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是怎样登上权力巅峰的（上）

（节选一）

（本文约4000字）

一、担任总书记以前的斯大林

斯大林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在布尔什维克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被缺席增补为中央委员。他于1913年2月被捕，被流放图鲁汉斯克边疆区，此后直到1917年3月足足沉寂了四年之久。

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斯大林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重新开始革命活动。在武装起义之前，斯大林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真理报》和某些组织工作，由于不善于鼓动讲演，他很少在群众集会上露面。

在整个准备和举行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过程中，斯大林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史书上没有什么记载。革命胜利后新成立的政府中，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1919年兼任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总的说来，从十月革命到国内战争，再到经济建设初期，斯大林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就知名度而言，当时的排名大体上依次是：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这以后才轮得上斯大林。在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的得票数总是落在他们之后。

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正式规定中央机关为三个：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政治局由五名中央委员组成，就紧急问题通过决定，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组织局也由五名委员组成，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书记处由一名责任书记和五名技术书记组成，下设若干部，每两周向中央全会报告工作。

“责任书记”是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工作的，是书记处的头。后来“责任书记”改称“总书记”，起初职能没有什么变化。

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俄共十一大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首次被选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的。

二、斯大林是怎样当上总书记的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在政府中担任的职务是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相对来说是闲职，并且工作得也并不出色。不过，在党内斯大林的职务却是无人能比的，他担任了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

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身兼三职，管政治、组织和日常党务，加起来权力是够大的。那时候，党内没有更高的职位，既没有党主席，也没有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一直由列宁主持，但这不是职务。列宁生病和去世后由加米涅夫主持。

斯大林工于心计，很喜欢未雨绸缪，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早在进入书记处担任总书记之前，斯大林就已经采取措施扩大自己的队伍。

他插手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掌握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2小时处理这项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意识形态部门了。

斯大林为担任总书记提前安插了自己的人。1921年托夫斯图哈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显然，斯大林早已积极为托夫斯图哈就任此职作准备了。

同时，斯大林的心腹纳扎列疆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厅副主任，卡岗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此外，斯大林的私人秘书麦赫利斯也得到主人的精心培养和安排。布哈林被打倒后，此人代替布哈林掌管了《真理报》，并出任权力很大的中央出版局局长，一时间几乎控制了整个意识形态。斯大林提拔的这些人，在以后的许多关键时刻给了总书记以有力支持。

俄共十一大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时，向代表们建议的方案是27人。选举时可以涂去选票中不合适的候选人，写上要选的人名。结果方案中的27人均获得多数票，当选中央委员。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477），其次是布哈林和加里宁（476）。斯大林得463票，处第10位。

十一大选举中最奇特之处，是在发给代表的中央委员选票上，在斯大林名字后面的括弧内写着“总书记”字样，在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名字后面标明“书记”！这就是说在制作选票的时候已经内定这三人未来的职务，而代表在投票的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已经把总书记的大权交给了斯大林。

所以，1922年4月3日的中央全会，实际上只是通过了一个事先已经定下的决定而已。

不过关于这一切，大会速记记录上没有任何说明，仅直接公布当选名单。

三、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吗？

斯大林时期的一些著作都特别强调，是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总书记的。例如，经斯大林本人亲自修订的《斯大林传略》写道：“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选举列宁最优秀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对此一说历来有不同说法。中央全会参加者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1929年）中认为：“斯大林正是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季诺维也夫推荐，违背列宁的意愿而被任命为总书记的。”托洛茨基还说，谁也没有赋予这次选举以特殊意义，“在列宁生前这是个技术性的职务，不具有政治性质”。

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提出另一个推荐人，他说：“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建议设立总书记这一职位的，尤其没有证据证明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此职的。大家知道的是，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的中央全会是加米涅夫主持的（在全会开幕时）。许多老布尔什维克见证说，就是他建议选举斯大林为中央书记的。”

无论如何，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列宁提议”的说法。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之前，1922年3月25日曾经召开过一次中央全会，为大会作准备，就在这次全会上决定任命斯大林任总书记。列宁因病休养请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22年中央4月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当时，列宁虽然对斯大林非常了解，但对此建议没有表示异议。”

看来，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共同主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不久之后，列宁于1922年5月第一次中风之后，他们三人迅速结成控制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的因由。

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选票上标明“总书记”和“书记”的字样，是明显违背程序的做法。代表大会只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应该由大会后的中央全会选举。这种违规做法显然是为斯大林造势的措施。这种做法招致检票委员会尼·斯克雷普尼克的不满，甚至要求将这些选票作废。

4月的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加米涅夫作了解释。他说：“在选举期间，他在大会一致赞同的情况下曾经声明过，在某些选票上注明了担任书记的人选，此事不应限制中央全会的选举自由，这只不过是一些代表表达的愿望。”

这种解释相当牵强，某些代表个人的愿望怎么可以写在选票上呢？这种愿望首先当然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时也是斯大林本人的。

全会记录写道：“确定设总书记和两名书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列宁参加了俄共十一大以及大会后的中央全会。所以，应该说列宁是同意斯大林担任此职的，但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是列宁提名的。

四、总书记斯大林的“无限权力”

列宁对斯大林粗暴和热衷于行政手段的缺点是清楚的，还在党的十大期间，列宁就曾对季诺维也夫说过，“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

1920年初老革命家福法诺娃就是否到斯大林手下任职问题征求列宁的意见，列宁经过三天的考虑回答说：“对你说的事我考虑了很多，我甚至征求过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夫人）的意见，我们决定，你不应当同斯大林一起工作。你不了解这个人，他对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都容忍不了……你还知道吗，斯大林是一个爱报复的人。”

在任命斯大林之际，列宁认为需要严格限制总书记的职权范围，严格限于党务，同时决定尽快解除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务。1922年4月25日，解除了斯大林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的职务。然而他的民族事务委员一职，却一直担任到1923年7月该部撤销为止。

那时候许多人并不太看重“总书记”这一职务，觉得这是纯属机关性质的并非很高级的职位。书记处是处理日常党务的机关，党章中甚至没有提及“总书记”这一职务。1923年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结束语中称自己为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这时候“总书记”的头衔还不突出，只是书记处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列宁说过，“其实哪个是政治问题，哪个是组织问题，是无法准确划分的。任何政治问题都可能是组织问题，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只有按已经实行的做法，即任何问题都可以从组织局转到政治局，才能恰当地安排好中央的工作。”

列宁的这段话当然没错，但是也给了斯大林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在以后的党内分歧和争论中，所有的政治分歧立即通过组织系统予以解决，大量的反对派成员或与斯大林有分歧的人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甚至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立即集中全力抓组织人事大权，并在制度上控制了这一领域。书记处的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到1922年4月十一大增至705人，而到7月已达892人。人员的增加是由于书记处下属部门的建立和扩大，以及分管的工作范围扩大的结果。书记处已经开始从日常党务工作、技术性工作，向政治性工作方向发展。

斯大林领导制定了高级职务名册，建立高级职务的任命制，从而掌握了调动和任命党和政府中高级干部的权力，掌握国内大大小小事件的信息。过不多久，总书记还控制了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依据职务名册，培养了一批“在册权贵”，成为斯大林的“宝剑骑士团”。

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掌握了“无限权力”，这并不是总书记一个职务造成的，而是斯大林当时在党中央身兼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书记处总书记三职的结果。这在当时是唯一的，这三个职务的权力加在一起，就赋予斯大林以无可比拟的“无限权力”。

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一职后，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拟定了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方式，从而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一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从1980年代后期起被叫作“在册权贵”，这是官僚制度的具体化，他们在日后苏联解体、苏共丧权中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