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弗洛伊德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长文解读。
（2）指出他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同性恋者和强迫性神经症者，把想象特别是幻想（“秃鹫幻想”）视为创作的出发点和主要形式。
《达·芬奇的童年回忆》，是艾伦·泰森修改了标题后的完整的新译著。
弗洛伊德在1898年10月9日致弗利斯的信中的一句话表明他对列奥纳多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说：“或许最著名的‘左利手’就是列奥纳多，没人知道他有过任何的风流韵事。
”他的这种兴趣不是暂时的，他在回答一份关于“自己特别喜爱什么书”的调查问卷时，我们发现他曾提到了米莱茨可夫斯基（Merezhkovsky）关于列奥纳多的研究。然而促使他写这部著作的最直接的原因，是1909年秋天出现的他的一个患者。
他在10月17日给琼斯的信中说，这位患者似乎与列奥纳多有着相同的性格，只是没有他的天才而已。他还说，他刚从意大利搞到一本有关列奥纳多青年时代的书。这就是下文中将要涉及到的斯克纳米杰罗（Scognamiglio）的专题论文。在读过这篇论文和一些其他有关列奥纳多的书之后，12月1日他回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报告了这一研究课题。1910年4月初，他才完成他的研究成果，于5月末出版。【弗利斯断言，弗洛伊德对“双侧对称”(bilaterality)和“两性同体”(亦译“两性并存”bisexuality)之间存在一种联系的观点有疑问。他们之间的争论使彼此疏远。在下文中将间接涉及到这场争论。
弗洛伊德对此书再版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这中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9年增补了有关“包皮环割术”（circumcision）的短注释，选录和引用了里特勒（Reitler）弗斯特的著作，及1923年关于伦敦漫画的讨论。
弗洛伊德不是第一个在著作中用临床精神分析方法研究历史人物生活的人。这类实验已经有人做过了，尤其是赛德格已出版的对迈尔（Meyer，1908）、列娜（Lenau，1909）和克雷斯特（Kleist，1909）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虽然弗洛伊德没有从事过这类完整的传记性研究，但是他以前曾经依据作家们的作品的部分章节，进行过片断的分析。事实上，在此前很久，即1898年6月20日他给弗利斯寄去了有关迈尔的一部《女法官》短篇小说的研究，这篇小说描写了作者的早期生活。弗洛伊德的这篇关于列奥纳多的专著不仅是他第一次，而且是最后一次在传记领域里的长途旅行。这本书遭到了弗洛伊德已经预料到的谴责和诽谤，因而他在（第六章）的开头就为自己作了辩解，这种辩解至今对传记作家和评论家仍然是普遍适用的。
奇怪的是，直到最近似乎还没有一个评论家能指出这本书的最大弱点。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描写的是列奥纳多对食肉鸟落到他的摇篮的记忆或者说是童年幻想。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中把这只鸟命名为“nibio”（现在写作nibbio），是意大利语中一个意为“鸢”的词，而弗洛伊德始终把这个词译成德文的“Geier”，在英语中却只能译作“秃鹫”。
弗洛伊德的错误似乎来自他阅读和参考过的那些德文译著。如赫茨菲尔德在她的译文中，用“Geier”代替“Milan”来翻译摇篮幻想，规范德文该译为“鸢”。从弗洛伊德有记号的藏书里能看出，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来自米莱茨可夫斯基关于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德文译本，从中他第一次发现了这个故事，也获得了大量有关列奥纳多其他方面的情况这个译本也把摇篮幻想译成“Geier”，虽然米莱茨可夫斯基自己正确地使用了“korshun”，而在俄语中这个词译为“鸢”。
因为这个错误，某些读者可能会拒绝接受整个研究，觉得它没有价值。无论如何，更冷静地检查这种处境，详细地考虑一下弗洛伊德某些已无效的论争和结论的确切方面，仍将是一件好事。
首先，必须抛开列奥纳多画中“隐藏着的乌”。即便它真的是鸟，也是只秃鹫，根本就不像鸢。这是费斯特“发现”的，而不是弗洛伊德。他在那部著作的第二版才做了介绍，弗洛伊德接受了它，但有相当大的保留。
其次，更重要的是埃及语的问题。作为象形文字的埃及语“母亲”（mut）一词很肯定地象征着秃鹫，而不是鸢。加德纳在她的权威性著作《埃及语法》（1950）中确认“Gyps fulvus”就是鹰头狮身的怪兽秃鹫。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推断列奥纳多幻想中的鸟代表他母亲的观点，在埃及神话中无法获得直接的支持，而且这种经验性的问题与埃及神话也没有关系。幻想与神话之间似乎没有最直接的联系。虽然如此，这两者又各自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古代埃及人把“秃鹫”和“母亲”联系起来的思想是怎样来的呢？是像埃及学者解释的仅仅是某种语音上的偶然巧合吗？如果不是，弗洛伊德有关“两性同体”的女神的讨论就必定有它自身的价值，无论这种讨论与列奥纳多的情况关系怎样，列奥纳多有关鸟落到他的摇篮并把尾巴放到他嘴里的幻想都应继续寻求解释，即使这只鸟不是秃鹫。弗洛伊德关于幻想的精神分析与这种纠正并不矛盾，而仅仅是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⑥秃鹫未受精便怀孕的故事不能作为达·芬奇在婴儿时期已与他母亲结合的证据，虽然这种联系的存在不被这个特殊证据的缺乏而否认。】
达芬奇设计的弩车
达芬奇设计的齿轮机械传输塔
达·芬奇的童年（全文）
文/弗洛伊德
精神病学通常选取意志薄弱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一旦这种研究接触到人类中的伟大人物，外行人就会认为没理由这样做。“使辉煌黯然失色，把崇高拖入泥潭”，这不是研究的目的。企图填平将伟大人物的完美同普通人的不足分离开来的鸿沟，会让人感到不满意。然而，研究不能不发现那些杰出人物们可以被认识、理解的每件有价值的事，并且相信他们同样受正常的和病理的活动规律的控制和影响。
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当时他就像个谜，如同我们今天的感觉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只能推测其轮廓，却永远也不能界定的天才。绘画在他一生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使我们认识到的是自然科学家（工程师）与艺术家结合起来的伟大。虽然他的绘画杰作留了下来，可他的科学发现却没能发表和应用。在其发展过程中，他的调查研究的特质从没完全给艺术创作以自由，并且经常是科研在艺术创作中反客为主，最终使他受到抑制。依瓦萨利（Vasari）的说法，在列奥纳多临终时，他自责由于他在艺术创作中的失职而触怒了上帝和人类。虽然瓦萨利的这个故事属于传说，没有多少内在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位神秘的大师生前就已开始编撰，但作为当时人们所相信的证据，它仍然具有无法否认的价值。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列奥纳多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个性不理解呢？这肯定不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和知识渊博，正是这种多才多艺的渊博知识使得他把自己推荐给米兰宫廷的公爵、被称为摩洛二世的斯弗尔兹，并让其作为他自己的一项发明——封泥的执行者。他还给这位公爵写了一封著名的信，来夸耀自己作为建筑师和军事工程师的成就。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相当常见在一个人的身上具有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列奥纳多便是这种结合范例中最才华横溢的人之一。他不属于从自然界中接受了极少的外部才能的那一类天才，也不属于不注意生活的外部形式，只重视关心人类而精神上充满痛苦的忧郁的那一类天才。正好相反，他高挑匀称的身材，容貌完美无缺，体魄不同寻常，他的言谈举止充满魅力，善于雄辩，待人可亲。他热爱周围美的事物，喜欢豪华的服装，注重每一种生活优雅。他在一篇有关绘画的专题论文中的一段——这篇论文表现了他对享受的强烈的感受力，把绘画与它的姐妹艺术相比较。他描写了有着许多不便在等待着的雕塑家：“他脸上沾满了大理石粉末，以致他看上去像个面包师，而且他身上完全被大理石碎片覆盖，好像他的背落满了雪花，他的房间里也全都是碎石和灰尘。画家的情形就相当不同了，因为他可以十分舒服地坐在自己的作品前。他穿着考究，手执精巧的画笔，蘸着令人愉快的色彩。房间里挂满了使人高兴的画并且一尘不染。经常有音乐和读着美妙佳作的男士们陪伴着他，他可以在没有锤声和其他吵闹声中，心情极为愉快地欣赏着它们。”
列奥纳多的洋溢着喜悦、幸福和享乐的生活，仅仅限于他艺术家生活的初期，即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确实可能如此。后来，摩洛的统治垮台，迫使他离开了他活动的中心和保证他地位的米兰，过着缺少保障、不富有成就的生活，直到他在法国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这时他性情中的光彩已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面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必然扩大了他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当他不得不为完成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有时（例如，像他以前的同学皮鲁金诺那样），在那些人看来，他只是在为那些反复无常的琐事而工作，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服务，而他的所有努力也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能从列奥纳多的笔记里了解到他所从事的艺术实践，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在人们尚未熟悉不依据任何预先的假定的研究方式的年代，以及古代的权威开始取代教会权威的时代，作为一个先驱者，列奥纳多的价值绝对可以与培根、哥白尼相媲美——但他必然是孤立的。当他解剖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时，当他设计飞行器时，当他研究植物的营养及它们的中毒反应时，他必然与亚里士多德似的评论家有很大的背离，他好像成了被人看不起的炼金术士了。至少在那段令人不快的时间里，他只有在他的实验室里进行他的实验研究才能找到一些安慰。 这种情形对他绘画的影响在于他很不情愿执笔绘画，他画得越来越少，起初创作的一些作品，到这时大部分还没有完成，他几乎不关心它们的最终命运。他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指责：他对他的艺术的态度，在同时代人看来成了一个谜。
列奥纳多的某些原来的崇拜者试图为他开脱其性格不稳定的指责。他们声称他被指责之处正是伟大的艺术家们的共同特征：甚至精力充沛的米开朗基罗——一个完全沉溺于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的人，也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列奥纳多和米开朗基罗的情况相类似，他们都一样没有错误。而且，他们极力主张，就某些画来讲，甚至于没有未完成的问题，而应看作它们就是那个样子。在外行人看来的杰作，对艺术作品的创造者来说，仅仅是他意图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体现。他对完美有一些朦胧的概念，但又对一次次地复制相像的完美感到绝望。他们声言，最不应该的是让艺术家对他的作品的最终命运负责。
尽管这些辩解可能是有根据的，但仍然掩盖不住我们面对的列奥纳多的全部情况。对一幅作品反复创作的艰辛感到苦恼，最后从其中脱身出来，但又不关心它的未来命运，这在其他许多艺术家身上都会再现，可是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在列奥纳多身上已达到了极端。索尔密（1910，第12页）引用他的一个学生的评论：“当他进行绘画时，整个过程里，他看起来一直在颤抖，他从未完成过任何一幅已经开始的作品，并且他总能在那些别人认为是非凡的作品中发现缺陷，这表明他非常尊重艺术的伟大。”索尔密还说：列奥纳多最后的一些画，如《丽达》、《圣母玛利亚》、《酒神巴切斯》、《年轻的教徒圣·约翰》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他全部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情况。罗马佐在复制《最后的晚餐》时，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提及了列奥纳多没能完成他的作品的这种坏名昭彰的情形。
普拉托詹尼从不放下他的画笔，却比得上非凡的芬奇—— 没有任何作品完成得彻底。
列奥纳多的绘画速度慢是众所周知后来，摩洛的统治垮台，迫使他离开了他活动的中心和保证他地位的米兰，过着缺少保障、不富有成就的生活，直到他在法国找到了最后的避难所。这时他性情中的光彩已黯然失色，而天性中古怪的一面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此外，他的兴趣从艺术转移到了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科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必然扩大了他与同时代人之间的鸿沟。当他不得不为完成订货而勤奋作画，并且变得富有时（例如，像他以前的同学皮鲁金诺那样），在那些人看来，他只是在为那些反复无常的琐事而工作，甚至怀疑他在为“黑色艺术” 的。在进行最详尽地准备、研究之后，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为米兰的圣玛利亚修道院画了《最后的晚餐》。他的一个同时代人、作家班德利，当时是修道院中年轻的修道士，他说：列奥纳多经常早早地爬上脚手架，一直在那儿呆到傍晚，不曾放下画笔，忘记了吃喝。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却没画一笔。有时他会在画前呆上几个小时，仅仅是在头脑中构思。他也时常从米兰城堡的庭院直接来到修道院，为他在那儿给斯弗尔兹制作的骑马者塑像的模型添上几笔，然后就突然中断了。根据瓦萨利的说法，列奥纳多用了四年的时间为吉奥孔多的妻子蒙娜丽莎画肖像，最终也没能完成。这种情形可以说明这幅画为什么从未交给委托人，而一直由列奥纳多保存，并由他把它带到法国的事实。后来这幅画被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买下来，成了今天卢浮宫最灿烂的瑰宝之一。如果我们把关于列奥纳多的工作方式的这些报告与他留给后人的大量的、形式丰富多彩的、展示其作品中每一个主题的草图和研究资料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一定会否定这种说法：不稳定及草率的特质对列奥纳多的艺术产生了些许影响。相反，我们可以观察到非同一般的深奥性和只能在犹豫中取得决定的丰富的可能性。同时，也能观察到难以满足的要求和实际工作中受到的限制，甚至艺术家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些限制如何不合他的理想。缓慢——列奥纳多工作中一直明显存在的特性——被看成是这种限制的特征，也是他后来从画坛退出的先兆。也是这一点决定了《最后的晚餐》所应得到的命运。列奥纳多不适应那种在未干好的底色上迅速作画的壁画技法，因此，他选择了油彩。油彩的干燥过程拉长了作品的创作时间，这适合他的心境与闲适。然而，被涂在底色上的颜料又与底色分开，并且脱离墙壁，加之墙壁的残缺，建筑物本身的未来命运都决定着绘画不可避免地将遭到毁坏。
一个相似的技术实验的失败断送了《安格哈里战役》。后来，在与米开朗基罗的竞争中，他把这幅画画在了佛罗伦萨会议厅的墙上，并且没有完成就被列奥纳多放弃了。这似乎是一种不同的兴趣——在实验中——开始是促进这件艺术作品的，只是到后来才损害了这件作品。 列奥纳多这个人的性格显示出另外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和明显的矛盾。消极和不以为然在他身上似乎一目了然。当任何人要想得到自己的最大的活动范围时——没有对别人的强烈侵害，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列奥纳多却以默默地保持和平、回避所有的对抗和争吵而闻名。他温和、慈善地对待每一个人。据说他不吃肉，因为他认为剥夺动物的生命是不应该的。他会特别愉快地到市场上买回鸟，再放飞他们。他谴责战争和流血，并且描绘人不是动物世界的国王，而是最坏的野兽。这种带有女性温柔的感情没有妨碍他在刑徒去刑场的路上陪伴他们，以便研究他们被恐惧扭曲了的脸孔，并在笔记本上为他们画素描；没有妨碍他设计出最残忍的进攻型武器，且作为一个军事总工程师为伯尔吉阿服务。他时常表现得对善恶毫不在意，或者坚持用特殊的标准衡量善与恶。在最残忍、最狡猾的敌人侵占罗曼纳的战役中，他以权威身份跟随着皇帝。然而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上没有一行字对那些日子的事件加以任何评论与关注，这完全类似于法兰西战役中的歌德。
如果这部传记研究企图真正达到理解其主人公的精神生活的话，那它就不必——好似在绝大多数传记中存在着谨慎或拘谨的情况——默然忽略主人公的性行为和性个性。关于列奥纳多这方面的情况，人们几乎不了解，但这方面的事却充满了重大意义。在同那个淫欲横流与悲观的禁欲主义相斗争的时代，列奥纳多表现出了作为一位艺术家和女性美的画家不该有的情形——对性欲的冷漠拒绝。索尔密下面引用的列奥纳多的一句话证明了他的性冷淡：“生育行为和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都如此令人恶心，以致如果没有传统风俗、没有美丽的脸蛋儿和激发美感的天性，人类很快就会消亡。”列奥纳多死后出版的作品不仅论述了最重大的科学问题，而且也论及到了我们觉得不该是他这样伟大的人去思考的琐事（寓言性自然史、动物寓言、笑话和预言）。这些作品是纯洁的，人们甚至说它们是禁欲的，即使在今天的纯文艺作品中此种程度的纯洁也会使人们感到惊讶。它们如此果断地避开有关性的每件事情，似乎唯独厄洛斯，这个所有生命的保护神，对于追求知识的研究者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材料，人们都很了解，伟大的艺术家们是怎样常常通过他们的性感的甚至赤裸裸淫秽的画来宣泄他们的幻想。相反，在列奥纳多的诸多资料中，我们只能见到一些有关女性内部生殖器和子宫里胚胎的位置等的解剖草图。
值得怀疑的是列奥纳多是否曾热烈地拥抱过女人，也不知道他和某位女人是否有过任何密切的精神联系，就像米开朗基罗和维多利亚一样。当他还是一个学徒，住在他的师傅瓦罗奇奥家时，他被控告和某些年轻人搞违法的同性恋，这次事件的结果是他被判无罪。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名声扫地的男孩做模特儿，他似乎就陷入了被嫌疑之中。当他做了师傅，他被他学生中的那些漂亮男孩和青年包围着。其中最后一个学生迈尔兹陪同他到了法国，并一直伴他到去世。列奥纳多指定迈尔兹为他的继承人。我们与现代的列奥纳多传记作家们所肯定的情况不同，这些作家们自然地要否定列奥纳多与他的学生们有性关系的可能性，认为这是对这位伟大人物的侮辱，我们可以认为列奥纳多与那些和他共同生活的年轻人——这正是当时的习俗——有感情关系十分可能，但这并没有扩展到有性行为的程度。高度的性行为不属于他。
只有一种方法即联系他作为艺术家和科学研究者的双重品性的方法，可以使我们理解列奥纳多的情绪和性生活的特殊性有关。就传记作家来说，心理学的探讨途径是非常不同的。就我了解只有一个人——索尔密（Edmondo Solmi），研究解答了这个问题。作家米莱茨可夫斯基选择了列奥纳多作为一部大型历史小说的男主角，围绕着这位非凡的人写了一本与那小说相类似的读物，作家（通过想象）用富于创造性的语言，而不是直白的语言，清晰表达了人物的思想。索尔密（1908）给列奥纳多做了如下结论：“然而对周围的每一事物的认识和以冷静的优于他人精神探究美好事物的最深层奥秘的不满足的欲望，决定了列奥纳多的作品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
在《佛罗伦萨讨论会论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引用了列奥纳多的一段话，它们体现了他的信念的自白，提供了关于他本性的答案：“一个人如果没有获得对事物本质的彻底了解，那他就没有权利爱或恨这一事物。”列奥纳多在另一篇有关绘画的论文中重复了这段话，他似乎在保卫自己，以抵抗非宗教派的指控：“挑剔的评论家最好保持沉默，因为那（种处理方式）就是认识诸多神奇事物的造物主的方式，这也是爱这样伟大的发明者的方式。因为实际上，伟大的爱来自于对被爱对象的深刻认识。如果你只了解它一点点儿，那你就只能爱它一点点儿或者根本就不爱……”
在他们传达的重要的心理事实中，没有找列奥纳多这些论述的价值，因为它们所宣称的显然是错的，而且列奥纳多必定同我们一样清楚这点。人类在研究和熟悉了感情所适用的对象之后才去爱或恨这个对象的说法是不真实的。相反，他们冲动地去爱，来自于与认识无关的情感动机（emotional motive），其作用顶多是经过反应和考虑使之减弱。那么，列奥纳多的意思仅仅是人类进行的只是不适当的和无可非议的人，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爱：控制感情，让它服从反应过程，只有当它勇敢地面对思维的检验时，才能让它进行下去。同时我们也理解，他希望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正在他身上发生，并且假如别人都像他那样对待爱和恨，那将是很有价值的。
发生在他身上的情况似乎确实如此。他的感情被控制着，并且服从于他的研究本能。他不爱不恨，却要探讨自己爱什么恨什么的起源和意义。因此他首先必然会表现出不加区分地看待善与恶、美和丑。他在调查工作期间摆脱了爱和恨的肯定与否定的印记，把二者都转变为智力兴趣。实际上，列奥纳多不是缺少激情，也不缺少天才的火花——这一所有人类活动背后隐含着直接或间接的驱动力。他只是把他的激情转变成为求知的渴望，然后他依靠从热情中获得的执著、坚定和洞察力来使自己适应调查研究，并使智力活动达到了巅峰。当赢得了知识之后，他才会把长期受约束的感情释放出来，任它们自由流淌，就像源于大河的小溪。在发现的巅峰，当他审视到全部联系的大部分时，他会被情绪所折服，会用欣喜若狂的语言来赞美他研究中具有创造性那部分的辉煌，或者——用宗教措辞——造物主的伟大去赞美它。索尔密正确地理解在列奥纳多身上的这种转变过程，他在引用了列奥纳多称颂庄严的自然法则的一段文字（“啊，神奇的必然性……”）之后，写道（1910）：“把自然科学转变为一种宗教情感，是列奥纳多手稿的一种独有的特征，在那里，这种事例比比皆是。” 因为他对知识的无法满足和不知疲倦的渴求，列奥纳多被称为意大利的浮士德。然而，完全避开关于研究的本能可能转化为生活乐趣的疑虑，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转变当作浮士德悲剧的基础——那我们就会冒险地得出一种观点：列奥纳多的发展与斯宾诺莎的思想模式相接近。
心理本能的力要转化为各种活动形式，同体力的转化一样，没有损失或许是达不到的。列奥纳多的例子教会我们，有多少其他事情我们必须在与这些过程的联系之中加以考虑。直到充分地获得知识才去看，其结果是知识代替了爱。一个在知识的国度里畅通无阻的人不能适当地被说在爱和恨，他总是超越了爱和恨。他用调查研究代替了爱。这或许就是列奥纳多在爱情方面的生活比其他伟人、艺术家更不幸的原因吧。可激励可消沉的暴雨般的激情本性——其他人可在其中享受到最富有的体验——看来并没触及他。
还有一些更进一步的结果，研究同样取代了活动和创造。一个对宇宙所具有的复杂性、法则的宏伟有所了解的人，很容易忘掉自身的微不足道；迷失在赞颂和充满虔诚之中，他太容易忘掉自己也属于那些活力的一部分，忘记一条路向他开放着。他根据自己的力量尝试着去改变这个世界注定过程的一小部分，而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并不比那大部分缺少精彩和意义。
像索尔密认为的那样，列奥纳多对自然的研究最初可能开始于他的艺术。为了保证对自然模仿的准确，他直接努力研究光、色彩、阴影和透视的性质与规则，并且给其他人指出了这种方法。当时他可能过高地估计了这些知识门类对艺术家的价值。随着他的绘画需要的不断引导，驱动他去研究画家的创作主题，动植物、人体的比例，并且通过它们的外部来获得其内部结构和生命机能的知识，这些知识确实在它们的外部得以表现，并且它们也要求在艺术中被描绘。最终，无法抵挡的本能席卷了他，直到这种研究本能与他的艺术要求的联系被割断，结果他发现了力学的一般法则、推断出阿诺山谷中岩石分层和化石作用的历史，直到他在自己的书中很抒情地写下了这一发现：“太阳不动。”实际上他的调查研究已伸展到了自然科学的每一领域，并且在每一个单独的学科中，他都是一个发现者或者至少是个预言家和先驱者。他的求知欲总是把他引向外部世界，某些事情使他远离了对人类精神的研究，却使他在“芬奇研究院”中，为该院画了一些精致的缠结的符号，给心理学研究留了一席之地。
那么，当他尝试着从调查研究回到他的起点艺术训练时，他发现自己被兴趣的新方向所干扰，并改变了他心理活动的本性。在一幅画中什么使他感兴趣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首要问题的背后，他明白还有无数其他问题会产生，就像他经常在自己无尽的和不知疲倦的自然研究中遇到的那些问题一样。他不能再限制自己的需要，不能再孤立地去看艺术作品，更不能把它从他理解的它所属的广泛联系中分割开来。在耗尽许多努力在艺术作品中去表达与他思想中的艺术相联系的每件事以后，他被迫在作品未完成的状态下放弃它或者声称它尚未完成。
这位艺术家曾收了一个研究者帮他绘画，现在，这位“仆人”强大起来，并压制了他的师傅。当我们在一幅表现了一个人的性格的画里面发现本能发展了一种过分的力时，就像列奥纳多的求知欲那样，我们寻找着用特殊倾向来解释——虽然有关它的决定性因素（可能是器官的）的一切，我们还几乎不了解。我们对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分析的研究让我们预构了两个进一步的预期结果。在每个特别的案件中，我们都满意地找到预期结果的验证。我们认为像这种过分有力的本能可能在有些倾向的人的童年时代的早期就已经活跃起来了。童年生活的印象确立了这个本能的优势。我们做进一步的假设，过分有力的本能从原始的性本能力量中找到了援助。结果后来它能够代替人物性生活的一部分。例如，这种类型的人会以强烈的牺牲精神（而另一类型的人则把这种精神献给爱情）来追求研究事业，并以科学研究来代替爱情。我们可以大胆地推论，不仅在研究本能的事例中有性援助，而且在大多数特别强烈的本能事例中亦如此。
观察人们的日常生活，呈现给我们的是，多数人把他们的性本能力量相当大的一部分成功地指向了他们的专业活动。因为性本能具有升华能力，所以它特别适合做出这种奉献。就是说，它有能力让其他具有更高价值的、不是性的目标来取代它的直接目标。我们承认这已被证明了的过程，一个人童年的经历，即他的精神发展的历史，会显示出在他童年里，这个强有力的本能是为性兴趣服务的。我们找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如果成熟的性生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衰退的话，那一部分性活动就将被强有力的本能活动所取代。应用这些预想对强有力的本能情况的研究似乎特别困难，因为大家恰好不愿相信儿童具有这一重要本能或者任何值得注意的性兴趣。无论怎样，这些困难容易克服。小孩子的好奇心在他们不知疲倦的爱提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来，孩子们没完没了的提问是因为他们想以此来代替没有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如果成人不了解这是孩子迂回累赘的陈述，就会大惑不解。当孩子长大一些，变得更懂事了，这种好奇心的表现就常常会突然消失。精神分析研究提供给我们一个完满的说明，告诉我们可能大多数儿童，或者至少是大多数有天赋的儿童，大约从他们三岁开始，就要经历一个被称作“幼儿性研究”（infantile sexual researches）的时期。就我们所了解的来说，这个年龄的儿童的好奇心不会自发地觉醒，而是被一些重要事件留下的印象所唤醒——被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出生的事实，或者被他们出生的客观经验的恐惧所唤起，这些经验使孩子领悟到了他的自私的利益受到了威胁。研究导致了婴儿从哪来的问题，孩子确实在寻找抵制不喜欢的事件的方法和手段。在这方面，我们惊讶地了解到，孩子们拒绝相信给他们的些微信息。例如，不相信富有神话意义的鹳的寓言，他们的聪明才智表现为怀疑行为，他们经常体验到与成人的严重对立。事实上，他们在后来绝不谅解成人有关事实真相对他们的欺骗。他们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研究，推测婴儿在母体中的存在，随着自己性欲冲动的引导，得出婴儿来源于吃饭，再通过人的肠子生出来，以及父亲在其中起着模糊的作用等理论。那时，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的概念，而性行为在他们看来是敌意的、狂暴的东西。可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性的结构尚未达到能生孩子的程度，他们关于婴儿从哪儿来的研究难免一无所获，并因不能解决而被放弃。第一次智慧尝试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是一种长久的、深深的、沮丧的印象。
当幼儿性研究时期被精力旺盛的性压抑的高潮所结束时，研究本能面对性高潮有三种清晰可能的变迁，这都由于研究方法与早期的性兴趣有联系。第一种类型，研究均分享了性欲的命运。从那以后，好奇心处于抑制状态，智力的自由活动可能在此人的整个一生中都受到限制，尤其是此后不久这种对思想有力的宗教抑制被教育强化之后。这是一种具有神经性抑制特征的类型。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由此带来的弱智非常易于引发神经症。第二种类型，智力发展强大到足以抵抗约束它的性压抑。当幼儿性研究的时期结束以后，已强壮起来的智力时常会回忆起旧的联想，试图帮助逃避性压抑。研究被抑制的性活动以强制的沉思的形式，自然也是以被扭曲的和不自由的形式从潜意识中再现出来，然而性活动会用充足的力量给思想本身赋予性的特征，用属于性过程本身的欢乐和焦虑给智力工作涂上色彩。在这里，科学研究成为一种性活动，经常是唯一的活动，并且出自一个人头脑的决定及其感情代替了性满足，可是事实上孩子在研究活动中的无止境的提问特征，仍在不停地思考和渴望不断重复着缩短寻找答案的过程。
因一种特殊素质的效力，最宝贵、最完美的第三种类型逃避了思想抑制和神经强迫思考的抑制。这里确实也发生性压抑，但是它不会把这些性渴望的本能降至潜意识中。代替它的是力比多，从一开始就升华为好奇心，依附于强有力的研究本能作为援助力量来逃避受压抑的命运。研究活动也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强迫和性活动的替代物。但是，由于潜在的心理过程完全不同（升华代替了来自潜意识的闯入），神经症的特性没有出现，这儿没有对原始婴儿性研究活动情结的依附，本能能够自由地运转来为智力兴趣服务。性压抑通过给本能添加了升华的力比多，使本能如此强壮，它避免与性主题有任何关系，但它仍然受到本能的驱动。
如果我们认识到列奥纳多身上并存的过程的研究本能和性生活的衰退，我们就应该称他为第三种类型的典范。他的本性的核心与奥秘显示出，在他的好奇心于幼年时被激活来为性兴趣服务之后，他便成功地将大部分的力比多升华为对研究的强烈渴求。但是要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确实不容易。要能证明这一点，我们应需了解他童年早期心智发展的一些情景，仅仅希望从有关他的生活情况的很少且不可靠的材料中得到证实似乎有些可笑。有关情况信息不详的问题甚至在我们这个时期也没能引起观察家的注意。
关于列奥纳多年轻时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1452年他出生于佛罗伦萨与爱姆波里之间的一个被叫作芬奇的小镇，他是一个私生子，当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严重的社会耻辱。他的父亲叫瑟·皮罗·达·芬奇，是一位公证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和公证人（姓氏来自于当地的地名）结合的家庭。他的母亲叫卡特琳娜，好像是一个农村姑娘，后来与芬奇这个地方的另一个人结婚了。这位母亲没有在列奥纳多生活的历史中再出现过，只有小说家米莱茨可夫斯基相信他成功地找到了她的某些踪迹。关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唯一比较可靠的资料来自1457年的一份官方文件，这份文件是佛罗伦萨征收土地税的登记簿，其中提到列奥纳多是芬奇家庭中的一员，是瑟·皮罗的5岁的私生子。瑟·皮罗与阿尔贝拉结婚以后没有孩子，因此就可能把小列奥纳多留在他父亲家里养育。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直到不知是在几岁时，他作为一名艺徒进入瓦罗奇奥的画室。1472年，列奥纳多的名字已经出现在画家团体的成员名单中了。就是如此。
（第二章）
据我所知，在列奥纳多的科学笔记本上，仅有一个地方记载了一段有关他童年时的情况。这一段描述的秃鹫的飞行情形，他突然中断叙述，追忆起涌现在脑海里的一个早年的记忆：“似乎我是命中注定了与秃鹫永远有这样深的关系，因为我忆起了一件很早的往事。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一只秃鹫向我飞来，它用尾巴撞开了我的嘴，并且还多次撞我的嘴唇。”
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是一个童年的记忆，当然是非常奇特的一种记忆。因为它的内容及它所标定的年龄都很奇特。一个人能够保持他在乳儿期的记忆或许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保持无论如何不能看成是确定的，列奥纳多这个记忆里宣称的秃鹫用尾巴撞开小孩子的嘴的情形，听起来不太可能、太离奇了。那么，对此记忆的另一种观点，能够同时解开两个疑难的观点，会更有助于我们对该记忆的判断。依照这个观点，秃鹫的情况不是列奥纳多的记忆，而是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形成、并且变换到童年时代里去的一个幻想。
童年时代记忆的起源常常是这样的方式。童年记忆与成年期的有意识的记忆全然不同，它们不是被固定在经验着的那个时候，而是在后来得以重复，而且在童年已经过去了的后来时刻才被引发出来。在它们被篡改和被杜撰的过程中，实现着为此后的趋势服务。所以一般来说，不能把它们很准确地从幻想中识别出来，如果把它们与起源于古代人中的历史写作加以比较，或许能最好的说明它们的本质。只要民族弱小，它便不想着要去记载自己的历史。它的人民耕种土地，为了生存同邻国抗争，尝试着从人家那里夺取领土和获得财富。这是英雄的时代，不是历史学家的时代。然后，是另一个时代，思考的时代来到了，人们意识到自己要富裕和强大起来，这又是怎样发展的。历史记载以对现在情况的不断记录开始，同时也要一瞥过去，采集传统和传奇，解释在风俗和习惯中幸存下来的古代踪迹，通过这种方式就创造了过去的历史。这种早期历史应该是当前信仰和愿望的表达，而不应是过去的真实画面——这是必然的。因为许多事情从民族记忆中被遗漏了，另一些被扭曲了，还有一些过去的遗迹，为适应现在的观念被给以错误的解释了。此外，人们写历史的动机不是客观的好奇心，而是期望以此来影响他们的同时代人，鼓动和激励他们，或者在他们前面竖起一面镜子。一个人对成年期的事件有意识的记忆各个方面都可与第一类历史记载［即当时事件的编年史］相媲美。就他对童年时代的记忆的起源和可靠性而言，与民族最早期的历史是相一致的。当然这历史后来是为了具有倾向性的理由而汇编的。
那么，如果列奥纳多有关秃鹫落到他的摇篮的故事仅仅是后来一个时期的幻想，人们就会觉得在它上面花那么多时间很不值得。有人也许会满足于基于列奥纳多的爱好对此做出的解释：他（指列奥纳多）不隐瞒自己的爱好，他把自己对飞鸟的专注看作是命运的预先安排。可是若低估了这个故事，一个人就会很不公正，就好像很粗心地否定了在民族早期历史中发现的传奇、传统和所做的解释一样，即使有歪曲与误解，它们仍然代表着过去的现实。它们是早期年代里的人们形成的经验，并且是在曾经很强有力的、今天仍起作用的动机的支配下形成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所有起作用的知识力量把被歪曲的事扭转过来的话，那揭开传说材料背后的历史事实并不困难。同理，这也可揭开一个人童年时代的记忆或幻想。一个人对他童年时代的记忆的思索不是一件不值得注意的事情，通常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残存的记忆，恰恰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特征的难以估价的证据。现在，当我们以精神分析技术这一极优秀的方法，帮助我们把隐蔽的材料显现出来时，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幻想，大胆填补他生活故事中的空白。如果这样做，我们还不能满意我们所取得的确定性，我们就不得不用这样的思考来安慰自己了，关于这位伟大的、谜似的人物的许多其他的研究同样没有遭遇到更好的命运。
如果我们以精神分析学家的眼光来审视列奥纳多对秃鹫的幻想（phantasy of the vulture），那这个幻想就不会长久显得奇怪了。我们似乎能回想起在许多地方都见到过同类事情，例如在梦中。所以我们便大胆地从幻想自身特殊的语言中把它翻译成通常能被理解的文字。这个翻译可以看作是指向一种性的内容。一个尾巴，“Cada”，在意大利语中与在其他语言中相同，是男性性器官的最为人熟知的象征和起替代作用的一种表现。秃鹫用尾巴撞开孩子的嘴，并在里面强有力地拍击着。这种幻想中的情形与含阳（fellatio）行为，即把阴茎放进有性关系的人嘴里的性行为是相符的。很奇怪，这种幻想在特征上完全是被动的，就像在女人或被动的男同性恋者（是指在男性同性恋关系中扮演女人的人）的身上发现的一些梦和幻想。
我希望读者能克制自己，别因为精神分析被第一次应用到对一位伟大而又纯洁的人的记忆进行分析，就去对它进行无法原谅的中伤，就让愤慨的波涛妨碍你跟着精神分析前行。很清楚，这种愤慨绝不能告诉我们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意义，同时，列奥纳多用最明确的方式承认了这个幻想。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期望，或者，如果说得好听点，是不能放弃我们的偏见，即这类幻想必定有“某种”意思，与另外一些心理创造（psychical creation）——一个梦、一个幻想或一句妄想——有相似的方式。那就先让我们公正地倾听片刻分析工作吧，它的确还没讲到最后呢！
把男人的性器官放进嘴里并吸吮它的爱好，在体面的社会里被认为是令人恶心的性变态，然而在今天的妇女中间却频频发生——古时亦然，像一尊古时雕像所表现的那样，在做爱情形中，这一爱好完全失去了令人恶心的特征。医生们发现，甚至那些读过克拉夫特（Krafft—Ebing）的《变态性心理》或者从其他信息中也没有意识到以口淫的方式有可能获得性满足的妇女身上，也能从这种爱好中产生幻想。妇女们发现自发地产生这种渴望的幻想似乎并不困难。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受到道德严厉的谴责的这种情况可溯源于一种最纯洁的初始状态。它仅仅是以不同的形式重复了我们都曾感受到愉悦的一种情形——即当我们还在受乳的时候（“essendo io in culla”），把我们妈妈的（或奶妈的）奶头放在我们的嘴里吸吮它。这一经验的器官印象——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个快乐的源泉——无疑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无法抹掉的痕迹。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孩子熟悉了与人的乳房功能一样的牛乳房时，它的形状与它在肚子下的位置使孩子把它与阴茎联想在一起，性认识的初级阶段就实现了，这个初级阶段会使人产生令人厌恶的性幻想。
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列奥纳多把自己想象中的秃鹫的经验认为是他受乳期的记忆。幻想所掩盖的仅仅是在妈妈怀里吸吮乳头，或者被哺乳的回忆，这是人类美丽的一幕。他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在圣母和她的孩子的掩护下，用过他的画笔进行描绘了。的确，还有一点我们不甚了解，而且这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种对两性同等重要的回忆被列奥纳多这个男人转换成了被动的同性恋幻想（homosexual phantasy）。我们把同性恋和吸吮母乳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回想一下，事实上，传统观点的确把列奥纳多作为一个具有同性恋感情的人来表现的。
在这种关联中，我们的目的与那些对年轻的列奥纳多的指责——不管它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都是不相干的。决定我们判断某个人是否是一个性倒错者（invert），并不是他的实际行为，而是他的情绪态度。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关于列奥纳多童年幻想的另外一个难以理解的特征。我们把这个幻想解释为待母哺乳的幻想，并发现秃鹫替代了他的母亲。那么这个秃鹫从哪儿来？又如何恰巧在他所说的那个地方被发现的？在这一点上，那来自遥远地方的一个思想涌上心头，它是那么迷人。在古埃及人的象形文字中，秃鹫的画像代表着母亲。埃及人还崇拜女神，她被描绘成有一个秃鹫的头，或者是几个头，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秃鹫的头。女神的名字读做摩特（Mut），与我们的单词“Mutter”（母亲）读音相似，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那么，若是在秃鹫与母亲之间存在着某种真正的联系，又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期望列奥纳多了解这种联系，因为第一个成功地读懂象形文字的人是生活在1790—1832年的查姆波林（Fransois Champollion）。
探究古埃及人是怎样选择了秃鹫作为母亲的象征的，这一点是非常有趣的。甚至对希腊和罗马人来说，埃及人现在的宗教和文明是科学的好奇心的对象：在我们自己能熟悉埃及遗迹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从流传下来的古典作品中获得了我们可用的有关埃及遗迹的资料。作品中有一些是知名作者所写，如斯泰波（Strabo）、普鲁塔契（PIutarch）和阿美安斯（Ammianus），另一些著作是人们不熟悉的作家所著，其史料出处及写作日期都不确定。像赫拉波罗的《象形文字》和留传于世的那本作者名字是赫姆斯（Hermes Trismegistos）神的关于东方教士的智慧的书。我们从这些史料中了解到，秃鹫之所以被看成是母亲的象征，是因为人们仅相信雌秃鹫的存在，这一物种被认为是没有雄性的。在古代自然之中我们能找到单性繁殖的相应例子：埃及人崇拜圣甲虫，把它当作有神性的，因为它被认为只有雄性的存在。
如果所有的秃鹫都是雌性的，人们便要猜测它们是怎样受孕的。这一点在赫拉波罗的论述中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这些鸟停留在半空中，敞开它们的生殖器，风使它们受精。
我们此时意外地达到了一种境地，仅仅是不久前我们还当作荒谬并加以否决了的东西，现在看来是非常有可能的了。列奥纳多熟悉一则科学寓言是相当有可能的。在这则寓言里，埃及人让秃鹫担当起了母亲这个概念的形象化代表。他是一个涉猎极为广泛的读者，他的兴趣包括了文学和知识的全部分支。在《阿特兰特抄本》中，我们发现了一本他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所拥有的全部书籍的目录，并且还有大量对从他朋友那里借来的图书所做的阅读笔记。假如我们从里希特（Richter，1883）摘录的列奥纳多的笔记来推断，他的阅读范围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除了同时代的书外，自然史的早期著作在他阅读范围中很具代表性——所有这些书籍当时都已出版了。事实上，米兰是意大利新的印刷艺术的领头城市。
我们通过对一则信息的进一步探讨，便能把列奥纳多知道秃鹫寓言的可能性变为确定性。赫拉波罗的博学的编辑者和评论家就上面引用的原文做了下面这样的笔记（李曼斯，1835）：“然而这个关于秃鹫的故事被教会的神父们热切地接受了，他们凭借着从自然秩序中获取的证据，试图驳倒那些否认圣灵感孕的人，因此，几乎他们所有的人中都流传着这个话题。”
所以，单性秃鹫的寓言和它们的概念模式跟圣甲虫类似传说一样，绝非不重要的轶事；教会的神父们抓住这个对他们有利的来自自然史中的证据，来对抗那些怀疑神圣的历史的人。假如在最好的古代记载里秃鹫被描述为受孕于风，那为什么同样的事儿在相同情境中没能发生在女人身上呢？既然秃鹫的寓言变得这样重要，“几乎所有的”教会神父们都经常挂在嘴边，所以，我们就无法怀疑列奥纳多也知道这则被广泛地庇护和宠爱的寓言。
现在我们可以重构列奥纳多有关秃鹫幻想的起源了。他曾经很偶然地在一个神父那儿或者在一本自然史的书里读到了所有的秃鹫都是雌的，并且它们在没有雄性帮助的情况下能够自行繁殖，在这点上，一个记忆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个记忆被改造成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幻想了，然而这个幻想是表示他也是个这样的小秃鹫——他有过母亲，却没有父亲，这一点与他的记忆联系起来了，那么重要的年龄印象——在母亲胸前吃奶时的快乐回声——唯一可以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联系在一起。教会的神父们引喻的圣母及其孩子的思想，即每个艺术家都珍爱的思想，对他来说，必定是助长了这个幻想的价值和重要性。的确，他能够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等同于一个小基督，不只是这个女人的安慰者和拯救者。
我们剖析一个童年幻想的目的是要区分其中哪些是真正的记忆，哪些是后来被修饰、歪曲动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相信现在我们了解了幻想的真正内容：秃鹫替代母亲揭示孩子意识到了自己缺少父亲，只有他和母亲为伴。列奥纳多是一个私生子的事实与他的秃鹫幻想是和谐的，只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能够把自己比作一个秃鹫的孩子。我们掌握的他童年时代的另一个可靠的事实是，大约在他5岁的时候，他被父亲的家庭接受了。我们完全不知道那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到底是他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呢，还是在土地登记注册前的几周呢？在这里秃鹫幻想的解释是这样的：它似乎在告诉我们，列奥纳多一生中关键性的最初几年不是在他的父亲和继母身边度过的，而是和他那贫穷的、被抛弃的亲生母亲共度的，因此，他在一段时间里体验了缺少父亲的感受。这似乎是从我们精神分析的努力中得出的一个不够充分、却很大胆的结论，但是它的意义会随着我们继续深入的研究而增加。当我们考虑到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的情况确实对他起作用，这个结论的肯定性就被加强。史料告诉我们，在列奥纳多出生的那一年，他的父亲瑟·皮罗与出身很好的阿尔贝拉小姐结婚了，因为他们婚后一直没有孩子，所以他被他父亲的（确切地说是他祖母的）家庭收养了。就像文件证实的那样，那一年他5岁。在婚后不久便让一个年轻的、期望自己被保佑生养自己孩子的新娘来抚养一个私生子的事是很不常见的。他们在决定收养可能自己长得很讨人喜欢的小男孩（这对他们没有一个所希望的合法孩子的状况是个补偿）即私生子之前一定经历了几年失望的生活，如果他与孤独的母亲生活了至少3年，或许5年之后，才转变成有了父母双亲，那么这与秃鹫幻想的解释就是最吻合了。可这为时已晚。在生命的最初三四年里，某些印象已被固定，并且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方式也已建立，反应方式的重要性永远不可能被后来的经验抵消。
如果一个人童年时代的难以理解的记忆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幻想一律强调这个精神发展中的最重要的成分是可靠的，那么，秃鹫幻想证实的列奥纳多生命中的最初几年是同他生母共同度过的这一事实，将会对他的内心生活的塑造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情形的必然结果是，这个孩子——在他早年生活中就比别的孩子多面对一个问题——开始带着特殊的感情焦急地思索这个谜，就这样在他很幼小的时候，便成了一个研究者——被婴儿从哪来、父亲与婴儿的起源有什么关系等重大问题折磨着。这是一个很模糊的猜测：他的研究和他童年的历史就这样被联系着，促使他在后来声称：因为他还躺在摇篮里的时候，秃鹫就拜访过他，所以注定了他从一开始就要对鸟的飞翔问题进行探索。这样，在下文要说明他对鸟儿飞行的好奇心如何源于他童年时代关于性的研究，就不困难了。
（第三章）
我们在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幻想中，拿出秃鹫这个因素代表他的记忆的真实内容，而他这个幻想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说明这个内容对他以后生活的重要性。在我们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内容被重新置于同性恋的情境中。用乳汁哺育了孩子的母亲幻化成了把尾巴放进孩子嘴里的秃鹫。我们已经断言，根据语言置换成替代物的通常方式，秃鹫的“尾巴”（coda）只能象征着男性生殖器——阴茎。然而我们不清楚想象活动是怎样成功地把男性的显著特征明确地赋予了象征着母亲的鸟，这种荒唐的观点使我们茫然不知怎样才能分解出列奥纳多的幻想创造有什么理性的意义。
不管怎样，当我们仔细考虑那些显然是荒谬的，在过去我们被迫放弃其意义的梦，我们就不该绝望。为什么一个童年时代的记忆比一个梦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呢？是什么原因呢？ 记得当一个特性被单独发现时，是不能让人满意的，让我们赶紧加上另一个更显著的特性。
根据罗斯彻（Roscher）的词典中俊克斯勒（Drexler）写的条目，长着秃鹫头的埃及女神摩特是一个没有任何个人特征的人物，她经常与另外一些有鲜明个人特征的女神，如专司生育的女神（Isis）及爱神（Hathor）结合在一起出现，与此同时她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崇拜者。埃及众神的特征是单个的神并不在结合的过程中消失。个别的神在与其他神融合的过程中继续独立存在。现在这个长着秃鹫头的女神通常被埃及人用男性生殖器来代表；她的身体是女性的，这由乳房来揭示，但是还有一个勃起的男性生殖器。
我们发现在女神摩特身上就像在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中女性和男性特征的结合一样。我们能否假设列奥纳多读了罗斯彻的书后了解了雌秃鹫的两性同体的性质，如此来解释这种巧合呢？这种可能性是很有问题的，显然他所接触到的资料不包含这个惊人的特征。这一巧合应追溯到在两种情形（指女神摩特与雌秃鹫的两性同体）中都起作用、但我们还不清楚的一个共同因素，似乎更有道理。
神话能够告诉我们，一种男性和女性特征的结合的雌雄同体的结构，不仅为摩特所有，而且也是其他神——像生育神和爱神们所有——虽然这些只可能是就他们也有母性的本性并能与摩特合并在一起来说的（诺玛，1903）。神话又进一步指出另一些埃及神，例如派生出希腊雅典娜的赛斯的内斯神，当初也被想象为两性同体，即两性人。还有许多这样的希腊神，尤其是那些与狄奥尼索斯（Dionysus）相联系的神，而且阿洛罗狄忒亦如此，她后来被限制在充当女性爱神的角色。神话也可能提供解释：把男性生殖器加在女性的身上是要企图表达最原始的自然创造力量，而且所有这些两性同体的神都是这样一种思想的表达：只有男性和女性要素的结合，神的完美才能得到一个有价值的体现。然而，这些思考中没有一个给那个令人迷惑的心理事实以解释，即人类想象力毫不犹豫地把一个欲体现母亲本质的形象，加上了与母性的一切相反的男性能力的标志。
婴儿性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解释，曾经有一段时间，男性生殖器被认为与母亲的形象并不矛盾。当一个男孩子第一次把他的好奇心转向性生活之谜时，他就被自己对生殖器的兴趣支配了。他发现自己身上的那个部分有价值、太重要了，以致使他不能相信那些他觉得与自己非常相似的人们身上会缺少那部分。因为他不能猜测出还存在另一种与此价值相等的生殖器结构，他便被迫得出一种假设：所有的人——女人，还有男人——都拥有一个像他那样的阴茎。这种定势牢固地植根于这个年轻的研究者心中，甚至当他第一次观察到小女孩的生殖器时，也未毁坏这种定势。他感觉到他身上真的有某种东西与女孩有别，然而他还是不能向自己承认：他的感觉内容是女孩子们身上不能找到阴茎。阴茎失踪了，这个离奇的、无法忍受的思想使他受到了打击，所以，他试图以这样的结论做妥协：小女孩也有阴茎，只是它还很小；将来会长大的。如果在以后的观察中，他的这个期望没能变成现实，他还有另一种补救的方法：小女孩也有一个阴茎，可是被割掉了，在它的那个地方留下了一道伤口。这个理论的进步已经含有了令人痛苦的个人经验。那时，这个男孩已经听过恐吓，如果他显示出对那个器官太浓厚的兴趣，那它对他来说如此亲爱的这个东西就会被拿走。在这种阉割恐吓的影响下，他现在用新的视角来审视他已经获得的有关女性生殖器的见解。今后，他在为男性而忧虑的同时，将蔑视那些不幸的创造物，像他推测的，严厉的惩罚已经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在孩子还没有受阉割情结的支配之前，在他还认为女人充满价值的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表现出极强的窥视的欲望，这是一种性本能的活动。他想看别人的生殖器，最初全部的可能性是把它们和自己的相比较。来自于母亲的性吸引力不久会在对她的生殖器（他以为那会是一个阴茎）的渴望中达到顶点，直到后来他才发现女人没有阴茎。这种渴望就经常转变为厌恶感，在青春发动期这种厌恶感能变成神经衰弱、厌恶女人和长期的同性恋的原因。然而，他的强烈渴望固定在女人的阳具这一对象上，在孩子的精神生活中打下了无法抹去的烙印，他会特别彻底地深究幼儿的性。盲目地崇拜女人的脚和鞋表明他仅把脚当作了他曾经尊崇过的、后来又失踪了的女人的阳具的替代性象征，这也是清楚的，喜欢剪女人的头发的反常者扮演了阉割女性生殖器的行为者的角色。只要人们坚持人类开始文明起来时的那种贬低生殖器和性的功能的态度，那就无法达到准确地理解儿童的性欲活动，或许还会找个庇护，声称这里所说的是不可信的。我们需要出自原始时期的类比来理解儿童的精神生活。经历了一代一代的漫长岁月，我们把生殖器看成是羞耻的东西，甚至（作为进一步成功的性压抑的结果）使人厌恶。如果一个人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性生活，尤其是那些代表人类文明的阶层的性生活进行广泛的调查，他会被引诱着声明，生活在今天的大部分人服从的是不情愿地繁衍后代的指挥。他们觉得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遭受到了折磨，被贬低了。在我们中间还能够找到另外一种只存在于粗野的社会底层的关于性生活的观点。在高雅的上层社会，这种观点被隐蔽着，因为它被认为是文化低俗的表现，人们违心地冒险去过性生活。在人类的初始情形全然不同。文明研究者的辛勤编辑给我们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生殖器最初是生命的骄傲与希望，它们被当作神来崇拜并且向重新学习的人类活动传播它们的神性。作为它们的基本特性升华的结果，出现了无数个神。当官方的宗教和性活动之间的联系从意识中隐去的时候，崇拜者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把这个联系在那些初学者中继续保持下去。许多神圣的东西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最终被从性欲中抽取出来，被钻空的残余物陷入耻辱之中。按照所有不可磨灭的东西是精神痕迹的说法，甚至崇拜生殖器的最原始情形仍能在近期的时代中存在，并且在今天的人类语言、习俗和迷信中都保留了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的残余物，也就不足为怪了。
生物学中给人深刻印象的类似情况，使我们发现了个人精神的发展以忽略的形式重复了人类发展的过程。所以，对儿童心理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得出的重视婴儿生殖器具有很高价值的结论，不会使我们把它当成是不可能的事。孩子关于母亲有阳具的假设，就是两性同体的女神，如埃及的摩特和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的秃鹫的“尾巴”的共同来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误解：我们用两性人（hermaphrodite），并且在其医学意义上来表述这些神。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真正结合的两性生殖器，厌恶所有的观看者的结合被畸形地表现出来了。所有发生的情况都是男性生殖器被附加在作为母亲标志的乳房上，正像儿童关于母亲身体的第一个想法中描述的一样。母亲身体的这种形式，原始幻想中的令人尊崇的创造物，在神话中被信徒们保存了下来。突出列奥纳多幻想中秃鹫的尾巴这点，现在我们能够做出如下的解释：“最初我的多情的好奇心是直接指向母亲的，那时我仍然相信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生殖器。”这是列奥纳多早期性研究的最明显的特征，我们认为这对他以后的整个生活都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我们稍加思考就能清楚，我们还不应该满足于列奥纳多童年幻想中秃鹫尾巴的那种解释。其中似乎还包含着更多的我们未理解的东西。它的最惊人的特征毕竟是把在母亲胸前吃奶变成了被母亲哺乳，也就是说，变成了被动的形式，即处于一种同性恋者的情境。当我们想到历史上的列奥纳多，在其一生中犹如一个情感上的同性恋者那样所谈所行，是历史的可能性时，我们便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幻想是否能揭示出列奥纳多的童年与母亲的关系及与他后来显现出的即使是理想的（升华了的）同性恋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如果我们没有从对同性恋者的精神分析研究中了解到确实存在这种联系，并且事实上是一种密切的必要的联系，我们就不应该贸然地从列奥纳多被歪曲的记忆中做出这种联系的推论。
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性恋的男人们强烈地反对强加于他们的性行为上的法律限制，愿意通过他们的理论代言人，描述他们自己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特殊的性类型，作为“第三性别”（third sex）的一个中间的性阶层。他们宣称，他们是由器官决定了的先天被强迫从男人身上获得快乐，而无法在女人身上获得快乐的人。无论人们多么想以人性为由赞成他们的宣称，都必须有所保留地对待他们的理论，因为他们提出的理论没有考虑到同性恋的精神起源。精神分析提供了填补这个空白和对同性恋者宣称给予检验的方法。这个分析只在少数人的情况中取得了成功，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研究都产生了同样惊人的结果。在所有我们这些男性同性恋者的情况中，在其童年早期，都对一个女人，通常是他们的母亲，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性依恋（erotic attachment），这段经历后来被遗忘了。这种依恋在童年时期被母亲太多的温柔所唤起或鼓励，又进一步被父亲较小的作用所强化。塞德格强调了一个事实，同性恋患者的母亲通常是男性化的女人，她们具有强烈、显著的性格特质，能够取代父亲的位置。我偶然也见到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另一种情况给我的印象更深刻：开始父亲就不在，或者很早就离开了，以致男孩发现自己完全在女性的影响之下。的确，一个强壮的父亲的存在能够保证儿子在选择某一个异性对象时做出正确的决定。
经过初步的性研究阶段，转化过程便开始了，它的机制是我们所了解的，但它的动力我们还不清楚。孩子爱母亲不能继续有意识地向前发展，它屈服于压抑。孩子压抑了他对母亲的爱，他把自己放在母亲的位置上，使自己被母亲同化（identify），他以自己为模特儿，选择与自己相像的作为他的新的爱慕对象。这样，他变成了一个同性恋者。实际上他是悄悄溜回到自恋，待他长大成人以后，他现在爱的男孩是他自己儿童时代的替代性形象和复活，并且用他小的时候他母亲爱他的方式来爱这些孩子。正像我们所说的，他沿着自恋（narcissism）的途径找到他所爱的对象，根据希腊传说，纳西索斯（Narcissus）是一位宁愿喜爱自己的倒影也不喜爱任何东西的青年，后来他变成了可爱的水仙花。
更深层的心理学思考证明了这种主张：通过这种方式成为同性恋者的男人，在记忆中保持了对形象的无意识固恋。通过压抑把对母亲的爱保留在潜意识中，并且从此对她保持忠诚。他似乎在追求男孩，成为他们的情人，但实际上他是在逃避其他女人，这些女人能导致他不忠诚。在个别情况的直接观察中也能使我们看到那种对男人的魅力十分敏感的人，实际上就像一个正常男人会被女人所吸引一样。每一次他都迅速地把从女人身上得到的刺激转移到一个男性对象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如此重复着这个机制，就是依靠这个机制他才学得了同性恋。
我们并不是硬要夸大同性恋心理起源（psychical genesis）的这些解释的重要性。显然，它们与为同性恋者申辩的人的正式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们知道，它们不是以对问题的可能性做出结论性的说明。由于实际的原因，所谓的同性恋或许是由各种各样的性心理抑制过程引起的，我们造出这许多过程中特殊的一个，也许只与一种类型的“同性恋”有关。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所选择的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能够显示出我们所需要的决定性因素，远远超出我们所预测的同性恋的数量。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未知素质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整体的同性恋现象通常可溯源于这些未知素质的因素。如果我们没有证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是我们的出发点，他就是这种类型的同性恋者的证据，那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来探讨我们所研究的同性恋的心理起源。
关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性行为的详情，我们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确信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断言不会有重大的错误。根据世代因袭的传说，他是一个性需要和性活动异常减退的人，仿佛一种更高的抱负使他超越了人类普遍的动物性需要。他是否寻求过直接的性满足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有过，那又是怎样的呢？或者，他是否全然不需要呢？无论怎样，我们也要在他身上寻找一种驱使其他男人急需进行性行为的情感趋势。因为我们不能想象任何人的精神生活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性欲望——力比多的形成中没有一份欲望，即便这种欲望是违反了它的原始目标，或者制止它的实施。
我们不能期望在列奥纳多身上找到比不变的性倾向的痕迹更多的东西。然而这些痕迹指的是一个方向，使他被当作一个同性恋者看待。人们一向强调他只收那些十分漂亮的男孩或青年做学生。他亲切又体贴地对待他们、照顾他们，当他们生病时便像母亲护理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自护理他们，就像他的母亲照顾他那样。由于他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美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所以他们——开撒尔·达·赛斯托、鲍特拉菲、安德烈·撒拉诺、弗朗西斯科·米尔兹等等都没成为重要的画家。他们一般都不能独立于自己的导师，导师死后，他们便无影无踪了，在艺术史上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标记。而另一些人，却由于他们的作品能被称为列奥纳多的学生，如陆尼和拜兹（被称为索多玛），他自己可能并不知道。
我们认识到我们必然会遭到这样的反对意见，即列奥纳多对他学生的行为与他的性动机毫无关系，不能从中得出他特殊的性倾向的结论。对此我们愿意谨慎地提出反对，我们的观点解释了艺术家的某些行为特征，否则它们永远都是秘密。列奥纳多习惯记日记，他完全用手写体写（从右向左），这意味着只有他自己能明白。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以第二人称来记。“从卢卡师傅那里学习根的增殖。”“你请教阿巴克师傅圆怎样变方。”（索尔米，1908，第152页）或者在旅途中：“我将去米兰办一些我的花园的事情——带两件行李。关于车床的事请教伯特拉菲，并请他磨光一块宝石。把这本书给安德烈·伊尔·托德斯柯（Andrea il Todesco）师傅留下。”（同上，第203页）或者在下定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时写道：“你必须在你的论文中阐明地球是一颗星，就像月亮或某些类似的东西，以证明我们这个世界的崇高。”（赫兹菲尔德，1906，第141页）。
顺便说一下，在他的日记中，像其他普通人的日记一样，经常把当天最重要的事件用几个字一带而过，或者对这些事只字不提。有些奇怪的账目，被所有的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引用了。这些账目记的是艺术家所花费的一笔笔数目很小的钱，相当的精细，就像是一位迂腐又吝啬的管家记的。另一方面，没有花费大笔钱的记录，也没有艺术家在家记账的证据。其中有一项与他给他的学生安德烈买的新斗篷有关。
另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是他为另一个学生的不良性格及偷盗习惯而付出的全部费用：“1490年4月21日，我开始写这本书并重塑马的雕像。1490年的圣玛丽从良节上，杰克莫到我这儿来，他只有10岁。”（边注：“偷窃、虚伪、自私、贪婪。”）“第二天我请人给他裁剪出了两件衬衣、一条裤子和一件外衣，当我用积蓄准备为这些东西付款时，他把钱从我的钱包里偷走了，虽然我完全可以肯定是他干的，但他永远都不可能承认。”（边注：“4里拉……”）对孩子的不端行为的报告这样絮烦，并以花费的账单结束：“第一年，1件斗篷，2里拉；6件衬衣，4里拉；3件夹克，6里拉；4双袜子，7里拉；等等。”
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们的愿望不是试图从他的微小弱点和怪癖出发来解答他的精神生活中的问题，他们对这些奇怪的账目分析的着重点在于艺术家对他的学生的慈爱和体贴。他们忘了应该解释的不是列奥纳多的行为，而是他留下了这些行为的证据这一事实。因为相信他的动机是要让他善良本性的证据落到我们手中是不大可能的，我们必须设想还有另一个动机存在，一个感情的动机导致他写下了这些笔记。如果没有在列奥纳多的记录中发现另一笔账目，我们就很难猜出这种动机是什么，它使得那个学生的衣服等笔记的意义清晰了，我们没想到他会有这。
只有小说家米莱茨可夫斯基能够告诉我们卡特琳娜是谁。他从列奥纳多的另外两段简短的笔记中推断她是列奥纳多的母亲，芬奇地方贫穷的农村妇女。1493年她到米兰来看她的儿子，当时她41岁。她在那儿得了病，列奥纳多把她送进了医院。她死时，列奥纳多用这么豪华的葬礼向母亲表达了敬意。
这位心理小说家的这个解释不能得到证实，然而它所具有的诸多内在可能性，与我们从其他方面了解的所有的列奥纳多的情感活动是和谐的，所以我不禁把它当作正确的判断来接受。他成功地让感情屈服于研究的支配并且抑制它们的自由表达。但是即使是他，被压抑的欲望偶尔也会得到强烈的表达。对他挚爱的母亲的死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上面的账目中，葬礼的费用就是悼念母亲的一次表达，尽管这种表达被歪曲得无法辨认了。我们不清楚这种歪曲是怎样发生的，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正常的精神过程，我们确实不能理解它。但是，在反常的神经官能症的情形中，特别是在广为人知的“强迫性神经症”中，有这种相同的过程是我们熟悉的。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压抑，强烈的感情变为潜意识，又怎样转移到细微的甚至是愚蠢的行动中去。这些压抑下的感情的表达被降低到一个人不得不低估它们的强度的程度。但是这个细微的行为表现仍以急切的强制，表达了真正的植根于潜意识中的意识却极力地加以否认的冲动力量，只有像这样与强迫性神经症所发生的情况进行的比较，才能解释列奥纳多为他母亲葬礼花费的账单是怎么回事。在他的潜意识中，他仍然被带有性的色彩的感情系在她的身上，就像在童年时代那样。相反，来自后来的对童年时代的爱的压抑不能允许他在日记中为她建立起一座不同的更有价值的纪念碑。但是，却必须履行在神经性冲突的妥协中所出现的一切。这样，账目就被记入日记，变成后人知识难以理解的东西。我们把从葬礼账目中所了解的情况类推到为学生们花费的账单上，似乎并不为过。它们是列奥纳多力比多冲动的点滴残余以强迫的方式和歪曲的形式寻求释放的另一个实例。按照这种观点，他的母亲和学生，与自己男子气的英俊相类似者，便成了他的性对象，就控制了他的性压抑。我们做这样的描绘，他以那种过分详细地记录他花在他们身上的钱数这样一种奇特方式暴露了他的基本冲突。这一点显示出列奥纳多的性生活确实属于同性恋的类型，我们已经成功地揭示了这种类型人的精神发展。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他的秃鹫幻想中出现的同性恋情境了：因为它的意义确实像我们已经对那种类型的人所断言的一样。我们应该给它这样的解释：“正是由于与我母亲有这种性关系，我成了一个同性恋者。”
（第四章）
关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我们还没有讨论完。列奥纳多用太直率的使人想起描述性行为的词汇（它一次次地用尾巴撞我的嘴唇），强调了母子之间性关系的强度。从他母亲的（秃鹫的）活动与突起的嘴的联系，我们不难猜测到还有第二个记忆包含在这个幻想之中，它可以被演绎为：“我的母亲无数次地热烈地亲吻我的嘴。”这个幻想是由被母亲哺乳和被母亲亲吻的记忆混合而构成的。
仁慈的自然赋予艺术家通过他创造的作品来表达其最隐秘的心理冲动的能力，甚至这些冲动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隐藏着的。这些作品强烈地影响着对艺术家完全陌生的人们，这些人自己意识不到情感的来源。难道在列奥纳多一生的作品中，没有一件能够证明他记忆中保持的正是他童年时期最强烈的印象吗？人们当然期望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某些东西。如果人们考虑到深刻的转变，通过这些转变，一位艺术家生活中的印象才能够对艺术作品有所贡献，那人们一定会相当谨慎地宣称自己的推理的肯定性，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尤其如此。
任何一个想起列奥纳多油画的人都会想到一个独特的微笑，一个立即令人沉醉又使人迷惑的微笑，这个微笑，作者把它凭想象画在他的女性形象的嘴上。这是一个挂在既长又弯的嘴唇上的永恒的微笑，这成了作者风格的一个标志，并被命名为“列奥纳多式的”。任何人看了佛罗伦萨人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的美丽非凡的脸孔时却会体验到它那最强烈、最困惑的效果。这微笑需要解释，也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没一个能使人满意。“几乎是经过了4个世纪，蒙娜丽莎仍然使那些久久地凝视过她的人谈论着她，迷失于其中，没有定论。”
莫瑟（Muther，1909）写道：“对观众特别有魅力的是这微笑的神奇魔力。数以百计的诗人和作家描绘过这个女人，说她刚刚还那么富有诱惑力地对我们微笑，现在她又冷冰冰地无魂似地凝视着空间。没有一个人能解开的谜一样的微笑，没有一个人读懂她思想的意义。每件东西，甚至风景，都神秘得如梦境一般，似乎都在一种淫荡的肉欲中震颤。”
蒙娜丽莎的微笑中凝结着两种不同的要素，这一思想触动了一些批评家。因此，他们发现支配着女性性生活的冲突节制与诱惑之间，最真挚的温情与最无情的贪婪的情欲之间的冲突（那无情的情欲是要消灭男人，好像男人是异己的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佛罗伦萨人的表情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下面是孟兹（1889）的观点：“我们知道，蒙娜丽莎·吉奥孔多在近四个世纪时间里对簇拥在她面前的赞美者们来说，一直是个诱人的不解之谜。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我借用一位笔名为皮锐·德·考雷的敏感作家的话）曾经如此完美地表达了女人的本质：柔情与媚态，端庄与神秘的感官快乐，寂寞的心和深思的头脑，一种克制的、仅流露快乐情绪的个性。”意大利作家安格罗（Angelo Conti，1910）在卢浮宫里看到一束阳光照射下的这幅画更充满了生机时说：“在庄重的宁静中这位夫人微笑着，好的征服的本能，邪恶的本能，女性的全部遗传，诱惑其他的意志，欺骗的魅力，隐藏着残酷的仁慈，所有这些都隐现于微笑的面纱背后，隐藏在她诗一般的微笑之中，好的和糟的，残忍的和同情的，美妙的和狡猾的，她笑着……” 列奥纳多在这幅画上花了4年的时间，或许是从1503年到1507，那是他在佛罗伦萨居住的第二个时期，当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根据瓦萨利的说法，他使用了精心设计的方式使夫人能愉快地坐着，脸上保持着那个著名的微笑。他当时用画笔在画布上展现的所有微妙细节，在目前状态中的这幅画里已荡然无存了。当它还在绘制之中的时候，它就被认为达到了艺术的最高成就。然而列奥纳多自己对它并不满意，这是肯定的。他没有把它交给委托人，并声称这幅画尚未完成，而后把它随身带到了法国。在那里，保护人弗朗西斯一世从他那儿获得了这幅画，并把它送进了卢浮宫。
让我们放下蒙娜丽莎的尚未解答的面部表情之谜，来注意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对艺术家来说，她的微笑所展示的魅力就像对以后400年间所有看到它的人一样强大。从那时起，这个迷人的微笑便反复出现在他所有的以及他的学生的画中。由于列奥纳多的蒙娜丽莎是一幅肖像，我们就不能设想他由于自己的原因而在她的脸上加上了一个富于表情的特征——一个并非她自己具有的特征。因此，似乎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他的模特儿脸上发现了这个微笑，并被深深地迷住了，便在他的幻想中把这个微笑进行了自由创造。例如，康斯坦丁诺娃就提出过这个不很牵强的解释（1907）：
“在艺术家为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画肖像所占用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怀着同情感观察了这位夫人面部特征的微妙细节，并把这些特征，尤其是神秘的微笑和奇怪的凝视迁移到后来他所有的绘画或素描的脸孔上了。吉奥孔多特殊的面部表情还可见于卢浮宫中《施洗者约翰》的画里，尤其在《圣母子与圣安妮》中玛丽的脸上更是清晰可辨。这种情况还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不止一个列奥纳多的传记作家感到有寻找吉奥孔多微笑的魅力背后的更深层原因的必要，因为这微笑的魅力是如此使艺术家心动，以至于他一生都无法摆脱。沃尔特在蒙娜丽莎的画像中看到了一种“神采……一种表现了千百年来男人们向往着的富有表情的神采。（1873）”
他极为敏感地写道：“略带着某种邪恶的深不可测的微笑进入了列奥纳多的所有作品。”当他声明了下面这段话时，他就把我们引向了另一条线索： “除此以外，这幅画是一幅肖像。我们看到这个形象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起就在他的梦的结构中有了鲜明的轮廓了。若不是清晰的历史证实，我们很可能想象这个形象就是他理想的夫人，最后在这幅画中被具体化和被看到了……” 赫茨菲尔德（1906）无疑有些与沃尔特·佩特相似的思考。她声称列奥纳多在蒙娜丽莎中找到了自我，所以，他才能把自己的诸多天性融进肖像之中，“在列奥纳多心中，画的特点全在于神秘的移情”。
让我们尝试着澄清这里的这些见解。很可能是列奥纳多被蒙娜丽莎的微笑迷住了，因为这个微笑唤醒了他心中长久以来沉睡着的东西——很可能是往昔的记忆。这个记忆一经再现，就不能再被遗忘，因为它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他不断地给它注入新的表现力。佩特充满信心地宣称，我们从列奥纳多童年时代就可以看到，像蒙娜丽莎那样的脸在他梦中就已经轮廓清晰了，这似乎很令人信服，并能成为可靠的依据。
瓦萨利提出，“笑着的女人头”形成了列奥纳多第一个艺术努力的主题。因为这段话并没有要证明什么，因此是毋庸置疑的。关于这点，在肖恩（Schorn，1843）的译文中有更具体的说明：“他在年轻的时候，用泥塑造了一些笑着的女人头，后来又用石膏复制了，有些漂亮孩子的头被他师傅当作模特儿了……”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他凭着塑造两类对象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从列奥纳多的秃鹫幻想的分析中推断出来的两类性对象。如果漂亮孩子的头是他自己童年时代的再现，那么，微笑的女人就是他母亲卡特琳娜的副本。我们开始猜想他母亲拥有这种神秘的微笑的可能性——他曾遗忘了这种微笑，当他在佛罗伦萨的夫人脸上重新发现它时，深深地被它迷住了。
列奥纳多的油画中，在绘画时间这一点上与《蒙娜丽莎》最接近的是被称为《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那幅画，即《圣母子与圣安妮》。画中最美的是列奥纳多式的微笑，并且很清晰画在两个女人的脸上。想弄清楚列奥纳多是在画蒙娜丽莎之前还是之后多久开始画这幅画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两幅作品的创作都持续了几年的时间，我想，或许可以认为艺术家是同时创造它们的。如果列奥纳多的身心被蒙娜丽莎的特征强烈地占据，就会激励他从幻想中创造出圣安妮这个形象，那就与我们的预期结果很一致了。因为，如果吉奥孔多的微笑唤起了他脑海中对母亲的记忆，那就容易理解这个微笑怎样使他立即去进行创造，以表示对母亲的赞美，促使他把在贵妇人脸上看到的微笑还原在母亲的脸上。因此我们透过蒙娜丽莎的肖像，把我们的兴趣倾注到另一幅画上，它的漂亮毫不逊色，现在也悬挂在卢浮宫里。 圣安妮及她的女儿和外孙是意大利绘画中极少表现的主题。列奥纳多的处理不同于其他所有已知的形式。莫瑟写道（1909，第1卷，第309页）：
“某些艺术家，像汉斯（Hans Fries）、老赫尔宾（Holbein）和吉罗拉莫（Girolamo dai Libri），他们让安妮坐在玛丽身旁，把孩子放在他们两人之间。另外一些艺术家，像雅各布（Jakob Cornelisz）在柏林的画中画的那样，真正画出了“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换言之，他们把圣安妮画成抱着形象稍小的玛丽，形象更小的救世主坐在玛丽的身上。在列奥纳多的画里，玛丽坐在他母亲的膝头，身体向前倾斜着，两臂伸向男孩，男孩正在玩一只小羊羔，对它似乎有点不和善。外祖母坐着，一只胳膊露在外面，面带着极乐的微笑凝视着另外两个人。当然这个组合是受着某种限制的。虽然这两个女人唇际的微笑与蒙娜丽莎画像上的微笑一样，却没有了离奇和神秘的特性，它所表达的是内在的感情和静谧的幸福。”
当我们对这幅画研究了一段时间后，突然我们清楚了只有列奥纳多能画出这幅画，就像只有他才创造出秃鹫幻想一样。这画是对他童年时代历史的综合，要考虑到列奥纳多生活中个人的印象，才能理解画的细节。他发现，在他父亲的家里，不仅他善良的继母唐娜·阿尔贝拉，而且他的祖母，他父亲的母亲——蒙娜丽莎（Monna Lucia）也像一般的祖母（我们这样假设）那样温柔地对待他。这些情形能使他想到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在母亲和祖母的照料下的童年生活。这幅画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有着更重大的意义。圣安妮——玛丽的母亲，孩子的外祖母，一定是一位主妇，在画中她应该被塑造得比圣母玛利亚更成熟、更严肃一些，但她却被塑造成一个风韵犹存的年轻女人。事实上，列奥纳多给了男孩两个母亲，一个向他张开双臂，另一个在背景中，两个人都被赋予了母亲般的快乐的幸福微笑。这种独特性使得评论这幅画的人们都感到吃惊，例如莫瑟认为列奥纳多横不下心来画有皱纹的老年人。由于这个原因，圣安妮被画成了容光焕发的美女。然而，我们是否满足这个解释呢？另外一些人（寄希望于）却否认母女之间年龄上的相似。但是莫瑟的解释试图证明这个印象：圣安妮被画得这样年轻是来自于画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某种隐秘的目的虚构的。
列奥纳多的童年时代与画中的情景异常准确地相似。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他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在他三至五岁期间，他被迫离开了她；然后是他的年轻的温柔的继母，他父亲的妻子唐娜·阿尔贝拉。把这个有关他童年时代的事实与上面提及的那一点（他的母亲和外祖母的存在）结合起来，把它们凝结成一个整体，《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的构思就成形了。离男孩较远的母性特征，即外祖母，不仅在外形上，而且也在与男孩的特殊关系上，与他原先的亲生母亲卡特琳娜相符。艺术家似乎在用圣安妮的幸福微笑否认和掩盖着这个不幸女人感觉到的忌妒，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儿子，把他交给出身高贵的对手时的妒嫉，就像她曾经放弃了孩子的父亲一样。
就这样，我们在列奥纳多的另一幅作品中找到了对我们猜想的证明，即蒙娜丽莎·德·吉奥孔多的微笑唤醒了长大成人的列奥纳多对他童年早期的母亲的记忆。从那时起，意大利绘画中的夫人和贵族太太就被画成卑微地低着头，脸上挂着卡特琳娜那种奇怪而又幸福的微笑。这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把自己杰出的儿子带给这个世界，命中注定了他要从事绘画、研究，并忍受痛苦。
如果列奥纳多成功地在蒙娜丽莎脸上再现了这个微笑所包含的双重意义，无限温柔的许诺和同时存在的邪恶的威胁（引用佩特的话），那也就是在这里真实地保持了他早期记忆的内容。因为他母亲的温柔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决定了他将要来临的命运和困难。秃鹫幻想中的强烈的爱抚只不过是太自然了。因为爱孩子，可怜的、被遗弃的母亲不得不宣泄出对她曾经享有过的爱抚的所有记忆和渴望新的爱抚。她被迫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弥补她没有丈夫的痛苦，而且也是要弥补她的孩子得不到的父爱。所以她像所有满足的母亲一样，用她的小儿子来代替她的丈夫，使他过早地性成熟，并剥夺了他的一部分男子气。一个母亲给予婴儿的哺育和照顾的爱远比她对后来成长着的孩子的爱更为深厚得多。在自然完美的爱情关系中，母爱不仅能实现所有的精神愿望，而且也满足了所有的肉体需要。如果母爱代表着可达到的人类幸福的一种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它能够满足充满希望的冲动，而不遭受指责，假如这些冲动长期被压抑，一定被称为性变态的（perverse）。在最幸福的年轻夫妻中，父亲意识到孩子，特别是男孩，会变成他的对手，这是与喜爱的人或物抗衡的开始，这种抗衡深深地植根于潜意识之中。
当列奥纳多在壮年时再见到那种幸福和令人着迷的微笑时（这微笑在他母亲爱抚他时曾经掠过她的嘴唇），他本来已经长期处在一种压抑之中，这妨碍他再渴望从女人的嘴唇得到爱抚。但当他成了一位画家时，他就努力用画笔来再现这个微笑，在所有的画中表现这个微笑（事实上，是他亲自这样做，或是指导学生这样做），把它画在《丽达》、《施洗者约翰》和《巴克斯》中。最后两幅画是同一类型变种。莫瑟说（1909）：“列奥纳多把《圣经》中的贪食者变成了巴克斯，一个嘴角带着神秘的微笑，交叉着光滑双腿的年轻的阿波罗，用沉醉于感觉快乐的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些画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人们不敢透视这种秘密，至多是试图把它们与列奥纳多的早期创作建立起一种联系。这些形象仍然是两性同体，但已不再有秃鹫幻想的意味了。他们是美丽的带着女性的精巧与外形的青年，他们没有垂下眼睑，而是在神秘的喜悦之中凝视着，似乎他们得知了一个幸福的伟大成就，却又必须保持沉默。我们熟悉的这个迷人的微笑引导着人们去猜测那是一个爱的秘密。很可能列奥纳多在这些形象中表现了他作为一个男孩时的愿望，即迷恋母亲，在男性与女性本质的充满幸福的结合中得以满足，以此来否定他的性生活的不幸，并在艺术中成功地超越了这个不幸。
（第五章）
在列奥纳多的笔记本里，有一条记载引起了读者的注意，那是由于该记载的重要性和一个小的形式上的错误。
1504年7月他写“1504年7月9日，星期三的7点钟，瑟·皮罗·达·芬奇，波特斯塔宫的公证人，我的父亲在7点钟去世了。他享年80岁，留有10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笔记说的是他父亲的死。形式上的小错误是死亡时间的重复，7点钟给出了两次，好像列奥纳多在结束这个句子时忘了他在开头已经写过了。这只是一个小细节，任何一个不是精神分析学家的人都不会重视它，甚至注意不到它，即使是注意到了，他可能会说任何人在那个“分心”（distraction）或者情感体验强烈的一刻都会犯这样的错误，那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
精神分析学家的想法就不同了。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太小的，以至于不能作为隐藏精神过程的现象。他一向认为“忘记”或“重复”这种情况是有重大意义的，并且恰恰是“分心”隐藏着在其他情况中的冲动，并在此时显露了出来。 我们应该说，这段笔记像卡特琳娜葬礼的账目和给学生们花费的账目一样，说明列奥纳多压抑他的印象是不成功的，某些事情长期被掩盖，导致了歪曲的表现，甚至形式也是相似的：同样有着学者式的精确和对数字的强调。
这类重复我们称之为持续性言语。这是表现感情色彩的极好的方式。例如，回忆一下圣彼得在但丁的《天堂篇》中为反对他那在人间的毫无价值的代表人物而进行的长篇激烈的演说：
在地上，那个篡夺了我的座位的，
我的座位，我的座位在上帝的儿子的眼睛里还空着呢。
他使我的埋葬之地成为污血的沟、垃圾的堆。
若没有列奥纳多的感情抑制，笔记中的这段记录可能会这样写：“今天7点，我的父亲去世了——瑟·皮罗·达·芬奇，我可怜的父亲！”但是，在他做的这份死亡报告中，持续性言语转到了最不重要的细节上，父亲死亡的时间，这剥夺了记载中的全部情感色彩，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掩盖着的和被压制着的东西吧。
瑟·皮罗·达·芬奇，一个公证人而且是几代公证人的后裔，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获得了别人的尊敬和成功。他结了四次婚。前两个妻子都没生孩子就死了，只是到了第三个妻子，在1476年，才给他生了第一个合法的儿子，那时列奥纳多已经24岁了，这时距他把父亲的房子改成他师傅瓦罗奇奥的工作室，也已有很长时间了。当他父亲娶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时，已经50多岁了，这个妻子给他生了9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毫无疑问，列奥纳多的父亲在他性心理的发展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不仅反映在男孩童年初期父亲的缺失这一消极因素，而且也反映在童年生活的后一阶段父亲出现这一直接因素上。没有一个孩子不希望母亲把自己放在父亲的地位上，并在想象中把自己等同于父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把超过父亲获得优势当成自己的任务。当不到5岁的列奥纳多被接到他祖父的家里时，他年轻的继母阿尔贝拉必然取代了那个与他感情密切相联的亲生母亲的地位，他肯定发现了他处于那种正常的与父亲竞争的关系中。像我们所了解的，赞成同性恋的决定通常发生在青春期那几年。当这种决定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达成，他的父亲认同作用对他的性生活就失去了全部意义。然而它仍然继续存在于其他非性活动的领域。我们听说他喜欢华丽的优美的服装，他拥有仆人和马。虽然瓦萨利说：“他几乎什么都没有，也很少工作。”这些嗜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的美感，我们认为这其中同时存在着强迫模仿和要超越父亲的因素。对可怜的农村姑娘来说，他的父亲是一位高贵的绅士，儿子亦不断受刺激，向往扮演一个高贵的绅士，并要“胜过希律王”，展示给他父亲一个看起来真正的高贵绅士。
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对自己作品的感觉就像一个父亲对孩子一样，这是没有疑问的。列奥纳多的父亲认同作用是一种对他的画影响很大的作用。他创造了这些画，然后就不再关心它们了，就像他的父亲不关心他一样。在这种强迫中他父亲后来的关心并没有改变什么，因为强迫来自童年早期的印象，以后的经验无法修正那些被压抑的和保存于潜意识中的事情。
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在更晚些的时间里，每个艺术家都需要依附于一个显贵的绅士、资助人或保护人，这个人给他种种委托，他手中掌握着艺术家的命运。列奥纳多找到了被人们称为摩洛工业的斯弗尔兹做自己的保护人。斯弗尔兹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热爱壮丽的事物，在外交方面异常精明，但他有怪癖和不可信赖的性格。在他米兰的宫廷里，列奥纳多为斯弗尔兹服务，他的创造力得到了无拘无束的发展。这个时期是列奥纳多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最后的晚餐》和斯弗尔兹的骑马塑像足以证明。在斯弗尔兹遭受劫难以前，他就离开了米兰，后来斯弗尔兹死于法国地牢中。当列奥纳多听到他的保护人死亡的消息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公爵失掉了他的爵位、财产和自由，他从事的工作没有一件被完成。”显然，他指责他的保护人的这句话正是后人对他的指责，这当然是有重大意义的。他想让他父辈中的某个人为他自己留下未完成的作品的情形负责。从事实上看，他对这位公爵的指责并不错。
如果说作为艺术家对他父亲的模仿是无益的，那么早在童年时期他对父亲的反抗就决定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同样能获得杰出的成就。米莱茨可夫斯基做了一个令人钦佩的明喻（1903）：列奥纳多像一个在黑夜中醒得太早的人，这时其他人都还睡着呢！他还勇敢地做了一个大胆的断言，并且所有的独立研究都证实了这个断言的正确性：“一个人当出现不同观点，求助于权威时，那这个人不是用理性工作，而是用记忆工作。”列奥纳多成了第一位现代自然科学家，他也成了希腊时代以来第一位只通过观察和自己的判断来探索自然秘密的人，他的胆量使他产生了大量的发明和具有启发性的思想。他教诲人们必须轻视权威及抛弃对“古人”的模仿，坚持主张对自然的研究是所有真理的源泉，指出在人可能达到的最高理想中，只是重复着一面（one—side）的观点，并且当他还是个小孩子，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已经具有这个观点了。如果我们把科学的抽象概念转到个人的具体经验，我们看到的是“古人和权威仅与他的父亲相呼应，大自然则再一次变成哺育了他的温柔、慈善的母亲。在许多其他人身上，如此强烈地需要来自某类权威的支持，以至于那个权威受到了威胁，他们的世界就开始崩溃，这一点今天与原始时期是相同的。只有列奥纳多能够免于这种支持，假如在他生命的最初期他没有学会在缺少父亲的情形下生活，他就做不到这一点。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先决条件，才有他后来的大胆的、独立的科学研究，童年的性探索没受到他父亲的压抑而存在着，后来就成了排斥性成分的延续的探索。
当一个人像列奥纳多一样在他童年的最早期就摆脱父亲的恫吓，并在他的研究中摆脱了权威的束缚，而我们发现他仍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无法摆脱宗教的束缚，这与我们希望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精神分析学使我们熟悉了父亲情结和对上帝的信仰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向我们显示出，一个个人的上帝，从心理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高尚的父亲。每天我们都在获得有关这点的证据：一旦当父亲的权威在年轻人心里破除时，他们便失去了宗教信仰。所以我们认为，宗教需要扎根于父母情结中。全能而又公正的上帝，仁慈的大自然，在我们看来是父母亲的崇高升华，或者说是关于父母的概念在小孩子心目中的再生。按生物学的观点来讲，宗教应溯源到小孩子的长期的无助和对帮助的需要。当他在以后生活里的某一日，知觉到在生活强大的力量面前他是怎样的弱小和没有指望，感觉到自己的情形与童年时一样，就试着用回复那种保护了他婴儿时期的力量来掩盖自己的失望。宗教把对精神病的预防赐予信仰宗教的人，这种预防很容易得出解释：个人的罪疚感和人类的罪疚感都源于父母情结，宗教启动了这个情结，并通过它来解决罪疚感，而不信教的人必须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列奥纳多的实例似乎表明了这种宗教信仰的观点并没被误解。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指控他不信教或说背叛基督教（那时二者是一回事）。关于这些在瓦萨利（1550）为他写的第一本传记中有明确的记载。瓦萨利在他的《生活》第2版（1568）中删去了这方面的论述。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宗教问题极为敏感，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列奥纳多甚至在笔记本上也不直接表明他对基督教的态度。在他的研究中，他不能容忍自己被《圣经》中创世的描写引向最小偏差的歧途。如，他对宇宙洪水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地质学上他计算了成千上万年的期限，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比现代人毫不逊色。
在他的“预言”中，有一些事情肯定会触犯基督教信徒的敏感的感情。例如，“关于对着圣徒们的肖像进行祈祷。” “人们对着那些全无察觉，睁着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的人说话，人们跟他们交谈，却没有得到回答，人们向那些长着耳朵的却什么也听不见的人乞求恩赐；人们为瞎子点灯。”（赫茨菲尔德，1906，第292页） 或者，关于“耶稣受难日的悼念”。
“在欧洲的每个地方，无数的人为死在东方的一个单身汉而哭泣。” 关于列奥纳多的艺术的观点我们已经有过描述。他从神圣的形象中把它们与教会之间联系的最后残迹除去，并赋予它们人生，把人类伟大而美好的情感通过它们表现出来。莫瑟称赞他克服了当时流行的颓废情绪，恢复了人的感官快乐和享受生活的权利。在那些显示出了列奥纳多是怎样倾心于大自然奥秘的研究笔记中，总会有些段落表现了他对造物主，一切奥秘的最终源泉的赞美；但是没有什么话语表明他愿意与这个非凡的力量维系任何的个人关系。他晚年的一些深刻睿智的见解流露出他乐于服从于自然的法则，而且不期望自身的痛苦从上帝的仁慈和恩典中得到解脱。毋庸置疑，列奥纳多战胜了教条的和个人的宗教，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背离了基督教信徒观察世界的立场。
前面提到的我们对儿童精神生活的发展已达到的那些发现，使我们想到在列奥纳多童年时期最初的探索中，也涉及到了性欲问题。的确，通过把对热切希望和秃鹫幻想结合起来，通过选择鸟儿飞翔问题作为他注定要关心的问题——这是一系列特殊境况的结果——他用显而易见的伪装把这境况泄露出来。在他的笔记中有一段有关鸟儿飞翔的十分模糊的记述，似乎是一种预言，极好地表达了感情色彩很浓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他醉心于如何模仿鸟的飞行技术来取得成功：“伟大的鸟的第一次飞行将从‘大天鹅’的背上开始，它会使整个的世界为之震惊，使所有描写它的文章给它赞誉，它给自己的诞生地带来永恒的光辉。”他可能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飞翔，我们从能实现愿望的梦里了解到巨大的幸福来自于愿望的实现。
然而，为什么许多人都会梦到自己能够飞呢？精神分析学这样回答的：飞翔或者成为一只鸟，只是另一种希望的乔装打扮，这比梦见无论是词还是实物的一座桥，都更能使我们认识到那种希望究竟是什么。当我们想到，人们常告诉爱提问的孩子，婴儿是由像鹳那样的大鸟带来的；当我们发现，古人把男性生殖器形容成有翅膀的；当我们得知，男性的性活动在德语中最通常的表述是“v geln”［德语的鸟是“Vogel”］；在意大利语中男性器官实际上被称为“l’uccello”［“鸟”］；所有这些都只是有联系的整体思想中的片断，从这个思想中我们明白了，梦中期望能飞只能被理解为渴望性行为。这是婴儿早期的一种愿望。当一个成年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的时候，对他来说那似乎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在那时他尽情欢乐，对未来不做任何打算，正是因为如此，他那样羡慕孩子们。但是，如果孩子们能亲自告诉我们一些早期的信息，也许将会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童年似乎不是幸福快乐的诗歌，只是我们在回忆中歪曲了它。正相反，经过几年的童年生活，孩子们受到要长大的愿望驱使，要做大人的事情。这个愿望是他们所有游戏的动机。无论怎样，孩子们在自己性研究过程中感到，在这个如此神秘并重要的范围内，有些事很神奇，可那是成年人的事情，却不允许他们去做，也不让他们知道。
这使他们充满能做那样子的强烈渴望，他们梦到它正在飞翔，或者他们准备着把经过伪装的愿望放到以后的梦里去。因此，最终在我们的今天实现了航空，这同样可以找到在婴儿性欲方面的根源。列奥纳多向我们承认，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他就以特殊的和个人的方式专心于飞行问题，他也给我们证实了他的童年研究直接指向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希望的、对现时代的儿童进行研究所应得到的结果。这几乎是一个与压抑无关的问题，但恰恰是压抑使他后来成为性冷淡的人。从他童年起直到他智力完全成熟，基本相同的题目——只是在意义上稍有变化——始终吸引着他。他所渴求的技艺很可能在机械方面是无法达到的，像他早年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一样，或许他在这两方面的渴望都受到了挫折。
的确，伟大的列奥纳多在他一生中不止一个方面保持孩子般的特点，据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必然保留着某些儿童的天性。甚至当他成人以后还继续做游戏，这便是他为什么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难以理解，显得古怪的另一个原因。只有我们对他为宫廷里的节日及盛大宴会制造极为精致的机械玩具感到不满，因为我们不想看到艺术家把他的精力用于这样的琐事。他自己却好像显得很乐于这样支配时间，因为瓦萨利告诉我们，甚至在没人委托他做这些事时，他就已经制造了类似的东西：“那里（在罗马），他得到了一块软蜡，并用它做了非常精巧的动物，里面充满了空气，当他把空气吹进它们的身体，它们便会飞起来，而空气跑掉以后，它们就落回到地面。贝维迪尔的葡萄酒酿造者抓了一只很特别的蜥蜴，列奥纳多从其他的蜥蜴身上取下皮肤给它做了一对翅膀，翅膀里注入水银，这样当它爬行时，翅膀就会震颤且启动。接着，他又为它做了眼睛、胡须和嘴角并驯服了它，把它放在一只盒子里，用来吓唬他的朋友们。这种具独创性的游戏常常是为了表达一个严肃的思想。“他经常把羊肠很用心地清洗得非常干净，可以把它们拿在手里，有时把它拿到一个大房间里，在隔壁的房间里，放上铁匠用的鼓风机，把羊肠系在鼓风机口，往羊肠里打气，直到胀开的肠子占满了整个房间，使人们不得不到角落里。他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明了羊肠是怎样逐渐变得透明的，并充满了空气。最初，羊肠只占一个小空间，逐渐扩展到整个房间，因此，他把羊肠比作天才。”在无害的掩饰和巧妙的伪装下，他的寓言和谜语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幽默快乐。而谜语又以“预言”的形式出现，它们几乎都是富于思想的，情趣的缺乏到了惊人的程度。
在列奥纳多具有想象力的游戏与恶作剧的某些情形中，使得那些在这方面误解了他的性格的传记作家误入了歧途。例如，在列奥纳多的米兰语手稿中有些是致“索里奥（地名，即叙利亚）的道达里奥、巴比伦王国总督圣苏丹”的信的草稿。他在这些稿子中谈到了自己被作为工程师派到东方的某些地区去实施一些工程，他为有人说他懒惰作了辩护，他提供了那里的城市和山区，小镇的地形图，并且还讲述了他在那里时所发生的一个重大的自然现象。
1883年，里希特试图根据这些文件来证明列奥纳多在旅居埃及、苏丹期间确实做了这些事情，甚至在那里信奉了伊斯兰教。按这种观点，应该是1483年以前的一段时间他对那里进行了访问，即他住进米兰公爵的宫廷之前。然而，另一些聪明的作家毫不费力地发现，列奥纳多的所谓东方旅行只不过是年轻的艺术家想象力的结果。他创造它们是为了自我消遣，也表达了他想周游世界和探险的愿望。
另一个关于他创造性想象力的例子，可能是在《芬奇研究院》这一作品中被发现的，作品中有五六个象征性符号，互相之间以极为复杂的形式联结着，其中包含着研究院的名字。瓦萨利提到了这些设计，却没提及研究院。孟兹用其中一个作为他的有关列奥纳多的著作的封面设计，他是相信《芬奇研究院》的真实性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可能，列奥纳多的游戏本能在他更成熟的年龄消失了；可能，这种游戏使他发现了进入研究活动的途径，这种研究活动表现出了他的个性最终、最高的发展。但是，只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享受了最高的、却无法再得到的性快乐，那他挣脱与童年的这种联系的过程必将非常缓慢。
（第六章）
蔑视这样的事实是无益的！今天的读者觉得所有疾病的来历都很使人厌恶。他们抱怨说审查一个伟大人物的病历永远不会导致对他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的理解，研究伟人身上的这些事情是一种无用的、不恰当的做法，因为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很容易被发现，等等，以此来表达他们的厌恶。显然，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以致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借口和伪装来理解。审查病历的目的根本不是想使这个伟人的成就变得无法理解，人们肯定不会因为某人没有去做他从来没想要做的事情而受到谴责。但反对的真实动机与此不同。如果我们把传记作家们审视他们的主人公的非常特殊的方式记在心上，我们就能发现这些动机。在许多情况中，因为他们自己的感情生活，从开始他们就感到对自己的主人公会特别喜爱，所以他们选择自己的主人公作为他们的研究主题。然后，他们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这个理想化的任务，目的在于把这个伟人放进他们所设计的婴儿模式中，还在于在他身上恢复孩子对父亲的理想。为满足此心愿，他们除去了主人公生理学上的个人特征，他们消除了他一生中与内外抵抗斗争的印记，他们不允许他有人类的弱点和缺陷的痕迹。这样，他们实际上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冷酷的、陌生的和理想化的人物，来取代我们感到与我们有着遥远关系的那个人。这样，他们为了幻觉牺牲了真理，为了他们的婴儿幻想，放弃了深入人类本性的最迷人的秘密的机会，十分令人遗憾。
列奥纳多本人热爱真理、渴求知识，他不会妨碍人们试图把他本性中的不重要的特点及谜团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这是为了要找到什么因素决定了他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我们用向他学习的方法向他致敬。假如我们研究了他的发展从童年起就必须付出牺牲，假如我们把那些给他打上了失败的惨痛烙印的因素集中在一起，这不是在贬低他的伟大。
我们必须清楚地强调，我们从没把列奥纳多当作一个神经症者，或者如那些拙劣的语词所称是“神经疾病的患者”。任何一个抗议我们的人都会说我们胆大包天，居然使用病理学范围内的发现来审查他。其实他们坚持的仍然是我们今天已经明智地抛弃了的偏见。今天，我们认识到了健康与疾病（illness），正常人与神经症人之间不再有显著的差别，并且神经症特征不再一定是普通低级的证据。我们也知道了神经症症状是一种结构，它代替了某种压抑的结果，从一个孩子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这些压抑。我们还知道我们都会产生这种代替结构，只是其数量、强度和分布使我们有理由使用实用的疾病的概念，推断素质低劣的存在。从我们所了解的列奥纳多个性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痕迹出发，我们倾向于认为他与我们所描绘的“强迫性”的神经症类型很相似。我们可以把他的研究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沉思”（obsessive brooding）进行比较，把他的抑制与我们所了解的“意志缺失”（abulias）加以比较。
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是要解释在列奥纳多的性生活和艺术活动中的抑制。据此，我们应该概述一下在他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我们所发现的东西。
我们没有关于他的遗传方面的资料。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他童年时期的偶然遭遇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和干扰性的影响，他的非法出生剥夺了他父亲对他的影响，直到他五岁时为止。只有他母亲向他敞开心灵，给他温情的诱惑，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安慰。他母亲的亲吻使他过早地达到性成熟。有一个现象能肯定地证明，他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一个婴儿性活动时期，那就是他所进行的婴儿性研究的强度。他的视觉本能和求知本能被童年早期的印象最强有力地刺激着，嘴的性感带（erotogenic—zone）得到了强化，此后从没放弃过这种强化，从他后来夸大了对动物的同情这种相反的行为，我们能够推断，在他童年时代的这个阶段并不缺少强烈的施虐狂特性。一个强有力的压抑的高潮结束了这个童年时期的过分的行为，并形成了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在青春期变得明显了。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的结果是每一种原始的感官活动都受到了回避，这使得列奥纳多在禁欲中生活，并给人以“无性人”的印象。当青春期的刺激像洪水一样冲击着男孩时，这种冲击却没能迫使他发展一种有价值的和有害替代结构而令他患病。因为过早地倾向于性好奇，他的相当大部分的性本能需要升华为一种广泛的求知，因此逃避了压抑。只有很小一部分力比多继续给予性目的，它代表了一个发育迟缓的成年人的性生活。因为他对母亲的爱被压抑了，性目的不得不采取同性恋的态度，用对男孩子们理想的爱来表明性的存在。对他母亲的固恋及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温馨记忆的固恋继续被保持在潜意识中，但暂时处于静止状态之中。在这种方式中，压抑、固恋、升华都在性本能对列奥纳多的精神生活发生影响时起作用。
列奥纳多从童年的微贱脱颖而出成为一位艺术家、画家和雕塑家，这源于他的一种特殊的天赋，这种天赋被童年早期视淫本能的早熟觉醒所加强。如果不是能力所限，我们最乐于描写艺术活动是怎样来自于心理的原始本能。我们必须满足于强调这个事实，即一个艺术家创造出来的东西，同时也是他的性欲的一种发泄，我们几乎不可能再怀疑这个事实。在列奥纳多的情形中，我们能够指出来自于瓦萨利的研究资料（上文中）：笑着的女人头和漂亮的男孩。换言之，他的性对象的代表，在他早期的艺术努力中是值得注意的。列奥纳多在青春时期的工作之初似乎是无拘无束的。正像他生活中的外部行为是模仿他的父亲一样，他也在米兰这样度过了男性创造力和艺术生产的时期。在那里，命运有幸使它在洛德维克摩罗公爵的身上找了父亲的替代者。我们的经验很快就得到了证明：几乎全部的真正性生活的压抑都不能给升华了的性倾向的实现提供最有利的条件，由性生活决定的模式发生效用。列奥纳多的活动和迅速做出决定的能力开始下降，他那谨慎和拖沓的倾向作为干扰因素在《最后的晚餐》中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倾向影响了他的技巧，因而对其伟大作品的命运也就有了决定性作用。渐渐地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个过程只能比作神经症者身上的退行（regression）。他在青春期变成为一位艺术家的发展过程，被在婴儿早期就已决定了的使他成为一位科学研究者的过程掩盖了。他的性本能的第二个升华（艺术）让位给最初的升华（科学），当第一个压抑到来时，升华的时机就成熟了。当他成为一位研究者时，最初仍然为他的艺术服务，到后来就孤立了艺术、远离了艺术。由于他的保护人，父亲的替代者的失去，他的生活笼罩着一种阴暗的色彩，这个退行的手段承担着越来越大的比例。他变得“对绘画非常不耐烦”，这是一位与德斯特伯爵夫人有书信往来的人告诉我们她很想得到他的一幅画。他被过去了的婴儿时期控制着。但是代替了艺术创造的研究工作，似乎包含了一些显出潜意识本能的活动，永不满足、持之以恒及缺乏适应现实环境的能力的特点。
当他刚刚50岁的时候，亦正值其生活的巅峰时期，在这个年龄，妇女的性特征已经开始衰退，而男人在这个年龄力比多经常会有更加旺盛的发展——一个新变化向他袭来。他的最深层的心理内容再一次活跃起来，这有利于他的艺术，当时他的艺术正处在举步维艰的状态。他遇到了一个唤醒他母亲那充满情欲的快乐又幸福的微笑的记忆的女人，在这个苏醒了的记忆的影响下，在他艺术努力开始时起促进作用的因素恢复起来了，那时他也以微笑的妇女为模特儿。他画了《蒙娜丽莎》、《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和一系列以神秘的谜一般的微笑为特点的画。在他最早的性冲动的帮助下，他体验到了再一次征服艺术中的压抑的欣喜。在我们的眼中，这个最后的发展，在逼近的老年的隐蔽下显得很模糊了。在这之前，他的智慧翱翔于世界构想的最高实现，这个最高实现远远地超出于他生活的时代。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已经呈现出了可以找到什么样的正当理由来解释列奥纳多的发展过程的图景，提出了他生活中的这些细节，解释了他在科学和艺术之间的摇摆。假如因为我的这些叙述，激起了对我的批评，甚至是精神分析学的朋友或者专家的批评，认为我仅仅是写了一部精神分析小说，我将回答说，我远没有过高地估计这些结果的肯定性。我像其他人一样，受这位神秘的伟大人物的吸引力驱使，在他的天性中人们发现了只能用如此鲜明的抑制来表达自己的强大的本能激情。
然而，无论列奥纳多的生活真相怎样，我们不能停止对它作精神分析解释的努力，甚至我们能完成一种新突破。我们必须用通常的方法，在传记领域中界定出精神分析学所能取得成绩的限度。否则，每一种将来可能出现的解释，都会成为一种失败摆在我们眼前。在精神分析研究控制下的材料是由一个人生活的历史组成的：一方面是事件的偶然情况和背景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这一对象被记叙过的反应。在心理机制知识的支持下，努力为他的本性建立一种在他的反应力量上的动力学基础，揭示他的心理原始动机力量以及它们以后的转变与发展。如果这样是成功的，在他生活过程中的个性行为就能在性格和命运、内外力量的结合中得到解释。假如这样做不能提供任何的肯定的结果，这就可能——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是如此——不该指责为精神分析学的错误或方法不适当，而在于与列奥纳多相关的资料不准确、不完整，用传统的方法得到的资料就是如此。所以，应该为这个失败负责的是那些传记作家们，因为精神分析学被迫在如此不充分的材料基础上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看法。
但是，即使我们掌握的史料非常丰富，即使我们对心理机制的论述有最大把握——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点——精神分析研究仍然不能使我们理解一个人怎样必然地成了这样的人，而不是另外一种人。在列奥纳多的情况中，我们不得不坚持这种观点：他非法出生的偶然性和他母亲的过分温存对他的性格的形成，对他后来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他儿童时期之后开始的性压抑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的欲望，并且造成了自此后他全部生活的性静止状态。当童年第一次性满足之后，这个压抑不再发生了。在另外某些人身上，它可能不会发生，或在极小范围内发生。我们必须认识到，精神分析的方法不能进一步决定达到自由王国的程度。同样地，一个人没有权利宣称：压抑这个高潮的结果，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可能另一个人没有成功地把力比多升华为求知欲，使大部分的力比多免于受压抑。在相同的影响下，或许一个人会承受对其智力活动的永久性挫伤，或者试图控制强迫性神经症。我们留下了精神分析学也无法解释的列奥纳多的两个特征：即他那十分特殊的压抑本能的倾向，及他升华原始本能的卓越能力。
本能及本能的转变在精神分析学的界限内是可能辨别的，在这一点上它被生物学研究代替了。我们必须寻找在压抑倾向的源泉中的性格在生理基础上的升华，心理结构只是后来建立在这个生理基础上的。因为艺术的天赋和能力与升华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功能的本质按照精神分析的方法也是无法解答的。今天生物学研究的趋势，是把一个人器官构造中的主要特征，解释为男性与女性的素质混为一体的结果，这种观点以（化学）物质为基础。列奥纳多英俊的体形及他的“左利手”，也许可以被用来支持这一观点。无论如何，我们将不会离开纯心理学研究的基础。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在本能活动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外部经验和他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即便精神分析学没有阐明列奥纳多的艺术能力的事实，至少提出了它的那些现象和我们对那些现象理解的限度。似乎只有具备了列奥纳多童年时代的经验的人才能画出《蒙娜丽莎》和《圣安妮和另外两个人》，才能使他的作品招致如此令人忧伤的命运，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才能达到这样令人吃惊的成就。似乎在他童年的“秃鹫幻想”中隐藏着他所有成就和不幸的答案。
然而，一个人能否接受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发现是“恋亲丛” （parental constellation）。这个偶然情况对一个人的命运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例如，列奥纳多的命运取决于他的非法出身及他的第一个继母康娜·阿尔贝拉的不孕。我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不同意这样的研究。如果一个人认为偶然性对我们的命运是没有价值的，他就会陷入一种虔诚的宇宙观（view of the Universe），当列奥纳多写“太阳不动”时，他就在克服这种观点了。在公正的上帝和仁慈的天命没能很好地保护我们免于这种影响，我们的生命最没有防御能力的时期，我们自然会感觉到受了伤害。同时，我们也会全然忘记。事实上，每一件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的事情都是机遇，从我们自身起源于精子和卵子的相遇始。不过，机遇分享了自然的法则和必然性，它仅仅是缺少与我们的愿望和幻觉的任何联系而已。在我们设立的“必然性”和我们童年时代的“偶然性”之间，究竟哪一个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仔细斟酌，仍不能肯定。但总的来说，童年初期的明确的重要性不可能再被怀疑。我们都仍然表现得太少尊重自然（在列奥纳多的晦涩的话语里，能使人忆起哈姆雷特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