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藏族村落的信息消费民族志研究

互联网的诞生及其发展给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在一个藏族部落是如何体现的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阅读本文吧！

姬广绪 沈阳师范大学

《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社交网络与群格补偿

一个藏族村落的信息消费民族志研究

社交网络是移动互联网继搜索以后最重要的一项发明,其真正带来了一场社交网络革命｡移动社交网络对于人类社会的改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每个人都在社交网络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现实生活和数字生活的结合,以及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在网络还是现实中对自己的描绘,甚至是时下最火的朋友圈里我们的朋友对于我们的刻画,使得每个人在移动社交网络里的形象更完整､更丰满,所以移动互联网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信息化交往给了每个人更“真实”的全息画像｡

自我国1994年4月全方位接入互联网以来,本土信息网络的发展已逾二十载｡2008年,我国网民突破2.5亿人,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截至2014年12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为47.9%,网民规模达6.49亿之巨｡飞速更新的网络技术不仅促成了信息产业和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壮大,更深刻地模塑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不论农村还是城市｡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为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理想类型”,凸显出了乡土情境里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圈子”｡这种圈子凸显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因此差序格局始终带有不可磨灭的“前现代”烙印,并展现了乡土中国社会交往的传统基质与结构韧性｡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乡土中国开始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现代社会向信息化社群网络社会跃迁｡传统村落的人际交往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

本文中,论者以一个藏东地区的农业村落为主要观察对象,分析信息化交往媒介的引人如何同当地的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构,以微信为代表的网络化社交对于这个村落的结构性变迁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人际交往产生何种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社会转型与村民文化自觉的意义｡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信息传播和交换的方式大致分为三种:面对面的口头信息交换､印刷媒介的信息交换以及电子媒体的信息交换｡纵观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史,不同的信息交换手段因不同共同体的地理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惯习有巨大差异｡西藏昌都地区因其在空间上与中原汉族地区相距较远,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下以及其特殊的文化传统,使得该地区的信息传播过程和手段与其他民族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历史上纸质媒介的阶层垄断使得一般的藏族民众很难通过纸质的媒介进行日常的信息传播和接收,多数的藏民信息沟通和交换的方式普遍采取口耳相传的方式｡街头巷尾的道听途说,串门做客的拉家常,甚至是参加宗教活动时的寒喧都成为了藏民信息交换的重要手段｡在这样异质化的个体身上承载着各种各样异质性的信息,因此信息的交换与承载信息的个体有相当大的关系｡女人一般比较喜欢谈论家长里短的琐事,男人则更加关注国家政治以及大事件｡

除了信息的交换与承载信息的个体关系以外,空间的异质性也对于信息的交换有比较大的影响｡茶馆和林卡是西藏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集散地,传播信息的人们会利用一切的机会在这些空间中散布各种消息｡当然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谣言和虚假的信息｡

政坛消息在这种场合也极易传播开来｡贵族官员常常因为对某人不满而又不便在正式场合表达,便编造一些含蓄的故事或歌谣在这种场合或指使仆人到甜茶馆等民间场合传播｡有时候写些传单派人四处张贴,以形成对政敌不利的社会舆论,影响政敌的社会形象,从而使拉萨民间关于政坛的各种传说极为丰富｡[1]

这种信息同身体和空间高度关联的传播生态决定了地方性新闻和知识传播的多元性,无论是街头巷尾的闲聊还是漫天飞的谣言或是时政歌谣都包含了大量的无重复性信息｡言论空间的多元性决定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感知,茶馆､寺庙甚至村头的公共空间都成为多元信息的储存器,也由此人们建立起对于日常生活的基本感知｡那是一种充满感情的､鲜活的地方认同｡

政坛消息在这种场合也极易传播开来｡贵族官员常常因为对某人不满而又不便在正式场合表达,便编造一些含蓄的故事或歌谣在这种场合或指使仆人到甜茶馆等民间场合传播｡有时候写些传单派人四处张贴,以形成对政敌不利的社会舆论,影响政敌的社会形象,从而使拉萨民间关于政坛的各种传说极为丰富｡[1]

这种信息同身体和空间高度关联的传播生态决定了地方性新闻和知识传播的多元性,无论是街头巷尾的闲聊还是漫天飞的谣言或是时政歌谣都包含了大量的无重复性信息｡言论空间的多元性决定了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感知,茶馆､寺庙甚至村头的公共空间都成为多元信息的储存器,也由此人们建立起对于日常生活的基本感知｡那是一种充满感情的､鲜活的地方认同｡

交往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理论进路

道格拉斯利用结构人类学的方法分析探索社会形态与人的行为的关系,且注重观念､形态的研究｡道格拉斯理论的特色,一方面表现在其对象征符号与仪式行为关系的清楚体认,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她能从群体与个人的角色两个向度出发,进而探索社会形态与人际交往的关系｡

道格拉斯认为社会形态如分为“群”(group)与“格”(grid)两个向度去观察时,将有助于其与人际交往行为间关系的了解｡道格拉斯所谓的“群”是指一般有明显界限的社会群体而言,而“格”则指社会中个人与他人交往的准则,包括角色､类别､范畴等等｡

道格拉斯认为人类学家一向较注重“群”的探讨,而较忽略了规定个人在社会网络中与其他人交往互动种种准则的检视,甚而有些人且误认为这两者是合而为一的｡其实群体界限的严紧与否和人际交往准则的拘束或松懈并无必然的关系,而是应看做两个不同的向度去分析才对｡根据“群”与“格”的两个向度,道氏将社会境遇展现在四个图域中｡第一类,即在强群强格社会中,群体与外部世界的界限明确,集体的集合性强大,确认集体意识的仪式也颇多,个人角色的规范严格,道德规范系统而全面｡

仪式是社会规范的强化剂,不仅是一种意义模式,也是一种社会互动形式｡在这样的社会,例如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人际交往形式化是最重要的体现｡而这种形式化不仅仅体现在人际交往中身体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例如僧俗之间的交往距离以及有土地的地主贵族同没有土地的奴仆之间的交往距离｡同时,衣饰的整洁及其体现出的等级观念,身体的清洁修饰都是交往中必须要注意的｡藏民在去寺庙时都必须要穿戴得体,虽无需盛装,但也必不能因穿着随意而冒犯神佛｡各种禁忌也是在这样的传统西藏社会根深蒂固地印刻在藏民的头脑和日常生活逻辑里,这都体现了这个类型的社会的典型特性｡

传统西藏是一个团体约束力极强而个人角色地位规范极严格的社会毋庸置疑｡在昌都地区,帕措作为重要的父系亲属群体的约束力对于所有藏人都是周知的｡帕措意为父系宗族,在当地用血缘纽带维系着人际联盟的作用｡这个组织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延续下来的一种父系宗族组织｡[2]帕措内部的成员之间的权力是平等的,遇到重大事件需要由全体成员共同协商处理,少数服从多数｡

除了帕措的亲属团体以外,围绕宗教所形成的人伦关系,一切也都在规定的网络之中｡个人在社会中不但强调阶序等级,在既存的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习得适当的角色,并且尊重身份并强调某些人天生应居低位｡有些人则天生应居高位｡在藏人的社会阶序中,僧人的地位处于高位,无论是仪式的选择还是他们对于村民日常生活的引领都具有极大的决定权,因此僧人在藏人社会中的地位权力相当明显｡

从前,望果节的日期,由当地负责驱赶冰雹的咒师或者附近寺院的喇嘛掐算,也有由本骼卡､本村落男女巫师择定的,他们是山神､龙神或者地方神的代言者｡所谓娱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这些男巫女巫高兴,一经择定,风雨无阻｡[3]

村民对于僧人的特殊权力也是相当认可,丹珠说:“以前村里的活动不管大小都要请僧人来,有些家里人死了要请喇嘛来念经,有些人家里的牛丢了也要请喇嘛给掐算｡家里的人生病了也要请喇嘛来出主意到底去藏医院还是西医院｡现在村里的人除了家里有人死了才会请喇嘛来,其他的时候就不请了｡”①

随着民主改革的实现｡藏族社会原有的政教合一的制度权力结构解体,多身份的社会阶层化也开始在藏族村庄的日常结构中出现并凸显｡藏族村落的多元身份及其所伴随的权力结构的演变过程非常明显｡

这一阶段的藏族村落社会群体无严格的约束力,个人不受群体规范的柬缚,是个人主义突出或极松散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反对形式化,尤其不能容忍空洞无意义的仪式,在人际交往上反对形式化的沟通,主张个人直接的交往和沟通,尤其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上｡这一社会范畴的宇宙观不似前者那样的秩序化,出现更加多元的社会分类和评价标准,同时过去明显的阶层系统开始变得松散,阶层间的流动性开始增强｡[4]

比如传统的僧人在藏族社会中的特殊权力已经被基层民主政权收回并征用,其身份也开始越来越朝着纯宗教角色复归,在村落基层治理中不再具备更重要的影响力｡村庄的多元化､异质性群体不断出现,这背后是由一整套的经济制度､婚姻制度､文化价值因素的转型造就的｡

(一)经济收入分类:“有钱的”和“没钱的”

从加卡村的情况来看,同内地很多的汉族地区一样,藏民也开始出现了经济分层｡从2014年在村里的调查来看,村子里藏民的职业开始有了多样化的趋势,农业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其所起到的家庭经济生活的支撑性作用开始动摇｡从入户调查的情况来看,加卡村的居民的职业类型较民主改革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靠近昌都市,凭借其便利的交通环境,人口的经济流动十分频繁｡外出务工的村民较过去有了较大程度的增加,这些村民主要是到昌都做一些简单的劳务,年轻女孩大部分会选择从事藏餐馆的服务员或者昌庆街商业街的零售服务员｡加卡村所在的区域是一片相对平坦的坝子,距离昌都市仅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因此昌都市在此选址修建加卡工业园区,整个加卡村的土地也在征用的范围内｡因为村子周围都在进行园区的建设,因此村里几乎所有成年男性都学会了驾驶卡车,并且通过政府的贷款购买卡车从事运输的生意｡

仅在2014年上半年,加卡村村民就购买了三十余辆卡车,并且组建了两个车队,轮流负责园区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运输｡就运输一项,每个家庭每个月就可以获得3000元左右的收入｡总体来说,种植业和养殖业已经不再是加卡村居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大部分村民土地种植的青稞都是用来自家消费,而多数都是酿青稞酒｡另外,每到8月份收获青稞的季节,村里留守的村民就会变得异常忙碌,由于外出务工的年轻男性和女性越来越多,村里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开始变得不足｡

因此这个时候多数留守在村子里的上了年纪的老人都被动员起来,换工成了应对此种劳动力不足的最佳策略｡高换工率说明村子里直接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开始变少,转而将劳动力和资本投放到效益更高的领域,这在今天的藏族村落变得越来越常见｡

村子里的村民现在的收入差距随着流动性的增加也开始体现出来,如果按照收入来划分,村子里的村民也可以同汉族社会一样被分成富裕阶层､中等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

富裕阶层的村民家庭基本每年的经济收入在10万元及以上｡这些家庭中的支柱经济无一例外都不是以农业为主,而是农业以外的副业｡例如村里的次噶,他是村里的副村长,同时在村里公路对面的澜沧江岸边的采沙场附近开了一家汽车维修部｡因为最近几年经济开发区的修建以及附近采沙场的运沙车开始多起来,修车的生意也是越来越好｡

藏族地区的农民财富获取和积累的方式从调查的情况看同内地汉族地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首先,藏族地区并不是一个移民社会,土著居民所占的比重还是相当大,因此藏民的财富获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地方化的｡这些藏民的生意多数都是个体式经济,同内地大规模的工业相比规模较小,并且强调地方性｡由此就形成了藏族地区经济模式的第二个特征,财富获取高度依赖地域及地缘关系｡

比如,加卡村的村民自从得知加卡经济开发区要建在本村后,多数的村民都开始借贷款买卡车跑运输,村子里几乎所有的成年男性都开始学习驾驶技术,同时踊跃地加人到加卡车队中去｡所有的车队成员都是本村人,在同经济开发区签订运输合同时,他们会派出一位相对经验丰富的村民,也就是车队的队长去和开发区的相关人员谈判｡

所有的村民都希望能够在开发区修建得过程中赚得更多的钱,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垄断加卡经济开发区所有的运输生意,为此他们还特意委托队长同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谈判,提出要求不允许外村的车队到加卡村来跑运输,并承诺自己本村的车队也不会到外村去抢生意｡这样一种集体性的谈判无疑是最好的保障所有村民利益不受损的途径｡同时也体现出传统藏民在从事非农经济中的盲目性｡因为他们不懂得盲目的同质性经营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竞争力的减弱以及收入的下降｡村民们自己也承认,过去村子里卡车少的时候,一天可以有800元的收人,现在每天的收入下降到了300元｡

中等收入阶层家庭的年收入基本维持在5万元至10万元的水平,在这些家庭中,“公务员”成为经济支撑的重要因素｡西藏的家庭中,通常会有一个或两个人是国家公务员,他们的工作通常是在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这样的公务员身份在保证了家庭收入稳定的同时还能够为其所在的家庭提供更多的文化支持和社会资本支持｡因此,很多藏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能够通过读书成为公务员,实现家庭经济的好转｡

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年收入通常是在5万元以下甚至更低｡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是大家庭,有的甚至十几口人住在一起｡由于土地少甚至无地可种,因此多数的家庭成员通常都到昌都市或者村里有些汉族人经营的蔬菜大棚打工赚钱｡家里的老年人通常负责照料家屋及未成年的孩童｡在这样的家庭里,职业的代际分化较为明显,年轻人基本外出务工,脱离了同土地的紧密关系,而老年人依旧从事农业劳动,过着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生活｡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西藏农村的社会分化还是较为明显,职业分化带来了不同人的经济地位的差别,由此构成了社会阶层的差异｡从事非农产业的生意入以及公务员构成了村里最具有经济地位的阶层,经济权力的获取会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优越感以及相伴随的社会地位｡因此藏族村落中以往的圣俗之间的分立､贵族同奴仆之间的分化开始被经济地位差异以及社会地位的差异所取代｡

(二)有土地的和没土地的:土地流转中的社会分化

无论是汉族社会还是藏族社会,土地的占有和流转,成为所有人获取生存并且发展的重要经济资源｡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的土地流转,无疑是增益所有村民经济收入的重要手段｡不管是自愿移民亦或是非自愿移民,与土地的耕种权的被收回相伴随的土地赔偿都是一笔不小的收益｡

2013年4月昌都地区在卡若镇设立昌都经济开发区,希望通过发展特色产业经济打造昌都经济发展新引擎｡在经济开发区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土地需要,加卡村要整体被征用,村民需要被迁移到新的示范小区中｡针对政府制定的土地和住房补偿计划,村委会会同镇政府以及经济开发区的相关工作人员会定期到村里召集村民开会,帮助村民解读拆迁补偿方案,征求村民的意见｡推进土地征用的相关事宜｡会议开始后,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会向村民介绍征地工作的进展情况,同时针对早已公示的土地测量结果和土地补偿金额征求村民的意见｡这时村长会和经济开发区的工作人员传达村民们的意见,比如有些人家对于土地测量的异议｡

加卡村原有相当面积的机动土地,年久不种后会被有些人家占用｡这些家庭的成员会在这些土地上重新除草､施肥种植青稞,在产权不明的情况下无论是村民还是村上一般都不会对此种行为提出异议｡然而当土地征用成为事实,土地测量的结果直接会影响到各家实际分得的赔偿款的多少时,不少的村民对于这样的机动土地的归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多数的村民对于这种“私自”占用集体土地的看法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要求村委会收回这部分的土地｡而那些已经在这些土地上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家庭自然不肯轻易妥协,因此往日平静的小村落一时间矛盾四起｡

我们参照了加卡村民的土地赔偿名单,并简单做了整理,发现加卡村土地最多的一户贡秋次仁家实际测算土地22.67亩,实际获得土地赔偿1368489.5元,而村里还有24户村民因家中并没有分得土地｡在这次土地征收中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赔偿｡

加卡村土地的流转并不是以获取产业化经营从而获得规模化收益作为前提的,村子里多数的土地都是由村民自己耕种少量青稞,而产出也并没有在市场上出售获取收益｡同样村里的土地也只有很少一部分河岸边的土地出租给外来的汉族种植大棚蔬菜,因此村民并没有在土地的流转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反而村里土地的集中和流转是藏族婚姻制度在财产分配上的体现,而非市场化的路径选择｡村中1982年后出生或嫁到村子里来的人都是没有土地可分的,尤其是嫁到村里来或娶了外村的媳妇的家庭｡人口的增加并不能够获得更多的土地,因此在土地占有上就形成了鲜明的分化｡

加卡村土地占有较少的家庭,要么是汉藏结合的家庭,要么是家里有藏族的外嫁女｡而占有土地较多的家庭通常都是本村内通婚的,婚姻上的联盟交换强化了土地的集中,因而在征地中体现出明显的经济优势｡

村民向巴是汉族,来自云南,于2007年到昌都,经人介绍认识了加卡村的女孩,婚后二人在村长舅舅的帮助下,在村里沿公路修建了二人的房子｡盖房连带装修,他们一共花了十多万块钱,家里的大部分的积蓄和彩礼钱都花掉了｡因二人均在村中没有分得土地,女孩家里8口人就只能依靠2亩土地维持生活｡迫于生计的压力,二人在自家建起了一个小卖店,靠小卖店每个月1000元左右的收人维持着生活｡

向巴说之所以选择到藏区找媳妇｡主要原因还是自己家里的经济条件较差,无力在内地支付高额的婚礼成本｡而在藏区,由于藏族的文化传统中并没有收受彩礼的习俗,反而娘家还要有一些基本的陪嫁,因此向巴选择了到藏区来娶媳妇｡

(三)大学生:藏区新兴的社会阶层

随着国家针对西藏地区的三免教育政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藏族学生走出草原,来到内地读初中､高中和大学｡经过四年或者更多年的内地学习,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重新回到藏区,致力于藏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按照昌都市关于藏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政策,凡是藏族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参加由自治区组织的公务员选拔考试｡通过考试,多数的大学毕业生都可以被录用为西藏自治区公务员,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西藏自治区在教育政策上主张每个藏族家庭至少有一个大学生通过考试披录用为公务员,因此几乎加卡村所有的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成员是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了公务员的资格｡

随着教育政策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并以公务员的角色参与社会,他们也逐渐地成为西藏社会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体现出其自身的特质｡首先,这些大学生普遍经历了四年甚至更多的同内地汉族的密切互动,对于汉族文化有着比其他藏族更深的体会｡因此,这个群体可以成为推动汉藏交往的重要力量,起到文化中介的角色｡其次,由于其所具备的高学历的特质,他们中的多数人往往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获取“公家人”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及其带来的工资收人能够有效地帮助其从社会中层跻身社会中上层｡这个阶层的成员同传统西藏社会的社会精英有着巨大的差异,他们不具备宗教上的感召力和号召力,同时也没有大量的可支配的土地以及劳动力,因此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精英和社会精英｡然而在当下的西藏社会,大学生以及公务员这样的身份开始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身份,这样的“神奇”力量的获得本身是由多种力量共同型塑的｡

首先,一个公务员的工资基本可以相当于一个普通藏族家庭一年的经济收入总和,因此经济收人的优越性便被不证自明地体现出来｡其次,在有了经济收人作为保障后,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可以相对自由地实现土地流转或者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将土地或劳动力资本投放到经济效益更高､同样风险也更高的领域中,由此获得更好收入也随即成为可能｡因此,多数的藏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能够通过考大学获取公务员的身份｡此外,大学生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公务员的身份意味着更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更具区隔意义的生活品味,这些也都成为年轻一代的藏族青年们努力考取大学的直接动力｡

多身份的社会阶层化开始在藏族村庄的日常结构中出现,村民开始调用不同的身份参与社会交往,这不仅体现在身份的多元化,同时人们交往的空间范围开始不断地扩大｡做生意的人､外出务工的人开始同村外的甚至汉族人开始密切交往,大学生社交网络的复杂性也开始大大增加｡这同藏民以往的社会交往体现出极大的差异｡过去在加卡村,村民们的社会关系总是被血缘､婚姻以及地缘关系结构,所有人都不可能脱离这种地域关系｡村民通过其中的一种关系或几种关系编制各自的社交网络,构成一张及其复杂又相对平衡的社会关系网｡这种网络中交换的不仅仅是生产生活信息,同时也是维系稳定的社交关系的情感网络｡但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乡土中国”向“离土中国”加速转到,“离土化”的实质开始凸显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工业化”,二是从现代社会向网络社会跃迁的“信息化”｡依托于地缘和血缘关系的社交网络开始让位于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社交网络｡

1985年西藏电视台的成立是西藏社会信息传播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它不仅仅标志着西藏电视事业的建立,同时也开创了西藏社会信息交换的新领域｡

电视进入乡村,尤其是进入藏族社会,藏民恒定的､节律性的日常生活状态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无论是作息时间还是吃穿住行,甚至思维方式和观念都开始发生变化｡电视可以改变人的知识结构,改变人的态度,甚至左右人的观点,进而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电视作为一种信息传播途径对于藏族农村的改变在有些地方是迟缓的,在有些地方是当下的,然而无论如何,都如约翰逊所说:

“虽然世界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变成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Iuhan)所狂热描述的‘地球村’,但每个村庄——不管乡下的或都市的,前工业的或后工业的——正在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从电子化的角度来看,世界正在进人每个村庄和街道､每个部落和居留地､每个社区和郊区｡”[5]

关于加卡村的电视普及现状以及村民对于电视的依赖程度与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村子几乎没有区别,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基本都是以电视为主｡电视让村民们了解到他们以往难以接触的世界,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除了电视,手机的普及,尤其是最近两年微信在村民们中的流行,让这个村子的信息生态有了更大的变化｡

自微信近来在村民中流行后,对于加卡村民来说生活中最大的变化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村民的信息交换以及谈资日趋同质化,微信的普及体现的是商业资本在网络社群中信息提供的垄断｡微信的信息来源无非两大块,第一块是商业公司腾讯作为软件的开发和维护主体向用户推送的各种各样的信息｡作为一名微信用户,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够接人移动互联网络,每天都会定时接收到微信软件推送的各类新闻,这样的新闻和信息提供是无选择性的,完全城乡同步,因此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昌都加卡,无论是都市白领还是藏区农民,接收到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第二类信息主要是存在于网络社群中的每个成员通过各自的朋友圈发布的消息,这类消息是每个用户自己编辑发布的,因此往往带有一定的信息筛选｡而所有的这些自媒体信息其实也都是高度网络化时代的产物,必然体现和迎合网络社群的观众的需要｡

所谓的朋友圈,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表演平台,同以往的微博等网络平台相比,微信的朋友圈更具私密性｡而越是具备这样的私密性以及亲密关系,每一个发布朋友圈的个体就越需要在信息中体现真实性,即便这种真实性也隐含极大的信息不对称,衍生出了一种网络化时代生活方式展示｡

前面提到过,社交网络会给所有人提供一个更真实的全息画像,而所有的人恰恰又都希望利用社交平台来更好地塑造自己,向他所在的社交网络输出一种经过锻造的自我形象｡例如,加卡村就有几个在内地读大学的藏族女孩,她们正值青春年华,通过与她们的访谈和网络观察,脸､青春､生活态度,配以美好､乐观的态度,迎合一般人(朋友)对她们的羡慕和期待成为了她们朋友圈经营的核心｡她们希望通过朋友圈打造出的那个自我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关注,能够更全息地向她们的朋友们展示｡有的女孩和我们说她们会在网上经常发布PS后的照片,也会发布一些诙谐幽默的自我调侃,当然偶尔的诗歌抒情也是这种网络生活方式经营的必要手段｡从她们的描述和朋友圈的经营状况不难发现,每个个体的网络身份塑造背后还是有着模式化的规律的｡

通过这种网络生活方式的经营和塑造,这些女孩对自己现实的身份认同会有很大的影响,她们开始像一般的汉族女孩一样打扮,她们也会把头发染成黄色,也会穿着时髦的牛仔裤,带着嘻哈的说唱歌手的帽子｡而所有这些改变都是她们对于自己身体的一种新的认知和塑造,这个过程得益于商业化资本的信息化运作｡她们从淘宝里获得潮流资讯,按照那些所谓“网红”输出的时髦标准来打造自己,复制时尚｡

商业化的资讯吞噬了言论空间的多元性,也架空了普通人对日常生活的感知｡这一切信息消费,其实都在为资本锻造不分城乡的扁平化的消费者｡前面的章节中介绍,茶馆､小卖部以及寺庙都是人们社会交往｡信息交换的重要场合｡在这些长场合中可以交换不同类型的信息,然而信息化交往以及电子媒介的出现,让村民们不出家门遍知天下事,消除了时空距离对于人们获得信息的影响｡因此透过网络空间,异质人群的异时信息能够整合呈现,人们的谈资也开始越来越被媒体上的热门消息和标题性事件占据,2014年当调查组在加卡村调查时,“打老虎”成为当时所有男性村民热议的话题,而细听这些村民的信息交换,多是媒体和大众舆论的口气口吻｡地方性开始在村民们的日常交往中渐渐淡去,甚至即便身处加卡村,听着村民们谈论的话题,也仿佛同一个内地汉族村落无异｡

结论:社交网络和群格补偿

资本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所有入都被裹挟到由它所带来的全球性变迁中｡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所有这些都在从根本上动摇传统乡村社会的人际交往模式,人们开始面临重新定义自我与他者之问的关系的问题｡朋友圈中的“圈”已经远远超过物理空间的概念,地域上遥远的人群､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群体的人开始出现在这些农民的生活中｡在中国入的传统思维中,对于外来的不同种族､地域､拥有不同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人总是抱有复杂的心理,比如说“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等称呼,不仅仅表示着中原人对外部民族的鄙夷,还显露出中原人自身心态的不安全感｡[6]

在今天,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呈现越来越多的都市化特质,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人口的流动带来了资源､信息和文化的流动,同时交往的圈子也开始变得流动性越来越高｡因此,相对于传统的依托于地缘的人际交往网络,如今的信息网络建构起的社交网络更加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与原有的依托于地缘的差序格局相比信息的不对称性会更高｡因此身处网络时代的人们,即便是我们理想中的质朴的村民,也开始在网络交往中变得谨慎､冷漠以及老于世故｡

然而,流动的圈子给现代的村民提供了更具有自由选择余地的建构自己社交网络的机会,因此今天的加卡村民在面对现代信息化的社交网络时,能动性变得更强｡更能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因此,面临社会转型的藏族农民,在通过手机来获取信息,构建自己的交际网络时,“圈子”提供给他们的更多的是机会,是化解现代性风险的武器,更是一种在个体化社会中对抗个体风险的群格化补偿策略｡通过学习和运用社群网络,人们互换信息,寻求认同,这也许是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又一个弱者的武器｡

在网络社会中,传统差序格局所隐喻的地方性和人与空间的高度合一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个体是网络世界中的最为重要的行动者,信息超越了空间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构成了网络时代人际交往的主要来源｡信息化交往使现代村民获得了一种同过去的交往完全不同的体验,自主选择性交往成为网络化生存中的重要力量,促使传统差序格局中的地缘约束难以在网络社会中奏效｡更迫使现代国家为维持社会秩序和人际交往而必须对互联网的力量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信息化交往在某种程度上也重塑了我国的人际交往格局｡同时,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更是改变了现实社会差序性的公民身份,提升了公民的自主意识和赋权意识,也促进和塑造了新型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