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现代性批判理论上有着相似的渊源和相同的情绪，他们都源于对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愤然不满，并对这种负面效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二者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批判路径与理论旨向。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态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特征，认为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辩证地看待现代性问题。源此，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倡直面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它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所造成的现代性困境的“治疗方案”，把对现代性和现代化运动负面效应的批判最终变成了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正是这样的理论向度与旨趣，为当代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与优越性提供了可能的依据和有效的理论借鉴。而该理论依据的可能性和有效性， 只有当对马克思主义做以两大发现为核心的理解，才能得以充分体现。因为，只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真精神”， 才能从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

长久以来，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它与其他人或思潮批判的那些共同点上，却很少关注或分析它与其他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差别点，这就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积极意义被淹没，阻滞了其现实价值的发挥。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驳斥最为激烈，同时，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话语背景与问题渊源，二者是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杰出代表。在此， 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之间进行对比分析，主要突出两者的区别点，从而深度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真正特点。

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截然相异。后现代主义从批判现代化的各种负面效应开始，进而否定整个工业文明的发展观和价值观。后现代主义把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罪于现代性理念本身，从而要从根本上否定之。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就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1](英文版序言)与之相异，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对现代化的种种负面效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却不否定现代化本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形态的生态理论，对后现代主义首先不满的就是上述“超越现代的情绪”。高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要为现代化确定一个界限， 认为现代化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道，“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2](P1)当代最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则直言：“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3](P56)他认为，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开宣称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他主张我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3](P37)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现代性理念之所以在现实中困境重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 现代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形式对理性的内在价值禁锢的结果。卢卡奇曾指出：“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了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4](P154)在他看来，现代性的逻辑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时间空间化”使工人阶级浸入“物化”当中而丧失阶级意识，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终结”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否定工业社会，主张反增长、反技术、反生产。他们不对现代化和现代性带有偏激的情绪。他们具有强烈的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可能性的动机。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理性主体性原则的认识论立场上有着明显差别。在进行现代性批判时，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解主体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主体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主—客”二分的存在，也反观了现代性的缺陷。代表后现代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者把反主体性作了系统的发挥。他们从反对工业化对自然的掠夺出发，进而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出要用生态中心来取代人类中心。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充分认可“人类尺度”。卢卡奇的主客体辩证法说到底是为了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而展开全部历史，论证人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从而高扬人的主体性。葛兰西更是把自己的“实践哲学”称为“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他认为所谓“客观”就是“从人的角度客观”，是“历史地主观”。[5](P445-446)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们在反对以主客体分离为特征的主体性的同时，又致力于建立以主客体同一为特征的新的主体性。这种对待主体性的基本立场，又被法兰克福学派所承继，后来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仍然继续保持着，他们反对后现代主义在一般意义上对主体性，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直接消解的理论。他们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存在弊端。

后现代主义在消解主体性的同时，把矛头直指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社会的所有弊端都归罪于理性尤其是科技理性的恶性膨胀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左右，进而主张消解理性。生态中心主义者就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自然的严重破坏始于启蒙理性的得逞。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也从各个角度尖锐地批判了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经济理性，尽管也深刻地揭露了启蒙理性给现代人类带来许多不幸，但却不对理性从根本上否定。他们强调理性是人所特有的，理性本身并没有过错，理性也不可能被消解。无论是霍克海默尔的《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等早期著作，还是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都是竭力推崇理性，甚至把理性视为与革命同义，他们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也完全是站在维护理性主义的立场上进行的；由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开始的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实际上主要是对启蒙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批判，而把价值理性、批判理性作为其对立面加以宏扬。马尔库塞则在推崇爱欲时，反复申明要沟通爱欲与理性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理性，即满足的理性。[6](P165-166)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理性滥觞带来的现代社会问题时，充分肯定了理性的价值意义。哈贝马斯更是直接指出：“现代性本来就是与理性主义有着内在的联系”。[7](P1)在他那里， 对现代性的拯救与对理性的拯救密不可分。他提出“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的－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8](P525)在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下解放理性，解救现代性危机。

再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针对科学的观点上有所差异。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敌视理性与敌视科学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理性与科学结盟， 演变成单纯的“工具理性”，才给现代人带来如此多的灾难。生态中心主义者甚至得出解决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倒退到前技术状态去的结论。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敌视和对前技术状态的回归期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技术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马尔库塞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变成统治工具与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完全有可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一种解放手段。他认为，当科学技术已变成统治或控制工具的时候，革命的理论家应当探讨使科学技术变为解放手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问题。革命的理论必须承担一种新技术和新科学的纲领。[9](P204-205)马尔库塞的“新科技观”清楚地表明， 他并不认为科学技术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是科学技术本身固有的属性。霍克海默尔也曾强调，不能离开运用科学技术的客观条件来谈论科学技术的正效应与负效应，科学技术之所以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主要在于运用科学技术的外在环境不当。[10](P2)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接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理论，始终围绕社会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将环境破坏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产方式的错误和使用科学技术的方式不当，得出只有改变社会环境才能改变目前这种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局面的结论。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审视哲学本体论时也存在着鲜明分歧。后现代主义最为引人注目的理论观点是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还原主义。他们把本体论问题虚无化，秉持从根本上取消本体论问题存在的观点。后现代主义首先视现代性为一种“元叙事”，然后以解构一切“元叙事”的方式全盘否决现代性的一切。利奥塔直言：“我认为后现代就是不相信元叙事”。德里达则在为“解构哲学”的辩白中达到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目的。后现代主义从反本质、反基础出发，也反对建立在基于这种基础、本质而提出的各种社会理想。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反缚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本体论为依据而形成的，从而科学社会主义理所当然地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对象。因此，他们必然反对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取代来破除现代性困境的办法。

与之断然对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对本体论根基的坚守中，最终将对现代性的批判指向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论证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虽然激烈地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基础”、“原则” 等问题的存在。卢卡奇在晚年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中提出了“返回到存在去”的口号，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本体论为先决条件”。葛兰西更是个究本体论的专家，他开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实践本体论”的理解。我们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创者的著作中，看到的是在否定传统本体论的基础上，对新的本体论， 即“实践本体论”的重建。这一基本立场中经法兰克福学派。在霍克海默看来，唯有哲学形而上学才能探索存在的本质，为人们找到生活和生命之谜的答案。由此他提出一种生活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唯物主义观。弗罗姆则坚决反对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非本体论化、心理学化，他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认为人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人们的思想和欲望的哲学本体论。[11](P12-14)马尔库塞的本体论情结更为强烈，他千方百计地说明他的爱欲论不仅是一种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是一种哲学本体论。[6](P89-90)沿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路向，一些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坚持从本体论的基点上研究生态危机问题，把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建立在存在论的根基上。他们把对意义的追寻与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紧紧联系在一起。高兹所有著作的主题就是说明“保护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

总而言之，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虚无化、消极性、荒谬性的特点，他们从否定形而上学到否决现代性理念再到彻底摒弃现代化成果，最终竟将落脚点放在了倒退到前技术时代的苛求上。后现代主义在激烈批判现代性的同时， 将自己也根本上置于碎片化的状态，貌似超前的理论却毫无现实根基与实现可能性，他们消解一切的同时也消解着自身，正如韦尔默尔对后现代主义的评判：“（后现代主义）要宣告这样的历史设想的终结：现代性的设想、欧洲启蒙运动的设想、最终也是希腊和西方文明的设想”。[12](P1)与之相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理论所具备的辩证性、现实性、开放性的特征。在面对现代性理念指导下形成的现代化运动的诸多负面效应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意识，他们通过充分认可形而上学哲学世界观的思想价值，来高扬以此引申出的现代性理念的积极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及时地扭转了后现代主义敌视理性、敌视人类、在人类历史上为害最甚的理论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以理性和主体性为标志的现代性出了问题，但现代性并没有完成，人类只有通过不断地纠正现代性的偏差来完成现代性这一尚未完成的方案。由此，他们将研究由面向脱离现实的抽象的自然界或观念世界改变为面向人的现实生活世界，面向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关注如何真正恢复人之为人的本质特性，如何使理性健康地发展和发挥作用上。沿此路向，在剖析现代性理念下生发的现代化运动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讴歌现代化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使人类摆脱各种自然和历史的束缚，同时，他们有力地指出现代化运动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是由目前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强烈要求使现代化运动不是与资本主义而是与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于是，他们就把对现代化运动中负面效应的批判变成了对社会主义目标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总之，比起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消解态度和消极结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更多的充盈着积极意义和现实期待，而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价值的实现可能性与对现代性的未来开放性解读，才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多元的理论启示。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从上述对比分析中，我们已经很清晰地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具有鲜明的辩证性、现实性、开放性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现代性理念，采取的是辩证的态度；对待在现代性理念下生发的现代化运动对社会现实造成的负面效应，采取的是现实性的批判理路；对解救现代性危机的“治疗方案”，采取的是真切而坚定地开出将现代化运动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药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背靠西方哲学广博的理论资源与问题导向，并在解救现代性困境时，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精神”，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独特的方式融涵取并，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非僵化的开放性解读，为社会现实问题寻求理论出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以上特点与旨向，都对当代中国道路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与启示作用。

首先，对现代性采取辩证态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为当代中国道路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确证的理论资源。当今，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进入新的“历史拐点”，而在这个新“历史拐点”上，中国所要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现代化负面效应日趋显明的当代，如何进一步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合理性的问题，如何对待“现代性”、如何面对“现代化”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以往的经验似乎只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种选择：

其一，由于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所以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有些人开始主张中国停止始于上个世纪70 年代末的西方化、现代化的历程。其二，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让中国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显然，上述两种观点都带有鲜明的极端化特征，都是“死路”，极不可取。前者要中国重新走回头路。后者则迟早会使负面代价葬送中国。我们希望和需要走的，是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能使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现实中的表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则为这条道路寻找到了实现可能性，并为确证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

上文已反复提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在激烈而愤怒地揭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将其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它努力地把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把人对人的统治掩饰为物对人的统治。它深信，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性理念以及作为这一理念具体实施的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它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最终演化为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这充分说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是可能实现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来反思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我们绝不能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 因为现代性对人类有积极意义，即使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也不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其次，我们也绝不能放弃对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的关注与消除。既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不是根源于现代性本身，那么我们更应当积极地寻找出现这些负面效应的真实原因，并且想方设法消除这些原因，使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在这里，我们能深切地认识到，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上述结论，才能达到既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避免现代性的各种负面效应的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坚持认为，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是必然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高度文明的社会。在现代性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深得马克思为现代文明要领的，因此，它才能为中国道路提供积极借鉴。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现实性批判旨向，为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和矛盾，大体可以归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与自身的矛盾三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包涵着经济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批判、生态危机批判等多重角度，在发现现代化问题方面具有现实性意义，在着眼解决现代化负面效应时，也抱有着理论产生实效性的期待，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现代性批判后，将解救现代性危机的任务交由社会主义制度调节，虽然他们最终不免步入乌托邦的困境，但是其现实性的特点仍然不可为我们所忽视。并且，正是这一现实性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进行理论借鉴与问题启示，从而补充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为我们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为我们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的对立，从而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根源。马尔库塞敏锐地指出：

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它是资本主义一切危机的集中表现。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完全屈从于“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围绕生态问题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13]

资本的效用属性和增殖属性决定了资本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14](P231)因此，他们最终诉求社会主义制度来节制资本对自然的无限利用，解决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 [15](P57)按照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显然在当今中国消除对自然环境日益严重破坏的关键就在于限制无节制地追求利润的资本逻辑。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正确地梳理马克思的市场理论积累了许多思想资料。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所做的一件主要工作是改变马克思把市场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进而认为社会主义无市场的观点。戴维·施韦卡特指出：“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市场效率低是因为它无计划，社会主义有效率是因为它有计划。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16]他极力倡导并努力从多方面论证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詹姆斯·劳勒则在题为《作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的文章中明确提出“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17]当然，还有一些英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以截然对立的基点分析市场只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不存在市场。但是，正是在这种冲突论证和比较研究中，才有助于我们理清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证佐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比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使我们明确了只有切实贯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市场这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价值目标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消除目前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现象。从而以此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理论成果，日益坚定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心，而且日益丰富和完善了具体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能为我们如何解决人的身心矛盾、人的单向度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可主体性原则的积极效用，他们批判工具理性的同时，希望通过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可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和理性滥觞带来的负面影响。由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且围绕着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交往、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异化等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们的哲学具有一种实在性的主体的倾向。葛兰西把人的问题放在自己整个研究的中心地位，而且竭力论证世界统一于人，统一于人的实践。他认为所谓“客观”就是“从人的角度客观”，是“历史地主观”。[5](P445-446)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则要建立一种以“人为尺度”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自然观。佩珀曾明确指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18](P232)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研究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进行阐述的，他们一是揭示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的全面性；二是揭示了马克思总是全面地、整体地论述人的异化；三是揭示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是使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兼容并包地、相互协调地全面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的存在问题上对马克思思想的挖掘与传承， 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化背景下探索一种使人身心协调的新存在状态，解决人的存在方式的矛盾，开拓一条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和施救于现代性危机时，所采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解读方式，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并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当代化。当面对空前深重的现代性危机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决绝否定，也未逃避隐遁，而是积极的在马克思思想中挖掘思想精华，并以一种开放的态度为马克思主义寻求新向度，也为现代性危机寻找可行的出路。一方面表现在对日益僵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潮流的转轨纠错，一方面体现为根据现实问题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救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建伊始，就带有鲜明的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立场，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陷入静止甚至退步时期，还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运动屡遭挫败的艰难时期，甚或是在苏东剧变的重大困难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由始至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与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精华与宝贵之处，并且努力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要素，与西方广博的哲学思潮进行融合，因此才出现诸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充分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开放历程。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非为了拼凑而拼凑，而是在进行现代性批判、解救现代性危机时，立足于所发现的问题，尝试以新的理论形式为现实提供出路。卢卡奇期待无产阶级意识觉醒来变革资本逻辑带来的物化问题；葛兰西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拾与挖掘，期待实践哲学的实效性得以彰显；法兰克福学派不断关涉着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错位的问题，希望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缓解主客体间的紧张关系，真正释放理性的积极力量；生态马克思主义更是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提倡用社会主义制度来调和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尝试把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解读、多元化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顽强生命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因地制宜的属性，推倒了原有的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 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是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不断进行自我发展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这就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可能性与有效性的信心，更加有利于在方法、结构、经验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优秀的成果与养分，以为我所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中国化，从而确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前景，并努力补充增益完善之。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之所以能为中国道路提供可能的合理性合法性依据，关键在于它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因此，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真精神”的承继与发挥的理论才能真正为我所用。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正是一种承续关系。实际上，通过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与后现代主义对立的背景下剖析与呈现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全部积极意义，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积极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所以能有力地与后现代主义相抗衡，之所以在抗衡中提出了如此深刻的真知灼见，关键在于他们一方面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又善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时代的要求相吻合。当然，要正确地论证这个问题，必须先搞清楚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从上个世纪80 年代以来，国内出现了三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作一种“启蒙主义”式的理解。这一理解路向是同启蒙运动以来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立场一样，主张一种人本主义的理念，推崇“人性” 和“人”的地位、意义、权利、尊严、价值等。在理论论证方式上，这一路向往往表现为对“青年马克思”的格外倚重，或者虽然关注和援引马克思成熟时期以及恩格斯列宁等其他经典作家的学说论断，但实质上以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一些思想和表述为核心，作为基本的统摄性的理论资源。同时，这种解读方式往往又引入如康德等西方近代思想资源，解读、补充、融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反对其所认为的旧哲学和旧政治意识形态教条，乃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到××去”。用“启蒙主义”范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现实基础可以是归结为对西方业已实存的那种“人的自由”的表现形式即实存的现代化道路的推崇，而在哲学上的具体表现，则是回到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某种形态，不同程度采纳其具体的观点内容或其根本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被看作西方近代哲学大潮中的普通一支脉。用启蒙主义式的笼统眼光看待现代性，将之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绑定，这也就会导致对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其资本的原则和逻辑、其经济理性和资本理性等都缺乏辨别、反思和批判，似乎它们可以像一件产品或一台机器一样简单地移入。实际上是对现代性之资本维度加以崇拜。如果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拥抱现代性，特别是拥抱现代性中的资本维度。

其二，对马克思主义作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正是以启蒙主义为理论代表的西方现代性的反题，它反对近代（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传统，并主张消解主体性，消解关于普遍性、历史进步等在西方哲学史上或至少近代启蒙以来的主导性理念。在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目标和做法的确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性，马克思主义也真切感受到并反思和批判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消极后果，在哲学领域表现为反思和批判西方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抽象性、思辨性，主张新的世界观，主张回到人的现实生活，重新认识人的本质、意义和价值等。由于这种相似性，当今一些论者即采纳了后现代主义很多思想资源。这是另一种以“西学”解马，是将某些西方现当代哲学“接续”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之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到西方现代哲学的一般立场之中。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消解了理性主义的合理遗产。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失去了资本批判的关键视角。如果马克思主义是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现代性一无是处，现代性出现的问题根源于现代性本身，人类面对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马克思主义也成了一种悲观主义。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主义化和后现代主义化之所以是错误的，不仅在于后者理论本身具有缺陷、本身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结论，还由于这些思潮的立脚点在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实际上都已经被马克思经历过，却又被一一超越了。因而，虽然这两种理解路向在马克思著作中貌似都可以找到“依据”，实际上都是基于某种片面的立场对马克思的误解。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实不乏貌似切合启蒙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词句，但把它们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演进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它们最终都是以被扬弃了的形态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的，不能把马克思已经扬弃了的观点当成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只有当马克思在其成熟时期完整提出其两大发现， 马克思及其理论才显露出完整意义。我们要根据这一“原本”来理解马克思， 在此基础上生发出创新成果。 

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可以说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9 世纪40 年代早期，马克思由青年黑格尔派走向费尔巴哈式强调人的感性存在的唯物主义，并由革命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超越了启蒙理性，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二次飞跃发生在19 世纪40 年代中期到40 年代末， 马克思创立了作为新世界观的唯物史观，达成了实践的、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第三次飞跃发生在19 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中前期。经过从50 年代开始的辛勤钻研，马克思创立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艺术的整体”，其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得以完成，从而也把唯物史观真正发展为“历史科学”，这两大发现共同支撑社会主义

从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这三次飞跃的进程，同时包含着超越启蒙主义传统的线索。第一次飞跃开始超越传统启蒙主义的抽象理性原则，也开始从哲学的共产主义立场和实践观点出发批判资本。第二次飞跃基本完成了前两部分超越，超越了启蒙范式下的整个西方近代哲学，并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考察，看到了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开始从这种内在经济矛盾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开始积极地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三次飞跃则是以完整的科学成果对启蒙范式超越的最终完成。在三次飞跃对启蒙主义的超越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始终不同于后世的后现代主义，它没有混同于后者的批判方式，没有对现代性的思想遗产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极端立场，而是依据辩证的理性立场，对现代性启蒙主义进行了内在的客观批判。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在20 世纪60、70 年代以后才形成的，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早在此之前就出现，有人甚至把19 世纪中叶以来的整个西方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思潮都归属于后现代主义范围。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三次飞跃，特别是经历第二、三次飞跃的时候，实际上一些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已经在西方世界开始出现并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流传。实际上，马克思思想的这三次飞跃，特别是第二、三次飞跃既是对启蒙主义的批判与超越，又开启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否定。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启蒙主义的理解，只是停留在马克思思想还没有实现第一次飞跃的阶段，即停留在马克思19 世纪40 年代初的思想上，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则根本无视马克思思想的第二、三次飞跃，即把马克思19 世纪60 年代末之前的思想，甚至40 年代末之前的思想就视为是马克思的理论。真正能够代表马克思的理论创造和理论本质的，或者说真正能体现马克思理论的“真精神”的，主要是马克思19 世纪40 年代末以后，特别是60 年代末以后的思想。

因此，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启蒙主义解释和后现代主义解释，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与之无缘；但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第三种理解，即以两大发现为核心的理解，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确实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才能够一方面在根本上确证自身理论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体现自己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为中国道路提供可行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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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年第4期。转自国外马与现代西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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