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是德勒兹逝世29周年纪念日。
作为法国学界的传奇人物之一，德勒兹的哲学生涯是如何开始的？
又是什么造就了德勒兹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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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18日，他出生于巴黎的第七区。除去青年时的一段岁月，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德勒兹的父亲是一位保守的右翼工程师，名叫路易・德勒兹；其母亲奥黛特・加玛穆尔则是一名家庭主妇。德勒兹说，他母亲无法和工人阶层共享诺曼底的海滩，他回忆起母亲曾把工人阶层称为“那种人”。直到十四岁，德勒兹都一直在打网球，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他就不打了。1940年战火燃及法国，而当时德勒兹一家正在诺曼底度假。德勒兹正值十五岁，他的父母决定将他与哥哥乔治留在诺曼底。兄弟俩最后在那里的廉租屋寄宿，还读了一年书。他可能是觉得这段往事有些不堪回首，但也有可能是觉得这段经历不值一提，总之，德勒兹并不觉得他的童年有什么值得谈论的。为了理解这一点以便开始认识德勒兹，我们也许要质问一下“不堪回首”和“不值一提”之间的张力关系。毕竟，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意义非凡。在多斯所作的传记中，他发现德勒兹之所以抗拒其童年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德勒兹的双亲都是资产阶级。他们右倾又没教养，这很难让他找到归属感。事实上，与德勒兹的朋友和哲学同侪相比，他本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并算不上政治积极分子，但其父母的保守主义和反动思想铸就了他今后哲学的隐性（有时候甚至是显性）的批评目标。其二，德勒兹成长于其兄长之死的阴影之下。乔治在战争期间参与抵抗运动时为德军所俘，在前往集中营的路上便不幸逝世。乔治因此成为受人崇拜的英雄，与之相比，吉尔则黯淡无光。尽管德勒兹随后对此表示释怀，但他曾有一次向作家兼好友的米歇尔·图尼埃坦言，他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父母的这次叛离。多斯因此注意到这位不在场的兄长在德勒兹童年的塑形中意义非凡。的确，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孩子不仅失去了他的兄长，而且还要在其阴影下感受相形见绌，这也难怪他将自己的童年视为“不堪回首”的往事。但是，倘若要将这段童年谎称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性质又完全不同了。那德勒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里强调的并非“童年”这个概念本身，而是一个人“自己”的童年。在德勒兹的哲学中，孩童大体象征着一种建构功能。它反复出现，遍布于德勒兹的写作之中，并具有不同的功效。值得注意的是，其功效也并不一定全都是纯粹积极的。一个孩童既是脆弱的，同时又孤立无助，但德勒兹经常提到的还是孩童的这个层面：孩童还未完全被纳入稳定（或者说克分子）的结构。对德勒兹而言，克分子结构便是生成的对立面，正如其结构所示，它具有清晰明了的边界。相反，在德勒兹的哲学中，生成是一个核心概念。他利用这个概念将关注的焦点从存在转移到生成。倘若存在是一个固定点以开始或结束，生成则是整个生命的过程。德勒兹并未将存在看作生成这个过程所瞄准的靶子，而是将生成自身强调为所有生命的基本状态。这么一来，重心就落在了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世界里的临时组织之上。这种持续的变化和差异在孩童的形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但成人世界很快便用克分子结构对本质上实验性的身体、性征与主体进行超编码。因此，孩童的形象蕴涵将成年的固化结构解域化（或扰乱）的潜能。解域化对德勒兹而言是个十分重要的术语，在其与瓜塔利的合著之中尤为重要。它是对界域化（即更加固化）的身体、空间或关系的解放，以展示它们视作自身固有特征的差异。故而，孩童自身就具有一种生产性的功能，该功能有助于我们认识生命不受个人情感影响和具有创造力的侧面。一位重构童年记忆或事件的作家或传记作家，都有可能在克分子还未结构之前投射出一种克分子逻辑。因此，具有实验性的事物被夺走并被驯服成非实验性的东西。我们目之所及，毫无生成可言。故而，写作不应该是一件个体的私事，也不是回归一个人自己的童年。
对德勒兹而言，这样的写作使生活残缺不全，是对生活的一种贬低和辱没。相反，写作应该是一种生成——“随便成为什么，但就是不要成为作者”。
为了让这种生成成为可能，你的写作必须让你走出神经官能症，而不是深陷其中。这么一来，你可能想要写一段童年往事，但这绝不是你自己的童年。通过将写作转化为一种生成-孩童的过程，具有实验性的东西重新返归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为实验和生成创造了空间。这似乎意味着将自身排除在那个决定身份的结构之外，而非将自己写入其中。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审视多斯对德勒兹拒斥童年和家庭性的解释，这种家庭性直接联系着德勒兹的童年和他的家庭经历（也是其哲学的一个方面，我们稍后会于第三章进一步阐释）。对其童年和家庭进行过于直接的私人描述不仅会限制我们了解德勒兹生活的可能，从更广的层面上来说，也限制了我们对其同时代机制的了解。
如果我们因为德勒兹自己有过一段艰苦的童年，而选择从这一角度去看待他对于家庭因素的批判，我们则陷入一种盲目之中。这是因为在更大的层面上，我们忽视了社会、政治和哲学层面对于童年和家庭的建构。我们也未能看到很多其他可组成童年的机器配置。我们并不需要进一步研究，仅仅看看德勒兹的首要灵感源泉——年轻的文学教授皮埃尔・哈布瓦赫便会知晓，将理解停留在家庭层面还远远不够。
在《吉尔·德勒兹入门》（克莱尔·帕尔内于1988年至1989年之间拍摄的电视釆访系列节目）中，德勒兹讲述道：在来到诺曼底之前，他还一直都是一个百无聊赖的年轻小伙，学习成绩也不拔尖。但在这段时间内，他从其日常生活中跳脱出来，还遇见了哈布瓦赫（因为其健康欠佳而免于服役参战），这成了德勒兹求知欲的起点，并从此影响了他的一生。哈布瓦赫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兼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之子，其父为盖世太保所捕并猝于布臣瓦尔德。我们可以于此为之后爆发的事情做些铺垫：战争、友谊、疾病、健康和文学之间的联系在德勒兹生命的早期就已初现端倪。当我们依然驻足于德勒兹与其挚友漫步过的诺曼底沙丘之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最初点燃其思想火花的是文学，而不是哲学。虽然德勒兹显然谈不上是一位文学学者，但其哲学思考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文学的影响，并且，他对文学的旁征与其对哲学的博引并驾齐驱。德勒兹处理文学尤为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并非将文学文本视作生命的表象，而是将其看作生命的积极方面，对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在第四章再回头细说。他在诺曼底和哈布瓦赫的交谈助其形成了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文学与生命如胶似漆。顺便提一句，在诺曼底时，德勒兹和哈布瓦赫交流得十分热切，这不免让操心过重的房东太太设法提醒德勒兹与其双亲：哈布瓦赫可能有恋童癖。然而，没过多久，德勒兹对哲学的痴迷胜过了他对文学的迷恋。休战后，德勒兹离开了诺曼底，回到巴黎。即使高中头几年他还一直处于占领区的阴影之下，但他还是深受朋友与老师的启发，在他们的帮助下，德勒兹发现了哲学，还为之兴致勃勃，这都为其未来的事业奠定了基础。在德勒兹的描述中，一位名叫维阿勒的先生开设的哲学课开启了其哲学生涯。在他的课上，德勒兹立刻爱上了哲学，并将其视作毕生的挚爱：“当我获悉竟然有那类被称作‘概念’的奇怪事物存在，它对我的影响就如同其他人邂逅一本瑰丽的小说，其中的角色深深影响着他们。”如果哈布瓦赫是德勒兹早期灵感的一个源头，那么，维阿勒先生无疑成了其灵感的另外一个源头。德勒兹津津有味地回忆他们是如何一起走路上学、回家，他们一路上话语不停。“哈布瓦赫带领我浅尝了文学之所是，然而，自我上过第一堂哲学课后，我便已然知晓，这正是我以后要做的事。”尽管这次哲学的入门对德勒兹而言意义非凡，但有趣的是，德勒兹是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维阿勒班上的；与此同时，在卡诺高中教授另一门哲学课的正是莫里斯·梅洛一庞蒂。这不禁使人好奇，倘若德勒兹经由梅洛一庞蒂之手接触哲学，这位年轻人的未来又会有何不同。从德勒兹髙中的最后一年到其随后于索邦大学的哲学学习，有三个核心因素影响了他早期的学术生涯。第一个因素便是睿智，德勒兹的睿智得到了其身边人的一致认可，在他们看来，他十分出类拔萃。他的好友图尼埃声称，将德勒兹领进哲学也有他的几分功劳，因为是他将德勒兹带入了他的哲学课堂，德勒兹很快便徜徉其间。图尼埃回忆说，在课堂上，他与同学漫不经心地辩论，彼此间的论据就像“棉花或橡胶球”一样扔来掷去。一旦德勒兹参与辩论，他一张嘴就好似向他们砸来了“铁铸钢造的炮弹”。图尼埃写道：“我们很快就开始对他的天赋发怵，因为但凡德勒兹从我们的话语中抓住了一个破绽，他便会以此来暴露我们的平庸、愚蠢和溃思。”尽管图尼埃将德勒兹描绘成一个令人生畏角色，但他还是告诉了我们，德勒兹是如何成为这群青年学生的灵感之源：如果一个人从未知晓一种狂热的需求——要钻研得更深，要思考得更系统，要开发心智至臻，如果一个人从未体验过一种对绝对的痴狂热恋，那么，我恐怕要说，这个人将永远无法明白思考到底意味着什么。
通过图尼埃（后来也受到了其老师莫里斯・德·冈蒂亚克之邀），德勒兹才有机会参加玛丽·玛格德琳·戴维在巴黎外郊庄园举办的聚会，正是在这里，戴维女士举办了大量文化和政治色彩浓郁的活动。当时的德勒兹还在上高中，但在这里，他有幸接触到了当时赫赫有名的作家和哲学家，包括皮埃尔·克罗索斯基、让·波朗、乔治·巴塔耶和让一保罗·萨特。在这种环境中，年轻的德勒兹身上所体现的第二个特征便是自信与无畏。他似乎不大在意学科的层次体系，也不在乎哲学传统。在多斯的描述中，德勒兹总是抓住任何机会与老师和教授们谈论哲学，即使他当时还不过为一名高中生，他似乎可以自如地与年长他二十岁的克罗索斯基谈论尼采。德勒兹的同学、他随后终生的挚友弗朗索瓦·沙特莱回忆起另一个场景，即当着一位严肃又严谨的哲学史老师的面，德勒兹如何被要求去完成一次文本阐释，如何大胆而又精彩地将其陈述得让这位老师从愠怒到惊叹，最终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三个特征似乎在德勒兹早年就已初现端倪，那就是他决心要重塑思考的雄心。对于哲学史禁锢而非鼓励独立思考的方式，德勒兹早就不耐烦了。其次，他还认为，索邦大学的环境也过于幽闭，令人惶恐不安。“我属于一代人，”他说道，“也是最后几代人之一，我们或多或少都被哲学史的乱棒殴打至死。”但即使作为一个学生，德勒兹显然绝对不会让他自己被传统扼杀。据图尼埃回忆，德勒兹有着令人惊叹的重组之力，这让“教学大纲上所有陈腐的哲学经由他之手都焕然一新并萌发勃勃生机，它们的新生是如此的鲜嫩、难以消化还泛着些苦涩，以至于我们这群意志薄弱的懒骨头都落得仓皇失措，根本无福消受。”只有那些熟知其作品是如何成功的人才能见证德勒兹如何在这条令人稍感不安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他并未让自己惨遭“乱棒殴打至死”，相反，他挣脱了传统的束缚，在哲学的实践中收获了一份乐趣。其同辈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后来评论德勒兹时说道：“我所能给予他最大的称赞便是：哲学思考给他带来了真正的快乐和极大的安宁。”在德勒兹早年的生活中，我们亦能找到一些证据证明有一人和一些东西曾影响过他。尽管德勒兹随后会和那个男人划清界限，宽泛点说，他试图将自己抽离现象学，青年德勒兹明显受到了萨特的影响和启发。在令人窒息的传统之中，萨特作品的出现不仅让年轻的德勒兹如醍醐灌顶，其同时代的其他人也大多如沐春风。对于图尼埃和德勒兹那批学生而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的出版如同一颗流星划破天际：“亲眼见证一种哲学的诞生，我们真是三生有幸。”正如我们所见，德勒兹一直渴望拥有超越传统的思考，而现在，萨特做到了。萨特1964年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德勒兹满怀敬意地写道：“除了萨特，还有谁能说出点新意？”对于萨特《苍蝇》（1943）的首次演出、《存在与虚无》（1943）的出版和《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于1945年在现今俱乐部的发表，德勒兹将它们描述成“事件：通过它们，我们于众多漫漫长夜中学习思想与生命的身份”。事实也的确如此，二十岁的德勒兹在1945年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对萨特思想的大杂炫，名为《描述女人：性化他者之哲学》。德勒兹要求在编纂他的官方作品索引时将其早期作品除名，而它们也因此直至近期才开始受人瞩目。克里斯蒂安·克斯莱克认为，如果萨特在当时的名声如日中天，“德勒兹便是在其文化和时代所关切的事物之外，于一些黑暗的场所探测瓯穴”。其文化和时代光芒之外的瓯穴就包括亨利·柏格森关于直觉和记忆的著作，这些随后成为德勒兹著作的核心特征，但德勒兹探测过的其他瓯穴则依旧不知所踪。克斯莱克提到了荣格主义、约拿·马尔法蒂·冯·蒙特里奇奥与约瑟夫·玛利亚·胡恩-沃伦斯基的秘教和路德维奇·宾斯万格对于精神分裂、巫术和药物试验的研究。以上的所有人与主题都与德勒兹的研究有关，它们让德勒兹的研究更加接近一种无意识理论，而这些方面恰恰又弥补了为弗洛伊德理论所排除的部分。约书亚・雷米认为德勒兹的这些兴趣极有可能都来自戴维夫人的沙龙。戴维夫人自己就是一个“狂热的唯灵论者”，此外，她所举办的这些聚会也不乏大量秘教使徒与玄虚术士。在德勒兹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很可能是受戴维夫人之邀为马尔法蒂著作的法译本作了序言。作为十九世纪影响深远的秘术师，马尔法蒂仙逝之后，其著作也随即黯淡。可是，这篇序言连同其他文章都成了德勒兹日后要求移除的作品。该作品于1946年被法国一家名叫黄金格里芬的小出版社发表，从文章中可知，当时的德勒兹为马尔法蒂的“马特席斯”所吸引，该观念将个人与宇宙间的关系视作不可分割。在德勒兹的著作中，马尔法蒂的名字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故而，这不禁让人将这篇早期的文章视为“懵懂少年对神秘学说的轻浮兴趣”。即使大量在早期影响过德勒兹的人和理论都无名无姓，但克斯莱克却注意到了这些神秘的主题始终反复贯穿德勒兹的写作。注意到这些影响德勒兹思考的因素，便可解释与说明其后期著作中的诸多问题。雷米说道，在研究德勒兹后期关于内在性的理论时，将其早年学习到的秘术知识纳入考量，便能探察到更多细微之处；此外，通过了解德勒兹早年关于马尔法蒂和秘教的写作，德勒兹与瓜塔利在《千高原》中提到的巫术和暗中复兴的秘教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同理，如果我们将荣格也放入阅读德勒兹的公式之中，那么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讨论的无意识之意义则更显丰富。假若我们深入了解荣格的理论如何影响了德勒兹的思想，这一切也许会变得有意思，例如知道荣格是如何影响德勒兹早期关于受虐狂的文章，以及在其影响下，他和瓜塔利是如何于后期著作中将性征和欲望从精神分析的吊钩中卸下。回顾德勒兹的青少年岁月，从其孩提时代到哲学入门，我们务必要谨慎，不要过于简单地在其童年事件、早期影响和写作之间画上等号。
德勒兹关于记忆的设想受到柏格森著作的深远影响，德勒兹的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在面对一种更为丰富和多层次的存在之时，不要建构一种个体、线性的历史，也不要固执于一种肤浅而又有限的因果关系。
在《电影》两卷本中的一卷里，德勒兹写道：“记忆不在我们之内；而是我们自己辗转于一种存在一记忆之中，一种世界一记忆（world-memory）之中。可能记忆看上去像是按时间顺序编排的——“我的童年、青少年、成年等时期也的确是一个接着另一个依次出现”——但是，过去的确又是“一种概略；往事种种，均可一齐绽放”。
此处，他又援引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来证明自己的论点：“费里尼所言正表明了他是个柏格森主义者，‘我们于记忆中被建构，我们同时处于童年、青少年、老年和成熟期’。”对德勒兹而言，时间并非是按线性编织的；过去的存在如同白纸，如同圆环，邂逅现在，不断膨胀，不断收缩。于此时之中，在感知或记忆差异结构中的诸多重复时，我们的主体性恰好在这个过程中被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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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半
依德勒兹之见，我们也将看到，并不存在同一性之重复，但记忆的功能便是帮助我们建构一种连续感。故而，记忆包含允诺的能力，同时又具备限制的功能。
记忆就是一种先行条件，它可以允诺我们一种自我感，但又有可能封闭我们生成的潜能。这种可能性取决于我们是否将历史看作一种绝对的纪年体叙事，不论它是我们个人的过去，还是宏观层面上的历史。凡是如此，我们的主体性便囿于一条线性的轨道，于此，我们毫无逃逸的可能：“我曾有那般的童年，故而我现在应有这般境地。”
倘若我们从另一端出发将过去视为非线性的白纸，将其当作圆环，记忆和主体性便得到敞开，朝向相异且特异的轨道。只有忘记记忆之时（因为我们自以为了解它们），我们方能从规划界域的结构内逃逸而出。你的童年并非你的童年；你是世界之子。一个人的目标便是“成为一个属于自己诸多事件的孩童”。
如果我在导言章节曾问过我们应当如何“了解”德勒兹，那么，我觉得在这一章我有必要再次发问，我们应当如何富有成效地将其“忘记”。这种忘记并非一种否定，这绝非像鲍德里亚先前所宣称的那样去忘记福柯。
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理解德勒兹的一生和著作的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环就在于：如果我们尝试就事论事地去锚定德勒兹的生平和著作，那么，我们仅仅只是将它们窄窄地框定起来，于其中，我们还是一无所知。
诚然，读罢此书，我们便会发现，德勒兹自己的众多著作也都围绕于要将这类理解拔去。这是一种能动的忘却，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对此有所勾勒，毫无疑问，德勒兹对此也并不陌生，通过为现在和新鲜的事物腾出空间，它形成了一种“积极的压抑能力”，并为其带来了最佳状态。能动的忘却是一剂灵药，它消解了通过因果之链条将未来捆绑在过去和现在之中的同一性。通过“学徒”“友谊”和“实践”来隐匿并展露思考，方能让德勒兹忘却他自己，这也为思考创造了空间。这个空间并没有因纪年和个人的记忆之围而遭受界域化，相反，它肯定了记忆处于主体性之惯性重复所带来的强力结构之外。
最后，一种德勒兹式孩童的概念要求我们颠覆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并非技巧精湛的精神分析所能牵引出来的受压抑的记忆和幻想；相反，它产生于现在。“无意识是一种可制造的物质，它流动着，它是一片社会和政治的空地，有待征服。”
同理，童年的记忆并非复制品，恰好相反，它是此时此刻生成-孩童的一部分，它是可用于建构繁多配置的一种原始材料。我们再次于此听到了尼采的余音，正如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谈及的孩童一样，这个孩童能做骆驼和狮子所不能为之事：这个孩童给予忘却，同时给出一个新的起点以肯定作为真实创造物的生活。继而，我们可做出最初步的结论：孩童（或者说一个孩童）对德勒兹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但对他来说重要的绝不是他自己的童年，而是“世界的童年”。
德勒兹最终同意他就是一个孩童。这个不定冠词于此尤为关键。正如德勒兹所言，它拥有“超乎寻常的丰富性”，此外，从某种程度而言，德勒兹的批判性传记就应该是这个不定冠词的传记。它始于一个孩童。
本文出处：《吉尔·德勒兹》芙丽达·贝克曼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转自思庐哲学。
