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婚恋观念来自与父辈经验的共情和协商

无论你对婚姻的看法，或者态度是什么，婚姻话题始终是所有人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大部分人的婚恋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父辈的经验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刘子曦 何姣姣

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学院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婚恋观念的代际传递机制:

家庭婚恋叙事中的意义生成与亲子协商

近年来,原生家庭对子女婚恋行为的影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舆论倾向于将子女的婚恋观念视作原生家庭的产物,认为父母的婚姻质量会塑造子女对亲密关系的底层认知,直接影响子女在情感生活中的思维习惯与价值偏好｡人们似乎总能从亲密关系的遭遇与痛苦中找到父母的影子,也会把自身在婚恋交往中的行为逻辑归因于原生家庭的亲密关系模式,以至于“原生家庭说”几乎成为人们在解释择偶标准与交往体验时的单一框架｡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六成单身男女表示原生家庭影响了自己的处事方式,其中原生家庭良好的单身男女多数认可父母帮助自己建立了正向婚恋观,而在经常发生争执的家庭里,超七成单身男女认为父母感情不和导致了自己不懂得如何建立亲密关系,甚至对婚姻产生排斥心理①｡

尽管这种“原生家庭说”扣合了心理学的部分思路,但对安全感､人格､自我认同等使用又偏于空泛流俗,在解释青年一代的婚恋观构建及其父母影响上,不免陷入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逻辑｡而在社会学看来,婚恋择偶领域的“原生家庭效应”并非家庭教养对个人内心的濡化,而是代际互动的结果,婚姻择偶与代际变迁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这一结果如何发生｡

婚恋匹配视角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解释了两代人的婚姻匹配模式为何具有相似性｡该视角认为,婚恋匹配是男女双方为满足最大效用而对有价资源进行的交换,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子女的资源量[1][2][3]｡张翼以“阶层内婚制”来解释这种同质婚为何具有代际稳定性｡他指出,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会要求子女在择偶时选择社会地位相同或临近的配偶,通过保持“亲家”之间的社会阶层同构性来维护阶层内的联姻通道[4]｡代际变迁视角则从观念的世代差异入手,展现择偶标准､爱情理念等价值观的时代变迁｡吴小英指出,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下,传统的家本位文化正在淡化或衰落,被日益明显的个人本位倾向所取代｡家庭观念从强调“门当户对”“搭帮过日子”变为强调个体性､情感和自主空间[5]｡

家庭观的位移导致年轻一代对婚姻的“祛魅”｡也有研究者指出,两代人的婚恋价值观冲突并非无法调和,青年一代会就选择“结婚时间”和“伴侣选择”等方面和父母进行协商,以此来平衡孝道义务和个人选择[6]｡父母一代的婚恋观念也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状态,在传统普婚规范与浪漫爱情关系这两种婚育规范之间,男女双方父母均有各自的反思和调和[7]｡

这些研究对我们理解婚恋关系中的原生家庭效应提供了启发,将亲密关系的认知从差异化､个体化的心理实体转变为社会性､世代化的观念结构｡但这种结构性的分析仍停留在群体层面,还未深入“家庭”这一社会单元的内部揭示观念生成与演变的微观机制｡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似乎是隐身的,他们的观念也缺乏复杂性与流变性｡观念的代际变迁更像是子代对父代刻板观念的单向度继承｡观念传递的“媒介”也混迹在家庭教养的其他环节,弥散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阶级再生产脚本里,忽略了情感教育与情感沟通的特质,也就错失了对实践中世代观念如何构成的丰富洞察｡

笔者认为,研究者一方面需要回到微观,对婚恋观进行去抽象化的具体理解,分析建构婚恋观念的叙事框架､意义脚本与互动机制,以了解婚恋观的基本结构;另一方面需要理解代际关系,凸显代际互动的具体形式,以了解婚恋观的代际传递机制｡基于某大学57位研究生对父母婚恋经历的深度访谈,本文考察了父母与子女的婚恋故事与讲述行为,将叙事作为两代人分享亲密关系体验､共建亲密关系意义的作用机制,分析家庭婚恋观念的文化元素与意义结构如何生成,以及叙事带来的情感共鸣与经历共情如何作为重要媒介实现亲代观念向子代的传递｡

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关于观念的代际传递如何发生这一问题的讨论,现有文献可以区分出理念复制和理念教育两条基本路径｡第一条路径强调子女对父母观念的复制,认为子女会在家庭生活中或主动或被动学习并内化父母的行为方式和思维观念,形成和父母相一致的价值观念,旨在挖掘观念传递的微观机制;第二条路径指向家庭内部的教育,如父母的教养方式和意义实践,旨在理解子代的文化实践逻辑｡

(一)理念复制—信息接收与规范内化

家庭是观念代际传递的重要场域,父母作为家庭中最重要的主体,对子女观念的影响持久且深远｡例如,刘子曦关于家庭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宗教信仰会显著影响子女的宗教信仰,且当父母信仰相同时,这种传递性会增强[8]｡但这种传递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父母往往会通过两种方式影响子女的婚恋观念,从而使代际传递得以发生和实现｡一种是通过亲子关系传递给子女｡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学习,子女会潜意识地模仿父母的亲密关系和性别观念,从而形成自己的婚育观念｡研究表明,父母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会显著正向影响子代的生育意愿,即使是子女成长并成为父母后,父亲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仍持续存在[9],但随着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会有所阻滞[10]｡

另一种则是在亲子互动中影响子女婚恋观的习得和内化,良好的沟通和子代感知到的父母的个人魅力会使子女更容易在亲密关系中产生安全感和信任感,重视和复制亲子间的沟通互动模式和情感经验,婚恋的意愿和信心也因而更为强烈;相反,缺乏沟通的家庭环境会使子女下意识地将在家庭中所感知到的情感经验带入其他社会化情景中,怀疑亲密关系和家庭的社会意义,婚恋意愿和生育意愿也较低,甚至会出现恐婚和逃避婚恋的行为[11]｡除却直接的互动,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所理解的父母生活境遇､感受到的父母支持也会催生“自觉共情”,推动子女将自身的发展成就视为对父母的道德责任｡这种“理解式反馈”强化了子代对父代价值理念的接受程度[12]｡

上述研究以“接收—内化—复制”的模式来解释子代婚恋观的形成,该模式中,父母婚姻关系决定了观念向下一代传递的效率｡良好的婚姻关系会使父母将家庭资源集中投资于子女教育,并在育儿理念与决策上形成共识,从而拉长子女的受教育时间,推迟婚龄｡接收到父母这一支持信息的子女反过来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注在父母身上,以此回报父母对自己的无条件支持和陪伴[13]｡相反,父母冲突程度的增加会对子女的婚姻态度产生负面影响,使子女对婚姻产生恐惧心理,渴望但又害怕进入一段亲密关系[14]｡基于观念的代际传递的研究脉络,也有一些学者发展出一些分析性概念,如“精英文化的代际传承”[15]､“婚姻孝顺策略”[6]等,这些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婚恋观念的代际传递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理念教育—教养实践和意义建构

子女的价值观念和婚恋文化受到父母的影响,但反过来子女也会在社会生活中发展出自己的文化观念｡梅笑和吕鹏认为,经济精英正是在对父辈创业文化的挑战和创造性破坏中实现了社会和文化再生产[16]｡他们借助对家族企业二代的访谈着重关注了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文化继承和生产过程,指出二代并不是被动接受父辈的创业文化和默会知识,而是通过接受正规教育训练和学习系统性知识创造了自己的创业文化和企业观念｡

子女与父母的互动模式的变化实际上否定了子代会单向度地､自觉地接受父母的观念传递这一结论,子代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应当得到重视｡而另一方面,子女不是生来便如此,其所展现的文化逻辑和文化惯习是父母精心策划和培养的结果[17]｡通过这一过程,子代得以继承并发展父代的文化体验和阶层惯习,进行阶层地位的再生产｡马维娜进一步指出,父母在这里所展现的不仅是一套教养孩子的文化逻辑,更是文化行为､文化惯习的深层结构及其生命历程的切肤体验[18]｡相比自觉内化的规范,理念教育更为隐匿和复杂｡

以往大量的代际研究聚焦在教育和职业地位的传递上,而随着社会开放性的提高,共享的价值规范和文化资本在择偶选择和婚姻匹配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不同于自致性因素,文化惯习和阶级品味需要父母长期的资本投入,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经验也越来越被青年男女列为择偶的重要标准和婚姻摩擦的重要影响因素[20][21]｡

同时,父母不同的教养方式通常会引导子女对亲密关系的态度,在权威型､放纵型和忽视型的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子女在恋爱时都会主动告知父母｡不同的是,权威型教养方式会培养子女的婚姻自主性,放纵型的教养方式塑造了子女随意的婚恋态度,忽视型的教养方式则会使子女在择偶时考虑伴侣的亲职角色,避免延续原生家庭的教养方式;而成长于专断型教养方式下的子女会选择对父母隐瞒恋情,在婚恋方面的自主性较差[22]｡

(三)分析框架:作为叙事过程的观念代际传递

上述研究分别从理念复制和理念教育两个路径揭示了价值观念的传递何以发生｡前一种路径指出家庭环境中的社会化机制帮助子代完成了理念传承,后者关注了观念传递与家庭教养实践之间的关系,指出家庭文化的再生产机制在代际观念传递中的重要作用,凸显了再生产过程中父母与子女双向互动､子女在反思与对抗父代意识形态上的能动性｡但从婚恋观念的代际发生来审视传递过程,前述研究仍存在两点局限｡

第一,学者们注意到了代际传递发生的微观机制,强调父母对子女观念的示范作用｡根据阶级再生产理论,父代的阶级优势会通过精细化的培养方式和文化活动传递给子代,帮助子代在教育和职业方面获得成功[23]｡但这种传递往往是单向性的､认知性的,尤其是将之置于婚恋场域中,会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原生家庭说的个体还原主义思路,假设个体具有相同的心理本质,其行为也是心理本质的直接投射,将家庭简化为父母的亲密关系,从而悬置了社会场景与社会文化等家庭生活的结构性因素｡

第二,有关家庭教养实践的研究将“观念的习得”理解为文化资本的家庭培育,例如特定阶层的道德理念教育产生了怎样的文化资本与行为惯习,这些行为惯习又如何影响子代的阶层流动[24]｡但这类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的智育教育而非情感教育上,不过情感知识不同于学业知识,也与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有所区别｡情感的非实体性与关系性决定了我们难以从公开的社会活动中瞥见家庭情感教育的统一模式,情感认知更多地源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碎片化的日常互动与私密性的情绪表达｡

因此,本文选择家庭婚恋叙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亲子间有关婚恋经验的讲述,深入家庭内部,了解婚恋观念如何在家庭情境中生成并为子女所接受｡家庭婚恋叙事是指父母通过叙事性的理解来解释他们过去的生命经验如何影响他们的婚姻生活,他们所认同的有关婚恋的文化规范,他们认可的婚恋生活方式,他们认为适合子女的婚姻规划,以及子女对父母婚姻之道理解与反思｡

本研究的经验素材取自某大学研究生对父母婚恋经历的深度访谈,访谈主题为“父母的婚恋经历及其对子女的婚姻期待”,访谈时长在60—90分钟不等,共有85份访谈｡由于空间条件限制,部分访谈通过微信视频和电话进行｡子女就父母的相识过程､家庭关系､生育过程与小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进行无结构访谈,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家庭的婚恋历史与父母的婚姻感悟｡

需要说明的是,访谈并不是实现代际观念传递的工具,而是了解家庭婚恋史与内部人知识的方法,在方法论与操作程序上与一般的深度访谈无异｡同时,57名大学生并非都访谈到了父母双方,有些只访谈了父亲或母亲,因而受访者共包含41位父亲和44位母亲,文中受访者的名字皆为化名｡

受访的父母大多数是65后,在他们成长的年代,自由恋爱逐渐取代包办婚成为婚姻缔结的主要方式,但他们深受传统婚恋规范的影响,大多还是依靠传统媒妁和命理言说来促成婚姻的发生,这种注重关系外在性的婚姻被称为缘分婚姻[25]｡大学生则大多是95后,深受西方浪漫爱情脚本的影响,注重彼此之间的个体内在性,期望爱情婚姻[26]｡

之所以选择子女作为访谈者,有以下四点考虑｡首先,本文认为,家庭情境中的婚恋观念并非固结于个人内心的抽象判断,它具有小群体文化(idioculture)的特点,通过这一过程,父母与子女持续过滤､合并与重组着婚恋的文化元素,形成亲子两代共享的集体记忆与想象｡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与意义协商构成了观念的微观传递机制｡第二,婚恋经历与亲密关系具有私密性,情感叙事需要以信任作为前提,对个人情感认知的理解也建立在一定的共同生活经历之上｡在此方面,子女作为访谈者拥有他人不具备的优势｡访谈不但可以展现两代人真实的观念差异,亲子间的对话也为这种差异提供了具体的､情境化的内部解释｡第三,访谈者的教育背景较高,这的确提高了他们的反思性,较之教育水平较低的青年人,他们可能更不会不假思索地继承上一代观念,但他们的反思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抵抗,更体现在对他人的理解与共情能力上｡

第四,符号互动论指出,叙事相当于社会交往和角色互动｡通过叙事,组织成员交流行动经验､界定角色责任､解决遇到的问题,叙事扮演着“非正式的培训”的角色,参与者们共同完成了故事的讲述,叙事行为与日常生活相互构建｡本文关注的并非宏观层面的观念变迁,经验发现无法直接上升为对婚恋观念体系的整体性判断｡文章对经验材料收集主要指向叙事框架与讲述体验,目的在于呈现观念传递的微观机制｡尽管在人口学意义上,这一群体的观点难以推广到全体,具有局限性｡但在文化机制运作的层面上,却更能体现意义生成与协商的张力｡

父母爱情:熟人介绍与婚恋一体

父母成长的年代处于我国改革开放转轨变型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但程度不一,影响了社会开放程度,进而影响了父代的婚恋历程｡在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婚配实现了自由但尚未自主,谈恋爱仍被视为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通过相亲介绍的对象才具有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相反,在更加现代化的东部沿海地区,自由恋爱作为一种新潮的方式受到年轻人的欢迎,择偶的自由度和选择度有所提升,青年男女得以经由恋爱进入婚姻｡不同的结合方式是不同婚恋规范的表征｡

(一)缘分婚姻

无论是经由媒人介绍还是自由恋爱,“缘分”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词,前者指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既定命理,后者则指向个人维度上的相互吸引｡对大部分父母而言,他们的婚姻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彼此之间发生了西方意义上的浪漫爱情,而是因为符合所处社会的文化规范,比如年龄合适､媒人介绍､条件匹配､彼此相中｡张雪的父母便是如此,出生于农村,家中有很多兄弟姐妹,总体经济条件不佳,读完小学便辍学参与家庭经济生产,这导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恋爱经验,到了结婚年龄只能通过相亲来完成人生任务｡

据张雪的母亲回忆:你姥姥成天念叨我“闺女大了就得嫁人”,我就没办法又开始相亲｡然后有个亲戚就给我介绍了你爸爸,我一看这个人长得还行,就说这个还行｡你姥姥托人去打听你爸爸家里的情况,一打听就没啥大问题,基本就定下来了｡(受访者:张雪母亲)

通过相亲得以相识,通过亲友关系网得以相知,进而步入婚姻｡在这个结合过程中,既有个人的情感浮现和品质考量,又有对门当户对的强调,看重彼此在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匹配程度｡也正是经由相亲这一操作程序,他们的恋爱具备了传统价值规范意义上的合法性,这也使得他们之间维系亲密关系的方法更多地指向家庭之间的交往,以男女双方互去对方家里的频率和表现为标准衡量彼此间的关系亲密程度｡

那个时候我们不谈恋爱｡我跟你妈相亲的时候二十一,结婚的时候二十四,这三年中我们一年见两次,怎么谈恋爱｡就只有中秋节和过年的时候去你姥姥家见见面,没啥单独相处的机会｡(受访者:张雪父亲)

即使那些非相亲的“自由恋爱者”,其自由的成分也相当有限｡男女双方更多的是在学习或工作期间相识,在日常交往中被彼此的外貌､穿着和品格等个人特质因素吸引,后通过一起去看电影､看演唱会等方式增进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很快定下婚事,较快完婚｡如伍月的父亲初中毕业后便去往异乡打拼,在外租房时遇到了伍月的母亲,两人成为邻居,“来来去去一段时间就觉得这个女孩子挺漂亮的,也天天这么遇见,说不定也是一种缘分,然后就说要不相处试试,之后就开始谈恋爱了”(受访者:伍月父亲)｡他们的婚姻跳出了传统婚恋的命定框架,但仍处在“婚恋一体”文化框架中,即谈恋爱的目的是结婚,恋爱､结婚､生育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断裂,而是成家这一人生进程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

“过日子”是中国人对婚姻这一基本生活关系做出的最凝练的解释,它指向一套男女双方都认可的“必须如此”的价值系统[26]｡在这套系统中,“挣钱养孩子”是主轴,平淡安稳的生活是基调,矛盾和冲突更多的是平静生活中的小插曲｡“哪有不吵架的夫妻”“生活都是这样”更是使得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获得了文化意义上的合理性｡是以当子女质疑自己婚姻存在的合理性时,父母会基于多年的婚姻实践给出类似的说法:

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生活中就是这样的,就是一种责任,一种亲情的｡(受访者:方旬母亲)夫妻两个哪有不斗嘴的嘛,吵嘴,有吵过但是没有怎么样吵过,不都还好嘛｡慢慢地,你大姐出世了､大了,然后再添你,慢慢过日子呗,又挣不到什么大钱｡(受访者:舒青父亲)

由此可见,父母在家庭结构框架内理解“吵架”这件事,只要双方履行了婚姻的义务和家庭的责任,日子便能够过下去｡以此为基点出发,日常琐事便成为可以忍的“小事”,是可以被理解､被悬置甚至被忽略的,可以在亲情的范畴内被解释的[26]｡借由生活化和婚恋道德化的逻辑,父母为自己的婚姻生活赋予了合理性,使之发挥了“保险箱”的作用,承担繁衍和抚育后代的责任｡这种生活化思维的背后实则是对责任伦理传统的坚持和延续｡

(二)婚恋一体

叙事框架可以被视作一种文化表征结构,在此基础上,故事的顺序､角色关系与风格被展现给听众[27]｡叙事框架是人们用来建构和阐释生活世界的认知结构,它来自过去的生活经验,作为知识体系与记忆符码存在｡人们往往根据既有的叙事框架来形成与表达对事物的认识[28]｡父母主要运用“世代延续”“世代断裂”与“人生进程”三个主要的叙事框架来阐述自己的婚姻之道,将自身的婚恋经历置于时代背景之中,反思自己的婚恋经验来评定自己的婚姻质量｡他们有关婚恋价值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婚恋一体”的传统理念｡

1.世代延续

“世代延续”是父母总结自己婚恋经历时运用的主要框架｡大部分父母认为原生家庭对自己“没什么影响”,父辈的婚姻是“封建婚姻”,主要由父母包办和决定,甚至有的婚前都没有见过面,更没有恋爱经验可以传授,就像“赌博”一样,这导致自己缺乏知识也没有什么择偶策略｡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婚恋知识和经验的缺失也是常态,“那时候谁想谈恋爱呢,没这想法”｡但也有一些父母认为父辈的婚姻相对温馨和谐,在实际的婚姻生活中会刻意地学习父辈的相处模式与技巧｡

父母也会运用“世代延续”的框架来追溯童年经历,表示自己会将父母日常生活中流露的语言和行为实践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具体表现为,父母在择偶阶段,更为看中另一半的家庭责任感和家庭氛围,期望能够复制原生家庭的相处模式和亲子关系;在日常的婚姻生活中,尤其是在性别角色观念和家庭分工方面复制上一代“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认为男性挣钱养家,因此在家庭中拥有实质的话语权,无需参与家务劳动,而女性处于家庭弱势地位,应自觉承担家务劳动和抚育儿女的责任,温柔贤惠､相夫教子是女性应有的性别气质｡父辈的性别角色塑造了自身的夫妻关系,他们自己延续着这种传统的家庭分工模式,也希望子女能够继承此种模式｡

结婚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你像我有时候工作完回了家就能有热饭吃,你妈在家里给你们照顾得好好的,我在外面挣钱分工明确,两个人才能把家经营好了｡(受访者:方博父亲)

社会分工就是男的主外女的主内,这就是一种固定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并且就是说其他的太多的欲望,这样他没有那种造反或者革命斗争的精神,家庭就和谐起来｡(受访者:易禾父亲)

方博父亲基于自己的成功经验说明传统分工的有效性,希望儿子和未来的伴侣也能如此｡而易禾父亲则参照社会规范和家庭传统对此分工模式做出判断｡在易禾父亲的成长环境中,母亲操持家中事务和养育他们,父亲身为教师每个月往家里交工资,自己和父亲一样不做家务,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当这种性别分工的模式在自己的婚姻中遭到挑战,他表示伴侣忙于工作是对家庭的忽视,自己虽然不满但无可奈何｡所以希望女儿今后在婚姻中扮演好妻子的角色,对丈夫温柔体贴,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家庭｡

2.世代断裂

父母也并非全盘接收上一代的婚恋模式,一部分父母表示自己曾有过明确的反思,“我一定不要做我妈这样的人,我将来不要这样”“不想建立像他们那样的家庭”这样的表述也见诸访谈｡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代逐渐能够以更加客观和成熟的视角看待上一代的婚姻模式,从而明确自己的理想婚姻模型｡

例如,温雅的父亲在访谈中提到温雅的奶奶是童养媳,和温雅爷爷的婚姻是典型的受制于现实条件的义务性婚姻,结婚后夫妻也没有足够的私人空间可以建立亲密关系,甚至以“嘿”来互相称呼彼此｡这一家庭环境塑造了他对夫妻关系的特定看法,在他看来,“夫妻是必须建立在非常亲密的空间里面的”,私人空间非常重要,自己的婚姻一定要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即“结婚必须得是自己爱的,不爱我是不会结婚的”｡温雅的父亲初中毕业后便去了广东打工,在一次看电影时遇到了温雅的母亲,对她一见钟情,开启了追求之路,最终实践了他的理想婚姻模式,和爱的人结了婚｡婚后经过共同奋斗,两人也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这段婚姻历程使他更加相信爱情在婚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他也期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拥有自由､浪漫的婚姻｡

父母也会反思代际沟通互动对于婚恋观念的影响,认为正是代际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自己在谈婚论嫁时才“糊里糊涂就结婚了”,而在婚后的现实生活中也遇到了很多不如意｡因此他们更加期待能够将自己的婚恋经验传递给下一代,让子代以此为鉴,对未来的恋爱和婚姻有清晰的认知和合理的规划,以免因一时冲动造就不幸婚姻｡

所以说为什么要搞对象啊?就是要在这过程中彼此都熟悉了解,然后看是不是合适｡再一个就是说开头是你俩人可能合适不合适､谈得来,再往后是两方的家庭,在一起合适不合适｡(受访者:苏泽母亲)

苏泽母亲并不是个例,朱喻的父亲也在访谈中表明因为父母没有任何婚姻经验传达给自己,导致自己在刚结婚的时候不懂得如何与妻子相处,因而结婚之初时常发生矛盾｡代际沟通的缺乏影响到了父母接收来自上一代的婚恋教育,而代际冲突则会促使父母渴求尽快建立亲密关系,以步入婚姻､组建自己的小家庭的方式实现与原生家庭的断裂｡在这个过程中,父母会强调个体改变的能动性,指认自己从上一代失败的婚姻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并以此为警示告诫自己“将来一定不要这样”,以时刻检讨的方式寻求自我的改变,“我从他们身上吸取到错误的信息,然后想为什么他错误啊,我怎么去改变它｡”(受访者:郑华母亲)

3.人生进程

长时段的婚姻生活带来了许多经验体悟,许多父母试图将自己的婚恋经验总结出来,教给子女帮助其“少走弯路”｡少走弯路的关键在于保持正常的人生进程,“每个阶段还是该干每个阶段的事”,而要实现阶段性胜利就需要合理规划婚恋节奏｡

对父母而言,子女的婚姻是现实生活的风险保障,关乎彼此的未来,是以他们在交流中尝试规划子女的婚恋节奏,比如教导子女在该学习的年龄要专注学习,获取教育和职业成就,大学期间便可以迅速投入婚恋中｡在恋爱中,男生有必要“把自己变成孙悟空,要钱的时候有钱,讲笑话的时候会说笑话”,而女生则要考察彼此的匹配程度,因为如果选错了会直接影响婚姻质量｡父母也会用“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句俗语来告诫自己的子女做出符合经济理性的婚姻决策｡这里的“贫贱”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意涵,即既要有物质的保障,又要在成长环境､文化背景等认知水平上实现门当户对｡

因为文化背景和社会地位导致他对事物的认知感受见解,对待问题的态度会是不一样的……这种门当户对首先大方向上至少说两个家庭不要差距太大｡差距大了,反正最后都是悲剧｡(受访者:曲影母亲)

曲影的母亲出生于城镇,父母都是体制内员工,读大学时遇见了同就读物理系的曲影的父亲,被其吸引,相恋结婚｡但曲影的父亲作为农村出来的第一代大学生,背负整个家庭光耀门楣和传宗接代的期望,这也导致了婚后曲影的母亲因为生了女儿而被婆家轻视,自己的事业发展也得不到婆家和丈夫的支持｡基于此种类似的婚姻历程中的日常互动与关系体验,父母更加强调门当户对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门当户对”并非单指双方在社会经济状况等可量化指标上的适配度,更多的是强调双方在生活方式和文化资本上的匹配程度[20]｡

原来我不明白,就是说为啥一个城市的孩子要找门当户对的,现在我慢慢地就感觉到了,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有的是踢蹬(顽皮)的孩子,他会向往着城镇的生活,他会没有计划的花(钱)｡但是呢比较看孩子,看到父母很艰苦的那一种孩子呢,他又比较保守,当时他接受了一个城镇的女孩子,但是过后呢,在生活中,他藏在心里的那种思想,慢慢地会出来,他就觉得你很浪费,他慢慢都会影响你,没影响了你,他会心里不舒服｡(受访者:姜雨乐母亲)

在这里,城乡作为一种象征性区别,表明了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教养模式对个体的生活风格和文化品位的影响｡姜雨乐的母亲以花钱这件事为例,凸显城乡孩子对待消费的不同态度,这种消费观的差异在短期内不会显现,但会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消费习惯中暴露出来,所以在择偶时有必要充分考虑彼此在文化上的适配性｡

除却基本的择偶取向,父母还从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出发对“好的婚姻生活”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化的解读｡对父母而言,“好的婚姻生活”需要满足个体情感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相互体谅､相互照顾,因而格外注重对方的知识阅历和品格底线｡正如周寅父亲所言,“越年轻越没有知识､没有心眼,年龄越大你的知识､心眼什么的就越来越多,想法也就越多”(受访者:周寅父亲)｡也需要考虑整体家庭的和谐,“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这是金景的母亲在谈到自身与婆婆的相处时使用的话语,在金景的母亲看来,婆婆和周围人关系都很差,这与她与人为善的处事风格不符,而婆婆也不满她的“不听话”,长此以往,两人之间矛盾不断,这也影响到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此金景的母亲教育金景结婚一定要考虑对方的父母,“三观正的父母,不管他们家庭富还是穷,教育出来的孩子三观也会是正的”(受访者:金景母亲)｡通过传授这一类知识和策略,父母期望子女能够理解婚姻的日常性和多向度,它深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两个家庭的社会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婚姻质量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但“同辈群体”(peers)是父母用于评估自身婚姻质量的参照系｡这里的“同辈”是指在年龄､地域､家庭背景等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亲戚､朋友､同学等重要他人｡父母会强调自己的兄弟姐妹和身边朋友的婚配方式大致相同,这一代人都是听从长辈或媒人的意见,即使对结婚对象不是很满意,也“必须听大人的”,这种传统的婚配方式正当合理｡在进入婚姻生活以后,父母会参照同辈群体的情况,评估自己的婚姻质量｡

例如,宋亚东的父母认为相比同事,自己的婚姻很美满,因为彼此之间很少有冲突,儿子也在学业中取得了不错的成就,足以令自己在朋友和亲戚之间引以为豪｡在这里,家庭美满､子代学业有成是评价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而易禾父亲通过观察自己弟弟的婚姻,指出“妻子崇拜丈夫”的夫妻关系能给双方带来更好的情绪体验,相较之下,自己建立在两性分工上的婚姻不够理想,希望女儿能够拥有这种男强女弱的婚姻模式｡

通过对婚姻经验和体悟的共享,父母和子女共同参与了婚恋知识的生产｡父母秉承着“少走弯路”的宗旨向子女传授婚恋经验,而子女作为家庭生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能够敏锐地感知到父母的意图及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子女会全盘接受父母的教导并将其转化为实际行动,而是会与父母协商这些经验的价值与适用性｡

亲子协商:情感共鸣与代际契约

(一)观念归因与情感共鸣

如前所述,父母的婚恋生活大多是在家庭和亲友关系网中展开的,他们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家庭经营和子女教育,子女则更多地浸润在学校等正式教育机构和现代西方文化中,他们自觉和父母在婚恋观念上存在差异,但在开展婚恋时又难以避开父母｡子女认为他们的父母执着于传统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婚恋规范,致力让他们完成生命历程所规定的结婚生子事件,而父母们认为子女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把握､太理想､读书读傻了｡如在时安的父亲看来,不结婚是“一种病态”,并将其对婚姻的认知归结为现代教育的不良后果｡

时安父亲:所以说我觉得教育现在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后果｡

时安:什么不好的后果?

时安父亲:人没有办法定位好自己的位置,以前说的是什么?人生三大喜事是什么?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还有那是什么?我忘记了,这不重要｡几千年古人说的话到现在是一样受用,对不对?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古人几千年的文化,难道受制于你现在?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美国成立300年,现在可能是西方文化造成了你们现在那种想法(笔者注:不结婚)｡

时安:我并没有觉得说我的想法怎么样,只是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和我的整个成长经历来讲,我觉得我形成这样的想法很正常｡(受访者:时安与父亲)

此外,父母和子女在婚育的类型和制度化上也常爆发冲突｡身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子女拥有更为开放的婚恋观念和性观念,结婚生子对他们来说不再是必要的人生体验,有时反而会影响个体的价值和发展;婚姻也不再是生育的必要前提,婚前同居､未婚先孕､丁克､离婚都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不认可父母对这些现象抱有的病态视角;他们也无法理解父母对于血脉传承的坚持｡

共情和冲突是代际观念的一体两面,作为家庭生活的共历者,子女能够感知到父母在婚姻生活中的不易,当父母向子女讲述自己的婚恋经历和在婚姻生活中的体验时,子女的情绪是十分复杂的,幸福和痛苦相互交织,一方面为父母虽有冲突和曲折但仍多年来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和共同成长感到欣慰,感谢父母对家庭和自己的付出;另一方面则为父母年少时的经济困窘､婚姻中的不良体验､生活中的诸多不如意倍感心酸和无奈｡

母亲的婚姻是不幸的｡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酗酒,很长时间里我都处于一种恐慌和不安全中｡因为上学一直住校的缘故,我与父亲接触的时间远远没有母亲和弟弟长,连我都一直处于不安全中,更别提母亲了｡她一直视父亲为生活不幸的根源｡如果不是因为我和弟弟,她应该早早脱离樊笼了｡(受访者:叶溪)

婚恋叙事中的夫妻关系常与亲子关系彼此纠缠,当父母谈及婚姻中的挫折体验,尤其容易引发子女的共情,触发一家人共同的情感记忆｡这种共情对代际观念的冲突起到缓释作用,甚至能够促生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例如在访谈过程中,陈澈纠结再三还是告诉了母亲自己的恋情,母亲并未如她所设想的那样提出众多要求和催婚,相反,母亲早已通过她的言行猜到了,并表示尊重她的选择｡

陈澈惊讶于“我的母亲竟然如此细腻地呵护我的自尊心､呵护我的想法和感受”,并在访谈备忘录中写道:怕催婚､怕被催相亲应该是我们这代人的“心病”,也许大多数人跟我一样,都是靠电视剧的情节､身边少数人的例子再加以想象形成的“心病”,父母并没有如我们想象般谈及恋爱话题就化身“洪水猛兽”,相反,是特别的平静与尊重｡(访谈备忘录:陈澈)

(二)代际契约的协商与冲突

1.可协商的代际契约

在亲子对谈中,父代和子代对于婚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所具备的符号意义具有基本的共识,在上大学时谈恋爱,事业稳定后结婚,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扶持和相互陪伴达成“过日子”的生活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两代人之间都认可以房子和车子为表征的经济基础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重要性,认为它牵涉到夫妻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人身安全甚至是下一代的教育｡但这并非硬性条件,父代更加看重子代配偶在个人品质等道德维度上的优劣,希望子代能够安安稳稳､和和美美过日子｡

我这一代的婚姻和父辈比大不一样,后面子女的婚姻肯定和我们又不一样｡婚姻的目的总归是要一起好好过日子的｡过日子最重要的就是两个人都踏实安生,相互包容理解｡(受访者:杨智父亲)

在杨智父亲看来,虽然时代改变了婚姻的形式,但是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回归日常生活,合适是重要的;当然也有部分父母认为,虽然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罗曼蒂克”,但是还是要和自己喜欢的人结婚,幸福就好｡而当父代和子代之间的想法发生冲突时,父母会强调时代的差距,表示“现在这个社会不能想太多了,该是怎么样就怎么样”｡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和让步,父母期望能够换取子女在日后生活中的情感和物质回馈｡在子代看来,婚姻不仅仅是对生命历程和社会秩序的被动遵守,更多的是在充分考虑后对现有的条件进行价值排序｡

我肯定是不会像你当初那样,完全不考虑阶层,不考虑门第这些东西,我一定会考虑,我会考虑他的生活圈､知识圈,家庭､父母的情况,我觉得我考虑的可能比你当初考虑的要多很多东西……我觉得现在婚姻并没有你们以前那种很理想的为爱情冲昏头,现在爱情更多的是经济理性｡(受访者:唐俭初)

在唐俭初看来,父母当初是因为自由恋爱走到了一起,缺乏对现实客观情况的深入洞察,因而在婚姻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摩擦,比如在自己家较少劳动的母亲却不得不在父亲家承担大量的体力劳动｡感知到这一点,唐俭初表示会详细规划自己的婚姻,如访谈中所提到的家庭背景和各种生活圈子｡除此之外,这种“经济理性”的婚恋模式还体现在对于家庭内部事务的处理上｡无论是男方父母还是女方父母都强调女性需要有自己的事业,它一方面关乎家庭的经济基础,即“月月有工资､生活有保障,老了有保障”｡另一方面,它延续了婚姻的“保险箱”作用,让夫妻双方都拥有克服风险的能力,彼此帮衬着将日子过下去｡子代认同父辈这种工具理性的考量,甚至会更进一步｡

在亲子之间关于婚恋意义的协商中,无论是情感捆绑,还是基于工具理性的考量,其起点和结果都是关系导向的,父母和子女在考虑自己的婚姻时都将彼此纳入了未来的生活预期[29]｡父母期望子女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安稳的婚姻,为未来的生活增加一份安全保险,子女也在精心规划自己的婚姻时充分考虑彼此的能力以及未来的养老压力,以期寻求一份安稳的生活｡

2.不可协商的代际契约

生活和成长经历大相径庭的父代与子代在婚恋问题上并非总是意见一致的,总会有一些难以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地方,这就为家庭冲突埋下了隐患｡虽然在亲子对谈中,为了充分尊重访谈对象的情感表达,子代会刻意避免冲突发生,但是在备忘录中子女会强调父母在婚恋问题上的保守性,并不认可父代的观念与做法｡这种代际的“不可协商”体现在婚育的必要性和存续性上,反映了子代和父代在婚恋观上的本质差异｡

首先,在父母的生命历程中,婚育是社会的自然规律,也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婚育顺序使之发生｡因而,在谈及对子女的婚恋期待时,对婚姻的期望仍然普遍存在,希望子女能够在学业结束后找到一个满意且靠谱的对象,结婚生子｡此时婚姻的意义不同于父代单纯的“过日子”,更多的是情感陪伴和人生保障｡但是,不结婚是大多数父母难以接受的人生选项｡

人家单身一辈子的人,是去做修女,不做世俗的事情了｡你不做修女,只能去结婚｡所以说你结婚的年龄,自己要把握好,超过这结婚的年龄,你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受访者:冯也母亲)

除却婚姻,生育也是人生中必须完成的任务｡父代对于子代的生育数量和性别没有严格的限制,但“一个家庭必须要有孩子”｡一方面孩子可以陪伴子女,提供情感价值;另一方面,孩子是未来生活的保障,尤其是老年生活的保障｡

人自己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上养老院里去的时候,对你来说周围都是陌生的人,都不是和你有血缘关系的,发自内心对你好的人,只是因为钱为你服务,他会不一样的感受,越到了老的时候或者快去世的时候,他就会越想要一个亲情｡(受访者:周云母亲)

其次,在父代的观念中,婚姻是一件既定的社会事实,离婚则是对婚姻规范的背弃,也是个人品德上的污点,因此,离婚是不能轻易宣之于口的｡

文沁:发生什么事情我应该果断结束婚姻呢?

文沁父亲:一般结婚的情况下不要结束婚姻,特别是有了小孩以后,一般不要结束婚姻,心平气和｡

文沁:出轨了呢?

文沁父亲:头一两年的话你自己看,真不行的话再离婚,离婚了对小孩伤害太大｡(受访者:文沁与父亲)

显然,在父代看来,即便是发生了冲突,婚姻也有必要存续下去,而不能离婚的最大理据在于“为孩子着想”,不能因为两个人的情感矛盾伤害到无辜的孩子｡而在子代看来,彼此之间不相爱的婚姻是没有必要维系的,更加注重个人在情感和职业方面的发展｡

结论与讨论

本文指出观念的代际传递是亲子间反思性的文化实践,而非刻板理念的单向度复制｡当面临结构文化与生命经验的不连续时,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作对象来反思[30],而面对两代人所处的不同人生阶段与社会情境,父母很容易通过反思自己的婚恋经验,来评定婚恋的规范与策略,传达出他们有关婚恋意义与价值的底层逻辑,子女也很容易通过父母的婚恋经验来检视自身的情感认知,建立自身与婚姻制度的具体联系,表达对婚恋生活独特的追求与理念｡借由父母与子女间的婚恋叙事,本文得以贴近婚恋观作为意义系统的结构,看到两代人围绕婚恋主题贮存､组织与表征的知识有何异同,并在亲子沟通的动态过程中观察到共识与差异的涌现｡

研究发现,父母运用“世代延续”“世代断裂”与“人生进程”三个叙事框架来勾画自己的婚恋历程和经验体悟｡首先,父母延续了上一代的夫妻相处方式和家庭分工模式,以“过日子”来安排自己的婚姻生活;其次,父母结合自身的成长经验,以反思的方式扬弃原生家庭的婚恋观念,批判包办婚姻,肯定夫妻情感对于婚姻关系的价值;最后,父母以“人生阶段”来策划子女的婚育活动,以“同辈经历”来论证特定婚配方式的正当性,以“家庭整体”来评价婚姻质量,期待子女按照社会安排成家立业,将婚姻视为子女规避人生风险的安保措施｡

本文还指出“情感共鸣”在观念的代际传递中所发挥的重要媒介作用｡通过亲子对谈,父辈对自我的婚姻进行剖析,子代则对父母的理念有了深层次的理解,情境化地理解了父代行为逻辑｡文章还区分了“可协商的代际契约”和“不可协商的代际契约”｡在“可协商的代际契约”中,两代人就婚姻的理性操作和现实功能达成共识,彼此都认可婚姻不止浪漫爱,更是理性基础上的条件计算｡由此出发,父母不断调整自身对下一代的婚恋期许,调整自身在子女婚恋中的位置,主动让渡择偶决定权;子代则试图在理性计算和浪漫爱情中达成平衡,以期规避婚姻风险｡在“不可协商的代际契约”中,父代和子代在婚育的必要性上相互拉扯,子代难以接受父辈的传宗接代理念和为了家庭整体和谐而牺牲个人幸福的做法｡

需要指出,亲子对谈是研究者揭示两代人婚恋观念意义结构与生成机制的透镜,目的在于揭示两代家庭成员在婚恋语境中所共享的知识､理念､行为和习俗｡尽管并非所有的家庭都会进行特定形式的亲子对谈,但父母与子女对家庭生活中婚姻关系､夫妻关系､性别分工､婚育关系的感知具有共享性,这种观念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也是观念得以在代际不断生长和演变的微观机制｡当然,本文中的访谈的确构成了观念交互的一个特殊场景,但情感共鸣并非场景构建的产物,即使没有发生访谈形式的对话,家庭情境中的其他叙事形式也能发挥类似的基本功能｡可以说,家庭生活中观念的代际传递既依赖于叙事在文化表征上的框架结构,又依赖于叙事在文化实践上的交往效应｡

本文发现阶层对家庭婚恋观念存在影响,不同阶层的父母对子女的婚恋教育策略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代际契约的协商空间,但对这部分未做进一步分析｡另外,本文对子代婚恋观念的刻画维度较为单薄,需要通过参与观察来考察他们对父代观念的理解如何形塑进一步的亲密关系实践,从而深化对婚恋观念传递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