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两本质性方法著作

在质化研究学习，探索和应用的过程中，哪些书是你的必备参考文献？这些书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矛盾的地方？对书里面的哪些观点秉持赞同或反对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吴肃然 孔天慧 

哈尔滨工程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研究方法评论》2024年第3卷

从KKV到TTC：近30年美国

最有影响力的两本质性研究方法论著作

美国社会科学界近30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方法论著作有两本:其一是加里·金(Gary King)､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悉尼·维巴(Sidney Verba)三人所写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设计:质性研究中的科学推论》(简称KKV);另一本是加里·格尔茨(Gary Goertz)和詹姆斯·马奥尼(James Mahoney)所写的《两种传承:社会科学中的定性与定量研究》(简称TTC)｡KKV初版于1994年,该书出版后得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好评,被人们誉为“所有社科研究者的必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圣经”｡TTC出版于2012年,该书对KKV的观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挑战,近几年来也备受学界热议｡

KKV一书的三位作者都是美国政治学界的重要学者,第一作者加里·金最为人们所熟知,他是哈佛大学的“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美国科学院院士｡KKV被誉为“哈佛三大重量级学者思辨结晶”,是哈佛､哥伦比亚､华盛顿､普林斯顿等大学方法论课程的指定教材,是“近二十年来最重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经典”｡该书代表着秉持主流量化方法(mainstream quantitative methods)的社会科学家对质性研究所做的批判和改造(Collier, Seawright, & Munck, 2010)｡这一批判的基础立论并不新鲜:科学是对外在世界中客观事实的探寻,科学要遵循明确和公开的步骤和方法,科学研究不能以偏概全,科学表述不应使用散文式的语言,科学应当数字化,不一而足｡

在100多年来有关社会学方法论的论辩中,这些观点早已被反复地主张过､批判过,但人们从来没有达成共识｡在当代社会科学的论域中,这些观点依旧被一些学者拥护而被另一些学者批判｡KKV一书的核心目标则是要在技术层面,用主流量化方法的框架来重新打造质性研究,将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早就主张的方法论逻辑贯彻到底(McKeown, 1999)｡三位作者认为,质性研究者所提出的“质性研究的独特性”等主张以及相应的方法论问题,都可以在主流量化方法的框架下化解(King, Keohane, & Verba, 1994:3-9)｡

KKV一书的目标读者是从事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作者试图说服他们:所有的社会研究都可以统合到主流量化研究的框架下｡具体来讲,就是基于一种反事实的因果定义,利用以回归分析为主的技术来实现因果推断｡在KKV中,三位作者把“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bias)界定为质性研究的核心方法论问题,并使用多种操作性概念来化解质性研究中样本非随机性的问题｡这一做法深深赢得了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认可｡因为在他们看来,相对于量化研究来说,质性研究并没有什么特殊性,而KKV的论证则将这一观点细化和系统化了｡正如谢宇对KKV的评价:

过去,甚至包括现在,无论是在政治学还是社会学,无论是在北美还是在中国,定性和定量取向的学者常常站在不同的阵营,对彼此的工作互不了解,对孰优孰劣争执不休,在各自研究风格的发展上渐行渐远｡但这本书就明确整合了这两种方法的共性,即两者都是“系统和科学的工作”,目的都是要提供“有效的描述性或因果性推论”｡而且,此书进一步提出,如果定性研究者要作出更为普遍､逻辑关系更清晰､更确证可靠的推论,如果又能突破数据收集的限制,就应该使用定量研究的科学推论原则和建模方法｡(金､基欧汉､维巴,2014:中文版序V)

不难想象,对于绝大多数从事质性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来说,KKV的上述观点既武断又自大｡将“选择性偏误”界定为质性研究的核心方法论问题,这种出发点在质性研究者看来本身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体现｡从论证形式上看,KKV要将所有的质性研究都化约到回归分析的框架下的做法更是不可理喻的｡在KKV出版后的十多年里,一些研究者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对KKV的观点进行了多方位的回应和批判(Brady & Collier, 2010)｡

有的批判甚至非常激烈,比如罗切斯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就很不客气地指出:KKV偷偷搬运的实证主义给美国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它所倡导的方法论统合适得其反,给美国政治学界带来了相互的猜疑､指责和误解(Johnson, 2006)｡国内著名政治学家､社会科学哲学家唐世平也对KKV做出了不留情面的评价:KKV是一部不幸的作品,三位作者不仅不懂定性研究,也没有提及任何已有的对定量方法的深刻批评,KKV一书对方法论的理解有严重偏差(唐世平,2015)｡

TTC的理论基础:QCA方法

虽然绝大多数质性研究者不赞同或无视KKV对于质性研究方法论所做的批判与整合,但也有一些人对KKV的观点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与回应,TTC的两位作者加里·格尔茨和詹姆斯·马奥尼便是如此｡格尔茨和马奥尼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在KKV出版后,他们发表了多篇论文,对KKV进行回应和批判｡2012年,两人共同出版了TTC一书,将长期的方法论思考集之大成,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于KKV“统一方法论主张”的异议,捍卫质性研究的独特性｡如同KKV依托于回归分析,TTC的写作也基于一套经验分析技术,这套技术被称为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QCA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拉金(Charles Ragin)开创,它是一套服务于定性分析的研究技术,是质性研究中极其少见的､有着明确逻辑步骤的方法论框架,被视为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少有的具有实际意义的方法论创新(马克斯､里候科斯､拉金,2015)｡1984年,拉金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了一篇讨论歧视的论文,开创性地将布尔代数法介绍给美国社会科学界(Ragin, Mayer, & Drass,1984)｡1987年,他出版了《比较方法:超越定性与定量》(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一书,系统介绍了布尔代数法的原则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前景｡在该书前言中,拉金写道:

我创立和发展一个质性整体比较研究技术的兴趣,来自我作为一名比较社会学家所体会到的挫败感｡如同今天绝大多数的美国社会学家一样,我所接受的训练是尽可能地使用多变量统计技术｡然而我时常发现,对于我感兴趣的一些问题来说,这些技术根本不适用……起初我并没有试图开发适用于这些问题的新技术,而是尽可能地用传统统计方法来处理｡这么做的远不止我一人｡现如今,社会科学家们总是在大数据的支持下,用多变量统计方法来回答所有的研究问题｡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为了能够使用某些技术,社会科学家就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削足适履的操作｡(Ragin,1987:vii)

对于关注方法论争议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拉金的这番表述深入人心,有非常多的质性研究者都指出过定量研究技术的片面性以及它对研究问题所产生的逆向影响｡不同于大多数人的是,拉金没有停留在理念批判上,而是开创了一种开放的､具有复制性的､有明确逻辑的质性研究方法,这套方法依托的数学基础不是主流量化研究中的基础统计学,而是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

布尔代数是英国数学家布尔在1854年提出的一种逻辑代数方法,但是直到罗素与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出版之前,布尔代数没有得到数学界与逻辑学界的认可｡在罗素等人借鉴了布尔的观点之后,布尔代数方法与分析哲学运动日渐结合,从而对逻辑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数学哲学那里,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布尔代数在20世纪的影响不仅仅发生在哲学领域,如果我们对近几十年来的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有所了解,就能很清楚地看到以布尔代数为标准的基本逻辑架构｡布尔代数与回归分析的本质区别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方程中看出来:

Y=A+B+C*D

在主流量化技术的视角下,这会被看成一个回归方程,它包含四个自变量A､B､C､D和一个因变量Y,在变量C和D之间存在着交互效应｡变量A､B､C､D都是定距变量,由它们的取值可以计算出对应的Y值｡当然,这个回归方程有些特殊,它的回归系数都是1,同时方程中缺少误差项｡在布尔代数的视角下,此方程的含义有很大差别｡变量ABCDY全部是二分变量,它们的取值只有两个,即0或1｡方程中的“+”意味着逻辑关系“或”,“*”则意味着逻辑关系“与”｡

在通常的回归分析中,如果变量是二分变量,则需要通过取对数的方法将其转化为定距变量,其理由是二分变量是级别较“低”的变量,不宜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处理｡而布尔代数直接处理的就是此类变量,它关注的是一个变量的有无,即某概念的性质,这种“性质”正是质性研究的焦点｡根据上述模型,Y只有两个结果:发生或不发生,ABCD的取值即是对应的发生条件｡如果Y=1意味着某国家发生革命,那么在共计13种情况下,国家会发生革命｡当A条件满足时,肯定会出现革命;当B条件满足时,肯定会出现革命;当C和D同时满足时,也肯定会出现革命｡

不难看出,这种逻辑思维与历史社会学中的比较分析十分接近,实际上,拉金正是在研读巴林顿·摩尔的著作时获得了QCA的方法论思路｡布尔代数方法的发问方式和主流量化研究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后者不可能回答“在哪些条件下会发生国家革命”此类问题,而总是去识别某个具体条件与国家革命之间的因果关联｡拉金认为,采用布尔代数法有助于社会学家摆脱量化研究框架的束缚,从而能够回答那些真正困扰着研究者的理论问题｡拉金的《比较方法》一书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为代表,学者们陆续学习､应用该方法,相应的研究成果有相当高的比重都发表在美国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上(马克斯､里候科斯､拉金,2015)｡

在这之后,美国政治学界也逐渐开始关注拉金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都采用QCA方法来设计｡到了2010年以后,定性比较分析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相比起来,美国社会学界对QCA的接受度反而较低;许多社会学家还固守在主流量化思维中,这是一个有趣和令人遗憾的现象｡在拉金最初的QCA框架中,变量只有0或1两个取值,这被称为清晰集QCA(Crisp-set QCA)｡后来陆续又有学者发展出了多值QCA(Multi-value QCA)和模糊集QCA(Fuzzy-set QCA),前者指的是一个变量可以有0､1､2等多个取值,后者指的是一个变量可以根据自己的概念隶属度获得[0,1]之间的一个取值｡由于QCA没有考虑到变量之间的时间关系,又陆续有学者通过将时间变量引入QCA,设计出了时间QCA(Temporal QCA)和时序QCA(Time-series QCA)｡关于QCA的总体发展史,中国学界已有不少文献进行讨论(释启鹏,2016;夏鑫等,2014;李蔚,何海兵,2015;何俊志,2013),这些讨论的作者也多具有政治学背景｡

在发展QCA的学者中,有一些人就它的方法论意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加里·格尔茨和詹姆斯·马奥尼的工作就是代表｡在2012年出版的名著TTC中,格尔茨和马奥尼提出:通过强调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差异,我们表达了与KKV一书相反的立场｡他们的著名论断是:“定量传统与定性传统只有风格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方法论上和实质意义上都是无关紧要的｡”

他们认为,两种传统共享着同一种推断逻辑,这种逻辑大体上可以用统计分析的规范加以总结｡他们依赖一些表面特征来界定两种传统,尤其是对于数字和词汇的使用｡我们拒绝如下假定,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可以由单一的建立在统计分析之上的推断逻辑所引导……KKV声称:“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并不存在着孰优孰劣的问题”,然而之所以得到这个结论,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当统计分析不可行的时候,才不得不使用定性方法｡与之相反,我们认为,定量和定性技术各自适用于不同的研究任务,它们是为了达成不同的研究目标而被设计的｡(Goertz & Mahoney, 2012:2-3)可以看出,TTC的方法论立场非常鲜明,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所依托的是两种文化,而KKV的主张代表着“主流量化方法”的文化霸权｡

其实这种立场在质性研究者那里很常见,但是与大多数质性研究者所发出的“弱者的反抗”不同,TTC明确､丰富､清晰地论证了这种方法论立场且对主流量化思维做出了有力反驳｡这种论证和反驳正是依赖QCA这一工具达成的｡TTC的主要方法论观点和对KKV的反驳大致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因果关系的不对称性｡在主流量化方法的文化中,因果关系通常都是对称的,即如果存在因果关系,那么不论自变量是增加还是减少,自变量的变化必然都会带来因变量的变化｡TTC用QCA所内含的集合论思维指出,之所以主流量化研究都只处理对称性的因果关系,是因为它们通常意识不到还存在着非对称的因果关系,并且回归分析也只能处理对称关系｡从逻辑学的语言上讲,所谓对称关系,即意味着自变量X是因变量Y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在社会现象中包含着大量的充分非必要条件和必要非充分条件,这些都是非对称关系,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考察这些关系是错位的,也无法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本质｡以美国一流大学社会学系的录取过程为例,计算列联表相关系数可以得出在申请者的GRE数学分数与录取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然而,在模糊集的视角下,上述因果关系实际上是非对称的｡GRE的数学分数是录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通过这种QCA的分析,我们才能真正识别出美国一流大学的社会学系在录取学生时的标准(Goertz & Mahoney,2012:66-68)｡

第二,因果关系的情境性｡主流量化方法虽然也强调因果关系的情境性,但这种情境都是以限定词出现的,比如研究者会在论文题目中标定自己所做研究的时间跨度､地点范围或研究对象的特征｡这种做法并没有真正处理情境性问题,而只是将情境视为研究的外在条件,将其预先排除出去｡主流量化方法认为,在进行了这种情境限定后,自己所考察的X与Y之间就必然存在着唯一确定的因果方向和因果强度,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数字找出来｡在QCA的视野下,这种处理也是不妥的｡以从事中国研究的社会分层学者为例,他们常常在研究中考察党员身份与收入､阶层和干部提拔机会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得到结论:党员身份或有助于或无助于各种机会获得｡这种考察将中国的“党员机会获得问题”塞到了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的理论思维和回归分析的技术工具中,从而得到了所谓“简化”和“确定”的结论｡

熟悉中国现实的人们都知道,虽然党员身份对于升迁很重要,但中国在干部提拔中存在着“无知少女”的现象,即拥有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性四重身份的人比较容易在干部选拔中脱颖而出｡此时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变量组合中,非党员身份对于干部提拔起着非常重要的正向作用｡由此我们能够发现,在党员身份与干部提拔机会之间并不存在着唯一确定的因果关系,在不同的情境下,党员身份这个自变量所发挥的作用有可能是相反的｡这才是经验现象背后的社会事实｡然而到了回归分析的框架中这种事实就被隐藏了,研究者或是通过计算平均效应从而得出“因果关系不存在”的结论,或是把少数现象当成误差予以排除｡

第三,因果关系的同因果性｡从不对称性和情境性可以看出,在QCA的思维中,一个社会现象有可能存在着多个原因路径,比如A+B是Y的充分条件,同时B*C也可能是Y的充分条件｡这种情况在社会现象中屡见不鲜,然而主流量化方法也忽视了这一点｡主流量化方法在考察因果关系时所依据的是反事实定义,即考察在引入A和不引入A的两种情况中,Y发生了何种变化,以此计算A与Y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着同因果性的情况,那么原本存在的因果关系就很容易被误排除｡

第四,大数量(Large N)的盲见｡主流量化研究认为质性研究所做的小数量(Small N)研究存在代表性问题,而自己依据中心极限定理等一系列数量统计理论为基础的技术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保证｡TTC从多个角度批判回应了这些观点｡主流量化技术依托正态分布来计算误差,在该技术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均值,误差最小的是处于分布最中间的采样点,那些极限值是误差最大的｡这种处理其实有悖于许多社会测量的实际情况,比如当人们对威权国家和民主国家打分时,那些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往往是测量最准确的(如朝鲜),那些位于中间值的(比如一些南美国家)国家反而方差最大｡另外,在测量中存在着“无意义变异原理”,这也是量化研究者常忽视的问题｡

按照QCA的原则,测量应当依据语义学原理,尽管姚明比科比的个子高26公分,但是就“高个子”这个概念来说,二者的测量值应当是一样的｡与之相比,在160-186公分这个区间,变量的每个变化都会带来概念隶属度的很大变化,研究者需要根据文化和语义来进行操作化｡再次,主流量化研究对变量进行对数转换的做法,常常扭曲了真实的社会现象,也属于让研究对象服务于技术的错误做法(Goertz & Mahoney, 2012:150-160)｡

TTC一书的出版在美国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正如拉金所评价的:“定性研究一直被描绘成定量研究的庶子……TTC则终结了这种谬论｡”(Goertz & Mahoney, 2012:封底)许多美国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都曾讨论过该书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与KKV一样,这些真正重视TTC的学者,大都本来就是从事质性研究的,或至少对质性研究方法论抱有同情态度｡我们很难见到有哪位KKV的信徒在读了TTC后发生了方法论的转变,更为可能的是,他们根本就不会关注或细读这本书｡

从KKV到TTC:

知识效果与延伸评价综观

KKV和TTC两本著作,我们能看到它们所引发的一些实际知识效果,也可以从方法论角度做出一些延伸性的评价｡

第一,KKV和TTC的知识效果体现了一个常见的､稳固的知识社会学现象,即在不同知识阵营的对抗中,对立双方的论辩都无法说服对方,无法实现与对方的沟通理解,反而强化了己方的内部认同｡KKV虽然以质性研究者为自己的目标读者,但是从绝大多数质性研究者的角度看,KKV是一部失败的方法论著作,或可称其为“伪质性研究方法论”｡

然而十分吊诡的是,KKV一书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和好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在于,许多从事量化研究的学者认为,KKV系统完整地表述了主流量化研究的方法论立场和技术细节,认为该书系统､清晰､细致地澄清了主流量化研究的逻辑｡于是,在质性研究者对此书毫不感冒的同时,量化研究者却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学习､转述和引用,最终让这本书成为了主流量化研究的“圣经”｡在该书出版后的20多年中,这种实际呈现的知识效果是相当意外的｡

与KKV咄咄逼人的“进攻”姿态不同,作为方法论场域中相对处于守势的质性研究,TTC对KKV的批判采取了一种较为温和､隐晦的策略,但这种策略也不成功｡尽管TTC指出了主流量化研究自身的许多盲见,但两位作者很少直接展开批判,而主要从捍卫质性研究独特性的角度来展开论证,其对量化研究的态度更多是以副文本的隐晦方式展开的｡从这本书的英文书名“A Tale of Two Cultures”就能看出二人的良苦用心,他们试图借用“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的典故放低姿态,呼唤宽容和理解,让主流量化研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为质性研究争取正当性｡在英文原著的封面配图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特意使用了著名画家杜尚的名作《下楼梯的裸女》,这幅画背后有着丰富的艺术史意涵,隐晦地表达了对于量化研究的文化批判｡但即便如此,也没收到良好的沟通效果｡TTC出版以来,几乎见不到任何有影响力的量化研究者对其予以真正的关注和理解,与KKV一样,它也几乎被目标读者忽视了｡

第二,从方法论的学术逻辑上看,TTC对于KKV的确有着很大超越,对质性研究方法论也做出了实质贡献｡它澄清了质性研究的某些隐含逻辑,揭示了质性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某些独特性,有力地反驳了KKV和主流量化研究对于质性研究的批判｡对于许多质性研究者来说,上述隐含逻辑往往是一些轮廓不清晰但又比较牢固的观点,TTC将其予以澄清,这种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然而,遗憾的是,除QCA的几位核心学者外,其他许多学者往往未能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许多熟练运用QCA的学者来讲,TTC的方法论价值都是笼统和模糊的,他们大都将TTC视为对KKV的方法论翻转,这种看法就过于简单了｡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例,韦伯在书中论证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此因果关系的具体含义,后来的学者展开了诸多论辩｡有人举出非新教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作为反例来批评韦伯,有人采用大数据的多变量分析,发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个变量间没有那么强的因果联系,认为韦伯的研究充其量只是提出一个假设,而该假设是错的｡

众所周知,韦伯自己也就此问题做出过方法论的澄清,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特别是理解社会学所发现的因果关系只是一种“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它和物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不太一样的｡围绕着“选择性亲和”这一康德式的辩解,社会科学界又展开了经久的辩论(王水雄,2001)｡然而,如果借助QCA对因果关系所做的澄清,我们对于《新教》一书就有可能获得新的理解,从而拨开长久以来笼罩于此书的方法论迷雾｡除因果关系问题以外,从事质性研究的学者最常遇到的责难就是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在定量研究“Large N”的整体实证逻辑框架下,无论质性研究者做出什么样的论证,都显得很苍白｡

相比来说,TTC针对个案所提出的方法论辩护就比较有说服力:个案研究是过程追踪的主要方式,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可以进行两种重要的检验,即箍筛检验和确凿证据检验(格尔茨､马奥尼,2016:106-109)｡这种观点就改变了以往方法论辩护就理论谈理论的做法,打通了方法论的正当性与微观研究技术之间的联结｡此外,QCA的布尔代数赋值法还挑战了主流量化研究的方法霸权,真正在技术层面展现了质性研究的独特价值,即概念中心的立场｡

在主流量化研究那里,变量被分为不同层次,即美国心理物理学家史蒂文斯(Stevens, 1946)提出的四种测量层次:定类､定序､定距和定比,依次往后,适用的数学运算就愈加复杂｡这种测量层次的划分与统计学紧密联系,在这种统计观念下,使用分类法的质性研究就成为最低测量层次的应用者,其“科学地位”可见一斑｡但是QCA完全推翻了这种成见,它利用“无意义变异原理”,将概念的意义而非某种操作化结果置于研究的中心,这种做法已经把社会学方法论争论中的一些关键点,如研究者主体的作用､社会文化的背景建构等因素带入了QCA的框架中,而且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实践性,这是许多质性研究传统都没能做到的｡

第三,TTC虽然对质性研究方法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它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并不像量化研究一样有着较为统一的研究规范和程序,人们常能见到的质性研究传统有民族志､理解社会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叙事分析､话语分析等,这些传统与QCA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源头,在理论关怀和研究程序上有着显著差异｡其实,格尔茨与马奥尼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TTC一书的引论中说道:“我们对因果推断的关注有一个后果,即定性范式内部的一些重要流派将不在分析之列｡

特别是,在我们的两种传统论证中并没有描绘诠释性研究｡这些研究路数通常不关注因果分析;它们更专注于其他研究目标,如阐释行为的意义或者批判权力的运用｡诠释性传统有自己的主导规范和实践,基本上不同于本书所研究的定量和定性范式｡人们当然可以另撰专著,专门考察诠释性传承与我们所讨论的‘因果推断’传承在哪些方面可作对比｡这样一部书会公开社会科学的各个部分内部存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根本冲突｡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关注那些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一些根本议题上达成一致——包括认为因果分析在理解社会世界方面居于核心——的学者｡”(格尔茨､马奥尼,2016:4-5)

换言之,TTC一书讨论的只是质性研究的一个子传统,此子传统与其他的质性研究传统有着比较远的方法论距离;就方法论气质来说,它反而离自己的批判对象KKV更近｡TTC虽然就自己与KKV的差异对KKV展开了批判,但也同时捍卫了它和KKV所共享的一些理念｡而从社会学方法论的总体视野来讲,TTC和KKV所共享的那些理念,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也是更成问题的｡TTC把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描述成“两种文化”未尝不可,但是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看,TTC和KKV恰恰表现了同一种文化,即逻辑实证主义影响下的美国社会科学｡这也正是TTC在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远大于社会学界的原因,因为政治学和管理学没有社会学那么深厚的欧陆思想的方法论积淀(从负面来说,也可以叫包袱)｡

从TTC一书举为例证的一些经验研究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上述不足｡许多使用QCA方法的政治学家所选择的研究题目与量化研究很相似,比如民主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单从选题来说,这种“价值介入”并不成问题｡然而我们能够看到,按照QCA方法开展此类研究的质性研究者往往陷入了与主流量化研究一样的陷阱,即在讨论截面的“客观证据”时脱离了宏观的历史背景,从而表现出严重的“物化”思维｡同KKV一样,TTC对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理解得过于简单,经验研究往往最终成为了某些“中层理论”的注脚,以致很难对社会科学的事业做出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贡献｡

结语

方法论之争是当今中国社会学界的重要现象,近年来社会学界的许多针锋相对的讨论都发生在方法论领域,如谢宇(2018)､贺雪峰(2020)､渠敬东(2016)､翟学伟(2018,2020)､梁玉成(2018)､周晓虹(2020)､郑莉(2019)､王苍龙(2021)等人参与的本土化议题,潘绥铭(2016a,2016b)与刘林平(2016)参与的大数据议题,渠敬东(2019)､耿曙(2019)､张静(2018)等人参与的个案方法议题,赵鼎新(2015,2016,2020a,2020b)､李连江､叶启政(2020)等人参与的概念与机制议题｡

考虑到目前大陆学术界本身缺少批判精神的文化背景,上述有些火药味的讨论透露出了非常强的对抗情绪｡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对抗,正处于上述对抗的核心位置｡然而当我们将“从KKV到TTC”这一段美国学界的方法论历史与当前中国社会学界的方法论对抗并置在一起时,就会感到有些错位｡其原因显然,目前在大陆社会学界倡导质性研究的学者鲜有QCA的背景｡由此可见,尽管人们常常就美国的社会科学传统展开论辩,但无论是倡导还是抵触,都表现得有些片面,或至少存在着一些对于“他者”的认识偏差｡这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社会学现象｡

总的来看,从KKV到TTC的这段论辩对当今中国的方法论研究者可以有若干启发:第一,在批判量化研究时,质性研究者需要学会清晰表达自己的方法论立场,而不是以含混的概念来进行无效对话;第二,量化研究者需要认识到,量化研究原本在方法论上的“清晰”优势已经受到了实际的撼动,只不过由于学术传播的滞后性和片面性,国内的量化研究者在方法论上得以回避了实质挑战;第三,要想在方法论讨论中实现实质性的沟通与理解殊为困难,方法论争论有着极强的“文化性”,保持开放态度或许是学者的最佳选择;第四,社会学方法论这一领域自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理论性和工具性两重特质,也因此陷入了理论性与工具性的矛盾中｡

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在应对这一矛盾时所选择的路径有很大差别,有的无视这一矛盾,有的则陷入矛盾中不能自拔｡方法论研究者一方面需要保持理论的反思性,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对工具性的追索,寻找一种持衡的知识姿态｡可以想象到,随着进一步的学术交流和传播,中国社会学界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受到TTC一书的影响,运用QCA方法开展质性研究的学者也会越来越多｡但是,在认识和传播TTC一书的方法论价值时,我们需要摆脱常见的“翻转”思维,即单纯将TTC视为KKV的方法论对立面｡

这种思维依然潜藏着研究方法领域中一直以来的“拿来主义”倾向,“从KKV到TTC,无非是学习一种新工具”,这种认识才是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真正危机所在｡近年来“方法主义”的盛行给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虚假繁荣,我们需要破除对于方法的“工具化”思维,才有助于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家的主体性｡TTC与KKV在方法论立场上的分歧与共识,为我们开展上述反思提供了有益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