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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8月18日至1980年11月26日，我们夫妇在驻法使馆工作近八个春秋。
本来，黄镇大使在任时我们已经被通知调驻法国使馆，不幸我得病休息，待我们来法时，黄镇大使已经奉调去美国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我们错失在他手下学习的良机。我们在曾涛、韩克华和姚广三位大使领导下工作，受益匪浅。任期预定为四五年，不想一干近八年！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的出国人员大都在红都制装。红都是从上海迁址而来，老师傅做工精细。曾涛大使曾任上海市秘书长，与他们很熟悉。他亲自带我们夫妇去红都，并嘱咐老师傅，要给我们挑选漂亮的料子，做好。但店里没有什么靓丽的衣料。
当时人们开玩笑说，在境外机场找中国人容易：中国人好扎堆儿，一水儿深色西服或中山装，远远看到一片黑乎乎的人群，那就是中国人了。
法国媒体还讥讽中国人是一群“蓝蚂蚁”；而今意大利《全景》杂志评论说，中国人已经变成了“花蝴蝶”。中国的时装在世界上不仅占有一席之地，更凭着中国特色，独领风骚。
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理位置（图源：网络）
1973年，我国派遣小留学生出国，去法国的有五个，由柯忆兼任辅导员。8月17日，我们夫妇带着小留学生，乘法航班机，从北京出发经上海赴巴黎，花了约15个小时。想到1971年，我随同白相国部长出访法国时花费了20多个小时。后来（从北京）直飞（到巴黎）只需约11个小时左右，上海到巴黎直飞12个小时。
作者夫妇在大使官邸花园里。
我们被安排住到大使官邸——诺伊区古堡大街35号。
诺伊区是巴黎的富人区，大使官邸原属一位美籍妇女，在法国上流社会小有名气，曾被选为世界十大穿着讲究女士之一，因债台高筑急需卖房（使我想起《茶花女》）。我国用150万美元现款买下，作为大使官邸。
院内碎石铺地，繁花盛开。花园里还有一对男女石雕，文革时曾被搬走，文革后又被移回，金童玉女逃过了毁灭之灾。他们没想到在法国也会受到中国文革的威胁。
从台阶拾级而上，是一个宽大的平台，左边大杜鹃长年盛放。正门上方端正地悬挂着国徽。进入前厅，一层有大小客厅、厨房、餐厅；二层是大使的套间和一套高级客房；三层是我们工作人员的宿舍；后院还有一排宿舍楼。
曾涛大使夫妇和使馆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曾大使推开一间约十三四平米的长条房间，说: “委屈你们啦。” 我们说：“比我们在国内的房间宽敞多了。”这不是客套话，那时我们在国内住的是与别人共用的两居室套间，我们住小间，才10平米。
韩克华大使夫妇和使馆部分同志在离任招待会上。
姚广大使夫妇和使馆部分女同志在国庆招待会后合影。
我们是大使夫妇的翻译。我先为两位大使的翻译、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礼宾事务），后来去新闻处。柯忆为三位大使夫人的翻译，兼当小留学生的辅导员（四年），先在文化处，后到新闻处。我俩对外身份分别是二秘和随员。
转自外交官说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