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背后: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建构

作者：蔡玲

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4期

人口流动是当今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改革开放40年来, 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 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城市, 对农民流动的研究日益成为学术界广为关注的热点。回顾以往对人口流动机理的研究, 大多强调“经济”因素 (宋林飞, 1996;杨正西、杨慧, 2009;俞宪忠, 2005) , 工作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性别与流动之间的关系, 多集中于探讨地域流动对两性关系的建构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 鲜有在社会脉络中探讨男性在流动下的行为选择、家庭关系和男性气质间的关系。本研究以陈力为个案, 结合民族志观察中的经验材料, 以“男性气质”作为研究视角探讨个体在离乡——返乡的流动过程中其个人困扰、家庭关系以及男性气质如何互相交织。

为了更好地展开论述, 本文首先对陈力及其家庭作一基本介绍:

陈力 (化名) , 1968年出生于湖南省轶堂镇某村。在改革开放、农民工进城的时代大潮中, 高中毕业的陈力, 怀抱着迫切希望摆脱落后乡村的愿望以及对都市美好生活的憧憬, 第一次离开家乡。可能是对家乡亲人不舍, 陈力没有追随当时更多人的脚步前往较远的东部沿海地区, 而是来到了临省武汉市的一家工厂打工。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 陈力始终认为自己应担负家庭经济责任, 因此, 自打工的第一个月起, 就将所挣薪水的一半寄回家乡, 同时也常以过节回家等举动表达自己的孝心。

一个人在武汉的生活一晃就是十余年, 随着年龄增长, 陈力开始面临结婚的压力, 这主要来自母亲。身为家中唯一的男丁, 他每次回家都被追问:“你怎么还不领个媳妇回家”, 这令他十分困扰。直到35岁那年, 母亲看他实在没有结婚的意向, 就托人说媒在距家较远的地区找了一个家境贫寒的姑娘。迫于现实压力, 陈力在陈家祖宅中遵照母亲的安排, 完成了一场他自认为可有可无的终身大事。次年, 妻子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陈力完成了更为重要的传宗接代任务。他决定将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家中与父母同住, 自己则继续回到武汉打拼。日子转眼又过了十余年, 生活看似各得其所, 然而, 近年来身处武汉的陈力却面临另一烦恼——家乡的婆媳矛盾越演越烈。那个以前看似乖巧、听话的妻子如今不再对婆婆百依百顺、言听计从, 相反表现得越来越有主见。现在, 只要一有矛盾, 母亲哭诉、妻子抱怨的电话就会接踵而来, 这些都给陈力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 伴随着逐渐长大的两个孩子, 父母也日渐衰老, 在姐姐们轮番回乡照顾几年后, 全家一致认为:陈力应该回家了!就这样, 离家近30年的陈力终于下定决心返乡尽其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然而, 此时陈力的心情却是复杂的。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应该去扮演好儿子、好父亲的角色;另一方面在他内心深处, 认为这样的决定并非情愿, 只是自己为了父母、孩子和顾全整个家庭的无奈之举。

由以上可知, 对于陈力, 经济因素或许可以被视为最初来武汉打工的主要原因, 却无法用来说明为何在年近50时又选择回到家乡, 因为返乡后, 城乡差异、工作性质等因素, 他的收入肯定会下降。本文认为, 对于身处不同人生阶段的个体, 经济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其流动行为背后的决策动机, 对于一个从小在乡村长大的男性, 流动的决策和各种矛盾的情感会因不同生命阶段与家庭角色而发生变化。在每次流动过程中这样的变化如何呈现, 即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本文虽以个案作为研究对象, 但它一定程度代表的是从小生活在中国农村、深受传统父权文化熏陶的男性, 在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与关注时, 很容易忽视他们在父权文化中实际上很可能也是受到伤害的一方 (瑞文·康奈尔, 2003;亚伦·詹森, 2008) 。当笔者对男性的自我认同和行动实践进行思考时, “男性气质”即成为一个研究视角, 它不仅是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男性应具有的理想特质, 还是成为一个“成功男人”的重要指标 (肯尼斯·克拉特鲍, 2003;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2005) 。康奈尔称之为“霸权主义男性气质” (hegemonic masculinity) , 并指出, 虽然霸权主义男性气质只有极少数人符合, 却成为了社会中的一种规范或荣誉, 并不断通过文化、机构等广泛传递以展现其优越性 (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2005) 。换句话说, 男性在父权体制下所追求的, 就是成为一位被父权文化所认可的男人, 比如陈力, 想成为一个被他自己以及与他相关的社群文化认定的“好儿子、好丈夫与好父亲”, 为达此目标而数次流动。

由于家庭不仅是情感空间的一种象征, 还包含着社会秩序、性别关系、亲属连带等价值观体系, 个体的性别认同亦离不开其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如同陈力的经历, 无论是他来武汉工作、回乡探亲、遵母娶妻还是返乡定居, 每项流动决策都与其所扮演的家庭角色密切相关, 均呈现出性别认同、男性气质和家庭关系间的紧密联系。本文将结合研究中的三个核心概念——流动、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进行文献梳理, 并试图解决三个问题:家庭关系如何对陈力的流动产生影响?在流动过程中, 他如何通过男性气质来维系自我认同?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之间如何相互构建?

(一) 男性气质

作为男性生活中重要的想象依据, 男性气质时时刻刻提醒着男性该如何“做男人”, 如何成为一名被认同的男人。与经典女性主义将男性视为一个整体不同, 康奈尔通过区分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模式, 指出男性气质内部存在着等级关系, 并认为这个等级不是“一种基于权力的、简单的统治模式”, 而是“一个霸权性的模式” (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2005) 。“霸权式男性气质”的提法遭到不同学者的批评, 认为其概念过于抽象、模糊不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男性气质不是某一固定形态, 而是一个具有多元内涵的概念, 且会随着具体的历史环境不断变化。

针对男性气质的多元概念, 除了康奈尔所提出的支配性、从属性、同谋性、边缘性等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模式外, Broughton (2008) 以墨西哥乡村青年男性为研究对象, 探讨这群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在时代变迁的背景下, 在家庭与工作的实践中完成传统阳刚气质的再造时, 提出了三种男性气质认同形式:一是“传统主义者” (traditionalist) , 指的是将家庭延续视为男性的主要任务与责任;二是“冒险家” (adventurer) , 指的是倾向于离开乡村, 到都市中寻求梦想, 看重独立自主与个人成就;三是“养育者” (breadwinner) , 强调的是父职的重要性。此外, Batnitzky, Mc Dowell和Dyer (2009) 在对英国从事服务业的青年男性研究时提出了“弹性灵活性” (flexible) 男性气质和“策略性” (strategic) 男性气质。由此可见, 男性会根据自身处境与实际需要展现不同的男性气质, 从而达到对自己有利的男性角色认同。

与西方蓬勃发展的男性气质研究相比, 中国学术界对男性气质研究起步较晚, 多集中于对特定群体在特定阶段的某种男性气质进行相对静态性分析。如从性别与空间视角对“蚁族”群体在霸权男性气质的影响下自身性别气质建构的分析 (罗牧原、陈婉婷, 2017) , 对男做女职者在跨越传统性别工作过程中所产生的自我认同、个体适应与应对策略的研究 (蔡玲, 2017) 。总之, 国内现有研究缺乏对多元男性气质的讨论, 例如在中国社会学研究语境下进行男性气质的多元、动态分析相对较少 (詹俊峰, 2015) , 这是本研究试图挖掘的地方, 即通过陈力的流动经验来呈现个体在不同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男性气质的行动决策和情感体现。

(二) 男性气质与流动

流动镶嵌于社会网络与性别关系之中 (Curran and Saguy, 2001) , 流动与性别息息相关。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女性在父权体制下如何通过流动改变自身 (韦艳、蔡文祯, 2014;陈占江, 2005) , 实际上男性也常会通过流动维持某种性别价值或寻找某种个体突破的可能。在男性的流动过程中, 可以看到各种形式的男性气质认同、协商与抉择, 并促使男性气质在性别认同时产生新的形式与转变 (Broughton, 2008) 。Connell and Messerschmidt (2005) 曾提出“男性气质地理学”概念, 划分出本土性 (local) 、地区性 (regional) 和世界性 (global) 三个层次的霸权性男性气质, 并认为男性通常将地区性男性气质作为其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因此, 探讨男性气质与流动时, 区域如何影响男性气质即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析视角。西方学者普赖斯 (Price, 2010) 在英国研究某村庄男性时发现, 该村无论是青年还是中老年的男性几乎很少有流动现象, 其原因在于这些男性是通过长期住在本区域、住在自己家中来维系家族稳定, 对于他们而言, 男性的使命是维持家族历史与传统、使下一代能过得更好, 离家通常被视为背叛家族。与之相对, 对中国凉山州利姆乡诺苏族青年男性流动的研究发现, 流动到城市被视为该族群成年男子必经历的“成人礼”, 这其中不仅蕴含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更是一种对男性认同的挑战。研究者进一步指出, 该族群自古习惯于征战奔走, 因此族群内部崇尚流动性, 并认为向外探索的人才是最勇敢的人。正是在这一区域性的历史文化脉络中, 男性被期待必须到城市闯荡 (刘绍华, 2015) 。由此可见, 文化、历史通常会内化于人们的情感与信念之中, 并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男性的自我认同以及男性气质的表现方式必然受到不同地域文化与历史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研究的是一名典型的中国农民, 他的流动经验所呈现的即是在特定区域, 在霸权男性气质所提供的预设性文化框架下, 个体如何通过认同、实践来展现其男性气质。

(三) 性别、流动与家庭关系

作为建构性别主体的基本单位, “家”反映了家庭中的抚养、照顾功能以及矛盾、冲突关系, 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女性, “家”背后的意义均是将个体的行动镶嵌于家庭事件之中 (王跃生, 2016) 。因此了解家庭关系的转变, 将有助于理解性别、空间、权力之间的关系 (Gorman-Murray, 2015) 。本研究认为分析男性气质、流动与家庭关系之间的关系时, 审视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视角, 他们如何“做男人”是探讨男性气质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基于此, 以下将对男性在家庭中可能扮演的三种角色——儿子、丈夫、父亲进行分析说明。

1. 儿子。

不同的文化脉络对如何当个“好儿子”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Lin (2014) 在其研究中使用“the man in the family”来描绘中国传统文化中, 身为儿子的男性如何想象自己, 如何通过自身流动完成他们对家庭中“儿子”的社会期待与自我认同。研究发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 “儿子”作为父系社会传承的象征, 使男性不仅难以与家庭完全割裂, 还较高程度上背负着传统父系社会为其设定的角色扮演标准, 他们通过在家庭角色中不断建构自我, 以达到符合男性气质的想象。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儿子”作为照顾者这一角色扮演上。与传统观念认为照顾是女性的工作不同, 现代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儿子承担起照顾双亲的责任。身为儿子的男性通常通过“混合”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来描述自己的照顾行为, 如通过“坚持不懈 (just do it) ”描述自己照顾年迈父母的行为, 以符合霸权男性气质中对男性“负责任”的期待与要求;此外, 这些儿子虽然没有和父母同住, 但通过“回家”这一流动行为完成了符合男性气质的自我想象与社会期待 (Campbell and Carroll, 2007) 。

综上, 通过对不同文化脉络下有关“儿子”在男性认同方面的文献回顾, 本研究认为, “儿子”角色的扮演, 在中国家庭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男性想象, 男性的孝道与男性气质认同之间亦存在密切联系, 本文将通过陈力作为“儿子”的角色扮演对其作进一步诠释。

2. 丈夫。

传统父权社会, 丈夫作为家庭中的“养家者”往往拥有更多权威, 并在与妻子互动中形成男性气质。现代社会中, 伴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女性经济地位的提升, 男性不可避免地面临夫妻权力位置变动, 丈夫在经济能力上的衰退将导致其主动或被迫放下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力 (Sherman, 2009) 。

受中国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 父母对自己的“儿子”也常有成为“丈夫”的期许, 男性在婚姻过程中常通过“丈夫”的权力和妻子的顺从强化自身的男性气质, 并通过传宗接代进一步维系家族、展现男性气质 (郑丹丹、杨善华, 2003) 。由此,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男人可以通过自身流动 (比如外出赚钱养家) 与娶妻生子来扮演一名成功的丈夫角色?

3. 父亲。

男性向来被视为主要的家庭经济提供者, “养家者”角色不仅体现父职重要的责任, 还是很多父亲自我认同的来源 (Christiansen and Palkovitz, 2001;徐安琪, 2009) 。这样的论述忽略了父职随时间与空间所发生的变化, 以及男性在父职扮演时可能出现的情感矛盾。父职是一种不断建构的变动历程, 在孩子不同的生命阶段呈现相异的表现形式, 父亲的生活经历和自我认同对扮演父职产生较大影响。一些学者研究发现, 相较传统社会, 无论是对孩子的经济责任还是照顾义务, 现代社会的父亲角色都发生了较大改变, “男主外女主内”的父权制性别分工模式逐渐松动, 照看孩子和做家务亦成为诸多父亲的日常行为表现;虽然依旧面临着冲突与协商, 但很多男性在家庭关系中, 已经逐渐将扮演“理想父职”视为男性气质的认同与实践 (Montes, 2013;Sherman, 2009;徐安琪、张亮, 2008) 。本研究即试图通过父职认同概念, 结合个体的流动轨迹与流动历程, 探讨父职与流动如何交织, 以丰富本土男性气质内容。

(四) 研究方法

本文是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收集和记录田野资料的质性研究。笔者第一次接触研究对象陈力是在一次友人聚会上, 当时听闻陈力决定从武汉回到湖南乡村定居, 感到十分困惑, 好奇是什么原因令在都市生活了近30年的他决定“返乡”?数月后, 陈力返乡定居, 在朋友的帮助下, 笔者第一次走进了陈力在湖南的家, 见到了陈力的父母, 当时适逢清明节, 正好碰到了回娘家的二女儿 (陈力的二姐) , 在寒暄中了解到陈家家庭成员的情况。之后笔者数次来到陈家, 除了与陈力进行多次互动式访谈, 还与其他家庭成员建立了联系, 以便了解其他成员对陈力流动决策的看法和影响。

本文借鉴人类学的传记式写法, 通过自传式描述呈现个体流动的过程, 捕捉个体在流动过程中的行动选择, 最后将这些描述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 再现其背后隐含的丰富的社会意义。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父权文化中男性的责任与无奈

费孝通 (1998) 认为, 中国的乡村有其一定的文化特殊性, 性别权力关系除了表现为普遍的男性支配, 还通过家庭、社区和村落空间获得维持与运作, 再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观点, 也是笔者与陈力及其家庭成员逐渐熟悉后的体会。

在陈力生活的这个小乡村, 父系传承的家族体制通过各项制度与行动不断得以巩固与持续, 并细微地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且“儿子”常被期待担负起延续这一传统的重大任务, 陈力即需要在家族中承担这一责任。陈家的家族祭拜一直以来就与家族制度、村落空间密切联系, 陈家具有家族共有的“祭拜厅”, 依照家族规矩, 不论婚丧嫁娶、过年过节, 陈氏家族的成员们都要到祭拜厅向祖先汇报。因此, 直到陈力这一代, 陈氏子女的生活信念、日常生活都与家族密切相关。

“我从小就看父母祭拜祖先, 并且也要跟着祭拜, 慢慢地就学会了。祭拜的地方在祖宗留下来的祭拜厅。从祭拜的时间看, 过年过节肯定是要去的, 除此之外, 婚事要在那边弄, 丧事也在那边弄。我们家族的祭拜厅现在看起来有点小, 因为家族都分家了嘛, 你家要拜、他家也要拜, 事情多了就显得安排不开, 以前没分家时候应该蛮简单的, 大家一起就行了。” (陈力语)

在谈家族祭拜时, 陈力提到了“分家”, 对此笔者询问了陈力的父亲:

“我们兄弟三人都结婚后, 家也就分了, 兄弟分家后父母和没出嫁的姐妹们就轮着到我们三兄弟家住, 一家住四个月。后来几个姐妹嫁出去了, 父母也年纪大了, 走不动了, 就是各家的媳妇负责给父母送饭。” (陈父语)

由此可见, 目前陈氏家族除了通过祭拜这一形式维持宗亲制度外, 还实行传统乡村的“轮伙头”家族制度, 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强调成年子嗣特别是儿子在奉养父母上所具有的均等性义务与付出 (钟永圣、李增森, 2006) 。费孝通 (1998) 考察该制度时曾提出, “轮伙头”的实施条件虽可分为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 但其实质却是由文化层面所驱动的整个制度性生产, 如强调祖先祭拜、子嗣延续、孝道理念等, 目的均在于持续巩固男性子嗣与父系家庭的联系。通过陈父对父母到三个儿子家轮吃的描述, 可以理解陈力从小是在遵循孝道的“轮伙头”家庭中长大。有学者认为“轮伙头”制度表现为父母只能仰赖儿子与媳妇的奉养, 代表了家长权威的下降 (肖倩, 2010) 。本文认为, 在“轮伙头”这一家族制度的背后镶嵌着中国传统社会强调的孝道义务, 父母作为家长的权威只是程度上的减弱, 并没有完全被逾越或消失。在一次田野调查中, 当笔者询问一位65岁的妇人, 公婆是否会来她家轮吃。这位妇人似乎被冒犯, 面露不悦, 回应笔者说:“当然会, 你问得真可笑!难道你不管你父母?”可见, 当地村民以让父母“轮吃”来实践孝道, 其道德价值毋容置疑、难以挑战。

关于孝顺和家长权威, 陈力二姐描述的童年时父母和爷爷奶奶之间的小事即深刻地反映乡村父权要求男性子嗣对家族、孝道伦理的重视和尊崇, 其重要性远远凌驾于自己组建的小家庭之上。

“我小的时候, 爸妈和爷爷奶奶他们还没有分家, 都是一大家子同住, 基本就是我爸挣钱回来交给爷爷, 再由奶奶给我妈钱去买东西。有次我爸因为帮了别人一个大忙, 人家表示感谢给了一篮子鸡蛋, 当时我妈和小妹病着, 很需要营养, 我爸都没说把鸡蛋给我妈和小妹吃, 而是给了奶奶, 奶奶又拿去卖了换钱回来, 等于说这一篮子鸡蛋对我们家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妈当时觉得很委屈, 但我爸就是孝顺, 什么都听爷爷奶奶的, 什么事情都是先顾着那个大家庭。” (陈力语)

上述关于分家、“轮伙头”制度的描述, 显示父权价值, 特别是乡村父权的核心价值对男性的生活形态与家庭决策具有重要的支配作用。陈氏家族在与父权文化紧密结合的同时, 在感情上也顺应该价值, 如期待男孩出生, 因为男孩除了具有经济生产的意义, 更是延续家族血脉的保障。在这种重男轻女的氛围中, 可以想象, 当陈力母亲连续生育了4个女儿时所面临的责难与压力。陈力的父亲说道:“连生了4个丫头, 长辈们都不高兴啊, 不需要说什么, 一个眼神就看出来了。”之后, 陈力的出生才使其母在家族中的地位稍有提升, 因为这不仅证明了她可以为陈家传宗接代, 更为家族的传承贡献了一份力量。从当地重男轻女的文化中可以想象陈力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特别的待遇, 然而, 将他放在整个陈氏大家族中却发现, 在陈力身为男孩的优势背后也伴随着另一种压力。陈力父亲27岁结婚, 这在当地农村属于晚婚, 加之婚后6年没有生出男孩, 陈氏家族中的长辈们对陈力父亲这一家十分不满;即便后来陈力作为陈家的孙子身处陈氏大家族的关系中, 依旧感受到家族微妙的人际关系中存在排列次序, 自己并不受祖父母疼爱, 时常处于家庭的边缘。

“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爷爷他们并不喜欢我, 比如我和大伯的孩子玩闹, 最后被训斥的一定是我, 被打的一定也是我。” (陈力语)

多数传统女性主义研究都强调男性是父权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和权力支配者 (Marshall, 2001) , 然而, 从陈力的成长经历看, 男性在父权体制中也可能遭遇与女性一样的被压迫感, 毕竟在一层权力结构之上, 还存在更高一层的权力控制, 因此, 中国乡土大家庭中的父权文化不仅可能通过性别也可能通过大家庭的辈分排序与性别交织运作, 共同影响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调查对象陈力, 身为小家庭中唯一的儿子, 却感受到来自大家庭祖父母的不公对待, 对此陈力认为除了因为父亲是第三个儿子, 自己并不是长子长孙外, 更主要的是来自母亲这一边:连生4个女孩和婆媳冲突。可见, 个体在家庭中的地位并非仅由性别决定, 辈分排序和家庭关系等因素亦时常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

父权体制下女性往往是遭受伤害的一方, 正如陈力经常提到自己母亲受到祖母欺负一事, 陈母在访谈时也曾抱怨她当年做媳妇十分辛苦, 还因与婆婆争吵遭到陈父拳打脚踢, 至今想起都十分伤心。对于身处大家庭中的陈父来说, 比起照顾自己的妻儿, 秉承传统孝道、扮演一位孝顺的儿子、照顾好兄弟手足更为重要。因此, 当他面临婆媳矛盾、妯娌冲突时, 首先考虑的是整个陈氏家族的稳定, 这与陈母以个人小家庭利益为主的想法相异, 结果就是夫妻矛盾与冲突充斥在陈力童年的记忆里, 无形中令他对婚姻产生恐惧。陈力在回忆童年生活时曾无奈地说:

“如果爸妈总吵架, 做小孩子的肯定不开心, 像我们家的几个小孩, 个性都比较沉闷, 记忆里好像很少听到我和姐姐们在家大声地笑。我的几个姐姐好像很早就嫁了, 她们应该都有赶紧离开家的那种感觉。” (陈力语)

(二) 流动的背后是更深的连接

对流动的研究需要看见流动的脉络, 以及各种社会网络在其中的影响 (Marshall, 2001) 。因此我们需要先了解流动背后的社会文化脉络, 才能发现个体的性别与流动行动是如何嵌入各种社会网络之中, 并形成关联。

陈力离家原因很多, 包括对一成不变乡村生活的厌倦、周边很多青年外出进城的示范作用、妈妈对自己的过度保护、家庭关系紧张压抑等, 最后他以“冒险家”男性气质作为认同, 决定到异乡打拼。对他来说, 除了可以摆脱乡村的传统与沉闷, 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脱离家族中父权体制的压迫。

离家来到武汉的陈力, 选择了冒险家男性气质的认同, 然而在传统的中国文化脉络下, 儿子很难完全切断原生家庭中的角色关系, 特别是孝道的实践更是被赋予道义层面上的要求。儿子离家意味着背叛父系家庭, 常背负不孝的污名, 进而损毁他们的男性气质 (Lin, 2014) 。对于离家的男性, 如何证明他们依旧属于原生家庭、依旧具有孝顺的道德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 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汇款回家, 通过金钱帮助原生家庭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来证明自己对家庭的贡献, 以此实践身为男性 (儿子) 的孝顺, 维持其男性气质的认同与想象, 并获得自我认同。陈力即是如此:

“那时候我刚出来, 每月挣钱也不多, 但是我还是把收入的一半寄回家, 让他们可以早点盖新房。现在家里住的那栋房子就是我出钱盖的。”

此外, 每逢节假日, 只要可以回家, 陈力就会返乡与家人一起, 通过回家的流动维系其依旧是家庭一份子的想象。可以说, 无论是汇款回家还是节假日返乡, 都是陈力证明自己孝顺的行动策略, 而这种孝道男性气质的形成与他自幼在父系脉络中的成长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即便他到了都市, 乡村特殊的区域文化依旧发挥着持续性影响。

另一个矛盾是, 陈力来到武汉工作是为了脱离原生家庭的乡村结构, 但他似乎又离不开之前一整套传统乡村文化的桎梏, 对于都市生活中的玩乐方式是完全排斥的。

“按理说, 我在武汉, 应该去了很多地方玩, 但是我和你讲, 我真的没去什么地方, 一般就是上班, 下班, 周末在屋里看电视, 不太怎么喜欢出去玩。我的那些同事生活可就精彩多了, 我和他们不一样。” (陈力语)

(三) 男大当婚与婆媳矛盾

1. 遵从母命回乡娶妻。

中国自古就有“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的说法, 男性是否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常被作为判断其履行传统孝道的标准之一 (陈熙, 2012) , 陈力遵母命娶妻即验证了此传统。不婚主义的陈力说:“我对婚姻真的有恐惧, 从小看父母天天吵架长大, 你说如果换了你, 还敢结婚么?”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过日子才是陈力想要的生活, 访谈中他很少提及曾交往的对象, 多数时候是强调自己自由的生活。

“我在武汉过得很轻松啊, 干了这么久工作早已胜任, 老板给的工资也满意, 平时该上班就上班, 下班后就吃点东西, 洗个澡玩电脑或者看电视, 基本上一天工作的疲劳也就消失了。” (陈力语)

然而,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原本安逸自由的生活逐渐被烦扰。陈母对笔者提到陈力的感情生活, 她说, 陈力30岁左右曾有过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孩很乖巧, 对他们老人家也很贴心, 但陈力似乎对这女孩没什么意思,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陈母对这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十分不解, 此后也更加担心陈力的婚事, 毕竟, 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成年男子来说, 传宗接代是头等大事, 不仅是一种对血亲延续的期待, 还是一种荣耀门厅的方式 (费孝通, 1998) 。

父系家庭运行的关键即“连续性”, 通过父生子、子生孙的方式形成一条链状谱系, 象征着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杨国枢, 1996) 。陈力作为陈家唯一的儿子, 无论是他的母亲还是他自己, 都认同在人生这个阶段, 生儿育女是每个男人不可逃避的责任。于是, 每次返乡探亲对陈力都是巨大的压力, 每每开开心心到家后, 面对的却是母亲强烈的抱怨。为了不辜负母亲, 不让全家丢脸, 陈力35岁那年遵从母命, 步入婚姻。

“特别是30岁之后, 每次回家我妈都哭, 哭着说我没有结婚, 她很没面子, 全家人都很丢人, 别人谁家又抱孙子了, 就我还没结婚, 一边哭一边讲……” (陈力语)

在婚配市场中, 男性迎娶家境条件较差的女子为妻比较常见, 这些男性的背景具有如下特点:处于社会底层, 集中在乡村、都市边缘等地区, 迎娶条件较差女子为妻的原因在于自身经济地位较低, 在婚姻市场缺乏竞争力 (韦艳、张力, 2011) 。然而35岁的陈力正值壮年, 在武汉市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的收入, 上述特征描述放在他身上似乎格格不入, 陈力本人也曾认为这种婚配方式是弱势男性所为, 他说:

“周边很多人对我娶这个女人很是不解, 都说你在大城市挣钱, 怎么要娶这么个穷酸条件的媳妇, 长得也不好看。但其实对于结婚这回事, 我自己一直都不上心, 如果可以, 压根不想结婚, 从小看到的婚姻就是那样的, 你说怎么还会向往自己也走进去?但是没办法。” (陈力)

虽然身边多数人认为这位妻子配不上陈力, 但是他们也认为这种条件差的女人, 一般都比较乖巧、听话, 而这一特点正是陈力所期待的, 他说“我喜欢保守、听话的, 娶这样的女人这点也算比较称心”。有学者指出, 在明显“男高女低”婚配模式中的男性大多对妻子抱有传统妇德的期待, 并通过“权力—顺从”的双向关系来诠释, 即丈夫对妻子的权力支配和妻子对丈夫的顺从 (李成华等, 2013) 。与通过上述“权力——顺从”双向关系强化霸权男性气质不同的是, 本研究中陈力认为妻子可以扮演好侍奉公婆、带来家庭和睦的好妻子角色, 这也是他说服自己接受此婚姻的理由。正如他所言:“这种婚姻就是没有感情基础, 但是为了结婚也只能如此, 要是找个条件比较好的, 或是自己认识的, 估计难得和我母亲和睦相处, 现在这样的应该性子比较老实, 比较能忍耐吧……”

从上述分析可知, 陈力遵从母命回乡娶妻是一种孝道的实践, 其实践形态可能会因地域、时间或环境发生一定的变化, 但在传统的文化脉络中依旧被视为成年男子应有的道德和责任。可见, 男性气质实践与家庭中的父权文化具有不容忽视的联系, 在分析男性气质时不能仅看到个体行动, 特别是当此行动牵涉到多方面的家庭关系时更应将行动者置于环境的脉络中检视。在本研究中, 奉母娶妻与陈力本人的意愿存在较大冲突, 然而, 作为自幼在父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男性, 他的内心深处对此套文化价值又是认同的, 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获得外在社会的认同。因此, 流动作为一种社会过程, 行动者在转变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依旧保留了来自自身成长的原生的社会文化, 对于陈力, 奉母回乡娶妻是一种实践孝道的行动, 其目的在于符合并维持孝顺男性气质的想象, 同时也是解决家庭关系冲突的策略。

2. 婆媳冲突。

婚后的陈力, 通过孝顺的男性气质策略性地履行了一个成年男人必须的传宗接代责任, 满足了母亲对于延续香火、三代同堂的期望, 同时也尽到了自己身为陈家唯一儿子的义务, 对于他来说, 虽然存在挣钱养家的经济因素, 但对冒险闯荡、自由自在男性气质的追求却是他决定婚后继续留在武汉的主要原因。然而, 在完成孝道任务、看似美满的家庭背后, 却逐渐矛盾四起。

陈力的妻子小菊 (化名) 的娘家在距陈力村庄较远的一个贫困村落, 学者对此类女性有着类似的描述:她们通常家境贫寒, 为顾及家庭经济需要而选择嫁人, 期待自己的婚姻可以帮助家里摆脱经济困境 (李成华等, 2013) 。她们经常在灿烂年华嫁为人妻, 并很快成为母亲, 帮助夫家打理家务 (王丰龙、何深静, 2014)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们在父系家庭中最常遇到的问题多是因文化与年龄差别而形成的观念差异, 以及婆媳矛盾。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与陈力最初的想象不同, 这位来自贫困乡村的年轻女性, 并不是想象中那样乖巧、听话、没有主见, 家庭中婆媳之间愈演愈烈的纷争与矛盾开始打破陈力在武汉的平静生活。陈力回忆那段日子, 记忆犹新:

“本来我在武汉的生活很平静, 然后听我母亲的话娶了这个媳妇, 想着应该是比较乖巧、听话的, 但是, 真是好景不长啊, 这也没过几年, 她就好像变了……或者说她以前就是这样的, 只是没表现出来?总之脾气一点不好, 我感到压力一大堆, 特别是这几年, 我母亲每周都要打电话过来, 和我讲你老婆怎样, 或者是我老婆打过来, 说你妈又怎样……真的是没完没了, 我后来变得就是不敢也不能听电话响, 一响我就神经紧张, 有时候哪怕是别人电话响, 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有反应, 真的就是压力大。最厉害的那段时间, 我跟你讲, 我曾经自己偷偷在屋里哭过, 就是发泄一下, 真的需要发泄一下。” (陈力语)

陈力承受着较大的压力, 但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判断力, 一方面他知道母亲为家庭付出了很多, 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妻子有自己的想法, 他不愿像父亲那样只会偏袒母亲, 也不愿像一些男性那样只听妻子的话, 他有自己的策略:对父母就说“你们过你们的日子, 我们过我们的, 大家都不要干涉太多”;对妻子则一方面通过亲身的示范告诫她应该对婆婆多忍耐, 同时也会以让妻子寄钱给娘家、陪她回娘家探亲等行动表示自己的付出。陈力以策略性男性气质通过流动的方式, , 使他和妻子小菊之间的关系得以重新协商。通过流动, 男性一方面扮演他们的家庭角色、策略性地维系着家庭关系, 另一方面维系着当今社会对“现代丈夫”的认同。

对于“现代丈夫”在婆媳关系中应扮演的角色, 陈力的二姐夫是这么说的:“婆媳冲突肯定有, 谁家都有, 关键是冲突后这个男人该怎么去做, 因为你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桥梁, 做好中间者是最重要的。”陈力表示赞同, “我的意思就是, 本来这就是个连带关系, 我对你们家人好, 那你也要对我家人好, 我就和我老婆讲, 你孝顺我爸妈, 我才会孝顺你爸妈。”这种对“现代丈夫”的论述表明, 虽然中国家庭已经逐渐从传统的“父子轴”向现代的“夫妻轴”转变, 但目前仍处于过渡时期, 是一种混合状态, 不同的成员由于其现代性差异, 对父子轴与夫妻轴的期待也不尽相同。康奈尔在《性别与权力》中指出, 在性别关系中从属者与支配者之间除了“争斗” (contest) , 还存在“协商” (negotiate) (Connell, 1987) 。协商作为男性气质建构和运作过程中一种较为建设性的方式, 使得传统的霸权男性气质可能放低姿态、放弃部分权力、改变自我, 而男性自身也在其中得以继续维持其男性气质的权力和利益。

陈力时常陷入母亲与妻子之间的矛盾之中, 但他懂得援引“现代丈夫”的论述, 试图协商与改变这一困境。对于陈力而言, 传统农村成长经验的内化、社区邻里对孝道文化的尊崇均对其男性气质的自我想象具有重要的影响并产生一定的控制力量, 使他内心感到冲突与矛盾, 只能藉由流动策略与之协商、对抗, 以求得在自我认同和家庭关系中的稳定与平衡。然而, 虽然他有心化解婆媳间的矛盾, 达成自己对“现代丈夫”的想象, 但成效却时好时坏,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婆媳关系, 当冲突发展到越来越剧烈时, 他更倾向于远离“风暴”, 继续留在武汉即是他认为的可以躲避冲突的方式。

(四) 家庭的枷锁

1. 对好父亲的想象与期待。

父亲是男性身份的重要方面, 父职扮演在男性气质的建构中亦发挥着关键作用。离家多年的陈力一直以“养家者”自居, 认为只要对家庭有经济贡献就可完成“理想男人”的想象。然而, 近年来他发现, 曾经有糖吃就会开心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 并意识到父亲不在家的事实。挣钱养家、喜好清净自由是陈力想离开家乡的目的, 与孩子相隔两地却令陈力在选择自由与实践现代性父职的理想间不断拉锯, 他回忆起对孩子们的感情时说:

“琪琪 (化名) 和诚诚 (化名) 小时候很粘我, 每次我回去都会给他们带玩具, 一人一个, 让他俩不用争抢, 他俩是双胞胎, 长得很像, 越来越像, 几乎每次回去我们都要玩一个游戏, 就是猜猜谁是哥哥, 谁是弟弟。自从有了手机, 每次我要回去之前都会提前告诉他们兄弟俩, 老婆说知道爸爸要回去, 孩子们都会比平日里乖很多, 但一样的, 每次我回武汉, 他们俩都会很舍不得, 一人抱着我一条腿问‘爸爸能不能不走了?’” (陈力语)

对于陈力来说, 孩子对他重要性的认可和需求, 令他离开时产生了深深的愧疚感, 且一直深埋于心。伴随着孩子长大, 父子间的互动也逐渐从小时候对父亲撒娇转变为同性间的交流, 然而相处的分隔令陈力日益感到失落与无奈, 特别是孩子即将步入叛逆的青春期, 更成为陈力的困扰。他说:“俩孩子现在都有点叛逆, 上次我说他们, 一个和我顶嘴, 另一个干脆进屋不搭理我了。”陈力不断感受到父职实践的压力, 然而真正令他反思、改变自己对父职想法的, 是以往与父亲相处的经验。

“我其实对我爸没什么特别的回忆, 就是我俩一起的回忆画面很少, 他在家不怎么讲话, 虽然也不太会骂我, 但也基本上不怎么管我。从小到大, 父亲在家庭中的存在感都很低, 除了和我妈吵架外, 作为他的儿子, 我感觉不到太多他的存在。” (陈力语)

“我觉得和小孩子相处, 不能那么严肃,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朋友?就像我和俩儿子相处, 虽然时间不长, 但每次回来都会和他们一起玩、一起聊天, 父子打成一片才能让他们信任你。像我小时候父亲很少和我说话, 所以我们一直都没什么交流。我想现在如果不能多陪伴他们, 估计以后大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父子的心理距离远了, 时间久了也就像我和我爸那样, 没什么话可说了。” (陈力语)

由此可见, 个体在原生家庭中的体验对其性别角色态度、父职承诺和亲职参与将产生直接影响。换句话说, 当个体成为父亲时, 他自己预设的理想父亲和其本人实践父职的实际情况有可能会形成落差。他如何看待这种落差, 一定程度上将受到其原生家庭父亲的亲职参与情况的影响。。陈力在“照顾者”与“养家者”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权衡与反思:孩子年幼时, 他将提供经济上“养家者”作为父职认同;之后, 考虑孩子成长的阶段性需求以及自身经验后, 他并没有简单重复上一代传统家庭中父亲角色的扮演模式, 而是对父职认同与价值观进行了重新塑造。

“现在做父亲, 还是不能只想着赚钱。虽然赚钱很重要, 但是不能像我爸妈那个年代, 只要赚钱别的都不管了。你的小孩要是和你心理有距离, 你说你赚到再多的钱有啥用?” (陈力语)

可以发现, 现代的父亲角色较传统有了很大的转变, 如何扮演好一名父亲, 已经成为现代男性自我认同的重要经验 (刘传霞, 2014) 。

2. 好儿子的责任与义务。

除了履行父职的陪伴角色, 陈力父母的年迈与健康问题也是加速他回家的动力。2016年初, 陈力的母亲因病住院, 身在武汉的陈力因故无法亲自照顾, 于是由几个姐姐轮流分担, 这对陈力造成巨大压力。毕竟, 在传统的乡村文化中,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父母虽然养育了儿女, 但财产却只分配给儿子, 由此形成了儿子奉养的义务 (王翠绒、邹会聪, 2010) 。陈力的二姐说:“总是一句话啦, 父母还是要靠儿子的, 这是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啊, 父母的财产不是也是儿子的么?所以他照顾更是理所当然的。”陈力的大姐夫说:“我就是这么觉得, 你是家里的儿子, 为人子啊, 你不尽孝, 那谁尽孝?”在几乎整个家族对儿子尽孝均有期待的压力下, 陈力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只能返乡。

如今, 陈力回到家乡已近一年, 对他来说, 三代温馨共处的美好画面令其骄傲, 也是他男性角色的重要认同。在一次访谈中, 笔者问他:“回家到底是为了谁呢?”他想了很久说, “为了孩子长大, 为了解决婆媳矛盾, 爸妈年纪也大了……”这次最终的流动, 符合了家庭所有成员的期望, 满足了他作为家中唯一儿子的自我认同。陈力的二姐语气激动地说:“现在不都说传统的孝顺过时了么?但你看其实不是, 起码我弟弟就是个孝子, 他把父母放在了第一的位置。”然而, 陈力在情感上依旧感到矛盾与冲突:本想一辈子特立独行的他最终却不得不臣服在父权文化的压力之下, 他自我解嘲道:“我好像一直都在为家人而活, 没有自己的生活!”这说明父权下的压迫, 绝非仅限于女性。

综上, 陈力在“做男人”时, 无条件地接受了诸如儿子应与父母同住等很多传统文化对男性的期待, 这些期待深刻地存在于传统的乡土文化中, 令男性与家族紧密联系在一起。父子轴以家庭为重、个人为轻;为了家庭, 个人需要被压抑, 个人幸福被牺牲, 家庭立场与利益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杨国枢, 1996) 。孝顺的义务影响了陈家的家庭安排模式, 在父系文化的价值观下, 陈力最终返回家乡与父母同住, 这恰恰体现为一种空间归属感, 即通过历史 (时间) 与地理 (空间) 的交织, 固有的文化与价值将在个体与故乡的连接中获得传承, 并在他们的情感与信念之中具体化。这种男性认同的实践, 类似于西方学者描述的“传统男性气质” (traditional masculinity) , 即在家庭变迁中, 通过对社会中传统道德的实践, 延续并再造了男性气质中家庭 (家族) 家族的价值观 (Broughton, 2008) 。然而, 陈力时常感叹“我们这一代人还懂得孝顺, 但一代不如一代, 现在年轻的一代对父母的孝顺也越来越淡了……”。陈力的这种担忧看似出于对现代性崩解家庭价值的感慨, 其实是他在持续认同“传统男性气质”的同时, 面临着情感与价值上的冲突, 在各种家庭关系与角色中协商与妥协。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传统乡村普通男性村民陈力生命历程的分析, 发现流动、家庭关系与男性气质三者以交织的方式影响着个体的流动行为和自我角色认同。本文采用康奈尔与梅塞斯密特提出的“动态多元男性气质”作为研究框架, 并以陈力这一个案分析男性气质与性别角色以一种动态流动的形式存在于个体的不同生命周期之中, 不同阶段家庭角色与责任的变化将给个体带来男性气质认同及流动行为决策的转变。

第一阶段, 20多岁的陈力表现的是“冒险家男性气质”, 通过从乡村流动到都市来逃离父权体制的压迫、摆脱贫乏的乡村生活, 同时追求都市的现代性和冒险性。传统乡村中如“轮伙头”等文化蕴含的男性应肩负的家庭角色与责任业已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他的内心, 并对他之后20多年的生活方式产生一定影响。在第二阶段, 结婚生子成为30多岁的陈力面临的主要人生任务, 该阶段的陈力表现的是“策略性男性气质”, 目的在于既协商、逃离父权家庭的压迫, 同时又满足父系社会对成年男性的期望。婚后的陈力, 为养家并持续追求现代性与冒险性的男性气质而独自在武汉工作, 但由于不断发生的婆媳冲突, 为实践对“现代丈夫”的想象, 以及维系传统婆媳关系, 他采取的策略是跨地区的城乡流动。第三阶段, 即将50岁的中年陈力表现的是“养育者男性气质”和“传统男性气质”, 在认同养育者男性气质的同时, 做一名符合现代父职要求的“好爸爸”, 成为他决定返乡的主要原因。此外, 为承担传统文化中父系家庭成年男性子嗣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 他最终从都市武汉返回传统农村家乡定居。

作为个案, 陈力生命各阶段的流动行为回应了“动态多元男性气质”, 本研究认为, 可将其视为一种“乡村型霸权男性气质”, 这是在中国一定乡村区域内存在的, 男性企图以流动的行动机会努力协商父系制度与父权文化带给他们的情感压力和家庭负担的策略。个案显示了乡土社会中的“孝道义务”是如何以一种深刻且细致的力量贯穿于一名乡村成长的成年男性的生命之中;“孝道”的标准, 虽伴随着社会发展历程有所改变, 但背离它将导致男性的阳刚气质受损, 在此压力下, 男性不可避免地陷入矛盾之中。此种对“孝道”的想象与规范, 在乡土社会中往往具有更强的集体作用, 并在巩固乡土传统文化和父权体制中起到重要的连接作用。从陈力最终回归到他起初所属的乡村社区并始终抱持传统价值观的事实来看, 男性在试图脱离父权文化结构掌控的同时存在着无力感, 即男性在父系家庭中, 也时常需要为了家庭而付出, 甚至需要放弃个人对自由的渴望。男性气质在行动者身上表现为一种动态的展演, 需嵌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性的社会文化中, 同时遵循一套独特且霸权的支配性性别实践构型。。陈力自小从家庭中感受到的父权文化对他有着强力的吸引和控制力量, 虽然在其中常感受到很多冲突与矛盾, 藉由各种流动策略企图与传统父权进行协商和对抗, 以求达到自我认同和家庭关系的稳定与平衡, 但就其结果而言, 无论是在物理的还是心理的空间, 他最终回到了起初所属的乡土区域和传统价值观的怀抱之中。这充分显示了男性在试图脱离整体父权支配时的无力感, 以及在男性身上亦不可避免的父权文化的掌控。

作为一位普通的农民, 陈力的流动故事可能同样发生在千千万万农村男性身上, 他们以流动的行动机会, 努力协商父系制度与父权文化带给他们的情感压力和家庭负担;他们流动决策的背后深刻烙印着地区性父权文化。与此同时, 在一个男性的不同生命阶段, “乡村型霸权男性气质”以动态的发展面貌呈现出其背后的社会脉络与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