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阶段（1919—1929年）。作为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大量参与日常政治斗争，并不断地遭到贝拉·库恩和他在第三国际的朋友们的攻击。其顶点是写于1928年的《勃鲁姆提纲》，被第三国际指责为“半社会民主党的取消主义的理论”。主要理论创作：《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列宁：对他思想的统一性的研究》（1924年）、《政治论文集》（1919—1929）》。
第二个阶段（1930—1945年）。宣告放弃积极的政治活动之后，卢卡奇主要写了文学批评的论文和两本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历史小说》（1937年）、《青年黑格尔》（1938年）。1941年被短期监禁，后在季米特洛夫的干预下被释放 。
第三个阶段（1945—1949年）。回到匈牙利后，大量参与文化政治活动，发表了许多文学论文和通俗的哲学文章，创立并在学术上主宰了文化月刊《论坛》。1949年，受到党的理论家卢达斯、哈福特和里法的粗暴攻击。这些攻击表明了匈牙利文化和政治上的完全斯大林化。卢卡奇被迫退回到哲学研究上去。
第四个阶段（1950—1956年）。主要完成两部综合性著作：《理性的毁灭》和《特殊性：一个美学范畴》。1956年10月在依姆雷·纳吉的短命政府中任文化部长。起义被镇压后，他同纳吉政府的其他成员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夏回到布达佩斯。
第五个阶段（1957—1971年）。完成了两部大型综合性著作：论美学的著作（《美学的特殊性质》，1962年），论社会本体论的著作（《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971年） 。
在美学上，卢卡奇从强烈的反现代主义立场出发写了许多阐述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著作，还创立了一种关于艺术和文学理论的最根本的、最综合性的命题。在哲学上，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他坚定地拥护辩证法主张，反对形形色色的非理性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他详尽阐述了异化和物化的理论，这一阐述出现在马克思那部论述这一问题的早期著作发表之前。在他活动的最后几年中，他还创立了不朽的、但还几乎没被人理解的社会本体论。在社会学上，他关于阶级意识的理论对“知识社会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及更现代的理论，都产生过极大冲击和极强烈的影响。在政治学上，他最先被人记得的就是他关于组织问题的思想，他是最初拥护“人民阵线”和以群众在政治上参与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人物之一。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意义
Значение "Материализма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цизма" для Большевиз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即“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自我批评”）
说明：这是卢卡奇1934年6月21日在莫斯科共产主义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纪念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发表25周年而举行的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他借这个机会对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错误进行了检讨。中译文在收入《卢卡奇自传》一书时，将标题改为《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自我批评》，现根据该书脚注恢复原名。部分列宁的引文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进行了修订。
译者：莫立知 译，杜章智 校。根据《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34年第4期，莫斯科，第143—148页〔Под Знаменем Марксизма, 1934 г., № 4., Москва, С. 143-148〕译出。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它对马赫的唯心主义所进行的毁灭性批判。列宁在对马赫的批判中，同时批判了帝国主义时期一切反动的唯心主义。他极其尖锐地指出了在这一时期必须为保卫辩证唯物主义进行新形式的斗争。费尔巴哈和他的许多无足轻重的追随者是“下半截的唯物主义者、上半截的唯心主义者”[1]。马赫主义者的情况恰恰相反。“在波格丹诺夫那里，‘上半截’是历史唯物主义，诚然，是庸俗的、被唯心主义严重地糟蹋了历史唯物主义；‘下半截’是唯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打扮起来的唯心主义。”[2]列宁以此对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各种最主要倾向作出了基本的评价和批判，与此同时也对这一时期工人运动中各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作出了评价和批判。我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所陷入的错误，完全是沿着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走的。对于像我这样的错误，列宁在他书中已作了详尽的批判。我想先剖析一下这些错误的共同根源，只是在我的发言末尾才对这些错误做出详细的评价和批判。
列宁无比明确地说明了，波格丹诺夫和马赫的“上半截的唯物主义”是假唯物主义、自欺欺人、蛊惑宣传等。帝国主义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中的这些倾向的客观本质，是反对唯物主义，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反对，即以妄称他们是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之上的哲学家来蒙骗读者。列宁说：“在一切马赫主义者的一切著作中，像一根红线那样贯穿着一种愚蠢愿望：‘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超越它们之间‘陈旧的’对立的。而事实上这帮人每时每刻都在陷入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进行不断的和始终不渝的斗争。”[3]这是马赫主义的假斗争（仿佛是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这种形式进行着唯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攻击，以最广泛的形式在帝国主义时期展开着这种斗争。随着主观唯心主义的新康德主义转变为客观唯心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随着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的发展，这些倾向越来越发展成为资产阶级认识理论的中心问题。由于这些倾向大多数都是在与马赫主义毫无关系的情况下发展的，它们对问题的提法与马赫主义如此相似，就更加令人吃惊。例如，在尼采那里，关于这种伪善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就谈得很多。的确，在战后时期，资产阶级哲学越来越加强的法西斯化就是直接追随尼采的这种“反唯心主义”立场，直接追随他的“英勇的现实主义”（博依姆勒、罗森堡）。
当谈到当代的具体问题时，特别是当需要用哲学来辱骂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时，帝国主义哲学的假唯物主义外衣立刻就消失了。战前的帝国主义还只达到“价值等级制”，经济被置于最末位，最上面的是伦理、宗教等。这种“价值等级制”成了工人阶级中的任何“黄色”运动的基础。“生命哲学家”用活的“灵魂”来与“僵死的经济”相对立（西美尔、拉特瑙等）。法西斯主义的唯心主义仿效了这种对比的作法，但是存在着的、受到蛊惑性的“攻击”和“批评”的资本主义被描绘成死的东西（这里还包括蛊惑人心地一方面把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又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等同起来），而法西斯运动和由法西斯主义创建中的“新社会”则被蛊惑人心地涂抹成为“活的人民共同体”（弗赖尔、荣格尔、罗森堡等）。正像马赫主义者为了更有效地与唯物主义作斗争，硬说他们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之上一样，法西斯主义的蛊惑宣传也宣称法西斯主义凌驾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对立之上，正在建造某种“新的东西”，找到某种“第三条道路”，以便用这种办法可以更有效地捍卫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唯心主义正在成为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社会民主党在这种演变中的作用，一方面是系统地破坏马克思主义，而且即包括上半截的（因为时间限制，我们在这里只能涉及认识论问题，而且只能简略地涉及），另一方面则是转变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机会主义政策使得法西斯分子能够暂时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诽谤来欺骗失望和落后的工人，特别是处境险恶的小资产者。我们在这里只能简略地列举社会民主党哲学中在认识论上挖马克思主义墙角的几点最重要的内容。
第一，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是世界观。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作为专门科学（资产阶级意义上的）同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分开。把马克思描绘成为带有实证主义倾向的不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马克斯·阿德勒）。
第二，用资产阶级哲学的时髦唯心主义流派代替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先是康德主义（伯恩施坦、马克斯·阿德勒）、马赫主义（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后来是黑格尔主义（齐格弗里·马尔克）。
第三，这一认识理论对非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作出愈来愈大的让步：战前帝国主义时代接受西美尔的影响，战后时代接受狄尔泰的哲学、现象学等。在马克斯·阿德勒那里，伦理就按照纯粹非理性主义的方式处于认识的彼岸了。
第四，应该提到用伦理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完全符合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从对“黄色”运动进行意识形态论证到变为法西斯主义经济唯心主义之发展过程的演变情况。（在详细评述这种演变情况时，应该指出拉萨尔主义残余在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中的意义，特别是战后时期拉萨尔主义复兴的意义。）
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明确地意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反对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重要性。第二国际中的左翼反对派即使进行了一点这样的斗争，也进行得很不坚决和软弱无力（梅林向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作了让步）。左翼反对派的这一弱点造成的必然后果是，在第三国际产生时期中欧和西欧各个支部的思想状况极其混乱。在大多数支部中既广泛流传着社会民主党的唯心主义的强烈残余，也广泛流传着各种极左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类型的思潮，这些思潮在哲学上也是唯心主义的。对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反对，用“西方共产主义”对抗“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企图，在意识形态上都是以这些唯心主义思潮为依据的。德国共产党内的右的思潮（从勒维起，经过布兰德勒—塔尔海默，到调和派为止）都追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老左翼反对派的世界观折衷主义。它们在利用斯巴达克同盟的意识形态传统反对布尔什维克时，不仅捍卫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概念、反对列宁的概念，而且在一切哲学问题上向唯心主义敞开大门。从潘涅库克—哥尔特到科尔施—路特·费舍尔—马斯洛夫的各种“左的”派别，都同样总是借助唯心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来论证自己的宗派策略。它们按照唯心主义的方式把先锋队同群众分隔开来，不去争取群众，从而放弃反对资本主义的真正革命斗争（这使它们在政治方面也和波格丹诺夫主义接近）。工团主义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唯心主义的，它发端于蒲鲁东和巴枯宁，后来（主要透过索列尔）又加进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潮。在拉丁语系国家里，从这种工团主义意识形态中发展出来了形形色色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集团（从博尔迪加到苏瓦林—罗斯梅），它们都同样按唯心主义方式论证自己的一切理论。如果稍微更仔细地研究所有这些右的和“左的”流派的意识形态，就会发现，列宁关于波格丹诺夫的“下半截唯心主义、上半截唯物主义”的评语正好打中了它们的要害。这一切派别在外表上利用不同的论据，而在实质上彼此完全协同一致，企图用“西欧共产主义”来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对抗。它们用这种对抗首先在意识形态上为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开辟了道路，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用唯心主义的革命辞藻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其次，它们以这种办法增加了左翼社会民主党的机动能力。左翼社会民主党所实行对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反革命实践的危险的蛊惑人心的伪装，其本质部分则是建立在以“革命”外衣掩盖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修正之上的。所以，为了成功地对这种蛊惑人心的伪装进行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何修正。然而“西欧共产主义”的各种唯心主义流派以其唯心主义为左翼社会民主党搭桥。这些流派宣扬它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心主义修正是共产主义某种“新的”、“更高的”意识形态阶段，使得左翼社会民主党更易于欺骗群众。这一切流派应该连根铲除。在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中，保卫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斗争应该像保卫战略和策略路线或者保卫组织路线的斗争那样极其严肃认真地进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为共产国际各支部提供了进行这一斗争的思想武器。只有在这本书被译成了所有最重要的语言，被各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研究以后；只有在它的内容借助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开始成为所有共产党人和同情党的群众的共同财富（透过思想运动、小册子、讲座等）以后，才能够在世界观的战线上也有效地同从布兰德勒到托洛茨基的对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歪曲进行斗争。的确，它们的斗争正变得越来越有效。保卫唯物主义的斗争、为争取正确理解列宁主义时代的斗争，构成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必要组成部分。
这里简略描述的意识形态流派也决定了我自己的发展。我当初是西美尔和马克斯·韦伯的学生（我曾受到德国各种哲学流派——“精神科学”的影响），在哲学上是从主观唯心主义向客观唯心主义，从康德向黑格尔发展的。同时，工团主义哲学（索列尔）对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强了我的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倾向。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国革命所引起的我的整个世界观的危机中，由于匈牙利最大的工团主义代表人物埃尔温·萨博对我的个人影响，这些工团主义倾向更加强了。因此，我在1918年是抱着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团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加入匈牙利共产党的。尽管有匈牙利革命的经验，我还是盲目追随了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极左工团主义反对派（1920—1921年）。虽然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以后，我懂得了我当初所犯的具体错误（议会主义，三月行动），我在1922年完成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写于1919—1922年）却成了这些思潮的哲学总汇。所以，列宁关于“下半截唯心主义”的批评恰恰击中了我书中的中心错误，虽然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马赫主义。我反对反映论、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观点，是这类“下半截唯心主义”的典型表现形式。不言自明，结果“上半截的唯物主义”只可能是按唯心主义歪曲了的、失去生命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一点，可以用我书中所论述的所有具体问题来详细地说明，从哲学问题开始到阶级意识的定义和危机理论为止。在我进行实际的党的工作的过程中，随着对列宁和斯大林著作的熟悉，我世界观中的这些唯心主义基础越来越动摇了。虽然我没有许可出版我的书的新版（当时已售完）等等，但是只有我在1930—1931年在苏联的逗留，特别是当时进行的哲学讨论才使我完全弄清了哲学问题。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实际工作，在群众组织中反对社会法西斯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直接思想斗争，更加强了我的这一信念，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唯心主义的战线是法西斯反革命及其帮凶——社会法西斯分子的战线，对唯心主义的甚至最微不足道的让步也意味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这样，我就不仅懂得了我在十二年前写的这本书的理论错误，而且也懂得了它的实际危险，并且在德国的群众运动中对这种唯心主义倾向以及任何其他的唯心主义倾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我被驱逐出法西斯德国，只可能改变开展这一斗争的地点，随着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不断深入，这一斗争只应该不断加强。
在结束时应该再一次概括起来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作了主要的评述，对各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了评述和批判。列宁在对一般唯心主义进行毁灭性批判的同时，评述了它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根除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工团主义的传统、恢复意识形态战线、像列宁在《怎么办？》中就已要求并且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实行的那样承认理论斗争与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有同等意义，只有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只有借助这本书才得以实现。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基础上，借助共产国际、借助斯大林同志的著作，共产国际各支部也获得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正确理解，懂得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列宁时期的革命意义。借助共产国际、借助联共（布）及其领袖斯大林同志，共产国际各支部正在越来越有成效地逐渐争取做到对一切偏离马列主义的倾向在思想上毫不妥协、在原则上决不退让，这在联共（布）是早已做到了的。只是在这一基础上，在自己工作的一切领域实行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上，它们才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越来越有成效地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越来越接近于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和获得“同盟者”。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意识形态战线上进行这一斗争的旗帜。
注释：
[1] 参见《列宁全集》第18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4页。
[2] 《列宁全集》第18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6页。
[3] 《列宁全集》第18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7—358页。
来源：《卢卡奇自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16—224页；《卢卡奇自传》（桂冠社会学丛书），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217—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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