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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有无性别偏好？与传统的生育偏好有什么不同？生育性别偏好受到什么因素影响呢？你的生育性别偏好是什么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于志强 张琳艳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生女何以值“千金”?
中国大学生生育意愿的性别转向与形成机制
生女偏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青年生育观念变迁的最新特征｡文章遵循主体性建构的方法论,考察大学生生女偏好的特征与形成机制,彰显了新一代中国人生育实践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研究发现,大学生的生女偏好不仅仅是个体私人的感性偏爱,其背后折射出身份认同逻辑､情感价值逻辑､工具理性逻辑的多重形成机制｡一方面,接受高等教育､个体化崛起程度较高的大学生不再一味追求生育男嗣背后的神圣意义,而是强调生女偏好背后情感价值和生活体验的世俗意义;另一方面,生女偏好依然彰显了性别文化的传统规范｡人们既在家庭的框架下思考实践,又使家庭主义成为个体乃至家庭适应现代化发展的生活策略,从而来应对市场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生活负担与精神孤独,重构现代进程中家庭生活的再传统化｡由此,生女偏好既是私人生活变革中的个性化表达,也是传统生育观念对接现代市场经济的自反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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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文化长期处于主流的传统中国,人们有着生男偏好的生育观念[1]195｡对中国人来说,生育男丁不仅能够找到安身立命的神圣意义,还实现了家族延续与种族延绵的社会期待｡相反,女儿则被父系亲属体系视为可有可无的外人,归属身份更需在婚后通过为丈夫的家族生育男丁来获取｡即便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写入我国宪法,但是生男偏好依然在中国社会的许多地区长时间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嬗变,新一代中国青年的生育观念从“多生､早生､生男”转变为“适度生育､生男生女一样､打死也不多生”,性别意愿呈现儿女趋同的倾向[2]｡近些年来,诸多新近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农村地区[3]还是大学生群体[4]都更愿生育女孩｡生女偏好不仅彰显了青年人性别意识的崛起[5],还暗含了传统父权制的弱化[6]｡看似不同的解释路径实则为一体两面,皆从宏观层面剖析,凸显社会现代性转型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冲击｡但事实上,身处压缩现代性的中国社会,往往没有任何一种传统观念被彻底涤荡一新｡在传统规范与现代发展交织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代青年代群生女偏好的生活逻辑?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折射了中国生育意愿变迁的最新趋势,而且呈现了现代化发展中青年一代如何通过个体的意志和行动来建构理想的生活｡鉴于此,本文选择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从青年群体的特殊性来看,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生在青年群体中的占比日益提升,既在较高的受教育程度､网络参与程度与较强的同辈圈层文化中呈现显著的自我意识,又在未来面临成家立业的生活压力,在内卷与躺平､自由与孤独､自我性与公共性的兼有中呈现一种矛盾性社会心态｡在他们身上,家庭本位和个体本位､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特征交融错杂,符合压缩现代性背景下的多元青年形象｡二是从世代变迁的普遍性来看,尽管在校生育的比例较低,但是大学生的生育观彰显着年轻一代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最新变化｡三是从生命周期的阶段性来看,大学生是当今中国社会潜在的育龄青年,再过五到十年将进入婚育阶段｡对大学生生育观的研究能够预测未来我国青年的婚育水平变动,可以看到他们对未来家庭生活的真实期待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进而为政府在青年婚育方面的政策调整提供经验支持,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创建青年友好型社会｡在上述背景下,本文试图以个体化崛起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回归该群体的主体叙述,考察大学生生育观念中生女偏好的实践特征与形成机制｡![]()
文献回顾
在传统父权制范畴下,往往由男性扮演统治者的角色,女性及与女性紧密相关的生育则一直位于服从地位｡新文化运动以降,为国破家的政治革命极力批判传统家族制度并推动性别平等意识[7]｡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进,集体化经济与合作社运动使人们祛魅于传统父权,并再次嵌入农村集体和城镇单位,强调独立自主的中国式个体化肇始[8]322-326｡当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入,工业化､市场化的经济结构和自由流动发展的人口迁移侵蚀着父系父权家庭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9];信息社会中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在瓦解劳动统一体的同时,也一并推动个性解放[10],消费革命进一步在对平等自由身份的追求中激发了青年的主体性[11]｡尤其在高等教育扩招与自由就业下,职业女性实现了从“为他人而活”向“为自己而活”的价值观转变[12]54-67｡时至今日,“我的生活我做主”的主体权力持续高涨,成为中国现代化变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随之而来,中国人的生育主体地位日益彰显｡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青年认为生育是自主决定的私事,崇尚生育自由观[13]｡一方面,基于个体化崛起的文化背景,年轻人更注重日常感受和情绪表达,生育的价值性基础出现发展性变化,逐渐转向满足自我诉求的个体意义[4]｡当中,由于女性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升,新生代生育决策在由家庭本位逻辑转变为个体本位逻辑的过程中,尤以年轻女性为主导[14]｡另一方面,随着避孕､流产等人工技术普及,性与生殖相对分离,中国青年获得了自由决策的独立可能[15]｡少子化背景下,政府出台生育激励政策,也为年轻人的生育实践提供了更多包容空间[16]｡简言之,受科技进步与制度支持的影响,中国青年的生育实践日益自由｡本文调查也发现,当代许多中国大学生基于现实生活与主体诉求构建生育意愿,呈现生女偏好的特征并将之表达为多元的实践路径,在彰显中国生育观念最新变化的同时,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青年价值观的复杂生成轨迹及其背后的社会转型｡尽管少有研究将生女偏好作为专门的议题,但许多围绕生育意愿的定量调查却展现了中国社会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的生女偏好新特征｡已有研究发现,城市育龄妇女[17]､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4]有明显的生女偏好,并且主要表现在杭州､北京等一线城市[18][19]｡在农村,尽管生女偏好并非主流,但20年前,一些研究就指出少数新生代农民工已显露出更喜欢女儿的生育心态[20]｡如今,四川､湖南等地的许多农村青年也呈现出生女偏好的发展倾向[2][3]｡鉴于生女偏好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事实已在中国出现,学界开始关注其形成原因｡有研究从经济理性人的成本—收益视角出发,看到因民营经济发展与农村土地收益下降,男丁的传统经济优势式微;但在性别规范下,生育男孩却又意味着家庭要肩负更多的经济负担[21]｡另一些研究从文化制度论出发,发现传统生育观念受到冲击的背后,既是计划生育､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政策安排在发挥作用[22],又是社会主义改造下传统宗族观念不断减弱,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等现代性因素进入私人生活所致使的[8]｡上述两类视角主要从传统生男意愿的式微来解释生女偏好的兴起｡但调查显示,男孩期望的相对下降并不意味着女孩在相应方面有完全替代性和补偿性[23]｡对此,少量研究关注女性地位的崛起,考察女儿养老[24]､“新直系家庭”及儿女趋同论[25]的出现与生女偏好的内在联系,将生女偏好放置于养老保障与家庭模式的转型之中考察｡可以说,一方面,现有研究聚焦于生男偏好的变迁而缺乏以女儿为研究核心的论述,没有看到女儿的独特生活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呈现了生育变化与结构变迁之间的关联,却忽视了个体本身的主体叙述与形成逻辑,尤其缺乏对微观层面上情感机制的考察,并将生育群体视为一个均质的整体｡因此,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制度形塑与个体互动出发,呈现不同性别身份和生活情境下生女偏好的主体叙事与多元面貌,并将其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中,考察大学生生女偏好背后的结构性变迁机制｡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北方城市就读的､生育意愿具有生女偏好特征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首先,调研点选取北京､济南两个典型的北方城市｡一是北方地区拥有相对浓厚的传统生育文化;二是济南和北京作为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地区,现代化与个体化程度较高,大学生的自反性意识更强,更能展现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生育实践与生女偏好特征｡![]()
其次,自2022年11月至2023年1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先后同多位受访者建立关系｡所有受访者均为20—30岁之间,以本科生为主,同时包含少量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期间同每位受访者围绕访谈提纲进行60—120分钟的半结构化访谈｡具体样本信息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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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女偏好:
大学生生育意愿性别转向的多元实践路径
传统家庭制度中,作为生命延续之寄托的儿子被格外期待降生｡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宗祧意识的衰弱与高等教育的普及,青年的主体诉求日趋彰显｡在这个过程中,生女偏好既指对女儿的生育渴望,又体现为儿女双全的生育想象｡当中,性别差异在女大学生对女性角色的主体认可､男大学生对男性角色的压力逃避中显露｡作为处于生命历程早期的大学生,他们也意识到生女偏好的理想主义观念会和未来的现实主义生活发生冲突,展现出一副动态变化的生育实践图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越来越多的青年走入高等院校,并随之形成较强的平等观念,尤其女性的性别意识在现代文化的洗礼中得到了激发｡在这个过程中,女大学生出于对女性性别角色的主体认可而直接感性地产生生女偏好｡访谈中,G1反复抨击男尊女卑的守旧思想,强调经济独立､精神独立的重要性,且表示“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G1从小生活在一个有家暴与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庆幸的是,同为女性的外婆给予了她最大的疼爱与保护,因此塑造了G1自立自强的人格品质,并在大学的高等教育中建立起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认知｡出于对女性“她力量”的高度认同,G1对女性性别角色的人格品质与未来成就格外看好,继而形成生女偏好｡由此发现,传统社会中女性因自身性别角色的定位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但是伴随现代社会变迁,她者气质成为构建现代女性主体地位的重要因素｡女性有魅力,有力量,能承担社会责任,我更愿意是女孩｡我觉得可能也不排除我有一点点厌男｡他们的思想层面有点比不上女生｡(G1,女)尽管许多女大学生十分渴望生女孩,但她们也意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异,尤其是女儿因性别角色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父权制所带来的职场隔离､工作与家庭冲突等一系列困境｡为了避免上述问题,也为了实现家庭的阶层迁跃,G1自我要求严格,努力在职场奋斗,同时将自己视为女儿最重要的抚养者,从而希望在个性化､精细化育儿中提升女儿的生活质量｡不同于传统道德伦理之下女性对母职的无意识认同,在女大学生生女偏好的理想主义背后,附加有她们对精细化母职的主动追求,视照料为代际情感的联结方式,同时暗含着女性试图在工作与家庭之中实现育儿的私人化实践｡这不仅体现了父权制下女性的主体性策略,还呈现了女性母亲身份的结构性无奈与焦虑｡在性别分工中,男性被视为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乃至其父母同样在财力､人力方面被看作组建家庭的重要力量｡伴随现代社会的变迁,男性在家庭照料中的经济属性功能不仅没有发生改变,而且在教育竞争､女性觉醒下随着“协作式育儿”模式的新兴,也在加深他们参与抚育的程度｡对于生活逻辑不断倾向于实用主义的男大学生来说,儿子早期的顽皮活跃与后期的婚育需求,在照料与物质层面诱发了生男恐惧的双重焦虑,致使他们在对更小生活压力的期待中呈现生女偏好｡B2作为传统男性,一直认为男孩有着“大气阳刚”“性格活泼”等天然性别优势｡但临近毕业季,家境平平的背景致使父母无法提供额外帮助,学业压力与求职焦虑让他应接不暇｡鉴于对未来生活､职业发展甚至是父母身体素质的不确定,被生活高压裹挟的B2更加期待通过生女儿来缓解生育之后的生活压力｡生育逐渐从个人发展的“基石”变为“顶石”,当中的生女偏好带有一种无奈且“平躺式”的生育实践特征｡在这个过程中,无力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致使父母道德话语的丧失和对子代生活日益体谅,从而为男大学生形成生女偏好的意愿奠定了可能性｡男性要养家糊口,有更多压力,像我们这种普通大学生现在想出人头地太困难了｡真是儿子的话,一出生就得背上房贷,我真卷不动了｡(B2,男)但现实生活中,在一些传统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家庭或地区,传宗接代依然是部分中国父母所追求的人生意义与看重的价值观念｡在这个过程中,男大学生观念中的生女偏好与代际互动实践中的子嗣传承期待形成了张力｡为了缓和家庭矛盾和获得父母支持,许多青年往往会妥协让步｡不过,即便顺利生女,其与逃离生活负担之间也并不存在直接关系｡在中国家庭财富稳步提升和少子化背景下,绝大多数中国父母秉承“学业至上”的态度,都会竭尽全力为子女付出｡竞争内卷化与教育产业化则进一步加剧了私人抚育的经济压力｡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多数认为家庭教育资源的分配应拒绝父权制下不公平的性别实践逻辑,一些大学生在现实中也支持“穷养儿子､富养女儿”的社会话语建构｡尽管大学生生女偏好存在性别差异,但无论男女,都有一部分出于对理想家庭生活的想象而渴望儿女双全｡一方面,经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许多大学生身为独生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孤独,形成了对融洽亲属关系的自我期待;另一方面,我国生育政策的放开为儿女双全生育观念的实现也提供了可能｡被访谈者G3十分羡慕能够一起分享生活､倾诉心情的兄妹关系,并将哥哥保护妹妹的情感内化为未来家庭生活的理想模式,致使儿女得以在爱和陪伴的个体主义情感交流中成长｡在养老责任家庭化的今天,她认为儿女双全意味着有更多的可能满足晚年对情感慰藉的需要｡我喜欢女儿,但你不觉得独生子女很悲哀吗?在学校遇到烦恼,对父母不好说,有男孩还可以保护她,以后还能多陪陪我｡(G3,女)有趣的是,许多大学生认为尽管自己期待儿女双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仍要考虑配偶以及孩子对是否生育二胎的意见｡这不仅体现了家庭中横向夫妇关系的平等协商,还展现了纵向代际关系的民主交流｡尽管家庭政治空间中难以做到完全正义,但个体却积极包容和接纳家庭成员的主体诉求,形成了一种重视情感､平等协商､融洽共生的家庭生活氛围,并且将其视为现实主义的幸福[26]｡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社会中建立在父权制之上的伦理等级秩序日益世俗化｡尽管子女性别具有明显的生物学先赋特征,但是个体化意识崛起的大学生却格外强调自身在生育中的主体权力｡通过信息资源与科学技术,许多大学生建构起丰富动态的多元实现路径以达成个体的生女诉求｡当中,代际支持与阶层背景起到了重要的支持意义｡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虽然自己生女的意愿强烈,但也应顺其自然｡以“暖男”为角色认同的B4表示,作为一个体贴､理解女性的现代男性,自己不会刻意要求妻子一定生出特定性别的子女,会以顺其自然的心态接受生育结果｡当然,在伴随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而形成的较为自由的生育氛围中,一些大学生认为自己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通过追生的方式实现生女偏好｡但以G5为代表,大学生即便考虑追生二胎,也会将生活体验放在首位｡其中,家庭的经济条件､主体的身心感受等因素被视作决策的关键｡生育决策在具体情景中充满流变性､灵活性,生女偏好将会在现实条件下不断调试,而没有造成家庭生活的矛盾甚至成员关系的中断｡如果第一胎是儿子,可能会考虑再生一个女儿｡如果我第一次的生育体验非常差劲,对我的身体伤害很大,没有那个经济条件了,我就不会再要下一胎了｡顺其自然就好,什么结果都可以接受｡(G5,女)为了实现生女偏好,一些大学生会选择游走在医疗技术的道德边缘｡许多大学生观察发现,少数医院在产检过程中存在非法行为,为人们依据性别偏好而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留出了操作空间｡出于对生育行为的自主选择与自我把控,少量大学生开始凭借个体的独立意志反思伦理｡但由于制度规定､身体损伤及生命伦理,言谈间他们往往流露出一种犹豫不决｡现实生活中,多数大学生并不会付诸行动,多以顺其自然来寄托对女儿的认同与渴望｡虽然婚姻作为主流生活选择依然在大多数人心中是最为稳妥的亲密关系和最为可靠的育儿制度,但伴随生育政策调整､社会文化开放与家庭模式多元化,许多大学生期待在非婚状态中实现生女偏好｡事实上,他们对生育过程的实践展现了一定的阶层惯习｡第一,未婚同居中的生女偏好｡转型期中国婚姻关系的沉重负担常常致使个体,尤其是女性感到恐惧｡因此,许多女性不愿面对和处理纷繁复杂的家庭矛盾,倾向不婚生育｡正因为不满意婚姻制度的约束,G6选择成为一名不婚主义者｡由于对两性浪漫感情､代际温厚亲情的看重,她主张将有个体主义特征的､灵活弹性的同居进行到底,也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女儿,这样既能获得情感归属,又不需应对婚姻家庭的复杂关系｡当然,这是以职业女性获得独立经济收入为前提的｡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所强调的为子女确立双系抚育的婚姻意义[1]75-79,发生了个人本位的转向｡不过,受并未完全消弭的道德污名和制度歧视的影响,女儿的诞生或许会致使秉承保守婚育观的父母,甚至暂无婚配意愿的伴侣推动同居关系向婚姻关系转变｡第二,单身生育中的生女偏好｡一些大学生基于对生命经验的反思,表示恋爱不再是必然选项,乃至于拒绝进入亲密关系｡但由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与情感意义的寄托,却又不假思索地希望拥有后代｡G7不再对婚姻及男性抱有期待,不仅不希望有作为男性的父亲存在,甚至不愿生“可能伤害姑娘”的儿子｡综合考虑国家政策､个体意见与自身情感,她关注到辅助生殖技术的可能,同时考虑通过单身领养女儿的方式来进一步规避生育风险｡而大量信息资源的获取让G7相信,借心态调整与科学育儿足以化解父亲缺场的局促,中产阶层父母的关爱理解与资源支持也赋予了她展开另类生育实践的机会与底气｡希望拥有血脉相连的女儿,我自己肯定会有不错的工作,我父母肯定会帮我带,所以我不需要男人｡只需要孩子｡(G7,女)![]()
多重逻辑:
大学生生女偏好的形成机制
生女偏好作为一种生活策略的选择,不仅彰显了私人生活空间中的自我诉求,还暗含着对社会转型的能动回应｡大学生生女偏好的主体叙事背后,折射着身份认同逻辑､情感价值逻辑与工具理性逻辑｡处于成年期过渡阶段的大学生处于社会化过程,有着不断自我探索､自我确立的渴望｡不同于父权制对男性身份的尊崇,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开始认可女性的身份优势与生命意义,其中也存在性别实践的差异化表达｡首先,女性身份认同的自我实现｡调查发现,无论男女,大学生都认为女性的性别角色具有温柔体贴的性别特征｡尽管女性在社会性别文化中被认为是他者,但在现代化的今天,女性气质开始得到高知青年的认可,甚至被视为区别于男性的优势所在｡而事实上,这种对女性独特价值的肯定与偏爱不仅暗含着大学生对女性气质的固有想象,也和自身生命史的差异化性别感知有着紧密联系,进而生女偏好在不同层面被当作个体自我实现的策略｡如前文所述,女性生活中所遇到的性别不公平或歧视在女儿的成长中得以补偿,从而实现对生命历程遗憾的填补与抚慰｡男性则因为在社会阶层流动相对固化的背景下需要承担经济和精神的双重焦虑,继而希望借助性别差异化逻辑规避生活压力｡女性更善解人意,会有自己的优势,想把好的生活还给她,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再说,女孩如果事业上没有成就,但找到称心如意的老公,我也会感觉蛮欣慰｡(G8,女)其次,彰显家庭传承的女性意义｡由于新居制对从夫居的主流模式的挑战与亲属关系网络的世俗化､理性化,许多大学生不再盲目追求生育儿子来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而是强调女儿在继承乃至发展家业上与儿子相同的世俗意义｡与此同时,在高等教育性别比例逆转的大势下,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入劳动市场,社会地位随之提高｡人口比例失衡下的性别与阶层挤压也进一步致使女性在婚恋市场的主体话语得到彰显｡这一背景下,“子随父姓”的传统并非铁板一块,一些生活情景中,姓氏是可以共同商议的事情｡随母姓或“先父后母”的新姓氏作为调和､兼顾个体意愿的家庭决议屡见不鲜｡女性身份在家族延续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家族和社会的集体认同｡另外,即便在传统生育记忆主导下,仍有部分大学生充满现代性的生女偏好得以保全｡尽管B6仍承载并认同传宗接代的社会期望,但是兄弟手足却在家族中为自己分担着这一使命｡这样的家庭组成不仅为父母能够认可自己的生女偏好提供了合理化解释,同时也赋予了个体弹性的实践空间,父系家庭主义以其变通性呈现出一种现代性转型中的文化韧性｡孩子的名字也可以和女方姓吧,毕竟女性受了那么多罪,也是正常的,也算给女方传宗接代了｡我还有弟弟,就更无所谓了｡(B9,男)作为同居共财的“钱袋子”,传统家庭缺乏甚至反对情感表达｡但对个体化崛起的一代来说,情感欲望的满足在精神世界的建构中格外重要｡女儿气质温情脉脉的体验､儿女双全其乐融融的幸福在不同层面满足着情感诉求｡首先,追求女儿互动的情感体验｡城市的陌生关系､信任危机与竞争压力需要情感宣泄｡在性别文化中,相较以刚强为核心的主流支配性男性气质,女性常被建构为温柔､体贴的代名词｡调查发现,多数人将和谐的家庭氛围与温馨的亲子互动归结于女儿的性别,即“女儿才是贴心的小棉袄”｡“贴心”既指女儿丰富的情感表达与紧密的情感联结,更是对其体谅父母､乖巧听话等个性的肯定｡因此,女性气质所带来的温情脉脉迎合了个体化时代年轻人对家庭生活的情感诉求｡作为网络冲浪的Z世代,大学生通过在互联网观看女性萌孩的生活细节与家庭互动,从拟亲密关系中获得愉快放松的拟态陪伴｡在借助数字化中介自我治愈中,女儿的可爱形象在众博主契合文化走向的故事讲述中深入人心,甚至潜移默化被标为和睦家庭的必需品,为上述想象提供被修饰过的经验依据｡当中,尤其对男大学生而言,女儿不仅在家庭空间中与自己个性互补,还能激发起符合其性别身份的保护欲,致使他们进一步获得男性气质的满足感｡女孩子比较可爱,好相处｡男孩子比较顽皮｡看见爸爸陪女儿玩,或者妈妈牵着女儿,我会露出姨母笑,很温暖｡(B10,男)其次,渴望儿女双全的家庭幸福｡一方面,受主流文化对家庭家教家风的推崇,脱离宗族约束的青年依然强调血脉间的本真情缘,将儿女绕膝的家庭情景视作一种无以复加的幸福所在｡其不仅能给父母带来抚育乐趣,同时也利于在子女间构建正向同胞关系､营造融洽家庭氛围｡这一生育价值不再是以种族延续与家族传承为导向,而是强调个体的幸福体验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在家本位文化下,部分男大学生面临着生女偏好与传宗接代的父母期许间的选择张力｡为维系代际的和睦关系,儿女双全成为“退而求其次”的生活策略｡不同于西方原子化的自主个体观,中国人作为道德化关系主体,为人处事受他人影响与伦理约束｡尽管子代的话语权逐渐上升,但父母长期的关爱呵护形塑出一种基于情感的代际亲密,致使尚处于受教育过程而无力提供经济反馈的大学生们选择“听话”来“不令父母寒心”｡子女在反思性认同和对父母的信任中形成了代际观念的部分趋同,其背后暗含家庭与个体的兼容价值理念｡调查发现,一些受访者也对未来祖父母是否会在隔代互动中重男轻女表示了隐隐担忧,并声称可能会灵活调整祖辈抚育的日常实践｡生个男的先交差,或者头胎是女孩可以再生,这样满足了老一辈的欲望｡毕竟父母对我确实倾注了非常大的心血｡(B11,男)伴随商品化､城市化,生命延续的本体价值让位于现世享乐的物质指标｡然而,高校扩招与学历价值泛化下,快节奏生活中小心求存的大学生饱受“优胜劣汰”的现代性焦虑,习惯于理性评估生育价值｡成本投入与赡养收益的权衡下,生女偏好正是利益最大化的实用手段｡首先,规避生育男孩的经济负担｡在市场经济改革背景下,婚姻家庭的价值观念日益异化,物质性负担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性别文化规范致使男性经受较大压力,不仅婚前承担主要的恋爱花销,婚姻缔结时多借助举家体制由父母来准备房车和彩礼,甚至作为婆家的原生家庭在婚后孙代抚育中也有着胜过娘家的协助义务｡因此,儿子因父母的高投入被视为“建设银行”,女儿由于父母的代际责任较弱被看作是“招商银行”｡对尚处于生命历程特殊阶段的大学生来说,脱离校园集体生活的制度扶助而独自面对大城市生存压力的未来令人忧虑,甚至致使他们缺乏自信､意图躺平｡加之,西方文化､消费主义和少子化政策的浸染也致使父代高度遵从的牺牲精神难以续存｡不同于为家庭克己的保守文化理念,大学生不希望因生育儿子而陷入无奈的生活压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培养女儿｡现实生活中,许多大学生会为女儿的成长不遗余力地投入成本,但这和市场经济和父权文化共同形塑的为子娶妻的经济开销有本质区别｡我有钱了,我给姑娘买个好点的车,没钱了也不用考虑太多｡但假如生个儿子,你不得买房吗?这是很现实的｡假如落户到北京,三四百万一套房,不能拿个几万块钱吧?不得拿个一百或者二百来万?(B12,男)其次,规划女儿养老的幸福晚年｡不同于养儿防老与“嫁出去女儿泼出去水”的传统观念,一方面,婚居制度在社会转型期的今天趋向多元化､动态化,女儿与原生家庭的距离日趋拉近;另一方面,尤其在城市中,许多父母早期对女儿的抚育同样会付出诸多精力,致使女儿形成对家庭关系的依恋与情感归属的渴望,尤其独生女更承担“理所应当”的伦理责任｡加之,女性日益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回馈父母的照料能力不断提升｡在这个背景下,不同于赋予理性特征的儿子,女儿被视为具有利他主义､心思细腻､顾家贤惠等品质,因此被认为在赡养中更细致周到,耐心爱心与情感表达更能够满足父母的心理需要｡秉承“谁的父母谁负责”的新型孝道观,儿媳的协助也不能全然取替女儿｡由此看出,大学生生女偏好背后是女性与照料责任､晚年保障的天然链接｡不过,以女性为主的部分大学生对这一情感劳动性别化有深刻理解,视之为“绑缚与压迫”并强烈反对｡女儿也更体贴父母,经常惦记父母｡我姑姑总给爷爷奶奶买东西,总去看他们,我爸就很少回老家｡女儿对娘家的挂念是扎根的,你靠儿媳妇不现实,毕竟不是一家人,谁的父母谁负责,我以后也不会苛求｡(B11,男)![]()
结论与讨论
本文关注当代大学生生育观念中性别意愿所显露的生女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呈现生女偏好的实践特征与形成机制,彰显了新一代中国人生育实践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进一步说,生女偏好不仅是个体私人的感性偏爱,更是能动个体在父权规范､市场经济等制度背景下借以回应结构限制､达成主体诉求的生活策略,折射出身份认同逻辑､情感价值逻辑､工具理性逻辑的多重形成机制｡身份属性､世代变迁､性别差异等不同维度更加体现了大学生群体内部生育意愿性别转向的复杂情景与深层动因｡首先,作为知识青年的大学生,他们有着接受高等教育､个体化崛起程度较高,自我意识越发明显的身份特征｡在主体性不断觉醒的过程中,大学生不再一味追求生男背后的神圣意义,而是强调生女在情感价值和生活体验层面的世俗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繁衍后嗣的人生期许并未发生根本性动摇,但生育价值观日益由祖先崇拜或血脉传承转为侧重生活体验与情感表达,这种世俗化与主观化间接导致了风险社会下人们的生育意愿与具体规划充满弹性与高变动性｡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低生育率以及给出生育政策调适建议的重要前提,也是本文的核心发现之一｡但不同于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第二现代性,大学生的情感体验呈现关系本位而非个人本位,生育实践依然要兼顾家庭主义的诉求,从而实现代际和谐与家庭和睦｡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福利水平不足､制度保障缺失､风险危机加剧等问题,生女偏好依然彰显传统的性别规范｡家庭主义既思考行动的边界,又成为个体乃至家庭现代化适应的生活策略,从而应对市场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生活负担与精神孤独,并化解生育态度上的代际矛盾｡这不仅体现了压缩现代性下中国社会生育变迁的复杂性,还彰显了现代进程中家庭生活再传统化的重构逻辑与前沿趋势｡其次,作为Z世代的大学生,他们虽尚未迈入社会,但随着生命历程的变迁,将面临成家立业的现实主义压力｡此时的生女偏好表面上看是一种性别意识平等的产物,彰显了青年不再被动接受某种价值观念而试图掌控生活的主体意志,实则却是基于对现代性挤压的预测而做出的生活规划,正以当代中国社会的竞争内卷化与福利制度缺失为形塑根源｡不仅折射出当今中国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困境,还反映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纯粹私人性质的家庭在中国并不存在,围绕生育的安排与实践说明家庭的政治性始终嵌入在现代性的制度系统之中｡尽管生女偏好成为当今青年对生活风险与物质压力的能动回应,但这种生活策略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他们的负担｡甚至,人们在自我感受的纠葛迷茫中将生育看作得以信赖的资源,诱发了生育价值的异化｡可以说,纵然在社会性别文化的包容度日益提高､对现代化变迁的社会心态趋向乐观的背景下,仍要从福利制度的社会层面入手,才有可能真正提升青年的幸福感､实现个体对美好生活的合理想象｡最后,作为同群异质的大学生,阶层､性别乃至生活经验的差别与社会制度彼此交织,赋予了他们迥异的实践特征｡一方面,从性别维度来说,尽管生女偏好展现了男女性别公正意识的不断勃发,但是女大学生倾向于强调女儿本体性的生命价值与身份意义,男大学生则聚焦于儿子在精神与物质方面的现实性压力｡在这个过程中,生女偏好既是一种个体性的自我满足,又是一种群体性的性别建构｡不同于对业已形成的性别角色的简单遵从,这样的身份探索彰显着建基于日常体验的､具有性别差异的自我反思｡但即便如此,依然无法完全挣脱与性别绑定的母职分工､两性气质等传统认知｡另一方面,从阶层维度来说,身份认同､情感价值与工具理性在生活决策的形成过程中彼此融合,优先次序有着较大的阶层差异｡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依据生活处境对身份､情感与理性因素的孰轻孰重排列组合,形成更为具体情境化的生育决策逻辑｡对中产背景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看重与女儿的温情关系,对儿女的经济差异谈及较少甚至展开抨击｡而次等经济条件的大学生则更多表达出对于儿子物质性负担的焦虑,情感价值和身份认同被视为影响决策的次等要素｡反映到生女偏好的实现路径,优渥的家庭背景也同样为自主多元的生育设计提供了后备支持｡“全面三孩”政策后,如何激发中国青年代群的生育意愿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认为,一方面,我国生育政策要尊重个体诉求,积极推行支持性生育政策和包容性生育文化｡既不能一味追求早生多生以达到人口目标却忽视青年真实的生活处境与现实诉求,又要充分尊重并保障公民生育权｡另一方面,生育并非个体的私人决定,在中国社会涉及家庭､代际､性别､生命周期､人口结构和政策变迁等等｡因此,党和政府要从社会整体出发,在更加综合的维度中解决中国社会的少子化困境｡这不仅关乎国家现代化治理的要求和家庭发展的诉求,同时也能为全球第二次人口转型背景下的少子化问题提供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