂所在：
地方仍可以上马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但硬性约束条件就是收益率必须能覆盖借债的本息，否则就不能上马，违规上马就要面临中央问责。
时代趋势已经出现大转折：从GDP最大化，转向了债务最小化。
所以，地方上最近掀起了砸锅卖铁热潮，纷纷盘算自己的家底，卖了还债。
事实上，从去年中央的35号文、47号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地方要“砸锅卖铁”来化债，各个地方也十分积极地响应，纷纷在重要文件、重要会议中提及“砸锅卖铁”、“壮士断腕”等词汇。
但如果结合下今天六部委出台的《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我认为还有另一层更深的意味，就是结合上“砸锅卖铁”其实更可以看做是对地方的“灵魂拷问”：
过去十几年地方上借了这么多的钱搞城市发展、市政项目，那么这些钱究竟都投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形成真正的正资产？这些都必须算个清楚、算个明白。
这个算账的过程或许才是“砸锅卖铁”最深刻的部分，也是中央要给地方算的账。
很长时间以来，一些地方陷入“债务繁荣”的思维，通过债务拉动投资从而驱动经济，短期虽然带动GDP增长，长期却陷入债务高企的隐患。
而《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办法》的出台，是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向，它意味着债务将成为地方的刚性约束和发展上限，也意味着投资驱动的市政大基建时代，彻底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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